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师们的学问性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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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师们的学问性情的故事

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气类忘年”

刘梦溪

陈寅恪先生最有名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的隔年，也就是1929年写的。王国维去世是在1927年的6月2号，是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的。那天早晨九点，他向国学院秘书借了五块钱，从清华的侧门出去，坐人力车，到颐和园，从容地投水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大事件。

王国维是现代学术的开山，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各个门类，都有自己的建树。他早年致力日文和英德文的学习，翻译和介绍很多西方的著作，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有一部分是通过日文翻译的。他出版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就是这个时期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常常涉及到艺术、美学和文学，探讨教育的文章也不少。但是很快，他的学问有一个转变。

王国维和罗振玉可以说是学问知己，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同时他们也恩怨一生。由于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被推荐到北京的学部，担任学部图书编译馆的编修，时间大约在1907年。这时他开始研究宋元戏曲。他是浙江海宁人，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到日本，又转变为研究古史、古文字和古器物。他的学问被公认，在20世纪文史学者当中，几乎是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大师。可是过去也没人叫他国学大师。他的学问包括研究敦煌学、甲骨学，这是20世纪的两大显学。这两门学问的出现，跟晚清的两大发现有关。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敦煌遗书的发现，是在1900年，大闹义和团的那一年。这两个发现，使20世纪的人文学增加了两个新的学科。这样两门学问的依据，发现的材料，早期大量外流，以致国外研究敦煌学的人比国内的还多。他们把很多珍贵材料拿走了，所以陈寅恪先生讲，我国的敦煌学，是吾国学术的伤心史也。

最了解王国维学问的是陈寅恪先生，所以王国维逝世的隔年，清华大学建纪念碑，碑文是请陈寅恪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见于这个碑文。陈寅恪和王国维气类相投，陈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其中有句：“许我忘年为气类”，就是指此。王比陈大十三岁，所以用了“忘年”一词。就精通的外国文字来说，陈在王之上。他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回国，后来又继续留学。1919年，他是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吴宓，陕西泾阳人，有名的诗人。吴宓比陈寅恪小四岁，比王国维小十七岁。大家都提倡白话的时候，他主张文言。大家都主张新文化的时候，他提倡一点旧文化。他的诗，在钱锺书先生看来，还不够好，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好。他懂学问，对高才总是很佩服。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成立，整个筹备工作是由吴宓先生一手经办的。但他不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而是清华国学院的办公室主任。

吴宓有激情，看人有眼光。他在哈佛见到陈寅恪以后，就给国内的一些朋友写信，他说，要讲学问，从国外到国内，谁都比不过陈寅恪。他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朋友。他很重友情。他也熟悉钱锺书，说年轻一点的要属钱先生学问最好。但他与钱锺书先生有一个公案。钱先生幽默睿智，他讲清华的教授，谁太傻，谁太糊涂，谁太笨，如何如何。他可能说过吴宓先生有点什么。这都是私下的话，也未必作准。实际上，我们看一些记载，钱先生对吴先生很尊重。后来杨绛先生把公案给了结了，杨先生和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是忘年好友。

吴宓先生有一累，一些特殊的人都有累。他的一累就是喜欢谈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叫毛彦文的女性，他觉得毛彦文天仙一般的美。你看吴宓日记，从1925年开始到1930年，五六年的时间，很多写的都是对毛彦文的情感牵挂，不可理喻。前不久出了一本毛彦文写的书，这书叫《往事》，她说她根本没跟吴宓有过恋情。当然吴宓先生去世了，要是他还活着，对他的打击，可能比当时给毛彦文写信的时候还要沉重。这就是老辈，他们胸怀宽博，内心坦荡，精神世界丰富。不过毛彦文后来跟熊希龄结婚，大她三十三岁，过了相濡以沫、情感炽热的三年婚姻生活，1949年后去了台湾。

