四个教师的六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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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教师的六个十年





□ 本报记者 刘红雨

   




　　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老照片上的四个年轻人，是郑州师范专科学校图画科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分别是刘春省、任有生、罗时欣、张汝舟。
　　50年，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过去了，照片上的四个小伙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然而却为教育事业坚守了一生；他们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南省半个世纪的教育发展历程。
　　近日，面对记者，面对这张照片，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谈起了那些尘封已久的有关教育的故事。他们谈笑着、争论着，仿佛又回到了那洋溢着青春与激情的年代……
　　上世纪50年代
　　毕业
　　1958年的那个初夏，空气中想必一定充满了憧憬和期待。河南省新成立的郑州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这届学生是全国统一招生，毕业时在中南五省范围内统一分配工作。
　　在期盼中，同学们拿到了毕业证，学校宣布了每位同学分配的工作单位，一些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奔赴工作岗位的旅途。然而就在这时，河南省教育厅的一个通知却使还没来得及离校的40位同学留了下来——
　　“当时，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教育部通知举办‘全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展览包括总展厅和各省分展厅，并要求各省在省内举办相应的展览会。为办好这个展览，省教育厅通知郑州师专还没有离校的学生留下来办展览。”张汝舟说，“办展览对我们来说可是轻车熟路。毕业前一年，我们实习就是在黄委会举办了一个展览。办展览其实是个很好的锻炼，虽然工作量很大，也很辛苦，但是，图案、构图、布局等课本上学过的知识，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再提高，甚至比课本上学到的还要多。”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可谓是翻天覆地，教育取得的成绩无疑也是巨大的。所以，办这个展览我们都很高兴。省教育厅办公室董岐峰主任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展览的总体设计由我们的班长刘春省负责。展览在省教育干校搞，设计、施工工作都非常繁重。我们经常吃住在布展现场，白天黑夜连轴转，特别是到了后期，一遍一遍地修改，经常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了。忙碌着，转眼就到了1959年，省里的展出成功了，接下来就是去北京布展。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许多同学都陆陆续续离开，到分配的单位报到了。”任有生说。
　　“一天，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和其他四位同学去支援外省，到广西去工作。”罗时欣说，“我欣然同意了。”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上师范国家管饭，不用交学费。国家哪里需要咱，咱就到哪里干。”刘春省说，“那时我们这些同学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罗时欣、张汝舟、刘春省我们四个不但在郑州师专是同班同学，而且上郑州师专之前在开封艺术学校也是同一届的同学，感情很深。”任有生手里拿着照片端详着，“时欣要远赴广西了，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照的。”
　　在北京办完展览回来后，任有生被分配到许昌师专任教，张汝舟被分配到商丘师专任教，刘春省留在郑州师专任教。从那以后，省教育厅办的很多展览，董岐峰都是抽调刘春省去负责，而刘春省在列办展览人员抽调名单时总少不了这些老同学。

