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会长久地被《百家讲坛》愚弄 文/徐晋如

管季超0712

人民不会长久地被《百家讲坛》愚弄

——透过于丹看社会之一

　　2007年2月2日，傅光明先生把他的《百家讲坛的台前幕后与电视的庸俗化》一文刊发在其在新浪的个人博客中。这篇文章被新浪编辑以《谁把百家讲坛搞得这么庸俗？》的标题推到了新浪博客的首页上，一时反对之声浪不绝于耳，傅先生大概感觉承受不了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谩骂，于是特地发文声明，“绝非其本意，而且事先绝不知情”。傅先生此举我认为很不“爷们”，要是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百家讲坛不但是如此地庸俗，更是完全没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气息的一言堂的高音喇叭。宣传不是教育，宣传更代替不了教育，打着教育的旗号去愚弄人民的伎俩，迟早都会被人民所唾弃。

　　傅光明先生的原文立场有些摇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发现合理的甚至精彩的论断。在该文中，傅先生提出一个反诘：“电视真的有了文化？”答案是：“一方面，他们以为目前几乎已经沦为电视剧附庸的《百家讲坛》‘真的有了文化’，因为与更多其他庸俗到不可耐的节目比起来，确实不能说它没有一点儿文化或学术含量。重要的是，主讲人的身份毕竟多是研究员和教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所看到的文化已经被电视机制所消解而不自知。”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一个悖论！

　　我们并不排除有一部分心理极其阴暗的人，他们之所以喜欢《百家讲坛》是出于一种极为卑琐的心态。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专家学者讲出极其浅薄无知的观点，甚至于是在个人私德上出现问题，从而产生出“专家学者不过如此”的心理幻觉，而《百家讲坛》恰好就满足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但我更相信，绝大多数《百家讲坛》的观众，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而选择了这档节目的。然而，《百家讲坛》无耻地利用了人民对于知识的崇敬和渴望，娴熟地向观众兜售着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深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道理，像做传销讲座一样地做节目，或者，用《百家讲坛》的现任制片人的话说，是“像做营销一样的做节目”。很多东西，虽无价值，但并非有害；然而，当于丹以她那庸俗的、卑琐的世界观去“心得”孔子、“心得”庄子的时候，那就不但是无价值，而是绝对有害的精神海洛因了。但在这个时候，善良的观众已经完全进入了传销分子营造的迷狂气氛中，被彻底洗脑了。

　　很多天真的观众指责我们：既然你们骂于丹是在散毒，那么怎么不见《百家讲坛》请你们去啊？我固然可以很聪明地回复这种诘难，比如，我可以说，一个食客不需要会下厨才有资格骂厨子的菜做得不好，然而，我对自己的学问和讲课效果都同样自信，我相信只要有一个公正的平台，我的讲授完全可以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知识的魅力。可是很遗憾，哪怕我有潘光旦那样的思想，王国维那样的学问，顾随那样的口才，《百家讲坛》也不会请我。因为现在的《百家讲坛》是一家完全没有“百家”精神的所谓讲坛，根本没有什么“百家争鸣”，有的只是制片人用“收视率”的名义实施的文化专制。在现任制片人的眼中，你是否能讲真知识并不重要，你是否对授课内容具有深入的有创见的研究更不重要，甚至你讲课讲得硬伤累累都不打紧，——只要你能讲故事，会调侃，最好再会一点表演，那就一切OK了。可怜的观众，他们就这样被《百家讲坛》的制片剥夺了接受知识的权力，而这一切阴谋又都是在讲授知识的旗号下进行的。

