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兰师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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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兰师附小 (上）

水天中

三哥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学》一文引起亲友的极大兴趣，也使许多即将沉入遗忘黑洞的生活片断浮上心头。我沿三哥的回忆脉络，继续写了一些我记忆中的人和事，作为接续半个世纪前小学生活链环的尝试。



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出自兰州师范附属小学，在我之前有大哥天同、二哥天明、三哥天浩和姐姐天长，在我之后则是弟弟天达、妹妹天光和小弟弟天行。堂兄妹中也有好几个在兰师附小读书，而最后进入这所学校的应该是我的大女儿潞潞，但她进校时兰师附小已经迁址，且更改校名为畅家巷第一小学。从历史环境和时间顺序看，我似乎处于中间阶段。我进学校的时候二哥已经毕业，三哥是引领并监督我上学的人；堂妹天聪是我同班同桌的同学，我们曾共用一套课本；我担任学校校刊记者的时候，天达弟便是我的耳目，他为我提供许多信息，有一些曾引发轩然大波，致使有老师对我说：“我真佩服你的新闻鼻子！”殊不知此“鼻子”正是我的弟弟；妹妹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已在五年级，我经常把她带到课堂上，给她各种东西吃，惹得老师同学发笑。



而我和姐姐是并肩走进学校的—我们穿着款式相同的新衣服，姐姐拉着我的手去幼稚园。有一次在幼稚园玩耍时姐姐摔倒，摔断了她的玉石手镯……这都是听妈妈说的，我自己一点也没记下幼稚园的生活。只记得那是一间很大的教室，里面有一张低矮的大桌子，周围有二十几个小木椅，靠窗摆着一排厚厚的木板削成的洋娃娃。幼稚园附属于兰师附小，上完幼稚园后开始上一年级。



上一年级以前妈妈教我识字并写字，使用的是“石板”。那是一块有木头镶边的，又光又薄的石板，拿细细的“石笔”在上面学写我刚认识的几个字。并在石板木边上写上我为自己起的名字—水天中，因为我觉得父亲为我起的名字太难写，便随意找到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字来代替。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以“水天中”报名注册了。但学校里已经不用石板和石笔了，我的书包里装的是正方铜墨盒和“青山挂雪”毛笔。



从哥哥们的口中，兰师附小的一切，早都耳熟能详，例如从早上上学到下午放学的规矩，在哪里找水喝以及哪个老师有什么嗜好和毛病之类。因此，当第一堂图画课走进来的是牛老师时，我大惧。这个老师叫牛宜生，以善于打板子出名。打板子者，用两寸宽，一尺、二尺或三尺长的木板狠打学生手心之谓也。现在想起来，并不是那时候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凶狠，而是他的木板狠打学生手心之谓也。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老师绝不比现在的老师更坏，而是那时候老师们的生活十分单调无聊，使劲儿打学生是他们唯一感到刺激的事。所以他们打起学生来都极其投入，绝不敷衍了事。牛老师常对顽皮学生宣告：“我叫牛宜生，你们就是牛，我，就是治牛的医生。”第一堂图画课果然极其肃静，他背着双手在课桌间来回踱步，那根有名的板子一直在他背后摇晃。他让大家画一个“大轮船”，但没有任何样本和提示。四十多个小孩赶紧低头去画那个从来不曾见过的大轮船。等到他一一看了大家的作业，在讲台上站定了，大声宣布：“水天中画得最好了”。我反正不记得在这个大轮船之前我画过什么画，从此我知道了我可以画些什么，所以对图画课总怀有期待。但后来碰上了一个姓严的年青老师给我们教图画，他一表人才，面相明朗，但对小学生的冷酷无情，远在牛宜生之上。他在图画课堂上巡视，信手夺过小学生正在画的图画作业本，看过之后一句话也不说，狠狠地把图画本摔在学生的的脸上。他对我当然也不例外，这使我对图画课兴味大减，在好几年里，我对画画的兴趣只在图画课之外。



第一堂算术课也忘不了。给我们上算术课的是瘦小的刘子昇老师，听口音大概是陇东或者天水一带的人。他走上讲台，问大家会不会写“洋码字”（阿拉伯数字）。于是有许多同学举手，我们之中最勇敢的走上讲台，踮起脚在黑板上写出1，2，3，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走下讲台。刘老师问大家：“谁能再往下写？”这一次只有三两个学生举手了，他让其中一个继续写，这位同学写出了4，5，6，7，8，9，10，我们一齐惊叹。刘老师又问：“还能往下写吗？”这次只有一个学生举手了，这位同学从11一直写到23，拿着粉笔想了很久，在绝对静寂中走下讲台。在检验了一年级学生的算术水平之后，刘老师开始讲阿拉伯数码、汉字数字的对照，最后还教我们认识一种商家记帐用的数码，那可是太难认了—“三”写作“川”……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种数码的写法。



