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养成法的变迁：从文学讲习所到网络写手研修班

教师之友网

作家养成法的变迁：从文学讲习所到网络写手研修班

2014年04月06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讲习所1950年刚成立时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管理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模仿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目的是培养新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理论、批评、编辑等方面的干部。

荷兰作家阿侬·格兰伯格（ArnonGrunberg）戴着电子头盔进行文学创作，头盔将收集格兰伯格创作时的脑电波和各项数据，以便日后进行研究。文学创作能否“培训”、文学作品能否靠计算机完成，都是有争议的话题。 （CFP/图）
讲习所里的“国家队”
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很怀念当年的“讲习所”生涯。
“文革”结束后，1980年，中国作家协会恢复“文学讲习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学员。学员都是各省市的代表作家，由各省作协提名申报，中国作协审核后录取。刚刚从安徽插队回上海的王安忆，意外地获得了进入“国家队”的学习机会。她后来把这个机会称为“转折点”。
“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叶辛、陈世旭——我这帮同学，一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是当时拿过全国小说奖的人，是很有名的作家。”
王安忆听课特别认真。“课程很好，基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课程。讲《红楼梦》的时候是冯其庸、吴组缃教授，他从作家的角度来解析文本，让我获益非浅。”
半年培训期里，讲习所给学员们聘请了王蒙、冯牧、孟伟哉等十二位导师，每人带四个学员，不仅聊文学创作，还针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回头来看，作协的培训最好是我们那届，师资力量强大，教授、学者多。”王安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讲习所1950年刚成立时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管理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模仿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目的是培养新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理论、批评、编辑等方面的干部。
翻开中国作协的资料，当时的负责人丁玲在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学员“经两年学习研究，能提高一定的政治及业务水平，掌握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两年内希望每个学员尽可能写出一部能出版的作品”。
郭沫若、胡乔木、周扬、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吴组缃、艾青、何其芳、刘白羽、柳青、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讲习所教师阵容强大。
到1958年停办，九年间，讲习所办了四届培训班。文学创作班的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不少人还担任全国及各省市文艺单位领导人；编辑班的学员，成为全国文学刊物的主编，翻译班的学员则成为俄苏文学和东欧文学的专家学者。
1984年，文学讲习所更名鲁迅文学院。
拯救被耽误的一代
1982年11月，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新中国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在降低，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作家不学无术”，呼吁作家学者化。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很赞成。
“大学在实现作家学者化方面，应当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刚好一个知名作家也给我写信，建议武大以集体研修的方式，对当代青年作家实施再教育，帮助他们走上学者化的道路。”刘道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刘道玉正在推进大学教育改革，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试行本科插班生制度。他把插班生制度与作家研修联系起来，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作家班。
武大作家班招生，不要求有高中、大专学历，考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创作的作品评分，二是课程考试评分。“文学作品占70%，文化成绩占30%，根据总分计算，择优录取。”作家班学员纳入插班生招生计划与管理，毕业时考试成绩合格，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参与国家工作分配。
自1985年至1989年，武汉大学共招收四期作家班，学员总计100人。
“‘文革’后的新作家，是被耽误的一代，大多数人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势必影响他们创作的后劲。针对这个问题，我才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口号。”王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6年，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相继按武大模式，和中国作协系统合作，陆续开办了作家本科班。后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更进一步，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作家研究生班，给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人颁发文艺学硕士学位。“作家学者化”成为现实。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也想把作家班搬到复旦大学。征得学校同意后，他向国家教委递交了申请。
1978年，梁永安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和卢新华、李辉、胡平、张胜友、陈思和一样，报的是文学创作专业。
复旦中文系素有作家教书的传统。“当时新月派的散文家余上沅、诗人方令孺；戏剧家洪深、《收获》主编靳以，作家贾植芳，都在复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而影响了邹荻帆、绿原、曾卓、王火等学生的写作。”陈思和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复旦文学创作专业1972年创办，前后招了4届工农兵大学生。几届毕业学生里，最有名的是“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
梁永安他们进了复旦才发现，文学创作专业取消了。第一次学生欢迎会上，“系主任朱东润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中文系不是培养创作人才的，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你们以后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创作。然后就讲很多读书的道理。”陈思和回忆说。

