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林彪与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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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之：林彪与修辞学

作者：启之      时间：2013-12-03   来源：南方周末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有一篇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此文一度风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68年的夏天，我从一份油印的传单上看到它，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他用“电光石火”来比喻灵感，还用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形容词，让我至今不忘。 　　林豆豆这篇文章，在网上招之即来。如果你把此文仔细读上三遍，相信你会对林彪的文章之道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此文的要点—— 　　一、林彪反对党八股，反对空洞无物：“不要写那些又臭又长，干干巴巴的文章，这种文章像机器造出来的一样，只有零度的感情，就会使人感到没有兴趣。……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 　　二、林彪主张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革命文学的风格“应当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 　　三、林彪认为，文章是宣传教育的工具。他说，文章是为人民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了“教育人、改造人的”。 　　四、林彪重视灵感，并从写作中得到乐趣：“新鲜的比喻，思想的闪光，即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要‘丝丝不断’，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像密集的雨丝一样，一滴一滴连成线。深入了生活，思想的火花会不断地迸发出来，成为‘思想零件’。而好的思想，往往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因此，必须抓住不放，使这些‘零件’逐渐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使之逐步完善。写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只要做有心人，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得到最大的愉快。” 　　五、林彪非常看重词汇的作用。他告诉女儿，“要留心学习各种各样的词汇……主要是好的词汇，才能使文章生动简练，有立体感，增强艺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他以苏州刺绣为例，启发女儿：“为什么（苏绣）那么漂亮呢？就是因为丝线的品种很多，听说有4800多种，光红色的就有几十样。颜色的花样很多，所以绣出来的东西好看，逼真。写文章也是一样，词汇好比丝线，掌握词汇越多，就能运用自如，变化无穷，随手拈来就能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同时，他还提醒林豆豆：“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在一篇文章里使用过多的词汇，会产生臃肿累赘，以词害义的毛病。” 　　显而易见，林彪的文章观脱胎于“讲话”，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思想零件”是他的发明，高度重视词汇和修辞是他的匠心独运。他教女儿写文章，其实来自于他自己对写作的心得体会。 　　林彪的秘书有一个重要任务：给林彪“拉条子”——写简要的讲话提纲。拉完了“条子”，还要给林彪念。有一次，张云生给林彪念“条子”。“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拦住。”并得到了一顿剋：“都是些废话！”“这是在做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页46，春秋出版社，1988） 　　林彪很少用秘书的“条子”，他总是自己“拉条子”。“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上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同上） 　　林彪冥思苦想的过程，就是他捕捉脑海里的“电光石火”的过程。他在纸上写字，并把纸推到地毯上的过程，就是把“思想的火花”变成“思想零件”的过程。他将那些纸重新排列顺序，就是“亲自动手将这些‘零件’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 　　这个完整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篇篇顶峰级的吹捧谄媚之文。组成这些文章的“思想零件”，就是林彪高度重视的词汇，而他的装配过程，就是这些文章的修辞过程。 　　兹将林彪最爱的词汇，最擅长的修辞法，择要列如下。 　　在副词之中，林彪最爱“最”。他对“最”的运用最大胆，也最有创造性。 　　1960年，《红旗》发表他的长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中就有四个“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指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六年以后，他将“最”的使用推向了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准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年1月24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林彪日记，页911）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性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准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1966年8月8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见林彪日记，页935） 　　他教育女儿：“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显然“最”是林彪慎重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他对这个词的运用，自然而得体。 　　这一自然而得体的“最”，在两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升华，1968年10月20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以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一语，将“最”的用法放到了史无前例且登峰造极的位置上，从而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形容词之中，新、一定、真正、一切、必须、全面、永远等是他的最爱。 　　新局面/新形势/新的水平/新的阶段…… 　　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一定要进一步抓紧…… 　　军队一定要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冲破一切阻力/正在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林彪在修辞学方面，还有一个重大贡献——他创造了不少“闪光的语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教育女儿：“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 　　显而易见，这些闪光之语，在林彪看来，是有生命力的，是好的语言。它们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人民大众牢记不忘，连毛泽东本人也铭心刻骨，“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连半句也不顶。”毛的牢骚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句话之深入人心。林彪的这些惊人之语很快成了大众传媒的宠儿，在他还没有出事之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迅速地成为那个时代的惯用语。 　　