国语课一开始是教注音字母：ㄅㄆㄇㄈ万、ㄉㄊㄋㄌ、ㄍㄎ兀ㄏ、ㄐㄑㄒ……虽然我在上学以前就认了不少字（那是妈妈从装满方块字卡片的盒子里拿出让我学的字，插在一块绿色的金属板上教我的），但在国语课上，我仍然跟着同学一字一顿地大声读我早就认识的字：“开—ㄎㄞ—开……”。学会注音字母并没有使我在国语课上感到方便多少，但到十多年之后的1952年夏天，我在陕西长安农村参加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为当地农民“扫盲”。我发现自己是最熟悉注音字母的人，便荣任扫盲教员的教员，为其他扫盲人员教注音字母。



与后来的语文课不同，我们在国语课上要集体大声朗读课文。老师教给我们几种朗读的腔调—“慢读”，“快读”，还有“美读”。这实际上是一种“唱腔”，例如“慢读”的调子像是56.1 65 65 432—5222165—……常常是在寂静而沉闷的夏天，从教室里传来这种舒缓、悠长而又显得有一点苍凉的读书声。那是一代代老师和学生传下来的，传递着远离中原的学子对诗文的赞美和咏叹。也许可以从那种朗读调子中，追溯古代秦陇高原长调民歌的调性。



到三四年级以后，增加了“童训”课，即童子军训练。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联系的课，包括一些好玩的内容，如野外生存知识，结绳、营火、搭建帐篷、用绳索渡河、在森林和夜晚辨认方向、连跑带走的“军步”等等。作为童子军，我们穿棕黄色带有各种饰物的童子军服，短袖短裤，戴船形帽（哥哥们当童子军的时候，戴的是圆形宽沿遮阳帽），手持“军棍”—那是一条长约四尺的木棍，可用于扛负重物，跳越障碍，维持秩序，特殊情势下用于自卫。但以其形若乞丐之木棍，被冠以“打狗棒”的恶名。童子军活动来自国外，但加入了中国文化因素，例如以“智仁勇”为中国童子军的最高箴言。“童训”的重点是课外训练，其高峰是一年一度的露营活动，届时各校童子军齐集郊外山林野地，大家住宿在帐篷里，白天进行爬山、竞走、野炊比赛，晚上是营火晚会。可惜妈妈从不让我参加露营，只让人带我去参观，在那里听同学们述说他们的冒险经历而艳羡不已。



学校生活每天第一件事，是早晨的升旗典礼。穿着黑布制服的男生和穿着阴丹士林蓝布袍子的女生整队排列在操场旗杆下，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目送“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缓缓升上旗杆顶端。到下午放学时，又集合在旗杆下，高唱《国旗歌》，看着高年级值日同学把国旗降下旗杆，卷起来交给老师。我们每天早晚唱那两首歌，但都不知道“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和《国旗歌》中大部分歌词是什么意思，最让我们莫名其妙的是“ci-er-duo-shi”、“si-ye-fei-xie”以及“mo-tu-wu-jin-gong”这几句歌词，有同学说那是英文。我是长大以后才知道歌词是怎么写的：“咨尔多士……夙夜匪懈”，而“mo-tu-wu-jin-gong”者，“莫徒务近功”也。



升降旗之外的例行重大活动，是每星期一早晨的“总理纪念周”，它比升降旗更郑重。在低年级教室那个大院里临时挂起彩色印刷的孙中山遗像，还摆上一瓶假花。全校师生面向“总理遗像”整队肃立，唱国歌，向孙中山像鞠躬，校长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然后是“默念”三分钟，大家低下头，一直等到校长说：“默念毕”，这才抬起头，喘口气，一阵咳嗽和擤鼻涕的声音。在“默念三分钟”的时候，我总想四下窥视，想看看人们都在做什么，特别是想看看校长和老师们在做什么，但校长脸朝总理遗像，我只能看到他微躬的脊背。总理纪念周最后一项是校长讲话，一般是鼓励我们刻苦读书。但也有因应时事的即兴演说，例如1945年学校准备“春季旅行”的时候，有消息说盟军占领柏林，希特勒下落不明……校长讲了攻占柏林的重大意义，兴高采烈地作出预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按时参加升旗仪式是对我严酷的考验。我总是早上睡不醒，因此常常迟到。走在上学的路上，在陈家湾子一带，就听到齐唱国歌最后几句：“……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眼看着国旗缓缓升上旗杆。又迟到了！进校门，迟到的学生低头排成一列，等候老师发落。我们挨个儿说明迟到的原因：“家里的钟坏了”，“路太远”，“昨晚做功课睡得太晚”……这一类谎言必然遭老师揭穿。被罚背诵《青年守则》，十几个迟到的孩子以低沉的声音念：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而那些不怀好意的同学远远地看我们的热闹。


