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我们为何挑战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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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我们为何挑战教科书
□本报记者  杨冰莹

    演播室里的蔡朝阳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而走下舞台后，竟显得有些腼腆。他受邀来南京录制一档节目——最近，这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和他的朋友们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他们以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专业且系统地给小学教材“挑了不少刺”。
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已经影响了一些人，他们中间有年轻的家长、初长成的孩子或者踌躇满志的老师

   “愤青”老师

蔡朝阳自嘲，“年轻时，我是个愤青。”
三十多岁的蔡朝阳是绍兴稽山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活跃的教育批评者。他曾经在博文中写道：白天我是语文老师，满手粉笔灰，来吧同学们现在跟我念“大江东去……”，夜晚，我是斗室里，不无忧伤的哈姆雷特。
在学生眼中，蔡朝阳与其他高中语文老师不同，他提出“带一本书去课堂”，给学生开推荐书单，开读书会，每周带着他们看电影。
电影和书籍一样，都是由美好和善良入手，逐渐去探索这个时代的真相，了解隐藏在事情表面之后的根本原因。比如第一部电影是《放牛班的春天》，接着是《死亡诗社》，《楚门的世界》等，看到最后就是纪录片了。
每次看完电影后，第二天全班交流总是很热闹，同学们对此也都充满了期待。一般，会有７至８位同学发言，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很有意思的精彩４５分钟。
正在浙江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朱桂英是蔡朝阳的得意门生，“我在我的高中语文课堂上遇见蔡老师，那时他还是一个忧郁的年轻人，很瘦。我的同学们对蔡老师的一致评价是：幽默风趣，博览群书，有思想，很深刻。他在课上释放出来的那种智性的愉悦，让年少的孩子们充满惊喜。”

“第一线”团队

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的郭初阳，是蔡朝阳的好朋友、大学同学，兼同行。曾获全国语文公开课第一名。
两年前，他在为杂志写专栏文章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些关于母亲、母爱的文本存在相当多问题，于是邀请身边从事语文教学的同学和朋友共同探讨。”
收到邀请后，包括蔡朝阳、桐乡凤鸣高级中学的吕栋等在内的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迅速聚集起来。他们给这个团体起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后简称“第一线”），意为“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对于初为人父的蔡朝阳和吕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鲜的研究视角。“作为父亲，出于私心，我们也想在儿子上学之前，先看看他将要学习的东西。”
为保证研究的广泛性，参与“第一线”的三十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的课文进行分析。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他们首次将全部研究成果连缀成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杭州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众多家长闻讯而来。一家长一次就买了三本，称一本自己看，一本给孩子的班主任，另一本打算送给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想让他们也革新一下教育观点”。

撰写学生读本

《救救孩子》出版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团队，希望能请几位成员编写一套小学读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编写一套小学读本。”蔡朝阳说，“阳继波说，‘现在你们是批判，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编一套你们觉得可以给小孩子读的书呢？’我们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编撰。”
小组成员经过商讨，觉得现在教材注重道德说教，缺乏公民教育。而国外翻译过来的读本又不适合中国孩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确有撰写全新儿童读本的必要。他们列出十几个题目，包括经济、社会、信仰等内容，最终确定６个题目，分头撰写成一本书。
“每本都在５万字以内，作者有大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希望能用活泼有趣的方式，做到润物细无声。”蔡朝阳说，“这套读本针对读者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记者看到部分已完成的读本。蔡朝阳撰写的《为什么不能买下所有的东西？》，主人公６岁的小朋友菜虫虫，从跟父亲的对话中，了解到“不能够把所有的玩具都买走”，从生活中的问题入手，让孩子了解相关的经济学问题：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爸妈的工资有限？人一生大概要多少钱？
目前这一套暂定为“智慧树果子”丛书的读本已完成全部的文字工作，正在找人画插图，拟以绘本的形式推出。

面对质疑

蔡朝阳等人所做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网络上，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的思考在教育界“很少见”；“几位中国教育界的年轻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的网友，干脆全盘否认报告里的很多价值观，觉得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不敢苟同”；还有的老师觉得，教好课文才是当好教师的本分，不应该去怀疑教材里写的东西。
对此，蔡朝阳很淡定，“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做了一件许多人不屑的事情，但我们内心还是开心的，身为教员，找出问题并表达出来，这是应该的。”
蔡朝阳讲述了一个故事：１９６８年，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３岁女儿２６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会将“Ｏ”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
在蔡朝阳看来，也许，只有我们的每位家长、教师和教材编写者都能像这位美国妈妈一样，真正从为孩子发展负责的角度出发，关心、参与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教科书才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