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主体彰显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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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主体彰显与文化自觉

黄耀红

当生活被种种刚性的框架切割得如同碎片，现代人似乎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浏览”而远离了“阅读”，古典心灯下的那种令人悠然神往的“阅读”恍然梦境中的萤火点点。我们越是对逝去大师深怀敬重的仰望，越是深深慨叹当下文化品格中的不堪承受之轻。
无庸讳言，在今天，读书越来越成为一个奢侈而寂寞的话题，尽管“腹有诗书气自华”依然点缀着公共人物的铿锵演说。然而，我们对于读书的关注更多地止于“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人生”“读书强健自我”“读书怡情养性”之类的功能性体认上。我们发现，从公共层面上讨论诸如读书之重、读书之法，这种亘古如常的话题似乎长不出太多的思想新枝。在一种理想的社会中，教师、学生、学者、作家、公务员，都应当是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没有哪个知识人群不需要终身读书。
然而，当我们将“读书”二字植入现代编辑专业成长的过程中加以考量，我们会深刻地意识到：较之任何一个知识人群，编辑“读书”的价值与意义、过程与方法都表达着鲜明的职业诉求。一言以蔽之，编辑作为文化角色，其职业定位即文化的选择、传承、重构与创造。编辑读书除了修身养性的个体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凸显出编辑的主体力量与编辑的文化自觉。
一、以读书确证编辑的文化身份
传统的传播过程勾勒出由“作者—编辑—读者”构成的链型轨迹和闭合回路。所有关于交流与互动的探讨，似乎都无法冲出这种既定的“三角框架”。三种角度亦大体呼应着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创造——选择——接受”。因此，在关于编辑文化角色的描述中，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编辑定位于文化选择者。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通俗表达即“守门员”与“把关者”。一条简短资讯的发布，一种学术观点的表达，一种个人意趣的倾诉，若要由“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进入“点对面”的公众传播，一个无法绕行关卡即是编辑。简言之，只有获得了编辑认同的文本才能进入公众传播的视野。与其说这是编辑的文化地位，不如说是编辑所拥有的文化权力。
编辑这样的文化地位与权力究竟是谁赋予的？他代表谁来充当文化累积的“守门员”？编辑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不证自明，还是有必要提供辩护？
表面看，编辑的职业资质如同律师、教师一样，由个人努力所达成。编辑代表着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正统与主流的意识，他的权力属于公权，天然地连接着统治者及其相应的体制。
我们以为，编辑资质的获得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是，从文化选择者的身份看，企望以一劳永逸的职业资质来确证自身的文化角色无异于刻舟求剑。
如果我们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隐喻为一条长河，那么，拥有选择权的编辑无疑是一种“文化上位者”。“文化上位者”是对编辑的角色期待，但是，这种“应然”期待并不能天然转换为“实然”身份。打通“应然”与“实然”的通途，唯有以“读书”为核心取向的编辑专业发展。“
文化上位者”这一角色，内在地决定了编辑需要站定的文化高度。这种文化高度，取决于编辑不断生长的学养、识见、思想和视界，取决于编辑自觉建构的文化历史感、时代感与终极意识。若按“文化即人格”来理解，“文化上位者”还源自于编辑的人格、胸怀、气度，悲悯与关怀，责任与使命。所有这一切的生成与累积，无一不依靠读书。套用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即“不读书，无以编。”揆诸现代诸多编辑名人案例，举凡编辑之有志、有胆、有识、有为者，无一不是在读书中丰富自己，在丰富中确证文化身份的大家。
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传媒格局，早已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传播链”。数字出版带来的远不只是传媒载体的革命性变化，更为根本的是，它彻底地消弥了传统编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信息阻隔。在互联网上，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费者，同时人人又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创造者。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方式，正在将人类带入“自媒体时代”。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作为公共传播的“守门员”地位正受到严重挑战。在博客、论坛等网络空间，编辑的选择权有类于螳臂当车。
这样的数字传播格局，无疑将挑战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价值实现，但是否会颠覆其存在的根基呢？我们以为，读书仍是编辑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无论信息何其海量，在文化的传承中，人们总离不开选择与重构。而文化选择的专业性，在于编辑的思想锐利，眼光的独到，重构的新颖，选择的创造性。因之，新环境下文化选择者的角色，不是消解了编辑职业的专业性，而是提升了编辑职业的专业性。因为，只有站得更高、思得越远，才能在文化选择的位置上确证编辑主体的核心价值。
二、以读书奠定编辑的对话平台
编辑的文化活动方式，不同于学者基于文本的书斋研究，亦不同于教师基于课堂的言传身教，它是行走于文化创生与文化接受之间的一个对话者。
作为文化对话者，编辑显然不同于日常生活里的对谈者，而是进入特定学术场域、特定人文圈子，特定思想语境的“知音”。当然，这种“对话”的生成，不可能是面对他人后的无师自通与即兴发挥，它必然源自编辑的底蕴、智识与心性。这是编辑与读者之间、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渠道与平台。
在现实生活中，作者不会因为你是编辑，而天然将你当成对话与交流的对象，除非你在这个领域有与其沟通的能力与水平，即你拥有这种对话的底气与资质。同样地，这种底气与资质不由编辑职业天然注定，而是由编辑的终身读书来铸就。
读书开创着“对话”，推动着“对话”。读书之于编辑远不是一种专业成长的手段，不是一种学历、职称追逐下的应对，而是编辑文化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种思维的体操和心灵的瑜伽。