上课前各班学生要在教室门前排队，是按座位前后纵行列队，值日生站在教室门前喊口令：“立正—向前看齐—手放下—进！”当他喊出“向前看齐”的时候我们双手伸向前面同学的双肩，他喊出：“手放下”，我们立即放下双手，然后依次进入教室。教室里的座位按照身材高矮从后到前，我刚到一年级的时候年纪最小，坐在最前排。在后面座位上往往是几个女生，她们年龄大，身材也比我们高。我曾因不服一位女同学在打扫教室时给我的分工（每次轮到我们打扫教室，她总是叫我去倒痰盂、涮痰盂）而和她打架，她大叫:”碎仔儿，还打人呢!”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差一点被她一把推倒。


我上学没几天，就碰上日本飞机对兰州的轰炸。上课的时候响起刺耳的警报，老师夺门而出，惊慌失措的小学生跟着往外跑。我背书包的时候没注意书包口朝下，新买的课本和作业本撒落在路上。几百个小学生乱叫乱跑，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后面喊：“谁的书掉了！”我只顾往家里跑，回到家才发现我的课本丢得一干二尽。国难时期印刷困难，整整一学期我没有课本，这大概是我求学路上第一件倒运事。



真的，倒运事接踵而至——老师挑中我代表班级参加全校讲演比赛。全校师生一排排坐好，讲演比赛开始，我作为一年级代表第一个上台演讲，台下是鸦雀无声的老师同学。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那么多陌生人前登台讲话，我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开始讲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讲的题目……”？我竟然想不起背得烂熟的讲稿题目，台上台下一片寂静，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一直到校长让我走下台。我的羞愧延续了整整一年，挑我去讲演的老师大概比我还要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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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兰师附小 (下）

水天中

日复一日的上学放学之间，每年有一段不平常的日子，那就是兰州师范的毕业班学生来实习。进入各年级教室的实习老师，以不同的容貌、打扮、声调和做派，打破了使人麻木的学校节奏。他们每个人进入课堂，都准备好了推陈出新的表演。而在教室最后面，实习老师的老师们正气凛然地坐在那里评量他们的表演。实习老师往往拿出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例如一个实习老师在音乐课上告诉我们，在法国，在巴黎，听音乐会，要叫“再来一个”的时候应该喊“Encore”！于是他转身以四分之三的侧面站立，稍稍扬起头，以最优雅的姿势喊了一声“Encore”，使我们无限神往。而在图画课上，实习老师叫同班同学王克勤站在讲台边，让我们把他画出来，说王克勤就是你们的“模特儿”。



实习老师毕竟也是学生，他们与我们在感情上距离较小，特别是女同学，喜欢和他们开玩笑。有一位注意仪表的实习老师，在梳理得十分整齐的头发上总要擦上很多油（凡士林），意态轩昂地在操场边漫步。我们班上最活跃的女同学马亚莲，在手帕上撒上厚厚一层黄土，悄悄走到实习老师身后，突然把手帕盖在他头上……我把这写入当天日记。没想到级任老师曾孟华先生在讲国语课之前，朗读了我那天的日记。读到马亚莲在实习老师头上撒土的那几句，抬起头来看看大家，读完以后举座愕然，但曾老师只是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啊，啊”—他讲话中间常常插进“啊”。



曾孟华老师给我们上国语课，也是我三、四年级的级任老师。他和善而严肃，可以说是“温而厉”吧。他常年戴着一付茶色眼镜，讲课言简意赅。遇到课文中深奥的词语，往往要停下来：“谁知道什么意思？”这时候常常是坐在最前排的我，和坐在教室对角位置的杜景桂举手。曾老师一边点头一边说：“遥遥相对呀，啊，又是遥遥相对呀！”。杜景桂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同学，坐在教室最后排，他来自外县，沉默好学，有一双大眼睛和圆圆的脸庞，离开兰师附小后再也没见过他。



另一位给我上过国语课而又是级任老师的是刘镇江先生，他喜好文学，我们去他房间交作文本的时候，总看到他在埋头读书。想起他，就会想起那种竖排的《史记》，那是他常读的书。他第一次翻阅我的作文本，问我：“你平时看什么书？”，我答什么书都看。他又问：“你看过《金鸭帝国》吗？”我答，看过。他再问：“谁写的？”我答，张天翼。他说：“嗯，好，好”。他讲鲁迅，说到“鲁迅笔法”：“什么是鲁迅笔法？告诉你们，水天中说话写文章就有一点鲁迅笔法”。有一次上课讲到古语“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说人到这种境地，才能做好学问。“你们该动的时候不动，该静的时候不静……我看只有水天中差不多了”。但我在刘老师心目中大概留下矛盾的形象，他曾因我在自习时在教室里胡闹，在邮票上给蒋委员长画上眼镜、胡子而“开除”了我。后来多亏堂姐天竞带我去向他认错赔礼而免于“开除”。

