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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剧中,韩国人一提到济州岛就眼睛放光,我猜想这济州岛一定是绝美的风景。待我真的到这个岛,便觉得韩人实在是少见多怪,更觉得祖国是如此的大好河山。其实,以如今的信息传递和交通状况,韩人怎能会如此“少见”?分明是一种心态的表现。这种心态,我大国国民也难免,所以便动辄“五千年文明史不断”、“四大发明惠及人类”、“地大物博”、“复兴崛起”……
韩人改都名、抢史荣,是自强又自卑的矛盾表现,与之相比,国人的自傲而不进取可能更糟。国人对于现实问题的容忍、麻木,要远远超乎韩人。这种精神苟且、行为懦弱,是比小国敝帚千金的心态更糟糕的。
有了济州岛的经验,便对此次台湾之行的“风景体验”不抱什么期待了。我大的期待是想看看亚洲地区,尤其是华人社会,到底把民主搞成个什么样子;看看西方民主那套东西,东方人吃了会不会闹肚子拉稀不止。小的愿望则是看看台湾故宫里的老玩意儿。事实上,承认有普世价值存在的我,第一个期待早已有了结论,只是想亲身体验一下罢了。而在故宫看到乾隆帝的艺术趣味是如此的精细琐碎,也算窥到了他紧闭国门、错过了现代文明的种子植根于中华的一点心理原因吧。
此行真正意外的收获是看了三个名人故居——胡适、林语堂、蒋介石。而我一些意外的感慨,也是在这些故居中生发的。
胡适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和研究院都要拨钱给胡修宅子,胡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金,并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
胡适的宅子建在中研院里,说是为了去图书馆方便。宅子一点都不豪华,现已成为胡适纪念馆。走到书房,讲解馆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呆,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有些压抑封闭的感觉。这个细节令我联想到,胡适的生活虽然不图奢华,不喜欢物质层面的雕琢做作,但对于精神、心理的舒适自在,还是蛮敏感的。这自然是一种远离暴发户的生活品位,但与他自由主义的、开放的、西化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也有关系。真正令我有点费解的是,他为什么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呢?身为院长,又是自己掏钱盖得房子,小小修改一下有何之难?其实,这正是胡适性格的一个细微表现。
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形成了温和宽容与激烈不宽恕的两极。胡适也反封建,却不给人以过度否定传统文化的感觉;胡适也反对独裁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身份处境,却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合作;胡适也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是终生互敬的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如果把鲁迅比作峭拔险峻的山峰,便可把胡适比作平静广阔的大海。谦谦君子、儒雅绅士的胡适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谏言,促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了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还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呼吁,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随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文章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了质疑,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三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不仅对胡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请接胡适共进晚餐。晚宴上还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他送给了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
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之大成。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审视灾难深重的中国历史,胡适的这一观点至今还是很值得琢磨的。
后来蒋多次请胡出山从政,1948年蒋甚至推荐胡竞选总统,却都被胡谢绝。胡不想失去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席间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胡适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还说,宪法只赋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对于这些近乎指责的谏言,蒋介石竟然能够接受。
一个坚定的崇尚民主反对独裁的人,却与独裁者保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便是胡适,这便是胡适性格,胡适风格。不激烈,不嚣张,不轻易破坏,优雅容忍,又不委曲求全,这便是胡适不喜欢这个书房却不拆除花墙,同时又不肯委屈自己沦于这个书房的深层因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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