　　傅光明的博客文章验证了这一点。他首先举了崔永元的讲座。那一次，崔永元到现代文学馆实话实说《电视的庸俗化》，讲座的现场气氛极为热烈，小崔也坦率直言电视庸俗化的七大成因：第一，是制作者和受众的庸俗互动；第二，是知识分子的不介入；第三，是商业利益集团的炒作；第四，是平面媒体从自己商业利益出发恶性炒作；第五，缺乏真正的电视评论；第六，缺乏脚踏实地联系实际的业务研究；第七，缺乏原创，互相抄袭，互相模仿，没有成熟的行业规定和规范，经常出现恶性竞争。然而，这样的诤言是不可能在《百家讲坛》播出的。

　　傅光明又举了与于丹同在北师大工作的郭英德教授的例子。郭教授的课极受北师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欢迎。他应现代文学馆之约分两个题目讲曹操，一个是《曹操：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另一个是《曹操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尽管与易中天教授的易派说书风格迥异，他的学术演讲还是受到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如果得以播出，电视机前的“大众”对他的演讲未见得就不及喜欢易教授的“品曹操”。郭的学术比易的品说更深入，更有力度。中国之大，岂乏聪明才智之士，他们难道真的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配接受易中天于丹？

　　以上两个例子都可以说明，不是“大众”选择电视，而是电视只肯卖给“大众”掺了水的假酒。《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心中有着极为褊狭的精英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人民根本不配接受真正的知识和学问，可是，谁给了他们代替人民选择的权力呢？

　　为了掩饰一个谎言，《百家讲坛》需要制造更多的谎言。他们说学问是晦涩难懂的，为了让普罗大众能懂，所以降低品格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真是井底之蛙，何足以语天空之辽阔！最伟大的学问，从来就不是寻章摘句的雕虫之业，它一定是与生命、与灵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极为荒悖的学术体制造成的恶果至少有两点，其一，一大批根本不配研究学问的人进入了学术队伍，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当代学术的普遍平庸化；其二，导致“学术”基本与人的生命、人的灵魂无关。但是，即使在如此严酷的学术机制下，也仍然有代表了我们时代高峰的学者在。然而，这样的学者，注定要被《百家讲坛》挡在大门以外。因为现任《百家讲坛》的制片从不惮于用自己的水平去想象人民，这已经不仅仅是武大郎开店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在侮辱人民的智力程度了。

　　可是人民会长久地被愚弄吗？任何妄图长久愚弄人民的东西，不管你有多么庞大，最终都注定了必将覆亡。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管季超0712

重申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为什么要反对于丹兼答稼祥先生

徐晋如



　　据说稼祥先生当年曾经叱吒风云，但我直到上周才知道稼祥先生的大名。在《冰点周刊》读到稼祥先生的《谁动了我们的孔子——为什么我说十个博士不如一个于丹》一文，深感失望。我之所以失望，并不在于我完全不能同意稼祥先生的立场，而是在于，一位据说笔扫千人阵的前辈达人，连写点曲学阿世的文章都那么苍白无力。那么，他的其他文章，我也可以等诸自郐，不必一观了。对于稼祥先生的文章，我本不拟耗时间反驳，但我对于《冰点》周刊始终存有一份尊重，因此写了下面的话。其意本不在说服稼祥先生——我认为我与稼祥先生站的高度完全不同所以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我只希望在此重申一些对从前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基本的然而对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十分陌生的立场。



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稼祥先生的长文第一节就指控我及我的朋友们是“十只醋坛”，并自以为聪明地对我们的吁请书加了评注。他不知道，从3月1日至今，每天都有同样的一批人，换了不同的马甲，在网上骂我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于这些只敢把真名实姓隐藏在马甲背后的人，我向来是不理会的。但稼祥先生的评注充分表现出他对于孔子的学说以及西方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无知，既然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启蒙，我想对于稼祥先生进行政治学启蒙还是很有必要的。

　　孔子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理想是建立礼乐社会，而其个人着力之处，则在造就什么样的统治阶级以及如何造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正在撰写的《孔子的真精神》一书中详加阐述。这里我只想简单说几句。