陈寅恪先生懂十几种文字，懂敦煌学，懂佛学经典，懂一些稀有文字，梵文不用说，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很多稀有文字，他都懂。他念这些文字的目的，是为了比较佛经的不同版本，来校对佛经，研究佛经的义理。研究佛经的义理，叫义学。佛学的另一个学问叫禅学。陈寅恪先生研究的主要是佛学的义学。精通禅学的是马一浮先生。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开的课，就是讲佛经翻译的比较研究。他是1925年清华国学院一成立就被推荐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这四大导师都很了得，第一个是王国维，溥仪的老师。还有一位是梁启超，在晚清，谁不知道梁任公呢，文章学问，名动天下。1898年那一年很特殊，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7到1898年，《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是梁启超。《时务报》是在上海创办的，主持人是汪康年，要研究近代的思想和历史，汪康年这个人物很重要。他主持过很多刊物，特别是《时务报》，他跟很多政坛文坛的重要人物都有联系。后来出版的五卷本的《汪康年师友信札》，都是通信，是很可宝贵的材料。我研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95年至1898年在湖南做巡抚，如何推动新政及后来的结局，汪康年的书信是很好的材料。

梁启超担任《时务报》撰稿人，他写的鼓吹变法的文章，人人爱读。黄遵宪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从日本回来，看到梁启超的文章说，他的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他说自己也会写文章，就是没有梁启超写得好。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了不起的大诗人，晚清有一个诗歌流派，叫同光体，是同治、光绪年间，一批第一流的学人兼诗人，他们的诗有宋诗的特点，不是唐诗的风格，里边有“理”的成分，有禅意。这样一批人，比如陈三立、范伯子、郑孝胥等。范伯子是范曾先生的曾祖父，也叫范当世、范肯堂，跟陈三立是儿女亲家。

范伯子的女儿婚配给陈三立的长子陈师曾，师曾是一位画家，文人画的提倡者，对绘画史很有研究。陈师曾是一位孝子，1926年，陈寅恪从德国回来，应清华国学院之聘。他母亲正在生病，照料母亲的，主要是长子陈师曾。陈师曾是怎么死的呢？给他母亲吃药，每一种中药，他都先尝过，结果中药中毒而死。陈三立是同光体靠前的一二把交椅，有研究者认为第一把交椅是范伯子，也有人说两人难分上下。

陈寅恪的家学和晚清变法维新

陈寅恪先生学问的来历，跟家学渊源有关系。他是江西义宁人，远祖是福建人。很早迁到江西义宁州，民国后改为修水。现在去修水，还可以看到陈家的老屋。陈三立中进士时的旗杆还在。陈宝箴做巡抚的一些遗迹、匾额也可以看到。所以，当时的人士常常称陈宝箴、陈三立为“义宁父子”，甚至用“义宁”来概括。这是清中叶到晚清官员和士人的一个称谓习惯。称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以地望相称，比如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称李合肥；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称为曾湘乡；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叫张南皮等等。

陈寅恪的家世有很特殊的经历，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把湖南的改革做得非常好，当时走在全国维新变法的最前面，成为中国的一个典范。改革派人士当时很多都到了湖南。梁启超来了，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黄遵宪，是晚清改革派的大将，从日本回来后，担任湖南的盐法道，跟陈宝箴一起推动湖南新政。他人好，学问也好，而且有外事经验。谭嗣同本来就是湖南浏阳人，新政期间，他也在湖南。后来“六君子”被保荐入京，他做了章京，这是1898年年中了。很快就是慈禧八月政变，谭嗣同和另外五人被杀于京城菜市口。唐才常，熊希龄，经学大师皮锡瑞，当时也都在湖南。一时间，湖南的改革做得轰轰烈烈。

当时的改革有两种流派的分别。以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为首的一派，他们主张改革需要慢慢来，就是渐进的改革。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激进的变革，想趁热打铁，无所顾忌。熊希龄、唐才常和康、梁、谭的主张相同。谭嗣同性格很激烈，说自己是“纵人”，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唐才常以“横人”自诩，谭嗣同说他是“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能取胜就继之以命。熊希龄则自称为“草人”，说自己“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

1898年八月初，慈禧发动政变，陈宝箴、陈三立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为什么处分他们呢？说陈宝箴“滥保匪人”，杨锐、刘光第是他保荐的。陈三立的罪名叫“招引奸邪”。为什么呢？请梁启超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是陈三立的主意。你看，慈禧给他们定罪的时候，也还都有点“原因”，尽管在我们看来，梁启超不是“奸邪”，杨锐、刘光第不是“匪人”，可是站在慈禧的立场，梁启超就是“奸邪”，杨锐、刘光第就是“匪人”。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都受到了处分。