在我毕业前，刘老师如愿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兰州小沟头街上遇到他，我向他鞠躬，他很高兴地说：“听人说你学了美术，真没想到……也好啊，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虽然他曾以他所能作出的最严厉方式处罚我，但我一直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学校里还有几位颇具特色的老师，例如多才多艺的丁少汤先生，他是榆中人，我毕业时他以杜甫忆李白诗中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题赠，我至今思之有愧；还有以“亡国奴”为口头禅的王老师，我们背后叫他“亡国奴”—每当他看到我们令他失望的表现时，就会来一句“亡国奴！亡国奴的高帽子已经戴上了！”那是抗战时期，“亡国奴”是很严厉地斥责了；讲课风趣而风度翩翩的段老师也令人难忘，他总是笑容可掬，他来上课学生绝对不会打瞌睡。上课时他时常拿出带表链的金表来瞧瞧，然后咔嗒一声合起来，装进西服口袋；而贾让先生对学生体罚的花样翻新和在教学工作中的灵活机智同样有名气。他评点我的图画，说我画画有一股“气”贯穿于画面中。有一年他训练我的讲演姿态，对我的声调高低到抬手动足，都作了精心设计。讲演比赛后他大失所望，因为虽然我获得奖励，但完全没有按照他设计的方案在台上行动。

    我大概给许多老师留下矛盾印象。从四年级开始，我每年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使学校作文比赛失去悬念。但我在每学期的班级总结中，少不了被批评几句。就在刘老师开除我的那个学期总结时，他对我作如下评价：“在课堂吵闹，给同学起绰号，应记过！学艺会上一次为班级争得两个冠军，应记功！功过相抵，就算了”！但有一次我竟然获得全校“优秀学生”的桂冠—在三年级（四年级？）学年结束时，全校师生大会奖励的优秀学生是“刘家弟兄”（记不清楚了，也许是陈家、李家……）和“水家姊妹”。水家姊妹者，水天长、水天德以及水天中是也。这几个受奖学生确实是各门功课全优，老师们赞不绝口的人物，只有我常常让老师皱眉。我后来猜想，把我加进优秀学生，也许是校长或者哪些老师心血来潮，要在年度奖励中变变花样，于是我成为“三金”（金银铜）中的铜而忝列其中。



我的好朋友齐绍勤，是刘老师常夸奖的学生，只有他能从头到尾背诵吉洪诺夫的《苹果树》。《苹果树》是刘老师为我们指定的选文，写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的俄罗斯人生活与心情，是所有选文中最长的一篇，没一个同学能像他从头背到尾。当时兰州著名的“皇宫照相馆”，就是他们家的产业。我们用赤血盐、柠檬铁配显影液洗相片玩的时候，齐绍勤曾偷偷打开他父亲储存感光材料的大柜子，打开大纸盒，揭开层层黑纸，拿给我们一大叠高档印象纸。当然，那几十张印象纸一张照片也没能印出来。



一同洗相片的另一位小朋友是周仲远，他是兰州一中教师周戒沉先生次子，周戒沉先生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娶广岛姑娘为妻。同学们在背后叫周仲远为“小日本”，但他听了也不太生气。我们常在一起玩，从洗相片、开图书馆到辨识天上的星星。中学时再次同学，后来他进入医学院，退休后住在西安。我们维持了最长久的联系，进入古稀之年后还互通电话。



王志宏也是我比较亲密的同学，他入学较晚，刚来学校和大家不熟悉，我给他一些山楂糕吃。后来因为爱好作文而和我兴味相投，虽然每天在一个教室上课，我们也书信往来不绝。他父亲是兰州农业学校的老师，我们曾在农业学校长满苜蓿的园圃里玩耍，他还在煦园醉棋亭前唱戏。后来他成为《甘肃日报》的名记者，六十年代前后，《甘肃日报》上经常有他写的长篇报道。多年不见之后在兰州见面，他和刘镇江老师一样，为我不学文学而学美术大感意外。文革前两年，他作为甘肃日报记者站负责人常驻平凉，我们在泾川玉都社教工作团见面。地委宣传部一位领导郑重其事地问我：“王志宏是你小学同学？”我说是啊。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努力呀，你看人家都是中干了！”我心想，不挨斗就谢天谢地了，哪能想什么“中干”。



在醉棋亭表演秦腔的另一位同学叫吴峻崘，他有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但最爱扮演花脸。王志宏演《游龟山》中的小生田玉川，念过道白“待我躲在龟山后面”，闪身拐进醉棋亭后。吴峻崘上台了，他演“火焰驹”中的花脸，高喊一声“胯下的火焰驹……”，忽然想起他的角色行当，跳下台阶，抓起一捧黄土抹在脸上，再跳上醉棋亭台子接着唱“胯下的火焰驹四蹄生火”。坐在小池子砖砌围栏上看表演的我和王志宏，笑得差一点掉进有深水的池塘。