　　孔子看待一切问题，首先问它是否合“礼”。他曾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直，就是君子，枉，就是小人。孔子一生最厌恶的，就是君子不得其位，而小人窃占高位。因为一旦如此，美德就不再是值得人们敬畏的东西，那样的社会，无异于率兽食人。正是基于我对孔子精神的高度认同，我才发起并起草了那份吁请书。在我们的初衷，是想唤起人们对于美德的尊崇，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是在嫉妒，那么请问稼祥先生又该如何看待孔子呢？



　　稼祥先生看到吁请书中有这样一段：“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于是欣欣然若有所得。不知这段话出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原文是：“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但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一般说来就像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读者大众让作家发了财，但看不起他们。”



　　我认为托克维尔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我欣赏他对于美德的尊崇与坚守。托克维尔在理性地认识到民主社会是未来的趋势的同时，不曾忘记为民主社会的文化状况深表忧心。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何以少有伟大作品？其原因就是垃圾作品过多。今天的一些政治学家把社会文化的普遍浮躁称之为“麦当劳世界”，不知在“麦当劳”出现之前很多年，托克维尔就给未来世界敲响了警钟。而我们的吁请书，正是在吁请知识和美德的回归。



　　还是孔子说得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利的小人，永远不会梦见君子的心灵有多么广阔。



二、实事求是



　　曲学阿世的文章，通常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端的要靠作者的诡辩术了。稼祥先生的文章便是如此。稼祥先生以退为进地向我们发问：为何要大动干戈地为难一个“小女子”？



　　我们知道，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自身衡量的标准，每一件事情亦然。高考录取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是“小女子”或者是肌肉男而政策有所倾斜，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学问上的论辩同样如此。当于丹以“教授”的身份站在主流媒体的平台上宣讲自己解读经典心得的时候，是男是女，是美是丑，在我们眼中犹如九方皋相马一样，完全忽略不计。我们只会关注她的见解是对是错，是一语中的还是离题万里。同为女性学者(我在这里姑且也把不学无术的于丹归入学者之列)，叶嘉莹女士我们是很尊重的，这份尊重同样和她的性别无关。



　　在中国人一贯的思路当中，弱者似乎是天然拥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这种思路在中国古代不难找到明证，《史记》中淮阴侯韩信受胯下之辱，《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水浒传》里对流氓无产者的颂扬……这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源头之一，正是一代又一代流氓无产者滋生的温床。用“小女子”来指称于丹“教授”，这个思路和技巧与我上述的几个例子大同小异。



　　更令人喷饭的是，稼祥先生在文中提到：“春节刚过，人们就排起长队等购于丹的书，一对老夫妻冒雨伫候。老汉说：‘我们天天吵架，准备离婚，听了于丹的讲座，心里很舒坦，不想离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拙劣而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自从吃了XXX，腰不酸了，腿不痛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我看稼祥先生很有做广告人的潜质，如就此改行，实为前途无量也。



　　一个“小女子”，立时就暴露出稼祥先生实事求是精神的缺乏。但是且慢，还有更绝的。稼祥先生不满于我们称于丹是“耍嘴皮子的”，花了五百多字的篇幅诡辩，说孔子也是一个“耍嘴皮子的”，又说六祖惠能也是“耍嘴皮子的”，耶稣也是“耍嘴皮子的”，看似洋洋洒洒，其实只是银样蜡枪头。因为这段驳斥完全脱离了我们吁请书的原文，完全不顾原文的语境。



　　我们原文说于丹“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很明显，“只会耍嘴皮子”是和拥有美德(即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拥有知识(即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相对的概念。我相信稼祥先生不是阅读理解能力不过关，而是弦箭文章，实在由不得他实事求是。



