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不可言说的心事——谈《四郎探母》

教师之友网

蒋勋：不可言说的心事——谈《四郎探母》

从小在台湾随父母看国剧，当时的国剧，大都隶属军中剧团，每逢节日，都有一些演出，供民众欣赏。记忆中，常常看到的戏码，并不多见，总是几出老戏，看来看去，连孩子时代的我，都觉得有些厌烦了。例如，每逢国庆或领袖人物的寿诞，总是演《龙凤呈祥》，我稍稍长大之后，就对这种应景应酬，或者为了政治宣传、粉饰太平的戏，有一种反感。记忆中，常常演出的戏目中，还有一出，就是《四郎探母》。小时候看，其实不是很懂，先入为主地认为，《四郎探母》就是一部宣扬“孝道”的戏，因为战争，和母亲分隔两地，舞台上，一个长胡子的男人思念母亲，频频挥泪，痛哭失声，小时候看，也觉得有一点夸张。我坐在母亲旁边，看到杨四郎探母见娘，跪在地上，叩拜母亲，口中唱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看到母亲竟然也从皮包中找手帕拭泪，我是不能懂的。但是，这些记忆，也许是我开始关心以“四郎探母”或“杨家将”为主题的戏最早的开端罢。 　　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的花开，儿的心不开——其实真正教会我看懂《四郎探母》这出戏的，不只是母亲，还有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们。在凤山服兵役的时候，我担任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从小在台北长大，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接触到和我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群人。我住在陆军官校里，帮忙整理校史，在残破不全的资料里看到一个军事学校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历史悲剧。二十几岁，甚至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与家人告别，在战争中死去，各式各样的战争，和军阀的战争，和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或者，搞不清楚和谁作战的战争。他们死去了，我要在校史上为他们立传。我在撰写他们的故事时，觉得历史的荒谬，觉得撰写历史的虚伪。感觉到疲倦而沮丧的时候，走到校园里，碰到一些老士官，他们站起来，“少尉好!”他们毕恭毕敬向我敬礼，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脸上苍老黧黑、我觉得有些不安，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唱着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心中一惊，面前这些面目苍老黧黑，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士官，他们的故事，仿佛就是杨四郎的故事，是战争中千千万万人与亲人隔离的悲哀与伤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化在一出“探母”的戏剧中。 　　我开始注意凤山黄埔军校的校园中，或者整个黄埔新村的眷村中，总是听到《四郎探母》，总是听到一个孤独苍老的声音，在某个角落里沙哑地哼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我在整理黄埔军校的校史的同时，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四郎探母》的老兵们做朋友，听他们的故事。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山东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在山东乡下，连年兵灾人祸，家里已经没饭吃了，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那一年他十六岁。扛着柴走了几天，走到青岛，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他说:“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我算了一下，他跟我说故事的那一年是1969年，距离他被抓兵离开家乡，已经整整二十年。他说:“杨四郎十五年没有见到母亲，我娘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是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四川人，第一次认识他，我问他的名字，他笑着说:“少尉，名字不重要。”我不懂他的意思，他也说:“不重要，不重要。”后来熟了，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说:“打仗啊，到处抓兵，军队都有一本兵籍簿，按着兵籍簿的名字发饷发粮发衣服弹药，要是有一个兵逃跑了，就抓另外一个人来顶替。”这个姓张的四川人，逃了很多次兵，又被抓去做另一个逃兵的顶替者，他于是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调皮态度，总是说:“名字啊，不重要，不重要，杨四郎，杨延辉，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吗?” 　　是的，许多有关《四郎探母》的细节，我是通过这些在战乱中活下来的老兵读懂了的，知道了为什么这出戏可以历经百年不衰，在人们口中一再流传。以后因了历史的癖好，去《宋史》中找杨业的传，又找到郑骞先生有关《杨家将演义》一厚本详尽的考证，甚至，自己也做了不少卡片，准备写有关杨家将历史与通俗演义的对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那些老兵的脸，就忽然觉得一切历史的荒谬，历史上不会有一个叫作“杨天玉”的名字，整部黄埔军校校史中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他却是使我对战争的悲惨、历史的虚假认识最深的人，就像在整部宋代历史中，在宋辽交战的历史中，杨延辉是一个难以查证的人，但是，杨四郎却为空泛与满是漏洞的历史做了最真实的补充。 　　从历史上来看，《宋史》中有关“杨业”的记录非常简略，这个五代时属于北汉的将领，在宋代统一之后，归于宋王朝，在雍熙年间，10世纪的初期，在一场战役中，全军覆没。《宋史》上除了继承杨业边地军功的儿子杨延昭（六郎）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子嗣的记录。