    上世纪60年代
　　火红的柿子熟了
　　1959年，刘春省到郑州师专报到的时候，郑州师专已更名为郑州师范学院。
　　我被安排到学校宣传部工作，负责郑州师院院报的总体工作。大跃进之后，全国粮食紧缺，学校为了解决师生的吃饭问题，我和许多老师一起下放到了学校的农场。在农场，我喂过猪、养过牛。
　　1962年，郑州师范学院与新成立的郑州大学合并，我被分配到郑州大学办公室工作。由于是新成立的学校，为解决教师子弟上学的问题，当年6月，我们几个上过师范的干部被派去筹建郑州大学附属小学，我担任副校长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并兼任美术、体育的科任老师。
　　从1962年到1966年，郑大附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教学质量、教师水平、教学管理等方面都跃入了郑州市一流小学的行列。这期间有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学校刚开办不久，有一个叫小宝的孩子很调皮。老师批评他，他都不听，上课经常捣乱，成了让全校老师头痛的一个孩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想，这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如果再不好好学习，小学的基础就打不扎实，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一定要改变这个孩子。下班路上看着郑大校园里的一棵棵柿子树，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一天，看到小宝在操场上，我就叫他：“小宝，到大队部来一趟。”在大队部，我问小宝：“你们班门口是不是有棵柿子树啊？”小宝说：“有啊。”我说：“小宝，你去数数，树上有几个柿子，回来给我说说。”本以为我要批评他的小宝一听是这事，高兴地跑了出去，一会儿回来了，说：“有7个柿子。”我说：“好，你看这柿子树在你们班门口，就是你们班集体的，柿子要是被小偷偷去了，是不是就受损失了？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由你来管理这棵柿子树。”我把一个做好的小牌子给了小宝。小宝一看非常高兴，上面写着：柿子树，负责人：小宝。放学后，我看到小宝在柿子树周围插了一圈栅栏，我帮他把小牌子也挂到了树上。
　　转眼秋天到了，树上的柿子成熟了，红彤彤的像火一样。
　　那天，要开全校大会，我把小宝叫住问：“咱们的柿子树上还有几个柿子啊？”小宝说：“刮风下雨吹掉了四个，还剩三个。”我说：“很好，可以摘下来了。”拿着这三个柿子，在全校少先队大会上，我说：“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三个柿子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咱们四（1）班小宝同学负责的柿子树上结的。小宝同学有恒心有毅力、做事认真负责，他负责的柿子树上的柿子一颗都没有丢，是不是值得表扬？”会后，我又安排学校的少先队报把这件事刊登了出来。这下，小宝成了全校的名人。大家都认识了有恒心有毅力、做事认真负责的小宝同学。从那以后，小宝再也不用老师批评，上课认真听讲、做作业积极主动，学习成绩大幅度提高。
　　从那时开始，小学校园里包括郑大校园里的果树，全部由孩子们负责管理。从此，果树上的果实，再也没有丢失过。到了收获季节，郑大后勤部门奖励孩子们，给学校分了很多水果，同学们乐在嘴上，甜在心里。
　　那一年，刘春省被评为郑州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后来，学校走上正轨后，刘春省被调回郑大党委宣传部，负责摄影、绘画、广播等工作。
　　

    上世纪70年代
　　一碗面条
　　“文革”前，任有生从许昌师专调到了郑州市的一所中学工作。“文革”期间，红卫兵把任有生在许昌师专时写的一本日记翻了出来。没想到，其中的一篇日记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是大跃进之后，粮食短缺。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发现孩子的奶奶和我的妻子，只把碗里的稀汤喝了，偷偷地把稠的留了下来，倒给了还在长身体的孩子的碗里。看到这些我百感交集，眼泪充满了眼眶，我也把自己碗里的稠的留了下来，给了孩子。
　　晚上我思绪难平，把这件事写到了日记里，在日记里我感慨道：“可怜的孩子生在这个倒霉的时代。”
　　就是这篇日记，成了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状，我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批斗。那时的天空是灰暗的，没人敢和我多说话，我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我们学校和郑大只隔着一条马路和一道围墙，老同学春省就住在临着路的一栋筒子楼里。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出来正准备回家，忽然听到对面楼上有人叫我，一看是春省。“有生，怎么这么久没见你，中午来家里吃饭吧。”我怕连累他不想去，可春省执意要我去。
　　到家里之后，孩子的姥姥给我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春省听了我的近况后说：“有生，以后要常来坐坐。”我说怕连累他们，以后就不来了。可春省和他爱人都说：“有生，你写的是事实，不要怕，事情会清楚的。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以后要常来。”
　　自那以后，有时我下班的时候，就时常听到春省在对面楼上喊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知道，他在关注着我。
　　没事的时候，我也去他那里坐坐，一起谈谈近况，谈谈绘画，说说艺术。在那个沉闷的年代，友情就像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贴心、舒畅。
　　任有生说着，感慨着。