　　稼祥先生说他要向我求教，“是否一定要用说与写来划分思想与文化的层次？说就是‘耍嘴皮子’，写才是‘莫测高深’？在我看来，真理既可以被写出来，也可以被说出来；既可以从故纸堆里考据出来，也可以从鲜活的生活中体悟出来。皓首穷经未必能成正果，口吐莲花也未必没有可能。说与写都是形式，关键是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这段话我百分之分之赞同。的确，说与写都是形式，关键是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我认为于丹不具备基本的思想素质与文化层次，正是基于她说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在我所主编的《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中国物资出版社)一书中，有很详细的论证，既然稼祥先生要向我求教，那就请稼祥先生给个地址，我快递一本书过去直接诲之，不要束脩的。



　　看到稼祥先生是把于丹的“靠耍嘴皮子”等同于孔子的《论语》和慧能的《坛经》。这不禁让人想起电影《霸王别姬》里的一个片断，袁世卿在为程蝶衣辩护时，对检察官将昆曲《牡丹亭"游园》一折说成是“淫词艳曲”时急声说到：“实为大谬！”



　　孔子的《论语》是“耍嘴皮子”的胡言乱语？慧能的《坛经》是“耍嘴皮子”的胡言乱语？对稼祥先生的说法，我也只能如此置评：“实为大谬！”



　　我们常说孔子“述而不作”，这恐怕离“耍嘴皮子”不只十万八千里吧。“述而不作”见于《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熹《四书集注》对此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而在今文学家的眼中，六经皆为孔子所作，更和“耍嘴皮子”的侃爷扯不上关系。



　　再看看慧能，其实与其说他在“耍嘴皮子”，不如说他在挑战“语言的极限”，这也许更符合他的理论。《坛经》有云：“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自用智慧观照, 不假文字。”又云：“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 直示正路, 是大善知识, 是大因缘。所谓化道, 令得见性。一切善法, 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 十二部经, 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 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 不假外求善知识。”稼祥先生如果尚有一点以不知为耻的真诚，尚有一点对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敬畏，必然不会出语如此浮浪。



　　最后，还是借用《霸王别姬》里袁四爷的话：“如此糟践戏剧国粹，到底是谁专门辱我民族精神，灭我国家尊严？”



三、君子有三畏



　　稼祥先生的文章用来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在人类生活领域，越伟大的东西越不让人感到敬畏，而越是让人感到亲近。”



　　这是一句让很多人爱听的话，然而它却是一句错误的话。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敬畏之心，是良知和操守的前提。康德也说，“余内心所敬畏者，在内为良知，在上为列星。”东西方哲人，都强调了敬畏之心，又岂偶然哉！



　　如果没有对自然的敬畏，那么地球上将很快不复见青山绿水；如果没有对法律的敬畏，那么罪恶就会在人世横行；如果没有对文化遗产的敬畏，我们的民族不久将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如果按照稼祥先生的逻辑，人类世界中几乎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是不要敬畏的，都可以以一种轻松的态度、甚或游戏的心态来面对。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法律制度直接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算得上是人类生活领域一个伟大的发明。没有它，或许人类的伟大力量还在毫无节制的相互厮杀中消耗，我们的生活也可能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不可能完美，但总会随着文明的进程而不断完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时代的进步；同时每个人对待法律也应该怀有一种敬畏之心，文明文程度越高，法律的神圣地位越不可侵犯。对于个人而言生活中要敬法、守法，对于国家而言甚至要“依法治国”，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进步。



　　与法律相似的还有道德、各地的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当然是可以归入“人类生活领域”的。如果对它们缺乏一种敬畏之心，人人只怀着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轻松快乐可以罔顾他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如硬币总有正反两面一样，任何事物都有不同的侧面。追求和谐、幸福和美满的生活是人类的执着理想，要实现这一理想，敬畏之心是必要的。自由的背面永远是必然，轻松惬意的背面往往是敬畏；如果我们只要自由，不尊重必然，那么自由也必然要失去，如果我们一味追求轻松，而放弃了必要的敬畏，那么有一天谁都轻松不起来。