中文系也不支持学生搞文学创作。“有时候，老师看到学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评论，还会在课堂上公开揶揄，认为学生为了混稿费而浪费学习时间。”从此，陈思和不再从事小说写作，转向学术研究。大学时期，他和李辉合作撰写出版了《巴金研究论稿》。
但更多的人还是偷偷写小说，最耀眼的是卢新华。《伤痕》是他刚进大学后不久完成的短篇小说，发在班级墙报《百花》上，反响热烈，《文汇报》拿去发表，成为“伤痕文学代表作”，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
轰轰烈烈的作家班停步在1990年——国家教委下发通知，停办作家班，不准发放文凭。
复旦中文系还是想出了对策：作家班学习两年，不发本科文凭，由复旦成人教育学院颁发两年制的结业证。
从1990年到199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共举办了4届作家班。学员里很多人成为了专业作家，如今最有名的是写《饥饿的女儿》的虹影和《寻枪》、《理发师》的凡一平。

讲习所1950年刚成立时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管理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模仿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目的是培养新中国的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理论、批评、编辑等方面的干部。

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在1950年成立，到1958年停办。九年四届培训班，老师包括郭沫若、老舍、曹禺……图为1954年，诗人公木就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时，和学员们在一起。 （CFP/图）
复制美国的写作课
在国外，大学除了培养学者，也培养作家。美国爱荷华大学1897年就开设了文学方向创意写作的专业课程，并于1922年提供该专业的高级学位。至今，美国已有三百五十多所大学开设了文学方向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MFA）项目。索尔·贝娄、托妮·莫瑞森、戴瑞克·沃考克、约瑟夫·布洛斯基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在不同大学的MFA项目开课执教。
1983年，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吴祖光、茹志鹃、陈映真、潘耀明参加。王安忆随同母亲茹志鹃一起去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访学三个月。
“我最早接触写作课程是在爱荷华，他们邀请国外的作家作为驻校作家，课程都是写作实践，没有教材，经常是找个谈话主题大家展开讨论，我英语不好，也能得到一些收获。我第一次知道写作是这么教的。”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复旦的写作课上，复制了她当年经历的爱荷华课堂模式。每个人都是创作者，也是批评者，随时就故事布局、叙事结构、人物设定、环境设置、故事演变，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相互补充细节。
王安忆惟一的文学写作硕士莆跃辉回忆，一次王安忆出了个命题作文《邂逅》，要求他和同学们写一个小说开头，让大家充分想象，按自己的思路一直写下去，看最后能写到什么地方。大家相互点评，王安忆也参与点评。
“除了第一次被王老师表扬过，剩下的时候几乎都是被批评。我把那篇关于‘邂逅’的小说改了又改，重写了不下十遍。最终王老师仍旧不满意，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个学期过去，这门课程结束，学生们也完成了一部小说。
他们可以是作家、写手、编剧、策划
“大学能否培养作家？”最早的反对声大多来自高校。西南联大时期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最早提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新中国时期，北京大学两届中文系主任杨晦、严家炎也反复告诫学生：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在1980年代，诗人雷抒雁和老作家李准有一场争论：“当作家要不要上大学？”李准是从农村小学毕业成长为作家，持否定态度。雷抒雁反问，“是否大学教育越普及作家就越少？或者，我们还得特意留一些文盲当作家？”争论上了报纸，流传很广。
前几年卸任的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认为：作家虽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大学刻意栽培出来的。没接受过大学文科系统教育、自学成才的作家却大有人在。”
支持大学培养作家的声音更多。老北大的校长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大学中文系应“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在给陈源的信中，胡适谈到大学中文系培养的目标应该是：教师、作家、学者。
“小学毕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一直被当成天才作家。莫言不认同：“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贾平凹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大学对自己的影响：“一根木棍放在大学里，三年都成精了。我上大学前，村里有我很崇拜的人，给我讲很多东西，上了三年大学，我觉得没学什么，但是回村后跟那个人交谈，发现他水平很差，大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中国写作者从来不缺乏高远的志向和自以为天赋神授的天才，缺少的是严格的专业训练。”一些大作家“在技术层面上甚至是不合格的”。