1965年前后，在平凉和王志宏回忆小学同学。他说有一年去安西采访，半路上汽车抛锚，他在路边养路段小屋一块黑板上，看到养路工吴峻崘的名字。他问养路段的人，这个吴峻崘是不是有一点跛腿。养路段领导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想见久别的同学，养路段领导说，他们几个工人到几十里外的路段修路去了。王志宏说那天刮大风，风沙中的兰新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抗战时期，有许多沦陷区的学生随父母撤退到兰州。我们班上就有好几个河南、山东、山西孩子。一口河南话的王丰然朗读课文：“风啊—风啊—我问你，你到—哪里去……”他的朗读使全班孩子乐不可支。经受过日本人统治的同学，给我们讲日本兵的打扮、行为，让我们听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东西：“挺威风的……他们喜欢小孩，我吃过日本糖呢”。来自山西的张凝俊矮小而机灵，常和我串通一气在小同学中间恶作剧。他和张本煦在同乐会上的保留节目是“日本话表演”，他俩一个说日本话，另一个翻译成中文，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张凝俊后来进入解放军后勤学校学汽车驾驶，1952年春天，他写信给我说某日某时他将开卡车经过长安县，我在盛开桃花的兴国寺公路边等他。看他跳下军用卡车，我真是高兴极了。他模样一点没变，只是显得严肃而且正经，以至于我虽然想起小时候许多好玩的事，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提起来。



兰师附小的创建早在清末民初，校舍陈旧深广，代代师生积累流传着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其中最使我们感兴趣也最使我们毛骨悚然的，当然是那些闹鬼的故事。学校里的许多角落，都有一段妖魅阴魂在夜阑人寂时显形的记录。有一个面色阴沉，长年穿一件褴褛的灰色长袍的老教师，虽然总是不苟言笑，但孩子们一见他出现，便都噤若寒蝉。因为据说他曾经多次亲历那些男鬼和女鬼们的恶作剧。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听见锁闭的教室里传出奇怪的声响，仿佛是一伙学生在说话，但说的全是几十年以前的事。老教师大恐，搬桌凳顶住屋门，大呼“老茶房！老茶房！”──老茶房是一个烧茶水的老校工，他是当时在学校住宿的两人中的另一位。等到茶房点亮灯笼赶来，这个老师已经声嘶力竭，汗下如雨。而对面那一排教室确实门窗锁闭，空无一人。从这个院落通向水房的是一条弯曲、狭窄、黑暗的过道，我们课间去水房找水喝，走到这个小道里，常会听到高年级同学怪叫“老茶房”！我们便吓得失魂落魄逃回教室。



高年级教室通向师范学校的拐角处，有一座建在高台上的“钟塔”。那是高台上的小亭子，亭上悬挂着一口铜钟。兰州师范上下课不像我们小学那样摇铃，而是以洪亮的钟声为号。上高台敲钟的校工，要小心走上几十层狭窄陡峭的台阶，才能上到钟塔小亭。钟塔的形制窄小而高耸，显得有点怪异，传说很早以前有人吊死在钟塔上。有一个乡下来的高年级同学说，他在天亮前看到过有黑影悬吊在钟塔小亭上。这种传说被老师斥之为“活见鬼”，他解释说那是师范学校的老校工起大早收拾断了的钟绳。但有好多同学不信老师的解释，他们说那个乡下学生在斜照的下弦月光下，看到那个黑影的白牙齿。



那时学校实行清晨“划到”，每天第一个在教室黑板上写下名字的学生可以得到老师的表扬。于是小学生们争先恐后提早到校，在冬天，常常是天不亮就已经有许多学生赶到学校了。姐姐告诉我，她有一个同学在天亮前五点钟的时候来到学校，校门还没有打开，于是一个人从兰州师范的校门里绕进来，穿过正对师范学校大礼堂的那条有高大柏树的甬道时，看见大礼堂的门半开着，讲台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走到离礼堂门不远处，看到台上直挺挺地站着一个脸色惨白，面无表情，披长发，穿大红袍子的女人正向他凝视。这个故事比“老茶房”更吓人，以致在那个冬天不再有小学生敢于在黎明之前上学划到。



20世纪40年代的小学生活并不都是有趣的，三哥已经讲过严冬清晨去学校生火的艰辛。冬日的严寒和夏秋的泥泞，是我们上学时最难应付的痛苦考验。那时候兰州冬天气温远比现在要低，黄河每年冰封，我和弟妹手、脚、耳朵上年年生冻疮。按现在标准看，我们的教室简直是冷藏冰库，写字必备的铜墨盒冻成冰块，必须放在教室里的火盆周边烘烤让它融解。毛笔要插入领口或者袖口，不然它就变成“冰锥”。进中学后读《送东阳马生序》，对宋濂写他求学时“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等文字感同身受。而夏秋雨季，通向学校的道路在雨水中成为深达小腿的泥沼。淋着雨，提着布鞋，在泥水里跋涉，是雨季小学生的标准形象。在夏天，虽然老师布置每人带一瓶水上学，并告戒不要喝生水，但大木桶里悬浮着泥沙的黄河水，仍然是多数同学的主要饮用水源。