吾生有涯，而知无尽。无论如何强调编辑多读书，亦不可以穷尽天下好书。这就注定了编辑读书必然走着“T”型道路。一方面，尽量在横向上拓展人文通识的视野，二是尽量在纵向上深化专业探寻。
笔者作为一名教育期刊编辑，多年来的阅读取向即是这种纵横延展的结果。一是从有意识地阅读诸如《美的历程》《拯救与逍遥》等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经典著述，奠定基本的人文底蕴，二是有计划地沿着中外教育的思想脉络，阅读诸如《后现代课程观》《课程与教学哲学》等优秀的教育著述，藉以铺垫自己的学术对话平台。与此同时，坚持订阅《新华文摘》，重点关注哲学、文化、教育、传媒的学术文章，了解思想动态，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教育问题。
正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这些日常阅读，为笔者插上了编辑活动的思想之翼。因读书而识友，因读书而对话，因读书而组稿，因读书而写作，对话的空间不断拓展，对话的层次不断提升，对话的圈子不断增加，编辑主体力量得以彰显，编辑创意源泉得以奔涌。
三、以读书提升编辑的职业境界
对于编辑个体来说，文化选择的过程不可能是主体退席、价值无涉的客观甄别，相反，选择是编辑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亦是编辑自我实现的方式。选择，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追寻，另一种价值观的放逐与抛弃；选择伴随着重构，重构意味着最优化聚合，最优化组块，最优化生成和创造。就是说，编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整体。我们通过选择来创造，又借重创意来选择，这才是编辑职业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编辑策划是编辑主体力量的释放，是编辑创造力的表达，是编辑职业境界的深刻表征。因为，只有策划与创意，才能使得不同个性的编辑成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这一个”。
    然而，编辑策划远不是策略、方式、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源头仍要追溯到编辑素养的全面提升。策划制胜，首先是思想制胜。而我们实在无法想像，一个不能将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编辑，他的思想能有多么深刻的穿透力，他能发现多少问题，他能创造多少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在传媒生态变得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即时、越来越互动的当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读书来砥砺自己的思想，练就自己如鹰的“眼睛”，那么，海量的文字仅仅成为信息的碎片，纷繁的现象仅仅是迷眼的“乱花”。编辑作为文化选择者的专业地位将被公众阅读的市场相威胁，编辑可能变为一个没有文化追求的“生意人”，一个“经理”。
表面看，编辑与媒体时刻在比策划，比文本，其实比到最后是比思想，比素养，比读书。读书之于策划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切近的，即时的，而是根性的、悠远的。更多的时候，编辑读书的过程，既是对已知的丰富、对未知的开启，又将为策划与创造提供灵感与源泉。
读书是对自己的丰富，同时也是从“我”走向“你”、走向“他”的通衢。对编辑来说，读书以会友的意义在于真正集结最优秀作者、最突出意见领袖，梳理出一张可以调度、可以组织的“人才谱系”。
值得一提的是，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或一种专业，除了阅读优秀的经典的著述之外，还有一类直接指向媒体策划的书籍、期刊、报纸不可不读。就策划而言，笔者获益最多的期刊策划，一为广东的《新周刊》，二是上海的《三联生活周刊》。这两本周刊的策划选题、思想深度、文本呈现、语言表达大体代表着中国期刊策划的最高水平。仅以2011年推出的策划为例，新周刊推出的《故乡》《百年小学国文第一课》《中国电视红皮书》，《三联生活周刊》《别闹了，春晚》等策划，都选“点”独到，文字精美，体现出强旺而锐利的思想活力。
四、以读书成就编辑的个性魅力
很长一段时间，编辑总被人们定格为“杂家”，即强调知识的驳杂，忽略的专业的精深。诚然，表面上看，编辑是个文化活动者，他很可能不是学者，而是学术活动者。事实上，在知识如此增殖的时代，祈望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已无可能，遑论区区一编辑？我们以为，任何一个编辑除了有尽可能广博的文化视野之外，他要成就自己的职业个性或专业特长，还得取决于编辑个体通过专业深读而形成的个性魅力。
考察现代文化史上诸多大师级编辑，他们除了学养深厚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己都在某一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易言之，编辑先是学者，进而才是学术活动者。像叶圣陶，作为“五四”作家，他是新文学创作的一个代表，之后一度作为文学编辑，发现与培养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他做过小学教员，自二三十年代开始即开始编辑中小学国语课本，解放后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度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就是说，在叶圣陶的编辑人生中，文学与教育便是他的个性魅力，这是其他编辑难以比拟的。
在我们看来，能否在普泛式读书的基础上，寻找、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对于编辑个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说“读什么”影响到编辑的视域，那么“读到什么程度”将影响到编辑的眼光穿透力，影响到他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与行动方式。以投石湖面为喻，投石处乃一个编辑的专业地带，而层层推开的波纹则是由近而远的人文、科学、时政阅读。
只有在某个领域钻之弥深，我们才能对当下的文化生态保持足够的清醒。君不见，商业运作下的泛娱乐语境，无可避免将文化打包成便利店的快餐。文化在浅俗的讨巧和献媚中走向思想的扁平化。信息白如飞沫，我们在复制与粘贴四顾茫然。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定格在某一视域，它被不断地牵引，蛊惑，撕裂，淹没。目不遐接的转换与变革，催生着脚步的匆忙与心绪的浮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如果一个编辑没有自己守望的麦田，个性魅力成为侈谈且不说，他很可以成为一个无根的文化飘泊者。
（作者系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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