　　生活确实有很多伟大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很轻松地接受，有时坚硬的现实也确实需要一些精神的良药，比如稼祥先生的所说的《圣经》的传教方式(笔者不信教，这算不算“伟大的东西”因人而异)，又如庄子的“齐物观”等等。但是“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生活中同样有许多伟大的东西要求我们保持必要的敬畏之心。除了上面提到的，类似“伟大的东西”还有很多。



　　比如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科技发明，手机、电脑、飞机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物质手段之一。但这些东西来自何处？



　　来自无数科技工作者、基础理论学者对科学忘我探索精神，来自他们对科学的敬畏，来自于如履薄冰的严谨求实精神。缺失了这种敬畏，光有“与天斗，与地斗”的蛮干，可能我们还在停留在蒙昧时代，用杀鸡宰羊的祭祀活动来祈求天降的美好生活。



　　科学在“人类生活领域”应该算是一种“伟大的东西”吧，科学在带给人类许多美好惬意成果的同时，也在时时刻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提醒人类，享受成果的同时，不要忘记对自然必要的敬畏。



　　人类开采石油，制造动力，极大地拓展人类的力量，但同时温室效应又在提醒人类，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



　　对待自然，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对待生活中许多“伟大的东西”同样应该怀有一份敬畏；看到灿烂硬币的正面，不要忘了藏在阴影里的反面，这是任何一个学人起码的素质。



　　如果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为了为某本畅销书做广告，就可以连这点起码的良知都丢掉，这样的人连人格都值得怀疑。



　　稼祥先生长篇累牍地阐述了“越伟大的东西越不让人感到敬畏”的观点之后，又说：“迦达默尔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在对《论语》的解释上，我以为于丹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演讲所获得的广泛而热烈的反应表明，她重新发现了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热爱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没有做到的，更不用说那几个写檄文的博士了。因为于丹，孔子带着他的《论语》走进了千家万户，与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倾心交谈。”



　　按照稼祥先生的逻辑，中国足球让亿万中国球迷为之迷狂颠倒，岂非足以表明那群足球队员“重新发现了”足球，“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足球？



　　但他最荒悖的论调则是：



　　“这就是作为生活导师的孔子，如父如兄，如师如友，这个孔子属于每一代人，属于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对他做出自己的解释，他绝不只在几个什么博士的神龛里。”



　　“孔子”是个什么人呢？剔掉“孔子”头上的光环，首先我们得承认“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孔子的思想也是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但是既然是“史”，史的最大意义在于“以古鉴今”，史的最大价值在于其真实性。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充其量也是就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那才是一个最大的悲哀。正如郁达夫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说到：“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历史上不乏为“秉笔直书”而不畏刀锯斧砍的正直文人。司马迁 “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方孝孺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却视死如归，抗节不屈；最有“骨气”的鲁迅，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总是敢于发出自己正直的“呐喊”。



　　同样是面对历史、面对历史人物，在稼祥先生的笔下却成了“谁都可以对他做出自己的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成了任人宰割的肥羊。



　　难道为了商业的炒作，为了多卖一本书，就可以将正直学人坚持了数千年的道德底线也拱手相送？



　　我宁愿相信，稼祥先生的观点仅仅是笔误，亦或酒后之言，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商业的车轮可以将一个本应该明晰的道德底线碾压得如此残不忍睹。我宁愿相信持这样观点的人，应该是少数。



　　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在稼祥先生笔下，哈耶克变成了美国人，而实际上，哈耶克是奥地利人，1938年加入英国国籍。我相信这是稼祥先生偶然兴到的一个笔误。不过我更相信即使我指出这一点，他也会气壮山河地说：打什么紧，“误读或误解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它有时还是发现真理的后窗”！



　　“误读”，多么时尚而教人啼笑皆非的词，它简直就成了一张硕大无朋的遮羞布，一切学识上的盲见，一切无知无畏的口号通通可以摆到它的后面。就像孙悟空给唐僧划的那道圈，一切牛鬼蛇神通通拒之门外。