比严酷自然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老师对学生的体罚，写错字、算错题以至课堂自习时讲话……大大小小的错误都可能“挨板子”。挨多少，挨多重，挨什么质料和规格的板子，以及打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就看老师的心境和习惯爱好了。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学生受老师痛打，该生不服管教，夺过老师的板子扔到窗外，然后逃离学校，无影无踪近三日。后来听说那个小学生逃离学校后，乘羊皮筏子渡黄河到雁滩，藏匿于雁滩农业试验场的果林菜田中，以鲜果青菜河水度日，三天后平安归家。这一事件影响及于校外，但从此以后老师体罚学生的程度大大收敛。我不适应集体行动，不喜欢老师管束，所以我当小学生的时候，一直在幻想什么时候可以不再上学。



那时候学校按保甲制度推行学生自治活动，整个小学称作“儿童实验县”，一个班是一保，班内的每一纵行叫做一甲。“儿童实验县”相当于后来的学生自治会，它是有县长的。在我记忆中，好几年都由一个叫“孙仲谋”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县长，他是那种挑不出毛病的好学生，相当后来的“三好生”，门门功课考高分，运动场上拿第一，行为举止无懈可击。“儿童实验县”不但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而且有一个纠察系统，总纠察长领导各保的纠察股长，有权监督和纠正全校学生课内外的行为举止。我姨娘的亲戚，小名“毛娃子”的同学，就是当时的总纠察长。小同学打架的时候，如果毛娃子走过来，大家会乖乖地散开。毛娃子曾以控告我们的王老师而威名大振，王老师批评纠察股的作为，结果被毛娃子以“破坏自治，专制魔王”罪名告到校长那儿。毛娃子后来参加人民解放军，任某部参谋。五十年代见到他的时候，他已不再讲兰州话而操湖南腔，那是部队首长熏陶渐染的成果。


我入兰师附小的时候，校长是师让先生，后来由赵培元先生当校长。到我毕业前，秦振镛先生接任校长。有一年甘肃省各界人士去榆中兴隆山公祭成吉思汗，我随父亲前往看热闹，和省主席郭寄峤，兰州市长孙汝男坐在一辆车上。郭寄峤开车，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贯和蔼的孙市长和我坐在后排。路上市长问我在哪上学等等，还说你们换了校长，“你觉得赵培元好还是秦振镛好啊？”作为一个小学生，我确实不知道两位校长差异何在，更怕我的信口开河对两位校长中的哪一位产生不利影响，便回答说：“两个校长都好”。市长边微笑边点头说：“哦，都好，都好”。显然他一眼看破了我笨拙的小心眼，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当时我就想，如果让我讲与小学生有直接联系的任教老师的看法，我一定会告诉他哪个老师喜欢用拧起来的粗绳打人等等。




兰师附小原名一师附小（三十年代甘肃全省中等学校按序排名，兰州师范是第一师范学校），始建于民国二年。学校校门本来在校园西南角，到我毕业的时候，学校校门移到东南往兰州师范和一中去的路上。新建的教室以规整的南北向排列，打破了老校舍的四合院格式，开朗而平板，一览无遗的新校舍扫清了代代相传的神秘。到1949年以后，兰师附小的一切都变了，学校里有了一种新的气氛。往昔的学校结构以及由那种结构决定的教学秩序显得散漫、自由、简单，也较多随意性。那是有许多“空隙”和较为“松动”的环境，有许多不确定性，有较多个人选择的可能。新时代的学校远比过去要严整、完备和复杂，小学生有了新的欢乐和新的担忧，当然不会再为当年那些原始的低级恐惧提心吊胆。而老师们的生活和工作比过去更加生气勃勃，思想上的散漫杂乱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新的，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的高层次的严肃、紧张、活泼以及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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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的小學生活

——記憶中的蘭師附小

水天浩

    我上小學時是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距今已逾七十多年，當時的大部分人和事已經淡忘，留下來的只是一些回憶的碎屑，但這些碎屑對我卻是意味深長。
   
    我家的兄弟姐妹都是從蘭州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簡稱蘭師附小）開始上學的。但大哥天同上小學時，校址是在蘭州新關的馬祖廟。到二哥天明上學時，蘭師附小已經搬遷到蘭州城南的小溝頭。當時的蘭師附小是蘭州最著名的小學，歷史最老，校址最大，人數也最多。正如當時民謠對蘭州幾個學校特徵打趣性的描寫：“一中土匪冷師範，工業學校織布又紡線，農業學校挑葱又賣蒜，一師附小作模範”。我們上蘭師附小，多少有一點自豪。
   
