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谈写作［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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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渔洋谈写作［四篇］
用  事
    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骥外迁陇右道，留别予辈诗云：“逐臣西北去，河水东南流。”初谓常语。后读《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谓梁御日：“此水东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语本此，深叹其用古之妙。    （八十八字）
    ■作品中用典故或古语，应当切合此时此地的情景，使与整个作品浑然一体，让读者不觉得是在搬运古典，才算得上高明。
    从前董文骥从京城下放甘肃，作诗和我们告别，有这样两句：
    一个被放逐的人往西北踽踽而行，喧闹的河水却背着他向东南流去。当时觉得这不过是平常的句子。后来读《北史》，看到魏孝武帝被迫出奔投靠宇文泰，沿河西上，流着泪对随从人说：“河水不停地往东流，我却不停地往西走。”我才明白董文骥的诗句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不禁深深叹服他会用古典。

意  尽
    祖咏试终南山雪诗云云，主者少之。咏对曰，“意尽”。王士源谓孟浩然每有制作，伫兴而就，宁复罢阁，不为浅易。山谷亦云：“吟诗不须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或两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七十二字）
    唐朝考试科目之一是作诗。祖咏应试时，诗题为“终南望馀雪”，按规定要押六次韵做一十二句，他却写四句便交卷。主考问他为什么这么少，答复是：“想写的都写了。”
    王士源说孟浩然做诗，兴致来了才做，没意思了便停；宁可不做，也不捡拾人人都写得出来的词句。黄庭坚也说：“诗不必太长，把心中要写的写出来便可以了。”祖咏的诗只四句，《大风歌》只三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只一句，都是好例。
    祖咏的四句诗是：“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两句便成一首”的好诗，一时竟想不出可举的例子。钱大王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大有诗意，却不是诗。

王右丞诗
    世谓王右丞画雪里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一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    (七十三字)
    ■王维画雪，雪里出现了展开绿色大叶的芭蕉，人们都说他画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我读他的文学作品，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形，如：
    九江地方的枫树青了又青
    扬州月光将五湖烟水照明
接下去是兰陵、富春、石头城一连串地名，各地都相距甚远，与写到的事物也未必有多少关系。当作旅游诗或咏史诗读，都会觉得不真实。但文学艺术创作原是心智的活动，作者出于情感冲动，追求的只是本人心目中的意境，又怎么能要求他刻板式地“复印”所谓的真实呢?
    口王维诗：“……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是七言古诗《同崔傅答贤弟》中的六句。

论坡谷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诗不可轻议。词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鷁，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杜文轩论苏黄云：“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    （九十一字）
    ■许彦周谈诗时说：“苏东坡有的词句，也会使人觉得不十分妥贴，却不可轻易非议它。正好比一条大河浩荡奔流，总会带着泥沙卷起泡沫；在河上既有豪华游艇航行，也会有枯枝朽木一类东西顺流而下。若是一眼井泉，一条小涧，一处山塘，水质可能很清，不含什么杂物，却无论如何不会有大河那样的气魄。”杜文轩说到苏东坡和黄山谷时也说：“男子汉去会见朋友，大方潇洒地迈步便走；如果是位姑娘，便少不得要整整衣裳化化妆--这便是苏黄两家的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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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充满误解的
                                                  ——访叶兆言                                                         


  言聪
             叶兆言走红于文坛，有十来年了。他至今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与众多读者的关注。他的作品结集而成的书，包括《叶兆言文集》在内，已近30本(其中含在台湾出的10本)，得过许多奖，其中省级以上的有十几次。许多人觉得叶兆言的文学之路走得挺顺，很羡慕他。叶兆言的文学创作之路真是一帆风顺的吗?他本人的心路历程又如何呢?
