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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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中的教育

文/李政涛

我曾经指出，“受教育就是受苦”，“学习是一种劳动”。此言一出，即刻遭遇各种言之凿凿的“反驳”或“驳斥”，似乎有要我为那些在“应试教育”中受摧残受煎熬的孩子承担责任的意思，使我在惴惴然中有了负罪感。我很能理解他们的“义愤填膺”，但显然，批评者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们把“实然判断”（受教育和学习的过程，离不开各种辛苦和劳苦），当成了“应然判断”（受教育就应该受苦），并且低估了“受苦”之于教育中生命成长的价值。至于这样的反驳“学习并非劳动，若是劳动的话，学校就该给学生付报酬工资了，学校在违法使用童工了，天下的中小学校长老师都该坐牢”，就更让我心生不安，恍惚间自己也离监牢不远了。我眼中的“劳动”，无非是辛劳和劳苦的活动而已。我对此的感知，并非来自批评者所依据的《新华词典》，而是首先源于自身的学习体验和成长历程。

随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江西老家后，水土不服致疾病丛生，尤其是在初三这一面临升学考的关键时期，突患耳疾，彻夜痛苦难眠，连续打针吃药，依然迟迟未愈，绵延数月之久。校长建议母亲让我休学一年。这不是我期待的结果，便断然拒绝，随后开始了与疾病的抗争：一边捂着耳朵，含着眼泪，一边看书学习……在我多病的少年时期，类似的艰辛痛苦并非偶然的插曲，也绝非只属于我个人的体验，当我亲眼目睹来自农村贫寒之家的同学，冬天买不起手套，长了满手的冻疮，流脓流血不说，一旦天气稍热，即痛痒交加，但他们同样咬着牙，用颤抖的手翻阅着书本，一笔一划地写着作业，我无法用“欢乐”或者“快乐”这样的词汇，去描绘他们彼时彼刻的学习历程。对于这样的学习者，我只能发自内心的表达感佩之情，正是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吃苦耐劳”，理解了为何“学习是一种艰苦的劳作”。我不相信，有人从小到大的受教育和学习之路，始终洒满阳光，快乐满溢，既轻松又闲适，从不曾体会到学习之苦。如果这样的人存在，那一定说明爱因斯坦错了，他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天才”都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何况我这样的“庸才”？

从更多对他人受苦受难的“旁观”，到其后自我生命历程中的诸多艰难的“亲历”，使我对佛学所谓“人生八苦”等涉及“苦难与人生”的关系之语，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也由此悟出：“快乐”更多是一种人生追求，“快乐教育”则是教育理想的一部分。

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对史铁生所言“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有惺惺相惜之感。在《病隙碎笔》中，这位在困难中炼成的杰出作家，描述了疾病的苦难体验之于他的生命意义：“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八扭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我相信，醒悟之后的史铁生，即使不是脱胎换骨，也必定是与以往之他不一样的生命了。如此一来，他的患病，就有了成长价值，因而具有了教育价值：任何有助于生命成长的体验，都具有教育价值。这一价值既是史铁生“我向教育”的体现，也可能表现为“他向教育”。至少他的疾病体悟给予我以特殊的“教育”，我不仅将更加珍惜健康时的生命，也会因此学会在患病中学会安详和从容，把疾病中的呻吟，变成疾病前的箫声，尽管，这并不容易。

如果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教育。我们同样可以说，有故事的地方就有教育，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故事，包括有关疾病的故事。

美丽、聪慧的女子崔雅，三十六岁邂逅了心理学奇才威尔伯，一见钟情后喜结良缘。然而，在婚礼前夕，崔雅却发现罹患乳癌，于是这段浪漫美好的姻缘，转化为两人共同挑战病魔的故事。西方古语有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也包括疾病和死亡。这两者带给他们二人的益处，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感悟，以及在相互超越中消融。他们共同把疾病变为人生的大修行，在修行中放下“旧我”，走向“新我”。这不但让他们的爱情被灌溉得更加灿烂如花，也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得以放大彰显。拥有修行意义的疾病，因此变成让人得以学习及超越的媒介。在我看来，疾病对他们而言，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媒介：自我教育和彼此教育对方的媒介。

这样的教育，让崔雅感悟道：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他们之于我的教育，是让我顿悟：有疾病的地方，也有教育。

这绝非对疾病的赞美，它只是表明：只要有教育的眼光，就能发现教育的伟力。教育的力量，无所不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今日教育》201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