   
　　组织安排的工作
　　都要认真做好
　　“我可真是到了天堂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里不用取景，到处都是画啊，可有机会好好画画了……这是罗时欣到广西阳朔后来的第一封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至今我还记得。”刘春省回忆道。
　　到桂林之后，我被分到阳朔县白沙初中教美术。刚到学校，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让我画一幅一丈多高的巨幅毛主席像。“我们在开封艺术学校和郑州师专两度跟随谢瑞阶、丁折桂、王峰等艺术家学习，绘画基本功还是比较过硬的。毛主席像画好后被竖到了进县城的公路边，过往的人都说画得好。一传十，十传百。满县城的人都知道白沙初中来了个画家，我一下子成了县里的名人了。
　　当时，作为广西重点文化项目的戏剧《刘三姐》正在排演。在学校工作没多久，我就被调到了阳朔县剧团。我们这些师范毕业生，在学校体音美文史哲都学过，我们的钢琴是河南著名钢琴教育家陆费如珍老师教的，可以说吹拉弹唱画，样样都拿得起。在县剧团里，我被任命为文工团艺术总指导。《刘三姐》排演结束后，我又被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
　　1962年，我接到禹县农村老家的来信，说我父亲患病去世了，村里很穷，很多人出去要饭了。家里人也都出去要饭了。我看后心里非常难受，真是想不通，我们在郑州师专上学的时候，我们学生的伙食费都是每月11块5毛钱，最好的时候一顿饭都有好几个菜。大跃进后，为什么人会挨饿？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也不敢说。
　　想着家里的情况，我很着急，就想回禹县工作，方便照顾家里。跟县里领导说了之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了阳朔中学，并莫名其妙地被安排当了政治理论教师。我想既然组织上让我当政治理论教师，那就是学校需要，我在师范也学过文史学科，我也一定能把这个课教好。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提出回禹县工作。不久，我调回了禹县，在禹县长庄乡高中我仍然被安排教政治理论。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由于工作认真负责，罗时欣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名政治理论教师。1974年省教材编辑室编辑政治理论教材，特意把罗时欣临时调去协助编写教材。到郑州后，罗时欣立即与老同学们联系。当时省教育厅正举办“教育革命展览”，刘春省、任有生、张汝舟几个同学又被厅里抽调出来搞展览。同学相见分外亲切，虽然天气阴沉沉的，但在当时的河南博物院门前，几位同学还是像当年毕业时一样照了第2张合影。
　　

    张汝舟在画室辅导学生画画。

    上世纪80年代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
　　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刘春省开始在历史系任教。
　　1978年，张汝舟调回了郑州，到郑州铁路第二中学任教。
　　同一年，禹州高中为引进优秀教师，开着车专程去长庄高中接罗时欣到学校任教。
　　1980年，任有生从中学调到了郑州幼师任教。
　　几位同学心中盼望已久的新生活开始了。
　　以校为家，
　　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
　　刚到郑铁二中，由于学校住房紧张，张汝舟夫妇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就挤住在学校教学楼的楼梯间里。
　　回到郑州，住房条件虽然艰苦了点，总算是离家近了。我老家就在郑州郊县荥阳，这解决了家里的许多生活困难，我心情很舒畅。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出于一个美术教师的责任心，我想多培养一些爱好美术的学生，于是就在学校办起了美术兴趣小组，画室就在我住的楼梯间楼上，辅导起学生来格外方便。
　　郑铁二中许多学生的文化课成绩都不好，学校高考成绩也不理想。虽然学校对我也没有要求，但我却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我的学生考上大学、考上美院。在美术兴趣小组，我要求学生没事的时候，就要来画室画画。我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画室，或辅导学生，或给学生画示范画。
　　在我教的几十名学生中，有两个学生文化课学习成绩特别差。曾经有位老师在私下里对我说，他们要是能考上大学，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我却发现这两个学生头脑特别灵活，语言表达能力也特别强。他们还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那时，每天吃过晚饭，我都雷打不动地到教室里教学生画人物素描，但是有一个难题却难住了我，学校没有经费请模特。就是这两个“差生”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每天都能说动周围民工、环卫工人、商店职员等各种人，到学校的画室里，免费当模特。虽然条件是要我给这些模特画一张画，我还是非常高兴。我画的画送给模特不要紧，因为我画完了，也给学生示范完了，学生学到知识了，画嘛，拿去就拿去吧。
　　就这样，张汝舟几年如一日，辅导学生画画。当高考的日子再次到来的时候，那两个“差生”，一个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一个考上了广州美院。
　　而那一年，张汝舟自己的大儿子也参加高考，他却没有时间辅导自己的孩子，以至于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去复读。提起这事，至今张汝舟的大儿子还对他有些“不满”。
　　在郑铁二中工作了5年之后，张汝舟被调到了郑州师专工作。
　　在郑州师专，张汝舟分了一套稍大一点的房子，家里的客厅、阳台却又成了学生的画室，为此他又受了老伴不少的唠叨：“我看哪，那画画比你的命还重要嘞。”
　　

