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言：校长要不要上课？

教师之友网

李伟言：校长要不要上课？


今年看到好几篇文章，都提到校长不给学生上课的现象。反对校长不上课的人认为，校长不上课被认为是教育行政化的表现，校长不是官，校长也是老师，应该给学生上课。还有将不上课和不懂教学等同起来，因为不懂教学就不能从事教学管理，更不能引领教学。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规定，所有的中小学校长必须亲自上课。
这些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但细思起来却是似是而非。从整体上，如果推行起来，对学校教育的品质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
校长为什么不给学生上课？不否认有些校长确实是将自己看做了官，既然是官，在中国，官的意思就是享有特权，不上课是自认为官员的校长享有的特权。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政府垄断之下，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过多的干预导致的校长事务繁忙。抽检、迎评、考核、比赛，考察、培训、各种各样的活动月、活动周，事务的名目层出不穷，这些事情教师肯定也要做，但校长和教师不同还在于，他是工作的全面部署者，还是关系的主要协调者，这个东西很累人的。加上还有真正本职工作要做，校长真的会忙得应接不暇。我有个教育硕士，在大连某小学任校长，一次她对我说，如果家人不支持，如果体质弱一点，这个工作根本干不了，事很多，成天连轴转。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是校长应不应该上课，而是他能不能上课。在现实时间不得保证的情况下，要求和呼吁校长上课的观念，只能给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干预提供借口。将一个现实缺少可能性的事情强行靠规定执行，其后果只能是两个：
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不上还是不上。但徒然地增添了很多管理的成本，上边既然有规定，就得有相关的检查，学校就得有相关的应对。只能进一步导致虚假之风的流布，强化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滥权和腐败。
二是按照规定行事了，但是质量得不到保证。因为教学的质量不仅需要课堂45分钟的精力投入，还延伸到课外，课前的备课以及课后的指导。是需要时间保证的。
就算说校长从应然的角度上确实是应该给学生上课的，这个不上课，也是因为教育被行政力量的过多粗暴介入导致的事务主义带来的，然后再已行政的力量来介入，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情况会更糟。很多领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倘若问题的根子找不到，一些的看起来很好心的呼吁和关切，最后都为权力部门对教育的指手画脚提供了理由，越改会越坏，不如接受现状。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件事，这两天我正指导教育硕士论文，涉及到查重的问题。以前论文是没有查重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说，论文抄袭的情况太严重了，不查不行。于是就有用查重软件检查重复率的规定，查出重复的地方，据说颜色就呈现红色，然后累积到一起，重复率若超过一定的百分数，就算抄袭。表面看起来这个规定和这个软件的利用真好，有了硬标准，你抄是会被人发现的。但它实际上会因为僵化带来其他的问题，比如自引的地方，也算重复。引用的字数不能超过一定的字数，但有的论文是必须多引用的，比如对某个教育家进行研究的选题，就涉及大量的文献分析。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将别人文章里的话变一变，改一改，换成自己的话，这个情况是完全限制不了的，来自书的抄袭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就这么愿意抄？不抄就不行？表面是学术道德沦丧的问题，根底是这个学术体制在和人性的善好背道而驰，逼良为娼。比如关于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比如每年一次的教师科研考核，量化的职称晋升体制，不仅要发，而且一定要多发，没那么精深的研究怎么发呢？当然只能拼凑。课题研究更是如此，多半都是蒙混过关。胡萝卜加大棒，无论是奖励还是考核，最后都是在逼着大家在数量上做文章，焉能不抄？整个教师圈子风气如此，学生能好到哪里去呢？这套体制就是行政干预教育的结果，出了问题，又冒出个规定。规定越多，形形色色的腐败也越重，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
回到校长上课的话题上来，我上面说的意思是，在学校陷入中国特色的事务主义时，要求校长上课，缺少现实的可能性。
就是不考虑这个情况，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校长一定要给学生上课吗？
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报道。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12年里，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这绝非是雷文学术水平不够，他获得两个学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之所以这样，是基于雷文对大学校长职责的理解，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投身学校的管理工作。雷文认为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付诸于积极地行动。这和中国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一个211的大学的校长，带的研究生能多到30多个。但实际上又时间带，名义是他的研究生，实际上别人帮忙带，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见怪不怪。
我觉得这点对中小学也是适用的，因为校长和教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是教学，当然也涉及到管理，但只是班级管理。而校长的工作是管理，是面向整个学校的，是对学校运转的全局性把握。在现代社会当中，校长的职责是审时度势，对内，给学校适合的发展定位，促成教师之间的诚心协作的文化，致力于人性化的现代学校制度的构建；对外，扩展有效的交流，尤其是取得家长对制度创新的支持。在制度、文化、财、物、人等各个方面，用积极地作为，帮助学校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方。
校长不上课并不说明校长是官员，而是校长工作的职业化，专职校长，校长就是校长。
校长需要从事教学管理，比如组织教学评价，教学研讨，以及招聘时对优秀教师的识别，所以他需要懂教学。但不上课和不懂教学是两个概念。
校长不上课并不说明他不懂教学。一是中国的校长一般都是有学科专任教师出身，有较长时间的一线教学经验，长期不上课只能导致上课的实践技能退化，但其对教学的理解力、教学评价的眼光仍然存在，也就是说，他还是懂的。
二是上课和评价上课，体现的也是两种能力。一个人课上的没有另一个人好，但不一定妨碍他发现另外一个人课堂教学的好和不好，欠缺和问题。一个人理论的素养不一定落实为他自己的实践，但是他仍然可以很好地甄别、评价他人的实践。亚里士多德不写悲剧但不妨碍他对悲剧有那么好的理解，并且对后世的文艺创作有深远影响。我记得他的《论诗学》中有一段话，说他自己虽不是诗人，但是他可以给诗人们以诸多的教益。上课、课堂观察、教学评价也是如此，不举别人的例子，就说我自己，我如果上语文课，不一定上的太好，可能我更擅长讲偏向理论一点、然后思维也可比较放逸的那种课程，但如果观看一堂课，我大概也能看出来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甚至可以做到比较精细。这样说好像不够谦虚，但也是实话实说。
大概只能用多元智能来理解，有的人智力大概不一定在做，而在于赋予事件以解释，以分析和评价。而有的人，有着极好的实践智慧，但是他却不一定说出他是怎么做到那么好的。所以最厉害的人，是那种做的也好，并且极为善于总结、提炼的人。
既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就更不一定非得要求校长去上课。
我对自己的观点也不是百分百地有把握，但爱这么想问题。一个人的思维应该突破现有流行观点的限制，让它自由，也许就会发现事情不像最初像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