             生长于六朝古都南京的叶兆言属书香门第，名门之后。祖父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父亲叶至诚也是位作家，曾任文学杂志《雨花》主编。按常人的想象，一定是他的祖父及父亲对他从小就施加了影响，并为他走上文坛辅好路的。事实恰恰相反。叶兆言坦言，他曾经认为自己成为作家与他的祖父及父亲毫无关系。他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只有反对他当作家。他刚要上大学时，他父亲连文科都不让他读，因为他们那代人从文而受的苦够多的了，他不愿自己的儿子再遭那种罪。叶兆言本人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长大要当科学家；他小时候那许许多多的理想中惟独从没想要当作家。客观地说，他祖父及父亲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影响，自然还是有的，那是在做人的方面，是无形之中无意之间的潜移默化，他们那种作家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他们见缝插针地博览群书的习惯。比如，他祖父年逾八十高龄后仍然每天起码工作8小时。见叶兆言真的对文学创作感兴趣后，他祖父一再告诫他，要当作家，你就得坐在那里坐得住。
               上大学前，叶兆言就读了好多书。当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命革的年代，而他就像“我要读书”的高玉宝那样，想要读书，随便找书来读，有书读就行，文学的、历史的、拿得到的书都读，渴望进入大学的殿堂。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978年)，他多年来的渴望终于成为现实。在大学期间，他除了上学看书，就写文学作品，当时只是写着玩而已，没有达到痴迷的程度。4年当中他写了10来万字，但仅发表了5个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他在金陵职业大学任教一年。其间有个好同学要去报考硕士研究生，非要拉上他一起去考。当时叶兆言写作写得很勤奋，却老是发表不了，看上去似乎不像有出息，成不了大作家的样子，照那样写上3年可能会一无所获，而要是考上研究生，那么3年以后无论如何总归可以混上一张文凭的。当时他刚结过婚，紧接着的3年里自然还有将出世的孩子的拖累，也不大可能干成其他的事。他在权衡了这些之后去报考了研究生，当时心里已下定决心今后要当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上研究生则是他成为作家的道路上以退为进的一个过渡。一考完研究生，还不知是否能被录取时，他就已如释重负。考完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叶兆言是国内同一年龄层次的青年作家中最早写长篇小说的人之一)。
               读研究生的3年中，他的精力主要花在博览群书上，写出的仅有的几个中篇小说，都遭受到了退稿的命运。屡屡被退稿，让他心里很生气，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拿到硕士学位后，他进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当编辑。他觉得，为人作嫁衣的编辑整天忙于琐碎的机械性的技术性的工作，这对于一个富有独创性的人来说简直是浪费时间。他也想过考博士的事，但当时根据种种主客观的情况判断，他感觉自己离专业作家的距离已经不远了(事实上，不久，他果真成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因此就没去考。叶兆言多年来有个“学院情结”：一方面鄙视学院，认为“学院”有种种致命的缺陷，与此同时又认为，相比之下，在现实社会中，大学总还是个比较好的地方，其中的读书氛围及它能提供的其他种种便利条件毕竟是其他地方所找不到的。
                叶兆言大概是以其“非常精致的”、精心构筑的《夜泊秦淮》系列中篇小说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的。80年代末的某一年，在被某些人视为中国档次最高的读书类报刊《读书》中，竟有五六篇专论叶兆言及其作品的文章。当被问及自己何时开始被评论界注意时，叶兆言说，他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作家去关注这类问题实在没出息。一个作家不应因得到一点赞扬而沾沾自喜，也不应受到一点冷淡而心灰意冷。别人愿意来评论他和他的作品并非坏事，他也从来不反对别人对他评头论足，但他始终对这些保持非常客观而冷静的态度。评论界及读者所关注的只能是一个作家已经发表和出版的作品，而已经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对作家来说已成为过去。就叶兆言而言，他所注重的是“现时的我”。评论界及读者和作家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段不可超越的距离，因为他们绝对无法关注作家的“现时的我”。一般说来，作家面对自己写就的作品，心平气和地希望读者喜欢看它。但是，生活当中总有那些伪读者，有那么些不是凭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来评价作品，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嘴在谈小说的人，会让人很尴尬。他们莫名其妙地“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像一些对某行业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人坐在某一竞赛现场对专业人员的表演打分的评委那样，凭一时的个人好恶胡乱地举牌亮分评价文学作品。被这些人喊好时千万别太得意，被他们喊不好时也别太当一回事。就拿围绕中篇小说《花影》的纷纷议论来说吧。在叶兆言至今300万字的创作总量中，《花影》仅占三十分之一。这一不被评论界注意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并被陈凯歌买去拍电影的作品，在叶兆言的创作中确属次要作品，但偏偏有人十分可悲地不看作品本身而只对围绕着作品的现象大做文章，热衷于以这种方式大谈《花影》，继而对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走势等大加非议(这让叶兆言感到很冤枉)甚至得出“叶兆言江郎才尽”的预言，借此表明自己不媚俗。叶兆言在接受笔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基本上是以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平静的匀缓语调谈话的，惟有谈到《花影》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是读者都好办，就作品进行探讨很好，而从上述的评委心理来评价他和他的作品，他很讨厌。就他而言，他并未在影视上花很大精力。再说，影视本来就是艺术，在影视上花一定的精力也是无可厚非的。俄国的契诃夫热衷于戏剧，美国的福克纳有一段时间靠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养活自己，同样未妨碍他们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优秀作家。
