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后唐宋体诗话·绪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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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宋体诗话·绪   言

这本小小的诗话，所谈论的主要是新诗兴起以来的所谓旧诗，管窥筐举，难免浅薄，甚至还有谬误。所以写者，全为兴趣；所以付梓者，只为求教于读者。否定了浅薄，深刻就出来了；横扫了谬误，真理就出来了，我愿意当这个靶子。

鲁迅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1] ，说得似乎并不确，因为宋人走出了新路，取得了几可与唐比肩的巨大成就。闻一多的见解就和鲁迅略有区别，把下限定在北宋。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 [2] 这段话关于南宋词的评价我们姑置勿论，关于明清两代诗的论断，我以为是基本正确的。

如果说诗到“唐宋”已被做完，则大体近于事实。于此，清初叶燮在其《原诗》中就曾指出：“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於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復开。” [3] 启功也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 [4] 仿者，我想就是模仿的意思吧。初学写诗，难免模仿，也可以模仿，甚至应该模仿；但诗人写诗，模仿就没出息了。所谓嚷、想、仿，只是就其大端而言，自然不能总括唐、宋、元明清诗风的全部，他自己也说“不可理解得太绝对”。比如就唐诗而言，称得上“嚷”的主要是盛唐李白和边塞诗派。老杜“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作诗是深思熟虑的，他是唐人，但已开宋诗之先河。就宋人而言，两宋之交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江西诗派提倡点铁成金，使事用典，“想”着作诗，但也有不遑“想”、不屑“想”的，如杨万里的性灵诗、陆游的时事诗等。启功想必不会以为宋以后的诗全是出自模仿，只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宋以后诗肯定也有长出来、嚷出来、想出来的，只是少数而已；即使是长、嚷、想出来的，其中也难免有仿的成分。好比生物的基因没变，其生长的形态就也基本不变。宋以后诗，唐音宋调已经为它提供了基因，“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罢了。

“唐”“宋”两词，既是朝代名称，从诗看，也是风格的标志。唐人有宋调，宋人有唐音，但唐音宋调作为旧诗又有更多共同的特质，形成了完备、丰富、精致且有极强自我繁衍能力的题材系统、意象系统、语言系统、格律系统、技法系统、风格系统等。宋后之元、明、清不是没有拓展，不是没有创新，更不是没有优秀的诗人诗作；但其创新、拓展基本上是局部的、个人的；也就是说，唐宋所形成的整体特质，并没有在整体上、群体中被突破、被超越，大体上走的还是唐宋的路子，即没能翻出如来的掌心。元诗、明诗甚至成就更高的清诗，元、明、清只有朝代的意义，而没有风格的标志含义。从整体看，元、明、清和民国及以后的诗人只是丰富了唐宋，未能真正走出唐宋的樊篱，突破唐宋的窠臼。我称之为“唐宋体”。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唐宋诗”与“唐宋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唐宋体”并不覆盖“唐宋诗”，而专指唐宋之后模仿唐宋的一种诗体。

新诗兴起之后，一直在活跃着的唐宋体似乎出现了难以逆转的颓势，尽管仍有不少可读甚至堪称优秀的作品，但终究没能形成气候。叶圣陶曾经慨叹说：“旧诗精神上的坏处在于模仿，在于酸腐，在于虚假，少数的真诗人固然能跳出这个范围，但是屈指算来，真是少了。” [5] 可喜的是，以聂绀弩为代表，包括胡风、启功、李锐、杨宪益、邵燕祥、何满子、黄苗子等诗人，在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鲁迅、陈寅恪等前辈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于唐宋体之外另辟新境，另创新风，形成了一个气质、风格几乎全新的流派，“唐宋体”的基因才发生了变异。我称之为“后唐宋体”。唐音宋调庶几已经覆盖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境不到，创新为难，无怪唐宋之后的唐宋体诗往往只有量的增加，而少有质的突破。如前所说，元明尤其是清，诗人还在挣扎，不时写出一些好诗来，两三百年之间毕竟有那么多的诗作者。但更多的是偷境、偷格、偷句的克隆之作，充其量是改头换面得比较巧妙而已。在清之后，由于唐宋体经过了元明清的加固、修补、完善工程，诗作者往往只要一张口、一下笔，几乎就是唐宋体。纵有许许多多新的内容，也只能装进唐宋体的旧瓶。这不是说清以后的旧体诗作者没有才华，不想冲出围城，实乃历史的宿命。聂绀弩等诗人之所以重要，就是他们敢于抓住历史的机遇，挑战历史的宿命，创造了崭新的后唐宋体。由诗经而楚辞而汉乐府诗而魏晋南北朝诗而唐诗、宋诗而唐宋体诗，再到后唐宋体诗，我以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如果说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前，现代文学史尚有理由将旧体诗拒之门外，那么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后的现代文学史再采取鸵鸟政策，无视其作为“现代文学”的存在，就只能目之为无知或蛮横了。 做人要宽容，读诗亦复如此。在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和章士钊立场对立，最后却握手言欢，胡送了一首旧体诗给章，而章也送了一首新诗给胡。他们的态度值得学习。新诗和旧体诗之间，旧体诗宗唐者和宗宋者之间，唐宋体和后唐宋体之间，不要相互否定、相互攻击，而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进而相互切磋、相互吸取。只要是真诗人、真读者，都会在它们中间发现诗，真正的好诗。当然应当提倡、尊重个人爱好的空间，你可以不喜欢旧诗，但不要一概视同垃圾；你也许不喜欢新诗，但不要全都看成儿戏。不过，本诗话的主旨在于为“后唐宋体”鼓与呼。 全书共分总说、唐宋体例谈、后唐宋体源流、后唐宋体举要等四个部分。所谈及的近三十位诗人，有关部分并不是想要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作出全面评价和论述，往往只是取一瓢饮，写的是一得之见，点点滴滴，既无系统，更不全面。这是我特别要郑重加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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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12卷P6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闻一多全集》第一卷P203，三联书店用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纸型重印本

[3]《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P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启功讲学录》P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成蓉《叶圣陶散文·甲集》P3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