林彪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修辞法中的“引用”格推向了全国各地。他要求解放军报登载毛主席语录，他要求全军上下大学毛语录，他为毛语录撰写再版前言，他在讲话中文章里大力鼓吹对语录要句句熟读、句句照办。在他的推动下，引用语录迅速成为现代汉语的一大景观，以至到了不引用语录，就不能讲话，不会作文的地步。 　　林彪反对八股，反对空洞无物。当引用语录成了作文的规矩之后，无论什么文章都变成了八股，除了空洞无物之外，别无他物。 　　语言风格是文风的重要标志，林彪通过对副词和形容词的独出心裁的使用，通过创造闪光的语言，通过对引用格的大力鼓吹，创造了一种文风，这种文风一方面“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另一方面，是公式化的，空洞浮夸的，更重要的是阿谀谄媚的。 　　江青白日里，为革命样板戏奔忙；夜深时，以看好莱坞电影为消遣。两种对立的审美观——嘉宝的自然本色与样板戏的矫情造作在她身上和谐相处。同样的两面性出现在林彪身上，一方面，他反对文章的空洞无物，另一方面，他又是这种文风的制造者和推崇者。这种两面人，恐怕不止林、江二人；这种两面性格之形成，恐怕与政治文化环境有关。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培养了一个政治上极左，思想上激进，行动上投机的社会集团，并且不断地召唤这一集团参与政治生活。江青、林彪是这一集团的上层代表，他们的下面是大批怀抱着乌托邦理想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将这一集团的上下两层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呼唤他们创造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新的政治条件同样要求一种新的政治语言，这个共同体也需要一套词汇和修辞来表达他们的理念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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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午报：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作者：袁鹰      时间：2008-11-13   来源：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自省 　　五十年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结果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本文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他认为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 　　《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 　　今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考察人民日报社，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锦涛同志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二十四个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该牢牢记住，时时引以为戒。 　　我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一名编辑，感受尤深。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所担负的舆论导向，不论是“利党利国利民”还是“误党误国误民”，影响和威力都特别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后者，造成的危害和恶果，常常无法预料。 　　中年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大乱开始之时，跟着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出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举起“文革”黑旗的社论，其实同报社编辑部毫无关系，是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带来的），开始了大疯狂的十年黑暗历史。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被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所控制，后来又增加《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篡夺了党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央文革”严密控制的“两报一刊”，十年中“误党误国误民”的舆论导向，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现在倘若去翻翻那十年的报纸合订本，从内容到版面，常会让你心惊肉跳。 　　这类大事暂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仅就五十年代后期头脑发热的年代自己所写的发热文章，作为错误舆论引导一例，呈现于读者之前。 　　如今，若是同一些中青年人士讲起五十年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讲起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写民歌、亩产万斤稻、农村吃饭不要钱这类事，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以为是编造中国版的《天方夜谭》，但是，对年过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肯定会引起一连串辛酸苦涩的记忆，难以忘怀。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 　　那个时期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都会出现让读者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新闻、通讯、言论和标题。从要闻版、工业版、农业版直到文艺副刊，都是如此。随便举个例子：1958年8月22日河北徐水县制定了一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人民日报》为此在第二天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这里所说的“仙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许多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到1958年竟然似乎指日可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那时也时常能见到。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副刊自然不甘人后，尽力配合，发表了不少热气腾腾的稿件。五十年过去了，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强词夺理的假话，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巴山铁水》鼓吹大炼钢铁 　　1958年秋天，我和文艺部一位同事去四川组织宣传“大跃进”的副刊稿件，在川东万县地区，看到大巴山人民大炼钢铁的热烈场面，写了一篇题为《巴山铁水》的散文，其中写道： 　　大巴山最早迎接上山来的，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又细心的人。不管赤日炎炎，还是连天阴雨，他们总背着口袋，拿着钉锤，到处敲敲打打，寻找矿苗，你道他们都是勘探专家？不，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同矿山打交道，有许多人从来也没看过铁矿是啥样子。 　　忠县有位乡党总支书记，背着口袋上山找矿，看见有点异样的石头，就采一块，这样采了一口袋，背下山来找人辨认。忠县洋渡乡金台农业社的监察主任老谭，在金台山找到一处矿苗，挖了四天，就没有了。老谭心里发急，全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哩！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又进入一片没有人烟的老山密林，下几百丈到沟底，上几百丈到对山，他就在这里找了七八天，饿了就吃麦耙耙，渴了就喝河沟水，老虎就在附近咻咻吼，他也不管，终于在一个深岩洞里找到矿…… 　　找到了铁，山上便响彻了火药爆炸声和钻头的震击声，直上直下的山壁上便出现了蜿蜒的羊肠小路，便出现川流不息的挑运矿石的队伍。于是，两三个月里，小高炉、土高炉便一个个、一群群地出现了。 　　我们曾在奉节县深山里的一个炼铁厂里住过一夜。