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满面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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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满面尘土
                                         汤一凡


     我以为，新诗一百年只写好了一首。也就是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让现代中国人还有一首新诗可读。五四以来的新诗成就，较之于小说、散文无疑是逊色的，较之古诗词的辉煌更是微不足道的。诗歌自盛唐以后一直呈衰败颓势，但新诗这种形式本身，便是五四诗人的最大成就，仅此一点，五四诗人是无愧于后人的。
　　新诗自三十年代就开始堕落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诗人除了“冲啊”、“杀啊”，没有喊出新鲜的话语。“愤怒出诗人”，愤怒点燃了头发，扭曲了面孔，使诗歌变得狰狞。诗歌在沦为工具的同时，也抛弃了美。愤怒象狂风一样席卷一切，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拯救家国，对诗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
　　于国破家亡之日谈诗论美，好象是一种罪恶。也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诗人们把愤怒解释成狂呼大叫，把悲哀解释成嚎啕大哭。象“国破山河在”这样的沉郁苍凉之作没有了；象“三十功名尘与土”这样慷慨激越之作没有了。诗的规律、诗的美学被嘲弄被践踏。也许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也许他们作为战士让人敬仰。但用人品代替诗品，无疑又是一个误区。况且许多人动机未必高尚，更还有一些投机分子！
　　新诗在文字上也没有过关。撂开文言，这些老夫子不知如何说话了。很多人还有留洋背景，这好比在半生的米饭中又加了胡椒粉，更难以下咽了。本来，深厚的古文修养和广博的外文功底是难得的，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吃下了青菜，拉出的菜青。
　　五六十年代的诗人，一直小心翼翼秉承上意，几十年间只翻唱一句“太阳最红”，毫无廉耻地抄袭政治家的口号。诗人不但抛弃了诗歌，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而诗美、诗人的良知却成了最大的罪恶，这是时代的错误，也是历史的错误。但是我们的诗人谁也不能说自己无辜吧！
　　其实，众多“诗人”心中根本没有诗，念念不忘的是领导的意旨。说到底，中国只有政客，没有诗人。所谓的“遵旨文学”，不单是为讨官家欢心，也可趁机往碗里多扒拉几块肉。而平常的功夫，裁判的就只有世道人心了。
　　挣扎在人欲横流的社会，是很难有什么选择的，但时间会选择的，历史也会选择的。说到底媚官和媚俗一样卑劣，都是为了钱。当诗歌沦为工具的时候，也就无话可说了。所谓婊子出卖肉体，诗人出卖灵魂，也是各有各的无奈吧。就怕是当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那才可恨！
　　朦胧诗的诞生无疑是对当时诗歌的背叛，是以一个极端挑战另一个极端。这在很长时间都将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且至今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抒写自我，抒写自己的家国之痛，以自己的心灵观照世界，这也是朦胧诗得以流传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伤痕文学”用来描述诗歌也是恰当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灯光刚刚打开，诗人就迫不及待展示伤口了，好象从酷刑下解放出来的都是英雄。其实，大多人不过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已，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做帮凶不成，又沦落为受害者。这时都以英雄自居了，以时代的见证人自居。
　　没有人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反思那个时代悲剧的真正原因，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一小撮人的野心，象红头文件一样说得冠冕堂皇。诗歌的喜悲与个人的得失联系得太密切了，诗人作为时代启蒙者的角色早已淡化。而诗句的艰涩，诗意的含混导致了新一代诗歌的堕落。
　　“现代”、“后现代”的诗人，正如他们的年龄层次一样，在神像被打破以后，已经没有信仰了。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思潮饥不择食，一番生吞活剥之后，便宣称所谓神圣的“主义”，否定古人、今人。如潮的物欲更是让他们变得急功近利不甘寂寞，诗歌成为众多无病呻吟鹦鹉学舌的工具。
　　如果说以前是政治家把诗歌当成工具，而今天则是诗人别有用心地把诗歌当作承载个人欲望的船筏。在语言的冒险中，诗人变得不知道如何说话，象一群痴人说梦的疯子。把最无聊的话题弄得高深莫测，把最简单的立意弄得玄奇诡异。诗歌变得无法感受，诗人们也疯狂得不可对话。诗人写的太多了，这使我们的后人将不得不面对如山的文字垃圾。
　　新诗自诞生以来，诗人就在规范诗歌的作法，就象用鞋子去规范脚的成长。但有谁提供了千古一律的范本？又有谁写出了传唱一时的佳作？诗人把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样式弄得不可理喻。诗歌满面尘土，诗歌衣衫褴褛，而诗人却油头粉面春风得意。试问，谁来还诗歌本色？谁能让诗歌自然地生长？
　　华山论剑，一凡论诗。本来这嚣嚣诗坛，没有我置喙余地的。但我不求名不求利，只为自己痛快，旁人大概也奈何不了什么。我就索性来个乔老爷乱点鸳鸯谱，彻底砸烂孔家店吧！
　　
                                                             （原载天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