如今，更多大学陆续加入培养作家的行列。2011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招收文学与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201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创意写作本科专业；2013年，南京大学创办了创意写作专科对外招生。
2014年，北大中文系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40名。学生在两年期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修满学分，达到国家规定后，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专业型艺术硕士学位（MFA）证书。
复旦的创意写作硕士，目标是培养学院派作家。除了王安忆，复旦还请了王蒙、贾平凹、余华、叶兆言、严歌苓等作家为中文系兼职教授。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学院派作家，视野开阔、思想深刻、逻辑清晰，有丰富的学养和知识结构，有想象力，同时有一定学科背景。而不是以往靠底层游历或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写作的那一类传统作家。”梁永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负责人葛红兵教授说：“我理想的状况是，创意写作的毕业生，可以成为纯文学作家、类型文学网络写手、影视剧编剧、图书策划编辑、广告创意写手和文化活动策划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风水、相面都用得上
文学网站也开始和大学合作，培养网络文学写手。
2013年2月，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宣布，成立网络文学创作本科专业，培养一批网络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运作人才。
此前，盛大文学已经和上海社科院合办过为期两年的“网络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唐家三少”等39名起点中文网作者入校学习两年。
起点中文网办作家班的出发点很现实：网络写手的收入与读者点击量挂钩，竞争激烈，压力巨大；每天高产达万字的网络写手，创作高峰期往往只有两年。盛大文学想通过大学教育打破这个怪圈，延长网络写手的创作生命。
“我们的网络写手大多理工科出身，他们的想象力和编故事的能力很强，但是在写作技巧和能力上不够，人文历史知识严重匮乏。如果不及时充电，他们终将被读者抛弃。”当时的负责人吴文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网络写手写什么的都有，历史、悬疑、仙侠、军事、科幻；来讲课的专家和他们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有《达芬奇密码》的译者、看面相的专家、讲风水的老师、电影导演和编剧。“有老师给我们讲伊斯兰教，有老师讲犹太人历史，对我们的知识结构都很有补益。”参加高级研修的网络作家格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写历史类小说的人，对这种文化的渊源更了解的话，写起来也更有底。而风水学、面相之类，的确还是我们以后写作可能会用到的东西。纯粹说遣词造句，确实是要靠个人历练，靠自己琢磨的。”
两年的全日制学习，吴文辉很满意结果：39个学员除了两人没有坚持到最后，其他学员都合格完成了学业。研修期间他们也没有耽误写作，新写出来的作品，点击率都排在起点排行榜前列。
2014年7月，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合办的网络文学创作本科专业，即将迎接首批学生

教师之友网

今年10月将迎来鲁院建院60周年。一个甲子过去，鲁院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在一代一代鲁院人的努力下，我国这所唯一以培养作家为己任的文学教育机构，被誉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压力，如何继续鲁院的辉煌，如何把鲁院的文学教育、文学培训工作推向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发表在这里的文章，是我在鲁院全体大会上所作的“09年度述职报告”，这个述职报告形而上的味道重一些，主要谈的是我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想法，算是我与鲁院同志的一次交心、谈心，发在这里，也算是与关注鲁院工作的广大文学朋友的一次交心、谈心。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白  描

1、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一个写作者，当外界介绍、或者被学员尊为“著名作家”这样的称号时，我的内心是很惭愧、很不安的。我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当初我从国家外国专家局调来时，目的就是要“归队”，所以当时写了一篇《归队感言》，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那就是还是要写作，要当作家。可是十年多过去了，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履行。在鲁院这个岗位上，我缺乏协调自己时间和身心的能力，一心不能二用。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所以我一直认为，在鲁院全体工作人员中，没有主角与配角之分，在所有工作岗位上，没有一线与二线之分，在所有工作环节中，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每位同志的辛勤努力，都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都应得到认可，都应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我一直努力让这种认识成为全院同志的共识。

