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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上的东马坊现象 | | |
东马坊文坛是寂寞的,同时也是热闹的。这是我的感觉。其实圈内人士对东马坊文学创作成就有很多说法:舒企春先生说过,东马坊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群。作家李守义曾提到过“东马坊文坛四杰”,作家赵金禾也谈起过“东马坊三驾马车”。尊称也好,戏言也罢,总之,东马坊的文学创作值得人们谈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东马坊作为一个乡镇,其区域性的文学创作如此活跃确实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但“东马坊现象”究竟是什么?李汉超一句话说得很贴切:“东马坊现象是对东马坊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一种概括。”
了解东马坊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十分活跃的乡土作家群。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南飞、李汉超、曹柏青、方东明在孝感文坛是排得上座次的。在他们的旗帜下,一批后起之秀不断成长。难以割舍的文学情结使他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群落。在这个群体中先后有20多位乡土作家在东马坊这片文学的沃土上诞生,或接受过这里文学氛围的洗礼。
东马坊文坛这道风景,之所以称之为靓丽,是因为他们决不孤芳自赏,也不闭门造车。在他们周围不仅聚集着一大批的文化人,还有一大批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鼓励他们的普通人。他们肯交朋友,也很善于交朋友。各省市文学期刊的老师,只要是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们心诚,对文学心诚,对人坦诚。正因为如此,人们愿意靠近他们这样一群人,像宋宝芹、周黑友、何君等,他们曾只是东马坊的过客,但是当他们的脚一踏上东马坊的土地,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东马坊文学的旗帜下。共同的追求与爱好,不仅使他们容易走到一起,而且很容易相处。对文学的热爱,使他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真诚与厚道,又使他们如兄弟手足一样的亲密。他们在一起畅谈人生理想,研讨文学,交流心得。他们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决不相轻。所以他们制造了一种浓烈的文学氛围,一种很纯洁的文学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他们有了十分丰厚的收获。
近年来,东马坊地区涌现了刘碧峰、南飞、李汉超、曹柏青、方东明、曹翠芳、夏华元、陈喜华等一大批乡土诗人和作家。相继突破《诗刊》、《词刊》、《星星》、《散文诗》等400余家报刊,发表诗文4500余首(篇);获全国诗文大赛奖励60余次;出版《一盘下酒菜》、《远海的天籁》、《守望家园》、《马啸西风》等专著18本;被专家称为“东马坊现象”。
所以,东马坊的文学创作,在应城在孝感地区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东马坊现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为人们所探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东马坊现象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里除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种精神。东马坊俗称古皮洼,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古皮洼,古皮洼,三个人走路两个人怕,媳妇接不到,姑娘也愁嫁。”在那种生存状态下,人们恐怕很难寻觅到文学的影子。如今的东马坊经济繁荣,工业发达,人气旺盛,文化事业空前活跃。于是有了创作的环境,有了创作的源泉,所以东马坊文学创作活跃且富于成果,这是历史的必然。
文学是孤独而寂寞的。文学的节拍虽然与社会发展的节拍共振,但在特定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往往又超脱于物质世界之外更依赖于一种精神。在东马坊一群为文的人中就有这样一种精神。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在社会转型期的嬗变与阵痛中,他们坚韧地守望着,守望着一种道德,守望着一种精神,守护着心灵的一方净土。而他们这种精神又充分地体现于他们的创作及作品之中。
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来自于基层,扎根在基层。从他们每个人的生存境况看无疑是清贫的。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他们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用灵魂和心血写作,充分体现了一种人文的关怀,社会的关怀情结。李汉超的诗不仅具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而且视角独特,不论是点击社会焦点还是关注社会的热点,都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表现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南飞的诗风可能源于他的激情与痛苦。有人说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接触过他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感受。他的诗是那种超越苦难的理想化的东西,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因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那些擦去绿锈的青铜马车、出土的编钟及门板湾的陶片,都能被他敲击成一首首悦耳动听的诗篇。
曹柏青人称为一怪。他喜欢苦吟,不管是写诗还是为文。他的苦一方面体现为心灵的孤寂与无奈,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为文过程中字斟句酌之苦。他的文章于凄凄之苦中见美,于字斟句酌中见美,体现出一种唯美的倾向。这也是一种精神,一种对理想人生的思索。
东马坊的文学创作,在众多关注的目光中不断地成熟与发展。目前的创作势头正旺,而且其中一些作者正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李汉超的诗除了其思想风格如故外,最近的一些作品在语言上一改过去哲人的姿态,出现了一些口语化、平民化倾向的诗作。而南飞也尝试着写了一系列大俗大雅,返朴归真的谣曲,把诗和民间歌谣有机地融为一体,自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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