    蘭師附小位於蘭州東關小稍門外，學校西接小溝頭，北鄰暢家巷，西南的小街叫碱灘，那裡有一家秦腔劇團——文化社，有時在校門外的場地上舉辦社戲，鑼鼓喧天，人頭攢動，煞是熱鬧。學校東邊依次是蘭州第一師範學校、制呢廠和蘭州第一中學。蘭州制呢廠是左宗棠興辦洋務時創辦的，有一座巨大的磚砌煙筒，經常冒著滾滾濃煙。

    蘭師附小往南距我家所在的顏家溝較近，從顏家溝往北步行二十分鐘的路程，從楊家園經過陳家灣的莊稼地和基督教青年會，遠遠就可以看到學校的校舍，但是這段高低不平的田野道路，在下雨天卻是泥濘不堪，令我們對雨天上學印象深刻。
   
    學校的校門坐東朝西，門內的傳達室有一位被稱為“贺爺”的傳達員，他說話很不清楚，據說原本是清朝的太監出身。進校門是寬闊的大操場，穿過操場由西向東的校舍，依次是初年級（一、二年級）的“西院”、中年級（三、四年級）的“中院”和高年級（五、六年級）的“東院”。中院除教室外還是校長和教師房間的所在地，中院的西部還設有一個幼稚園，院長是一位南方女士——葉老師，我家的天長和天中是這個幼稚園的第一批學生。
   
    從中院北端的校長辦公室，穿過一個狹窄的小道往西，是學校的水房和灶房，每天有馬車馱桶運來黃河水，有時小學生不等水燒開就用木頭馬勺舀水喝。水房西北和操場北端，有一個地勢低窪的小校園。
    我進入蘭師附小的時候，校長是高子明先生，後來接替他當校長的是裴仰則——裴天民先生，在他之後（我已畢業）是師讓先生。曾給我授課的老師，記得的有趙韶天（國語）、裴天民（國語）、師合一（算術）、鄭東屏（算術）、余俊傑（自然）、師讓（童訓）等。

    我在小學之前，母親曾教認過若干方塊字，父親也導讀過一些四書的篇章（不太懂），但上了學就大不相同了。問題不在於是否理解，而是對教學方式完全不習慣，剛上一年級時就因為年齡小不知如何應對老師的提問。那位老師不論如何“啟發”，我仍然一言不發。他氣得向我下跪，我嚇得哭了起來。其實我並沒有惹惱老師的打算，而是確實不知該說什麼。後來媽媽聽說了，就請人向這位老師致歉並解釋。在這以後，又因算術錯題被“打手心”，當時對小學的教學方式非常反感。升到中年級以後，隨著課程內容的更新和老師的更替，終於慢慢地適應了。
   
    在低年級年代，我還經過了當值日生的磨練，蘭州冬季嚴寒，教室裡又沒有取暖的設備，這個苦差就落到“值日生”的頭上。每當輪值的日子，必須頂著風雪，衣領內暖著毛筆，袖筒內籠著墨盒，淩晨到校進行打掃、擦黑板、編寫到校序號。最頭疼的還是用不太乾的柴火（有時只好自帶乾柴刨花），在院內生煤火，以供全班取暖，當時濃煙烈風，連眼都難睜開，其苦自知，當然也可說是一種成長的鍛煉吧。
   
    由於教師教得好，使我對國語的閱讀和寫作逐步增加了興趣。像裴仰則老師在國語課中增加了選文的內容，例如《老畫師》等，領讀評講，聲情並茂。記得他也曾選讀過蔣中正的《報國與思親》一文（據說是陳布雷代寫）：“中正半生憂患，革命報國之志未遂百一，而五十之年忽焉已至……”當他領讀到“以我民族歷史文化之久遠，我不自亡，人孰得而亡我！”更是激動昂揚，當年講課的情景猶在眼前。
   
    我從小就對圖畫有特殊興趣，在低年級時，我經常自發地在大操場邊上用小石子亂畫，引來同學們的圍觀，以後在學藝會和運動會上，我也成為美術項目（現場作畫和美術競走）的優勝者。後來由於作文和繪畫的條件，從三年級開始，我成為班級壁報《呼聲》的主編，直到小學畢業。
   
    當時的蘭師附小，在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成績展覽會。展覽會之前，學校總要來我家借許多盆花，上百名小學生人手一盆，把花盆搬到學校。展覽會風雨無阻，在中院搭起帳篷，增添了一種不同平日的節慶氣氛。學生軍樂隊在校門口打鼓吹號，歡迎家長和來賓來參觀學生的優秀成績。記得在每個教室裡都陳列著學生們的各科成績冊，四周懸掛著圖畫、地圖、圖表。在中院與西院之間，背靠幼稚園搭起一座表演台，進行著學藝表演。操場上則是運動項目的比賽和表演。最引人注意的則是本校的傳統優勝項目——踢小毛球的比賽，它是蘭師附小的招牌運動。
   