这是我的真诚期望，也是我对大家的交代。

2、鲁院能给学员什么？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来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大家对陕西作家队伍刮目相看，因为陕西作家有一种突出的文化基因，发端于北宋的关中学派建立了一种很好的传统，张载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深深影响着陕西作家，也由此成就了陕西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有大境界。

  3、如何继续鲁院的辉煌？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上个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上个世纪80年代、新世纪高研班时期，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鲁十二”，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继续。刚刚结束的“鲁十二”，我们的工作又冲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么这是不是顶点呢？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创造辉煌。今年10月是鲁院建院60周年，届时我们会有庆典活动，可以预想，那一定是个令很多人激动不已的节日。但鲁院的辉煌不能光凭借类似这样的活动来推动，还是要靠教学。
    李冰书记曾经指出：中国作协可以实实在在为作家做的事情，那就是：培训、维权和评奖等，李冰书记把培训放在首位。如何深化高研班教学效应，如何开辟新的文学教育和培训渠道，如何丰富提高培训的手段和方法，如何通过培训整合当下各方面作家队伍，把更多的写作者团结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下，我们正在探索，也已经开始了新的实践，只有在这些方面走出路子，摸出方法，做出成绩，鲁院才会有更加远大、更加广阔、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鲁院办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容许我们犯错误，不容许我们有失误。我的感觉是每承担一项工作，每做一件事情，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危机时时都可能伴随，任何懈怠、漫不经心、疏忽大意，都会引来麻烦。如“鲁十一”的某报策反危机，“鲁十二”诸多的采访、发文章、排座次等看似琐碎的事情，处理不好，或者不到位，都会带来负面效应。
    4、鲁院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教职员工队伍？
    鲁院穿越60年的风尘岁月走到今天，一代一代教职员工为之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我们是站在前辈工作者夯就的基础上把鲁院的事业推向前进的，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是一些老鲁院人以可贵的坚守精神，撑住鲁院的大旗，走过了艰难的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些前辈工作者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精神是一笔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遗产。
    新世纪以来鲁院在举办高研班等工作过程中，我们打了几场硬仗，如举办包括很多“80后”作家在内的青年作家班、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首届网络文学作家班，召开“80后”青年作家座谈会，进行“80后”青年作家状况调研、非会员作家状况调研等。这些都是开拓性的工作，经历了这些硬仗，我们一方面取得了成果，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人才、锻炼了队伍，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我们的事业一同在成长，在成熟。鲁院的人才结构不是单一结构，而是系统结构，要有各方面的专家，而在专门人才中，也要大家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要一专多能的人才，要多能也愿意多劳、多能也可以多用的人才，要关键时刻拉得出来、冲得上去这样一支人才队伍。鲁院将尽可能为人才成长、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鲁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出于学员当中，也应该出于我们老师当中。不是人才也不要紧，在鲁院，会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各得其所的位置，只要你愿意奉献，愿意工作。
    5、如何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
    我们的生存质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家庭生活质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状况，等等，都非常重要，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这就是所处职场的环境、氛围和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心情。一天里你和家人能共处多长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单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与同事所处的时间要比家人长得多。如果一个单位乌烟瘴气，你争我斗，彼此不容，你肯定不会有好心情，一天九个小时要在痛苦中煎熬，其它方面即使再好，你的生存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如果是一个风清气正的单位，彼此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相互关照，相互体恤，即使身上有点小毛病，也能相互包容，工作得到认可，个人价值得到体现，受人尊重，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在鲁院，我们要努力营造一种风清气正、团结向上、融洽和谐、乐于奉献的环境氛围，在学员心目中，鲁院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在教职员工心目中，我希望鲁院不光是安身立命的职业场所，也同样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同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提高大家的物质待遇，在未来的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为鲁院争取到最有利的战略地位，为大家争取到更有利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