　　其实，“误读”是一种阐释学理论，它强调的是解读者在尽力阐释原著原意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因为具体语境和解读者自身的客观原因，而造成偏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而绝非懒人和投机者无所畏忌的靠山。稼祥先生望文生义加上道听途说最后理直气壮，不去当乌龙大状师，实在是人才的浪费啊！



　　实际上，于丹“教授”的硬伤比比皆是，远远不止稼祥先生单独拎出来的那条“民信之矣”。把《人间世》说成《人世间》，把“事君数”中的“事”解释为“有事没事”，把“天人合一”和“天人和谐”混为一谈，把孔子之“礼”解释为“礼貌、礼让”、把先秦时代的“士”说成是知识分子阶层……我跟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于丹的“心得”闭上眼睛随便翻一页，如果找不到这种低级的常识错误，那一定是插图页——就连讲故事、找例证都往往牛头不对马嘴。譬如她提到李白来佐证庄子的“逍遥游”：



　　“在这个世界上，李白不为君主，不为青史，不为功名，他不需要留下一个封号，他为的只是自己的心。”



　　据说于丹教授读古代文学硕士生的时候是先秦文学方向，但就算如此，总不该连很多小孩都背得滚瓜流熟的唐代诗文也一无所知吧？这种对古代文学常识近于无知的言论，堂而皇之地出自一个古代文学硕士之口，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大家都知道，愤怒出诗人，李白就是这样一个有大愤怒的大诗人。他一辈子愤怒什么呢？他最愤怒的就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不为君主所用，空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而仅仅被玄宗看作一个弄臣。我们可以请于丹教授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什么叫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再讲讲李白为什么“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为什么要说“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如果说这所有的一切低级错误，都可以用“误读”两个字轻轻松松遮掩过去，那么以后高校的人文学科可以全部取消了，文史哲学科的教授可以全部下岗了。

　　出了错，不要紧，我是误读！



　　千万不要忘记《论语》里有这样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管季超0712

我认为于丹不仅无知而且冷血


那天晚上去国子监旁的国学小院参加活动，遇到一位在《成都商报》写专栏的美女。过了几天，她把采访提纲发过来，我作了如下的回答：


采访提纲

提问：张引墨

回答：徐晋如




1 小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对你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

答：我从小是一个领袖式的男孩子，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王。从小大家都比较信服我，可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读过的书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多的。现在信服我的人，一般都是因为我对信仰的执著。

2  你从小就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吗？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这种兴趣？对于这种保护你长大之后有没有思考过？

答：我觉得现在来说，传统对于我而言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信仰。我信仰着孔子所提出的政治理想：贤士大夫主政。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精华的精华。我的一生都要为之而奋斗。但信仰或许真的要从兴趣开始。我自小喜欢诗词和京剧，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对儒家政治学的研究。因为这两个与同龄人不同的爱好，我一直很孤独，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我认为孤独是一切成就大事业者的共同宿命。

3  你小时候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吗？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事情让你发现自己的优点并巩固了下来？

答：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我极聪明，所以我也一直以为自己极聪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成绩一般就都是全校第一名，只是在小学考初中那年经过一次挫折，原因是考卷太简单，通常太简单的卷子我都不耐烦做下去。还有就是高考时也因为卷子太简单而比平时成绩差太多。上大学后，那更是所有老师都喜欢我。大学四年级因为在黑板上写标语骂北大流浪者，被取消保研资格，后来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先生对校长陈佳洱先生说：我们中文系最有学术天份的学生竟然没保研。我后来曾做过某公司市场总监，我的助手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矛盾到了我这儿都不是矛盾。恐怕这种自信便是来源于我一贯的经历。

4 上中学的时候你的成绩好吗？你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吗？

答：我觉得自己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尽管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从不违纪，但我完全不能认可现在的教育方式。我当时就说，一流大学不应该招那些因为苦学而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我认为只有那些不用功而成绩好的学生才应该进一流大学。

