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泡沫破裂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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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泡沫破裂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近两日，“衡水中学”成了一个高频词，在公众视野及街头巷尾的杂论中，备受瞩目。日前，该“超级高考工厂”的作息表也在网上公布，从清晨5点半闻鸡起舞，到晚上逾10点鸣金收兵，学生的时间被精确地以“分”计算；不唯如此，从学习、生活，到社交、文化，学校都一手包办，而谈到其中要诀，一位“过来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从精神上控制你，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妨，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看看那时的情形。章太炎在一次谈话中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而远在西方的杜威，于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也无不讽刺地说：“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某一个小时，就说十一点吧，都在上地理课……教育局长照例对陆续前来的参观者重复这种得意的吹嘘。”

时间已然走过了几代人，但我们今天的“暴起一时”和“得意”，竟恰如百年前夸躁世风下的某种投射。在此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所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是否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逆行的道路上？回答这个问题，比集体无意识式的追捧，或削尖了脑袋地踏破名校门槛，可能更加迫切和深刻。

如今，“教育航母”、“超级中学”之流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如果说校长不认识教师、学生排队吃饭超过一个小时等怪现状尚可以忍受的话，那么漫山遍野的“造神运动”就必须要引起警惕了。近些年来，因高考指挥棒持续的单维指向，众多应试“名”校纷纷崛起，且各占山头，互出奇招，一时派系林立，蔚为壮观。他们所打出的旗号，多是运动式的，善举“素质”之名，苟行“应试”之实，甚至颇有“心得”者，或者出道早些的，都已开始卖门票、收门徒了。

在这一场“浮世绘”中，教育的生态正一步步地逼近于同质化的演进导向。早有哲人指出，荒漠的可怕，并不在于它的荒凉和空寂，而是单一、停滞和排外的生态结构。吊诡的是，教育的荒漠化正以一种表面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来呈现，它就如一个在阳光下五光十色的肥皂泡，正肆无忌惮膨胀自己，却不知（或假装不知）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它看起来张力十足，圆润通融，晶莹透亮，实际上却没有太多的办法去自我松绑和自我还原，哪怕连一次掏心掏肺的自我申辩也不可得——罗素谓叹其一生都在寻找人是“理性动物”的证据，那教育是否又有足够的理性呢？

冷静地看，今天的超级中学，无论从其价值论，还是方法论和目的论上，都不太具有理性的哲学观瞻。它的唯一合法性，或者说立身之本，就是显赫的“战功”，即“追求，永无止境”的分数。但“高考”这一“主战场”，上不能纵贯人生百年，下难以捭阖世伦万情，它只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式的“结束”。对一个人的成长、成熟而言，高考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被大大夸大了。我们一路汲汲而营的目标，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不可或缺。

所以，正如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在2012年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考‘状元’有137位，至今无一位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这一事实，震撼了不少教育界人士以及他们身后千千万万的家长们，罗厅长的肺腑之言让大家试图重新回到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疯狂追逐和拼命攫取的东西，到底是造福了千秋万代，还是斫伤民根，中断文脉，贻害子孙？想想，确实不寒而栗。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站在个人和家庭的立场上来说，哪一个人愿意将孩子“教育”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语）呢？这时的教育，不正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吗？假如有一天，整个教育评价体系转向，“唯分数论”在一夜之间垮塌，则今天的“教育航母”和“超级中学”们究竟还能做什么？

在世风清朗、民智逐开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弗里德曼宣称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今天，即使“分数”的余威还在，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和实现路径，连“高考”本身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那我们不禁要问：一旦泡沫破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