慈禧戊戌八月政变对陈寅恪家族的打击非常大。当时陈寅恪九岁。但是他家庭的状况，所受的教育，以及1898年这一年的状况，对他的心灵有巨大的刺激。这一年的冬天，陈宝箴一家，坐长江的船，从长沙到了南昌。住在南昌的一个小巷子里，叫磨子巷。没有经济收入，靠亲友帮助，维持生活。陈宝箴在南昌的西山，修了一个庐舍，他住在那里。这是1898年底到1899年初的情况。1899年，义和团起来了。慈禧太后一开始镇压义和团，看到义和团反对洋人，又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慈禧为什么这么恨洋人呢？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了，但她最恨的康、梁居然跑掉了。外国人对慈禧政变同声谴责，并且保护康梁，他们在国外活得不错。谭嗣同也可以走，船都为他预备好了，但他没有走。他说，如果改革需要流血，从他开始。他等着巡捕把他带走，被斩于菜市口。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公子吴保初，一个是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公子丁惠康，被称为晚清的“四公子”。

戊戌变法酿成悲剧，失败，流血，这件事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打击特别巨大，对未来的史学家陈寅恪的打击，也让他终生难忘。陈寅恪后来写了很多文字，对中国的变革有深刻的反思。他同意祖父和父亲的看法，觉得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渐进，应该是“守国使不乱”。他觉得，如果当时不是走激进的道路，如果按照他祖父和父亲的方法变革，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实施，推荐张之洞入朝，带领谭嗣同这些年轻人办理改革，情况会有不同。张之洞是慈禧喜欢的人，也是改革派。如果他来主持改革，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会爆发，就不会有八月政变，随后的义和团变乱也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变。在陈寅恪看来，中国近代的历史，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走上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道路，这非常“可堪哀痛”。这是一位大史学家的观点，其实很有价值。

《柳如是别传》的旨趣

陈寅恪的学问的精神，特别是他一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少有另外的人像他那样坚持到那种程度。陈寅恪的许多著作，包括他晚年写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写的一部最重要的史学巨著，都有他的这种学术精神的表露。他早年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研究的是中古文化社会之史。而在晚年，居然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一部史学的巨著，真是学术奇迹。

1945年以后，他的眼睛不能看物了，已经成为一个盲人。后来腿又跌伤，变成“目盲膑足”。直到1969年去世。广东有一位陆键东先生，写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写1949年到1969年这二十年陈的遭遇。陈先生在眼睛不能看东西的情况下，写了7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是给晚明一个有名的妓女立传，这个人叫柳如是，号河东君。她不是一般的做某种专业工作的人，在陈寅恪看来，她是一位民族英雄，认为她也秉承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明清易代，1644年清军打到北京，明代亡了，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北方一个民族打进来了，诸种契机，中国历史甚难言也。明朝垮了，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朝廷，就是弘光政权。河东君（柳如是）最后嫁的男人是钱牧斋钱谦益，他是明清之际学问非常好的人，有“当代李杜”之称。何以嫁他？有一些故事。很多人都追求她，追求她的人也都是当时很有地位的人。这些人很多是钱牧斋的学生。她实在摆脱不掉，就想索性嫁给他们的老师，他的学生就不敢追了。她也爱过一个人，叫陈子龙，是几社的领袖，晚明的大诗人，后来抗清殉节。他们有真爱，但未有善终。

清兵入关之前，明朝的时候，钱牧斋本来有可能当宰相的，但天时人际，未能如愿。于是告老还乡，回到江苏常熟老家。可是当南明小朝廷建立的时候，钱牧斋应诏入阁了，成为礼部尚书。跟他一起做官的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叫王铎，大书法家。南明不到一年时间就垮台了，所谓“一年天子小朝廷”。1645年清兵南下，扬州没有守住，也是统治集团内部多种矛盾造成的，如果不是内部的这些矛盾，清兵能否打过长江这一险，很难说。大家到扬州看看，史可法纪念馆有具体材料，他没守住扬州，全家自杀，很惨烈也很壮烈。