5 上中学的时候，你除了体制内的学习，还做过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吗？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答：就是经常以得胃病为名，不去上晚自习，而溜到剧场看戏。

6 上中学的时候你想做中国的第二个郁达夫，为什么呢？做不了的原因也仅仅因为自己不够多血质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答：当时出现了很多事，很复杂，可以写三部长篇。在那样的情况下，愈加觉得自己的孤独，于是和郁达夫一见倾心。做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被迫选择了理科，虽然我极其厌恶理科，但我毕竟被它毒害了两年，这两年把我生命中感性的东西磨去了不少。

7 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从清华转到北大去上学？这两个学校根本的不同是什么？

答：当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再也不想学数学物理了。另外就是我受不了清华的严酷的体育。我常说清华体育传统的创立者马约翰是我平生第二恨的人。离开清华，意味着我再也不用看公式了。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更爱清华，但我指的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也就是老清华。新清华和新北大没有任何区别。我向往的是梅贻琦潘光旦的清华，但我极其不喜欢蔡元培的北大。这意味着我能接受欧美的教育体制，也就是通才教育体制，但我接受不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相信：自由主义者应该容忍一切自由，但惟独不能容忍反对自由的自由。但蔡元培的北大就容忍了反对自由的自由。所以我始终觉得我既不是清华人，也不是北大人，而是老清华人。在这方面，我的恩师黄延复先生对我影响最深。他是清华校史研究的专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

8 我去查了资料，才知道你才华过人，我想有才华的人都会有自己强硬的一面，因为心里有底，所以我也看到了你对于丹的反对，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在论述你的意见的时候，表达的不够缜密，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才华，我觉得自己有思想，有学问，但没有才华。我的论述需要有相当知识背景的人才能理解，我根本不相信一篇檄文就能改变人的思想。

8         你现在对于丹和岳飞的看法有改变吗？

答：我现在认为于丹不但无知而且冷血。她的学生自杀了，她竟然完全无动于衷。那个女孩从上高中时就开始崇拜我，所以我们很熟，但我直到她去世后才知道她竟然是于丹的研究生。太可惜了，如果她找一个有良知有学问的老师，也许就不会走上绝路。

关于岳飞问题，我本来只是用了一些革命史学家的观点，写一篇先让大家激愤，再准备剖析这些革命史学家的观点，让大家明白，什么是政治对学术的强奸，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写第二篇，网上愤青的口水就让新浪网害怕了，把我的文章撤下来。我于是发现，在网上很难有理性的辩论，于是就没有再写下去。跟没有头脑也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办法争辩的。

9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提到可以教普通的人学会写古诗，这种能力，对一个现代人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和影响呢？

答：我在中山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了一门诗词写作课，并在最近出版了《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书。这部书最重要之点是彻底否定了文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观点，我认为文学的创造者毫无疑问是贤士大夫，中国文学的传统绝非胡适所假造的白话文学的传统，而是士大夫的雅文学传统。我认为当代中国是没有文学的，推原祸始，是胡适推翻了中国真正的文学传统。

儒家讲三种教育手段：诗教、礼教和乐教，诗是入人心最深的，诗教有利于塑造完善的人格。因为写诗的根本前提是心灵纯净。学会写诗，人的心灵自己会受到陶冶。因为诗词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学会写诗，自然会有向着高贵和高雅努力的要求。而现代人往往是比着卑贱。有一句话不是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么？许多人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激烈的反于丹，我根本不是因为她有多少学术错误——她根本也没有学术，我是因为，孔子教人要做一个高贵的人，而她教人的世界观是卑贱的世界观。