    举办了画展，
　　当上了人大代表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郑州幼师，正如一棵历经寒冬、初沐春风的小树，虽显稚嫩，却一切都欣欣向荣。
　　郑州幼师当时只有我和冯自强两位美术教师，冯自强也是我们郑州师专的同班同学。美术对于幼儿师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程，我们两位美术教师的课是超负荷的。为了补回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我和冯自强在星期天、寒暑假总是背着画夹外出写生。别人问我们假期为什么不休息？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画画并不是工作，画画就是我的生活。几年下来，全国各地的山山水水我们都走遍了。1985年，我和冯自强与我们老郑州师专的另外三名同学联合举办了水彩画展，谢瑞阶、陈天然等老一辈艺术家都来到了画展现场，对我们的画作给予了肯定，谢瑞阶老师还欣然题词：学而后知不足。这是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989年，任有生以勤勉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业务水平赢得了学校师生的信赖，被推选为郑州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抚今追昔，任有生感慨万千。
　　把师生摄影展办到美国
　　1983年郑大新闻系成立之初，刘春省是该系第一位教新闻摄影的老师，后来又担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
　　新闻系多数学生都很喜欢摄影，许多学生的热情很高，但总是不得要领，拍摄图片时总是找不到感觉。这不能怪学生们，当时基础教育实行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多数学生没有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缺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为了拓宽同学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我开设了选修课程——水彩画。
　　从此，在郑大这所一直没有艺术系的大学校园里多了一群身背画夹、到处写生的“艺术生”。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选修课竟然促成了我和我的学生与美国一所大学的一段缘份。
　　那天，我带领学生正在金水河边写生。忽然来了一个老外，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我们画画，他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临下课，他还问我们下次在哪里画画。我们告诉了他。此后他竟然天天来看我们画画，慢慢地我们熟识了，原来，他是郑大的外聘教授，名叫汤姆，来自美国沃希托大学。一次，汤姆提出请我到他的住处坐坐。我们年龄相仿，谈得很愉快，汤姆提出希望购买我的画，以及我的学生们的绘画习作。我和学生们说了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友谊，我们卖得很便宜，一共卖了100多元钱。
　　以后和汤姆交往就逐渐多了，有时我们上摄影课，汤姆也会不请自到。
　　通过培养学生们的艺术素养，同学们的摄影作品质量有了不小的提高。学期末我带着学生外出摄影实习。回校后，我们在校园里举办了一个摄影展。这次，汤姆照例不请自到，看了我们的影展之后，他竖起大拇指，大加赞赏。他说，应该把中国教授和学生的作品拿到美国的大学去展出，让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看看高超的东方艺术。
　　汤姆想到就做，积极联络。在他的一手操持下，1988年，在当时的郑州大学校长车得基访问美国时，“中国郑州大学·美国沃希托大学师生摄影作品交流展”在美国沃希托大学开幕了。
　　上世纪90年代
　　退休
　　退休后，张汝舟一直坚持创作，他注重吸收新技法、新观念，他的水彩画作品不断在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美展上拿大奖。
　　现在，张汝舟患有严重的特发性震颤症和干眼症，手经常震颤，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我右手颤抖得不能拿笔了，就用左手画；左手也颤抖得不能拿笔了，就用两只手握住笔画；只要我能动，眼还能看得见，我就会坚持画下去。”张汝舟说。
　　近日，河南省美术馆提出要收藏张汝舟的画作。就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张汝舟依然承诺要捐赠给该馆一批作品。
　　任有生退休后，也没有停止水彩画的创作，他时常到刘春省和张汝舟家里，对他们的创作提出直言不讳的建议和意见。
　　罗时欣退休后，又拿起了画笔，他的国画在禹州市很有名气，许多人慕名向他求画，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都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
　　刘春省退休后，一直在画国画，河南电视台、郑州日报、郑州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对他的国画艺术都作过报道。他还时常应邀到一些单位讲授国画绘画技法。目前，他已出版了4本画册。
　　

    新世纪
　　新希望
　　进入新世纪，几位老同学都已年近八旬，人老了，他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在郑州的3位同学经常聚会，见面时，他们总爱谈论各自对对方作品的意见。
　　有一次，几位老同学相约到美术馆看展览，他们边走边谈论各自对展出作品的评价和意见。他们这种直抒胸臆，有什么意见就说什么的讨论，竟吸引了一群前来看展览的美术系学生。他们跟在这些老人的身旁，侧耳倾听着，对他们相互之间的直率惊讶不已。年轻人好奇地向他们询问、请教。他们告诉这些年轻人：“做朋友和做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要率真，永远有一颗童心。”
　　教师节到了，中秋节也快到了。这些老同学们有一个心愿，就是什么时候和罗时欣同学一起再照一张像当年一样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