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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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书房 窦海军

韩剧中，韩国人一提到济州岛就眼睛放光，我猜想这济州岛一定是绝美的风景。待我真的到这个岛，便觉得韩人实在是少见多怪，更觉得祖国是如此的大好河山。其实，以如今的信息传递和交通状况，韩人怎能会如此“少见”？分明是一种心态的表现。这种心态，我大国国民也难免，所以便动辄“五千年文明史不断”、“四大发明惠及人类”、“地大物博”、“复兴崛起”…… 韩人改都名、抢史荣，是自强又自卑的矛盾表现，与之相比，国人的自傲而不进取可能更糟。国人对于现实问题的容忍、麻木，要远远超乎韩人。这种精神苟且、行为懦弱，是比小国敝帚千金的心态更糟糕的。 有了济州岛的经验，便对此次台湾之行的“风景体验”不抱什么期待了。我大的期待是想看看亚洲地区，尤其是华人社会，到底把民主搞成个什么样子；看看西方民主那套东西，东方人吃了会不会闹肚子拉稀不止。小的愿望则是看看台湾故宫里的老玩意儿。事实上，承认有普世价值存在的我，第一个期待早已有了结论，只是想亲身体验一下罢了。而在故宫看到乾隆帝的艺术趣味是如此的精细琐碎，也算窥到了他紧闭国门、错过了现代文明的种子植根于中华的一点心理原因吧。 此行真正意外的收获是看了三个名人故居——胡适、林语堂、蒋介石。而我一些意外的感慨，也是在这些故居中生发的。 胡适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和研究院都要拨钱给胡修宅子，胡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２５００美金，并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 胡适的宅子建在中研院里，说是为了去图书馆方便。宅子一点都不豪华，现已成为胡适纪念馆。走到书房，讲解馆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呆，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有些压抑封闭的感觉。这个细节令我联想到，胡适的生活虽然不图奢华，不喜欢物质层面的雕琢做作，但对于精神、心理的舒适自在，还是蛮敏感的。这自然是一种远离暴发户的生活品位，但与他自由主义的、开放的、西化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也有关系。真正令我有点费解的是，他为什么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呢？身为院长，又是自己掏钱盖得房子，小小修改一下有何之难？其实，这正是胡适性格的一个细微表现。 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形成了温和宽容与激烈不宽恕的两极。胡适也反封建，却不给人以过度否定传统文化的感觉；胡适也反对独裁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身份处境，却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合作；胡适也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是终生互敬的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如果把鲁迅比作峭拔险峻的山峰，便可把胡适比作平静广阔的大海。谦谦君子、儒雅绅士的胡适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谏言，促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了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还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呼吁，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随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文章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了质疑，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三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不仅对胡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下旬，胡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请接胡适共进晚餐。晚宴上还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他送给了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 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之大成。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无为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审视灾难深重的中国历史，胡适的这一观点至今还是很值得琢磨的。 后来蒋多次请胡出山从政，1948年蒋甚至推荐胡竞选总统，却都被胡谢绝。胡不想失去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１月１６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席间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胡适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还说，宪法只赋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对于这些近乎指责的谏言，蒋介石竟然能够接受。 一个坚定的崇尚民主反对独裁的人，却与独裁者保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便是胡适，这便是胡适性格，胡适风格。不激烈，不嚣张，不轻易破坏，优雅容忍，又不委曲求全，这便是胡适不喜欢这个书房却不拆除花墙，同时又不肯委屈自己沦于这个书房的深层因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