清兵打到南京，弘光皇帝跑了。当时两个人，一个是钱牧斋，一个是王觉斯，就是王铎，他们很快都投降了清朝。对要不要投降清朝的问题，钱牧斋跟他的夫人柳如是有分歧，他们本来商量好，准备投秦淮河自杀，钱牧斋临阵退缩。但柳如是没有降清。按照清朝的规定，降臣要“循例北迁”，迁到北京办“学习班”，来改造他们。按规定夫人也要同行。王觉斯的夫人就一起去北京了。钱谦益去了，但柳如是坚决不去，一个人留在南京。钱牧斋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半年左右，就托病回到常熟老家。回去以后，他们夫妇两个，直到死，都在从事一件事，就是反清复明活动，比如跟郑成功建立联系等。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一一考证出来的。在此之前，这些故事谁都不知道。《柳如是别传》，表面来讲，是给一个女性作传，实际上写的是明清的文化史和政治史，是“借传修史”。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讲得很清楚，他写此书，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的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史学二陈”

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被国民党称作国宝，他有充分理由在1948年去台湾。本来去台湾的机票，政府方面都给他买好了，跟胡适一起。但到了上海，胡适去了台湾，陈寅恪不走了。没走，到了南京，住在俞大维家里一段时间。再过一段，就到了广州岭南大学，应聘作教授。后来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先生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直到1969年去世。

中间有个故事，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几次想请陈寅恪先生北上，担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但他没有来。学者们有很多考证，本人也写过几篇文章，分析各种理由。但我们不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是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中公布的一份材料，从中山大学档案里发现的，是陈寅恪当时对科学院的答复。这个答复由汪篯手录，原原本本记录，陈寅恪亲自看过记录稿，然后拿去科学院。汪篯是陈寅恪欣赏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汪是热血青年，面对一个新的政权，他当然也很高兴。他去广州，请陈先生就任第二所所长职务，这是中央政府派他去的。陈先生跟他没谈好。没谈好的原因，以我对现场的重构，看来是汪篯表现得太过于高兴，陈先生不喜欢这样的态度。

一个政权的变迁，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文化的、历史的东西都在里头，陈先生看得很深。两人没谈好，后来就明确讲，我不能去，如果让我去，两个条件：一，历史第二所不学马列主义；第二个条件，请毛公或者刘公给我写一封信，准许历史所不学马列。我们现在知道了，毛公或者刘公没有给他写这个信，陈寅恪先生也就没有去。他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做学问，必须以此为准。一切都可以让步，只有这个不能让。这就是陈寅恪的态度。我在我的书里说，现代学者中，能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到如此的高度和纯度的，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相比。

在这个问题上，陈援庵先生也不能和陈寅恪相比。但是，陈寅恪极端看重陈援庵先生的学问。陈援庵两本书的序言都是寅恪先生写的。陈援庵先生最重要的书是《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先生给他写了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学问是钱晓徵以后的第一人。钱晓徵是谁？清代的大史学家钱大昕，字晓徵。钱大昕的学问，一等的。陈先生认为，援庵先生的学问是钱晓徵之后的第一人。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援庵老人也有叫寅恪先生伤心之处。1953年，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检讨。寅恪先生不喜欢一个大学者这么做，你可以完全拥护一个新的政权，但也不必那么深刻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看了这个检讨，写了一首诗，题目是《男旦》。这首诗，我想，援庵老人也会看到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因为陈先生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然不赞成“妾妇之道”。学者要有“独立之精神”，不能像小媳妇那样。

“改男造女”是中国戏曲的一个特点，梅兰芳是最有名的了。陈先生非常喜欢京剧和昆曲，“鞠部”就是戏剧。陈先生在这首诗里，对援庵先生的行为有所嘲讽，但他从不轻视援庵先生的学问。各位在大学念书，不管你读什么系，援庵先生的几部书，应该是必读的。即便是念哲学，不懂史，怎么念哲学？陈援庵先生有一本书叫《史讳举例》，这是他的绝学。还有一本《元西域人华化考》，一等的著作。还有一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二十二史朔闰表》。他还有一个大的贡献，是对中国各宗教的研究，不仅是佛教、道教，还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研究。援庵的学问，了不起呀。“史学二陈”的学问，即便跟自己没有专业的关系，也应向他们表一份敬意。如果你们了解了他们的学问，以及他们的遭遇，你们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庄敬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