10 以后，对于你所擅长的中国文化，你打算怎么做？有没有具体的长远计划？

答：我要终身做一个儒家的传道者。





个人简介：

徐晋如，1976年生，江苏盐城人也。诗人、学者、保守主义思想家。本科期间先后就读于清华、北大，但在精神上却属于和今日新清华相对的老清华。现居广州中山大学。著有政治哲学文录《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诗集《胡马集》、词集《红桑照海词》等。近著《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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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家讲坛》问题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1、您怎么看待《百家讲坛》这个节目。您认为《百家讲坛》能否达到“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这样的初衷，多少让知识底层的民众受到国学熏染？
    如何看待它与国学的关系？或者说，今日中国的普罗大众，需要怎样的国学？
   比如，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说：“在今天，国学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百家讲坛》是否能多少达到这样的功效？

答：《百家讲坛》只有莫砺锋先生讲唐诗、易中天先生讲诸子是有知识含量的，其馀的大都是教授说评书。我认为既是讲坛，就应该向大众传播优秀文化，传播知识，而不是顶着教授的头衔去说书。
讨论《百家讲坛》是否能让普罗大众受到国学熏染，这是一个伪命题。儒道二家，从来都是精英之学。儒家是臣道，其目标是培养良相，道家中黄老之术是讲给最高统治者听的，从古以来，学者都严守这个秘密，不会泄露给大众。因为一旦将黄老之术泄露给大众，必然会天下大乱。（《百家讲坛》里一位姚姓教授，竟然说老子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那是根本没有读懂《老子》。）道家中庄子的核心是追求自由，是反对一切的异化，也是彻底的精英之学，但正像阿克顿勋爵说的，大众不关心自由，他们只关心富足、安逸和发展。由此可见，国学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法大众化的。
大众需要的，是国学中宗教化和文艺化的东西。换言之，是国学的衍生物。宋代以后，新儒学大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是程朱把儒学改造成了宗教，才会如此。因为精英不需要宗教，但大众不能没有宗教。文艺化的东西，比如诗词、书画、戏曲，这些是适合跟大众讲的，也是他们能接受的。
我赞同袁行霈先生对人文学科的定性。我还想补充一下，人文学科的根本意旨是信仰。但现在中国是一个科学至上的国度，人文学科注定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人文学科要发展，需要党和政府扭转观念，《百家讲坛》基本没什么作用。
   
    2、在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许多学院派的学者脱离大众和社会，在象牙塔里的学问于社会或现实无用。而《百家讲坛》目前的种种问题，是不是体现了中国学术界普遍的尴尬的问题？在一个电视机主导的娱乐致死的年代，如何让学术更广泛地影响大众层面？您觉得《百家讲坛》有怎样的积极意义或者不足？

答：我一向是坚定的中国现行学术体制的抨击者。我认为从胡适开风气以来，学者就普遍的接受了工具性的思维，有学术，无学问。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在当代中国少之又少。你们总是把学术与学问搞混了。学术的定义古今也不同。古代道、学、术三位一体，而以崇道为基本。古代的学术，是指通过为学以求道，并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今天我们说的学术，就是指胡适创立的那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学术无法大众化，也绝不需要大众化。大众需要的不是学术而是学问。听了《百家讲坛》，并不能让人有获得学问的快感。

    3、为什么您对于丹和对百家讲坛的态度不一样？

答：对于于丹的抨击，基于我对儒学的理解。我认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塑造什么样的统治阶级以及如何塑造的问题。儒学在本质上是反专制的。于丹的思想，是反儒学的。
  
    4、目前制约《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问题就是，制造不出下一个学术明星。许多大学一流学者不愿意上这个节目？您觉得这暴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您觉得这档节目纯粹让它娱乐化、自生自灭，还是有更多的学者去主动利用它、改变它？

答：从《百家讲坛》开始受关注起，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原先做过私企的市场总监，也做过国企的副总经理，我看问题喜欢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看。我认为文化市场的发展不能总是走大众化路线，观众会逐渐分层，文化产品也要走多层次发展的道路。流行的东西，按照钱钟书的说法，总是便宜的、廉价的。必须要有分层。现在它所遭遇的困境，不是制造不出学术明星的问题，而是没有做细分市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讲多了，因为央视没有给我策划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