那里，有一个二十一立方公尺的高炉，现在正在日夜赶建另一个同它一样大的高炉。那里，焦炭要从十多公里外运来，没有公路，就用人挑，用兽力车运，反正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工人们有时连着干十多二十个小时，有一个翻砂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了，可是一点不觉得累…… 　　大巴山里的深夜，并不安静。除了高炉在歌唱，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电话铃声，这是地委或者县委在召集电话会议；这是区里、乡里在询问今天的出铁数字；这是钢铁指挥部在调动队伍，从这个区去支援那个区；这是每一个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在向上级报捷…… 　　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不仅农村，连北京各个机关都参加了，几乎每个机关后院，都是日夜炉火熊熊。我的爱人将家里的旧铁锅、旧菜刀、蜂窝煤炉以至旧缝纫机搜罗在一起，坐一辆三轮车送到机关去。那些东西就是铁制品，有的还淬了钢，不知扔到土高炉里能炼出什么。 　　篇篇文章呐喊助威 　　沸腾的1958年过去，1959年又是一个“大跃进”的年头。我写了一篇《第十个春天》，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刚送走了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辉煌胜利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八年，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灿烂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主要产品钢、煤、机床、粮食、棉花的产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地增长。我们创造了世界罕有的速度。这一年，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轮初升的太阳——人民公社，只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我国广大的农村除了个别地区以外，遍地树起了人民公社的鲜艳夺目的红旗。这一年，六千万人参加了炼钢的行列，热火朝天，餐风饮露，响亮地完成了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提前把一○七○万吨钢拿到手。这一年，我们在每个战线上都有火箭一样的速度向前飞跃…… 　　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这一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当严寒的风雪呼啸着的季节，人们就说过：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冬天。果然，在工厂、矿山，人们丝毫没有停过脚步，在农村，积肥备耕的战鼓敲个不歇，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迎来了又送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如今，春潮汹涌，万马奔腾，红旗招展，群情振奋，上下一心，左右逢源，正形成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增产节约的局面。 　　（《春潮汹涌》，1959年4月） 　　最近一个时期，光从报纸上看，确确实实显示了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跃进高潮的无限美妙的景色，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人心潮起伏，振奋不已。 　　看吧，甘肃决心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广东澄海县争取十年内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五斤；河南舞阳县先锋社三年治山规划，四十天就完成。……这些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如果仔细看看报纸，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不仅是眼睛上，而且是思想上、心理上，每天都感到赶不上新形势了。 　　（《好大喜功和小试锋芒》，1959年春节） 　　读者不再轻信盲从 　　1958年秋天，报上几乎天天都有“放高产卫星”的报道。天津郊区某大队亩产十万斤水稻的“卫星”震惊全国，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文艺部全体人员由部主任袁水拍带领乘火车去参观这个“新生事物”，只见那块高产田密不通风，为防止过密造成腐烂，在田埂上放了多架吹风机，向稻田里吹风。大家看了，嘴上说“这倒是新鲜事”，心里却都认为是弄虚作假。我爱人的机关也组织干部去天津参观这个大队，同去的有一位同事的老母亲，老人家一看就直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的”。 　　1959年5月，我陪同朝鲜新闻代表团访问四川，在成都郊区某县一个生产大队部，朝鲜同志看到门口高悬“××红专大学”招牌，十分诧异地问：“这是大学？”摇头表示不明白，他们心里一定想到这怎么能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是一回事？我当然知道那只是一间向社员作政治宣传、传播农业技术的屋子，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至于百货公司，那里没有多少商品，橱窗空空，想买点特产都找不到。 　　1960年到浙江富阳八一大队，正遇中秋节，大队食堂给我们的菜就是一碗煮芋头，这已经是照顾我们“北京客人”的佳肴了。 　　第二年春天到京郊怀柔县汤河口，大队食堂中午每人只吃到两只窝头和一碗盐水煮大葱，食堂优待我们，每人给一大碗堆尖的大葱，而我们三个人一起只吃了小半碗。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 　　上面这类虚张声势、空洞浮夸的文字，在那几年的文章里时时可见，有的还在版面占有显著地位，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努力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为“三面红旗”擂鼓助威。 　　今天再来摘录的时候，却只有脸红心跳，有点像一个小偷。小偷乘你不备，摸了你的钱包、手表，我们这种从事报纸工作的人，却是依仗读者对报纸刊物的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说了那么多大话、空话、假话，还以为是在向他们介绍大好形势，鼓舞人们的斗志。冷静想一想，却是加入了刘少奇同志批评的“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的行列，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对他们犯有罪责。 　　然而，读者毕竟不是傻子，他们从亲身实践中明白报上讲的并不全是事实，甚至完全不是事实，就不再轻信盲从了。 　　1958年冬天，我有一次从武汉回北京，在火车硬席卧铺车厢，听到下铺两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乘客在议论。火车夜过河南大地，铁路两旁一片红光闪闪，大约连夜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 　　这两位乘客从窗外的情景，谈到近日在省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那里各行各业大炼钢铁的通讯，以内行的口吻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一位摇摇头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都能吹成大象。”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文章，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 　　前一位又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他又叹口气说：“其实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我躺在上铺，静听他们的尖锐批评，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那个尴尬场面，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撇开报纸上常见的那些按宣传需要编写的所谓“读者热烈反应”、“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人民群众对那个发热年代舆论导向最真实的反应、最公允的评价，短短几句话，抵得上万语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