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家将是从宋代以后，依据《宋史·杨业传》的小引，引发出了一套体系庞大的家族悲剧史。这一套民间口述历史，随着不同的时代而附加了当时社会不同的政治禁忌或政策，使杨家将的戏剧一再丰富，成为足以反映民间心事的伟大创作。关于杨家将中《四郎探母》这一部分的架构，可以看到隐藏着一种胡汉矛盾的基础原型。胡与汉，游牧与农业的民族，因为生产形态的不同，产生了在中国北方长期的冲突，战争也自然成为解决胡汉矛盾的要素，比较温和的时代，则尽量避免战争，改用和亲的政策。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型，在《四郎探母》中被用作戏剧的骨架，杨四郎代表了汉族，在与辽邦（胡）的冲突中，全家惨死，父亲碰死李陵碑，大哥、二哥、三哥都壮烈牺牲，这成为胡汉对立、胡汉仇视的开始。有趣的是，这个四郎，在传统殉国的概念中成为苟且偷生的背叛者。杨四郎一开始就扮演了颠覆中国儒家“忠”的角色，他改名木易，娶了辽的铁镜公主为妻，夫妻和睦相处了十五年，生了孩子，唯一的遗憾，似乎只是思念母亲。 　　把“忠”的概念移为“孝”的真情，《四郎探母》最初的动机其实已经违反了原来传统中“移孝作忠”的大正统。我相信，这出戏在清代产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清兵入关，努力调和胡汉的对立，从严厉的高压，到温和的怀柔，在舞台上，我们看到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相敬如宾，彼此恩爱，似乎也就解脱了胡汉严重的对立，国仇家恨，一旦化约成“亲戚”，也就纳入夫妻的恩情，化解了族群冲突的严重性。如果《四郎探母》是清代官方的宣传品，这种宣传品是非常高明的。戏剧创作者抓到了人性的基础，使人有机会超越现实政治的对立关系，从“人”的本性出发，使“人”可以互助互爱，不被团体（胡、汉）的族群分化限制，有更阔大的，也更健康的伦理态度。 　　铁镜公主是非常健康的角色，杨四郎的深情有极大部分来自这名健康女子的支持与鼓励。在《坐宫》一段，杨四郎的自哀自叹被公主发现了，是公主鼓励他，也用机智引带出杨四郎的压抑;在杨四郎透露真正的身份之后，铁镜公主的反应极复杂，这是自己深爱十五年的男子，这又是杀死父亲的杨家的子嗣，在政治对立、族群对立中，挑战了铁镜公主的选择，她也曾经愤怒地说:“报知母后，要你的脑袋。”在政治分离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多少亲人家族反目成仇，用残酷的政治手段对付亲人，但是，《四郎探母》委婉地使胡汉对立缓和，聪敏的公主，体谅四郎思念母亲之情，也信任四郎一夜之间即刻回来的信诺，一切的行为只在一种对“人性”的信任，对人与人深情相待的信诺，所以铁镜公主偷盗了令箭，帮助四郎出边境，回家探母。 　　在台湾与内地政治分隔四十年后，探亲令下，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一消息，忽然忆起那些军中的老友，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在家乡的老家中长跪地上，或叩首于母亲的灵前，心中仍是那一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是谁扮演现代的铁镜公主，成全了这些现代杨四郎的回家探母，这将是下一出《四郎探母》的戏中故事罢。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法国回来，常去当时中华路的国艺中心看戏，看的仍然是《四郎探母》，仍然是已经年迈的老兵，好像不是因为心酸，而是因为眼疾，频频拭泪，台上杨四郎的戏词，他们每句都会，跟着唱。我带年轻的学生去看戏，学生们讨厌老兵，嫌他们看戏没有礼貌，台上一唱，台下也跟着唱，我心里却知道，他们已真正是现实中孤独悲苦、无家可归的杨四郎，只是学生年轻，不知沧桑罢了。后来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四郎探母》忽然被禁演了，在政治恐怖的年代，众说纷纭，没有人讲出什么道理，却都在耳语着。不多久，又解禁了，甚至加上《新四郎探母》这样的名字。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我看了大笑，政治的情治部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害怕老兵想母亲、想家，在那个可怕的年代，想家都可以有罪。 　　杨四郎的故事没有完，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现实中，杨四郎必须是埋伏的情报员，负有谍报的工作，因此，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忽然使人对杨四郎产生了空前的反感。杨四郎如果是为通报敌情而回营探母，他对母亲无深情，对铁镜公主也无深情，杨四郎就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伪者，他不会在这个舞台上受人认同。我看到一些刚揉完眼睛的老兵，忽然离座，他们走出剧院，他们走进繁华城市的荒凉夜色中去，他们心中的杨四郎已经被政治污染了。为了政治理由而粗暴改动一出长久在人们心中形成力量的戏，其实是愚蠢的，在政治的粗暴过后，我们看到分隔四十年、五十年的亲人，在战乱之后，有一种人对待人的真情在慢慢恢复。在电视上，看到一名老兵跟着台湾娶的妻子，回到乡下老家，到了门口，泪流满面，无论如何也不肯进门，结果是台湾老婆大大方方进去，向一位苍老颤抖头发花白的妇人一鞠躬，说:“大姐，你不要怪他，他也是离开你二十年以后才跟我结的婚!”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场面总使我想起杨四郎，想起那些在战争中被迫害的人，不像西方那样懂得反抗迫害，不像西方那样用激烈的方式控诉战争，却用最委婉悲凉的方法诉说着人在战争中的苦难。 　　《四郎探母》其实是一出反战的戏，它以人的深情对抗战争、政治的残酷。四郎要见母亲，是真情;四郎恨辽国，是真情;四郎爱铁镜公主，也是真情;四郎回家，见到元配妻子孟夫人，觉得心如刀割，满是愧疚忏悔，也是真情;杨四郎所有的真情纠结成他现世的矛盾，成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人们爱杨四郎，跟着他一起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飞”，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暗自觉得自己也有杨四郎同样的矛盾，在现实充满两难的矛盾中，只有更多自哀自叹的自责罢。 　　杨四郎在舞台上以暂时的团圆结束，但是杨四郎的悲剧并没有结束，杨四郎的故事仍在世界各个角落，在战争与政治的压迫下，每一日每一日地上演着，在那些与亲人分离的岁月中，他们会永远懂得《四郎探母》深情的真义。 （原载1998年10月5日～10月6日《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