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豆灯火忆良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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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豆灯火忆良师』征文
如果，你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一位改变了你人生的老师，那个让你在离开了之后仍然一想起来就温暖的老师，不管他多么卑微，把他讲给我们听，让一豆灯火为永世所记。
要求：
1、真人真事实写，勿虚构；
2、千字左右；
3、请寄：成都市马镇街10号教育家杂志 邮编：610017
   或电邮：the_educator@126.com
  （请在信封和邮件标题上注明：『一豆灯火忆良师』征文）
4、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包括住址和电话。
[话筒]征文  《教育家》杂志『一豆灯火忆良师』征文，详情请见：http://t.cn/StVX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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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下一个太平盛世
    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人性的萎缩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征兆，王晓明、甘阳、朱学勤等学者曾发
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场讨论因媒体推动，影响波及了全国，也因为媒体介入，讨论没有
深入下去，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
    至今快20年过去了：2011年，以药家鑫、郭美美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
破。
    一百多年前，当工业文明的火车头碾过欧洲大陆的圆肚皮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而中国
的先贤们在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
    “现代化”的历史巨变还没有结束。一百年间，诗教的中国、乐教的中国，成了物质文明高度
发达的中国，曾经文化领导的中国，成了GDP领导的中国。
    历史的巨变中不断会有愤青，有呐喊者，当然，也有建设者。前不久，有媒体在纪念辛亥百年
的专辑里采访了歌手罗大佑，看了这一篇访谈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位台湾摇滚愤青已成长为一
个中年智者，他重点谈到了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他说：“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得多花时间去想想人的
本质。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可我看见的小孩子学业都很重，压力都很大。我还记得有一位小朋友，
他受不了学业的压力都跳楼了……现在人和机器在相处，至少是通过机器在相处，人和人之间的
相处很少，这其实是蛮大的问题。科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让人远离自然，远离人性。”
    罗大佑点出了人性趋末、趋恶的两个关键，一是应试教育，二是电子科技。药家鑫案中有一种
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较流行。比如说“我要是女人，也会当小三”。其
背后有一个逻辑：这是社会逼的。但这样说话的人没有基本的人文知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在郭美美事件里，可以看出很多年轻人丧失了中国最基本的教养：“慎微”、“慎独”。
    另外，罗大佑说他最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他正在读卡尔维诺的书《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
录》，他说对他有很大的启发。这本书大陆译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我很惊讶这不同的翻译，
看得出这位译者有一点反讽盛世的意味。未来千年是盛世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卡尔维诺以强大
的说服力告诉人们，千年以后文学还是最基本的，无论人到哪里去，都不能没有文学。文学可以赋
予人更强大、更丰富、更柔软的内心世界。当然，这是指人文教育里流传久远的经典文学，而不是
大众眼里以郭敬明为起点、到金庸为止的奇幻和武侠文学。
    因此，这一期的《教育家》我们想说的正是人文教育。本刊记者远赴上海，分别采访了一所应
试教育体系内的中学、以及两位民间的人文教育工作者。在应试教育一手遮天的校园里，推行与考
试无关的东西，校长和老师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而民间的实践者则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利
益。
    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层出不穷，也许只是为了这世界真的会有下一个太平盛世。

                                                            本刊主编：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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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病以多知为杂

    两年前，南怀瑾先生在回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时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教育没有方向，没有目的，

基本的都是错误的。

    所谓基本的，正是关乎人的基本教养、常识、风度、健康、道德、品格等的一般性教育，或曰通识教

育、博雅教育等等。

     过去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面临根基教育的危机。圣贤的教诲，落实在乡规民约里，书写在碑亭牌

廊上。最近热映的大片《白鹿原》，其小说原著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教养在日常生活中被怎样的陶冶。

人与人的关系止于礼、止于至善，人们言必称鄙人、尊上，强调谦卑、灵修、慎微和慎独……

    在西方贵族的眼里，教养和风度是一个人所有财富中最为昂贵的一种。而在现代中国，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谦卑被视为懦弱，忠厚被讥为愚笨，粗鄙被当成了豪情，无知被称之为率真。在一些媒体上，我

们称颂着蠢人的智慧，赞扬俗人的修养。而在网络上，“炫富”与“卖荫”已是很多年轻人的常态……

    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并不难，教养与独立、自由、正义、诚信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普世标准，应

当成为培养现代世界公民的核心价值。

    但“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根基教育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剧烈扫荡：一是政治正确的大节

代替了个人修养的小节。文革时期的电影里，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排长挥手告别的姿式，被定性

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反面教材。即使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五讲四美”的口号也难以修正。

二是西方的工具理性全面覆盖了东方式的直觉和体悟。倡言自由启蒙的公知群体，正急切地与中华传统

文化儒释道的“封建糟粕”划清界限。其三，改革开放之后，应试教育以及随之而生的教育产业化，已

完全颠覆“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考试所形成的冗长链条，消耗着国民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让学子

们疲于奔命。

    据统计，在西方国家，1970年以后，知识增长以每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通识（核心的、普世的）知识教育尤为紧要。如扬雄云：人病以多知为杂。

    然而，中国学子的通识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举步维艰，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的高校则不得不承担起这

一济世之举。

    比较巧合的是，今年九月，大学校长们的开学致辞中，校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常识和经典谈起，

与学子们谈论“大学之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开学典礼上表示，社会更应关注大学具有的“永恒

的属性”，在他看来，带有永恒性的东西恰就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用很多新的

现代的语言来解释。”上海交通大学的开学礼上，校长张杰同样用经典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蔡元

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

者，更是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仍在探索中，也同时有很多教师在基础教育的夹缝中坚守着人文教育。今

年初秋的北京，钱理群教授与一群来自基层的教师们座谈，相互交流，砥砺（参见本期《业》），他意味

深长地说：“实际上，中学生的潜力是不可想像的。”
                                                                              本刊主编：文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