              叶兆言指出：写作永远是充满误解的。读者千差万别，口味不一，水平不一，作家写的作品，有些人不爱看未必就是坏事。假如所有的人都拿着放大镜、望远镜、或别的什么镜去看某一部文学作品，那就很悲哀很可怕了。小说从来是给那些喜欢小说的人看的。而他只是对想象中存在的读者写作。
              当被问及哪部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及哪些作品他自己最看重时，叶兆言说，说哪部作品是一个作家的代表作，就像说一个人身体的某个部位代表那个人一样，十分荒诞可笑。只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才能组成那个完整的作家，而每部作品都只是一部分。作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像他的小孩，是他生命过程中诞生的，没有父母会说自己的哪个小孩不好，自己轻视哪个小孩。作家所看重、珍惜的自己的作品，往往是自己花费了最大精力、吃了最多的苦写出来的作品，尽管这样的作品评论界或读者并不一定很喜欢。比如，叶兆言继《花影》后的长篇小说《花煞》并不被评论界看重，但他自认为《花煞》在他的创作过程中的确是较重要的作品。
              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颇具实力的、几乎被视为一省一地代表的青年作家。江苏历来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龙头”，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一提到江苏作家往往首先会提到叶兆言，80年代末，则把苏童置于叶兆言之前，近年来，又把朱苏进放在了叶兆言之后，形成所谓的“三驾马车”。当被问及对此现象有何感受时，叶兆言坦然地说，排名谁先谁后是次要的问题。优秀的作家无疑总想独步文坛，但理智的作家应该明白，文坛是不可能由一个人独步的。精彩的文坛是由一批、而非一个作家支撑起来的，这就像一场精彩的足球赛须由一批球星来踢一样，孤零零的一个球星孤掌难鸣，无法踢出一场精彩的球来。作家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批出色的作家相对集中地在一起写作，每个人都想写得更好，相互间自然有挑战、激励的作用，这是好事。
               叶兆言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他早上起床的时间和上班的人差不多。人家去上班时他就开始写作，吃过午饭接着写一个小时再去午睡，醒来后出去锻炼身体，余下的时间则看看书，是从读者、而非作家的角度无书不看。这样每天写一千多字，每年写二三十万字。平时与写作无关的事他能免则免。对他来说，写作最大的干扰首先是疲倦，心灵和肉体上都感到很累，写作始终是很累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他又始终很想写。他至今已写出5部长篇小说、近30个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并不是很多，散文、随笔近几年相对多一些。他指出，就创造性而言，长、中、短篇作品只是长度与样式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短篇从来不逊色于糟糕的长篇。
               写作已成为叶兆言生活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每天都能像人家上班一样地写作，就很好了。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很有意义，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写作都有明确的目标，考虑到诸多的因素后才决定写什么，怎么写。有的人考虑市场、读者、社会的需求。有的人理直气壮地、其实很可能是哗众取宠地表白，自己写作是为艺术、为文学、为人生或听上去很高雅很高尚的别的什么。王朔的“玩”文学便是对这种“为……”的矫枉过正的反动。王朔的“玩”表述当中有歧义，其实有很认真的一面。“玩物丧志”的“玩”是很有境界的玩，本身代表着痴迷、迷恋、追求，与简单的游戏根本不是一回事。叶兆言说，他不可能为某个最简单的目的去写作。文学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迷恋，一种向往，使他找到了一种寄托。有人说叶兆言老写已成为历史的题材：其实他的作品现实与历史题材各占一半，而他写什么题材，事先并未订计划作准备，是无意识的有感而发，关键在于他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是否有写的愿望，心里想写什么。他的近作是一部长篇小说，原先要写的是战争，是故都南京的1937年的编年史，但写着写着，原先次要的战争时期的爱情变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名字从《故都南京的1937》不由自主地变成《1937年的爱情》。这一变化很微妙，也很怪，始料未及。作品表现了什么，很难说，只是他自然而然地想那么写。长篇小说应当是很丰富的、形象性的过去的世界的再现。他的野心是呈现感觉曾经存在的一种情景。至于采用什么技巧手法去写某一部作品，这从来不是他考虑的问题，就像一个杰出的足球明星，他在踢某一场球时，决不会先想好自己要用什么脚法去踢一样。他只是希望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运动状态，全力以赴地把那场球踢好。创作技巧是靠多年积累形成的，创作中的试探、摸索、追寻，本身就是技巧。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创作风格有所变化，希望第二天写得和第一天不一样，是一个流过的一去不复返的过程。作家的风格对读者来说有变化，对作家本人来说则是渐变、自然和无形的。艺术创作中无所谓能与不能。艺术的要素是要克服困难，在不可能之间寻找可能性。艺术不是简单的生产，按配方出不了艺术，出不了具有创造性的作品。
              叶兆言常常被称为“智慧型”作家，有人写评叶兆言的文章，篇名即为《智老叶兆言》。他的智慧来源于他对中外文学的博览及自觉不自觉的吸收。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叶兆言，是长期的大量的熏陶的结果。世界文学就像一个书橱，很难说其中哪一本书他最喜欢，对他影响最大，只能说某一时期某一部作品让他很喜欢。他所接触过的世界优秀作家对他或多或少地都有影响。从这一层面上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血儿。（原载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