    在蘭師附小的課程當中，有一門“童子軍訓練”。它是為了訓練學生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日行一善”的道德素養。它既是一門課程，又是一項活動。“童訓”老師師讓（廉泉）精幹而和藹，他把童子軍（中年級以上）編為若干小分隊，統一穿著草綠色短袖、短褲的服裝，打著以“軒轅”、“中山”等命名的旗幟，以三指并攏手形作隊禮，按課程進行操練和適應少年的活動，有時也列隊參加校外的檢閱。
   
    在蘭師附小深受學生們歡迎的另一項活動，就是每學年春秋兩季的遠足旅行。每到春暖花開，照例由老師們帶領，舉著校旗，敲鼓吹號，集體列隊前往蘭州遠郊的安寧堡桃花林郊遊，雖然沒有交通工具代步，但大家仍然精神昂揚，樂此不疲。到了秋季，一般是去西郊的小西湖，那裡地處黃河南岸的一大片葦塘，中間有一座稱作“宛在亭”的木亭，其取意大概是“宛在水中央”吧。每次郊遊回來，老師還要求同學們寫出遊記，作為國文的課外作業。
   
    我上小學期間，正是國家形勢風雲變幻的時代。現在回憶起來，在這段時間中的突出事件有：
    1936年夏季，蘭州五泉山舉行劉爾炘先生的銅像落成典禮，當時全城幾乎萬人空巷，都到五泉山觀禮，作為劉先生門生的父親還在典禮上發表了紀念演說。就在當天下午，我在家中突然聽到一聲沉悶的巨響，跑到院中一看，只見正東方升起一股巨大而濃黑的煙柱，再過片刻空中下雨般地降下無數燒焦的木渣。到了當天晚上才聽說是東郊的火藥庫不慎發生爆炸，附近的人員死傷和房屋損失無數。

    1936年12月12日，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當時父親為籌集賑款正在西安出差）。當天晚上，密集的槍聲突然在低空鳴響，我們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以為是兵變（後來才聽說是駐防的“東北軍”與綏靖公署的“中央軍”交火）。為了預防萬一，母親讓二哥和我暫時避住到附近的一位熟識的工匠萬師傅家裡。他家的火炕燒得過熱，有一天晚上竟把鋪在炕上氊子燒著了，引出滿屋濃煙，我們趕快轉移到別屋裡去。過了幾天，才聽說西安發生政治事變，父親也來電告知平安，我們也就回家了。
   
    1937年當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抗戰初期的民族救亡運動席捲全國，蘭州的學校也不例外。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宣傳團體，即新安旅行團也來到蘭州。他們不僅集體到我家拜訪我的父親，還領導各校學生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在街頭教唱抗戰歌曲，什麼《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成為我們當時都會唱、愛唱的歌。
   
    抗戰時期，作為後方重鎮的蘭州，曾經在較長時間內，經受了日本轟炸的洗禮。我在小學時期的社會經歷，最突出的就是空襲和防空。
   
    1938年當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日本侵略者開始從山西運城機場出動飛機遠端轟炸蘭州。起初中國百姓不知所措，眼看著日本機群列隊飛過市區上空，接著向東郊機場投彈轟炸。以後經過防空動員，大家才懂得了防空警報和隱蔽的常識。當時蘭師附小隔壁的制呢廠汽笛是最洪亮又可怕的警報聲。我們往往從課堂上飛奔回家，直接登上南山的防空洞隱蔽。從此以後，小學的正常教學秩序不斷被打斷。當時為了觀察皋蘭山頂的防空信號——（黃旗、紅旗和黑旗）。我是家中視力最好的觀察員。在以後的日子裡，出現了轟炸、空戰、夜襲、更大轟炸（上百架敵機輪番）的緊張局面。直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敵人無力應付，才改觀了。
   
    當我在1940年本應小學畢業的時候，由於敵機對蘭州的輪番轟炸和我突發的一場重病——據醫生診斷是傷寒病，不得不暫時休學，到我家在蘭山后的二營子村防空住所臥床休養（這段時間裡我通讀了《三國演義》）。因而小學的畢業也就延遲了一年，直到1941年才考入初中（隴右中學）繼續就讀。我的小學生活就此結束了。
   
    世事變遷，小學時代的同學們早已失去了聯繫。能記得的只有我家近鄰顏大昌的孩子顏天祿、顏德祿兄弟。還有一位女同學，年齡比我大，叫做王蘭英，五十年代甘肅民革小組活動中，她也是其中一員。還有我在小學五年級時的班長馬致信，他後來成為攝影記者，筆名“司馬”，與天中的同學傅美麗結為夫婦。聯繫較久的要數南博玲，她後來又成為我在蘭大經濟系的同學，畢業後在鐵路系統工作，她後來和我在一中的同學張家駿結婚，贈了我一幀結婚照。
   
    蘭師附小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共同母校，在我上中學以後，有一年舉行校慶，曾由大哥天同、二哥天明和我聯名送去一幀祝賀中堂，祝賀我們的母校永遠光輝發展。在我之後天长、天中、天達、天光、天行也先後進入蘭師附小，他們經歷了這所著名的學校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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