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抵达生命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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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诗，抵达生命的深处

谢克强/赵卫峰

    赵卫峰：谢老师好。“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在有生之年出版自己的文集，当然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我在粗阅谢老师你的“文集”时，体会你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热情与激情时，有种久违的感动和感慨，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很流行的一句话，何谓胜利，挺住意味一切！此套文集共8卷，平均每卷500页，你在后记还提到，它们都是“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写的，当然还有节假日”。在此想询问的是，这是否同时也表明你的生活节奏之严谨、写作的明确的计划或方向性？

　　谢克强：卫峰好！感谢你的访问，更谢谢你粗阅了我的“文集”，要看可看“抒情诗卷二”和“散文诗卷”，其它的可以省略。
　　是的，几十年来，我的生活比较规律，这是我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的。在部队，睡觉吹熄灯号，起床吹起床号，晚上十点钟睡觉，早晨六点钟起床，形成了生物钟。我退休后又恢复到晚上十点钟睡觉，早晨六点钟起床，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几十年我都是业余时间写作，白天要朝九晚五上班。在部队时我是师政治部文化干事，管部队的基础文化工作，即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当然还有业余文学创作。转业后，在《长江》文学丛刊、《长江文艺》作上十几年的小说编辑。后来我作了点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和假节日这段时间相对独立和安静些，进入写作较之容易些。
　　我还有一个早晚散步的习惯，长则一个多小时，短则三、四十分钟，这也是我梳理日常生活中所观、所感、所想、所悟的最佳时间。写作并没有计划，但会对某些问题或某个方向的东西关注一些而已。

　　赵卫峰：让我想起《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了；如今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影视与中国式应酬使主动散步的身心逐步少了！散步时怎样梳理日常生活中的所观、所感、所想、所悟呢？
　　谢克强：我有一首诗《路遇一块石头》，就是我散步时所观、所感而得。我在东湖散步，走的时间长了一点，感觉有点累，就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心想：真要感谢这块石头，让我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一想就有所悟了：要是我是一块路边的石头，让别人小憩一会，别人也会感谢我的。一悟就有了灵感，逐写作了一首诗：“爬过层层云梯之后/酸软的脚步停了下来/只见一块黝黑冷峻的石头/在路边远远迎我//坐在路边这块石头上/不只是小憩/我还想顺着石头的纹路/深入纹路纵横交错的深处/探测一个世界//莫是流云缕在其表/或许星星嵌在其内/更有风雨留下粗拙的文字/让我感触或体验到一种/比文字更沉实的东西//呵，粗拙  石的品格/呵  沉实  石的力量/我小憩坐在石上/顿感自己身子骨太软太轻/头脑也太浅薄//真想变成一块石头  然后/让后来人倚石而坐”。

　　赵卫峰：这么说来，你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就没有业余爱好么？
　　谢克强：有啊，实行双休日，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息，那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加之现在用电脑，写起来也快捷多了。至少改起来方便多了，不用重抄，省了不少时间。怎么会没有业余爱好呢？在部队时喜欢走军棋、象棋，有时走得浑天黑地，饭也顾不得吃。那时年轻，还打打蓝球、羽毛球。也许是长期做文化工作，我还有个爱好就是看文艺演出、听音乐，有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听听播放的古典音乐，顿感神清气爽，如醉如痴；我另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看画展，诸如到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出差，必要去美术馆看看画展；我居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旁边，这里几乎每个月都有画展、书法展，每有展览我都要去看看。我与我早年作文化工作有关，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的诗集《艺术之光》就是写的诸如“中国音乐”“世界名画”“中国画意”等等。
　　游山玩水也是我的爱好，只要时间允许，我就会打机会出去走走，爬爬山、走走路、顺手还拍一拍山水风光；也留心看看民风民俗，尝尝各地的小吃，也算一种享受吧！
　　我的小外孙在我这里上幼儿园，这几年一有时间我陪他玩。小家伙也喜欢找我玩，一起搭积木，走跳棋、军棋、象棋，踢踢球，当然还要教他认认字、学会数数、做简单的加减法；有时他还要拉着上街看看风景，我们俩坐车都不花钱，有一天，我们俩坐了武汉目前通车的两条地铁线和一条轻轨，从这条线转到另外一条线，还嚷着要我带他看我的诗是刊印在那个地铁站里；整整玩了一天他也不觉得累，玩了一天，自然要我奖赏他吃一次牛排。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有时教他背背诗，有时也考考他一些简单的知识，诸如从家门口坐车去武昌火车站坐什么公共汽车呀，遇到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办呀，什么样的水果应该怎么吃呀等等；他也会将幼儿园里学的“脑筋急转变”考考我，有时我还真的脑子转不过弯来，他就笑我苯。这也算是享受天伦乐吧！

　　赵卫峰：你第一次接触新诗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的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其时是1963年；早期的诗写曾受李瑛影响较大。觉得你这么叙述挺难得的，不少诗歌的功成名就者，一般不会轻易如此，他们往往会大跨越，直接说到唐宋，或动辄先要数落一干西方人名，以此看，你当是实在人——这让我联想到“九头鸟”的传说了，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性格呢？
　　谢克强：也许这算是性格吧，我这个人坦率、真诚，口无遮拦，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认死理、不服输、一根筋。我也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人就活那么几十年，憋着、闷着，多难受啊，活得坦然些，心情也舒畅些，精神也愉快些。

　　赵卫峰：所以我以为称一个新诗人为“天才”是很不靠谱的习惯。每个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没有参照，此后才能逐步找到和确定自我。而你最早看到的新诗是贺敬之，也正好证明中国诗歌的某些时光段落的“空白”，比如传播平台寥寥无几、写作与出版情况与今大异，那么一下子置于世纪之交后的网络时代，你却不落伍，相对宽容，对吧？你现在时常在网络上阅读诗歌吗？
　　谢克强：我不大上网，因为眼力不济。由于工作的需用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脑上看诗稿。但我关注网络诗歌，在《中国诗歌》上就设有“网络诗选”专栏，每年还要出版一期“网络诗选”专号。网络诗歌的优点和缺点都较鲜明，我们应该取长补短。
　　我从1963年读到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开始接触新诗，可以说见证中国诗歌几十年的发展的状况。我不太同意“空白”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历史不可能改变，当然也不容戏说。像《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那个时代的歌；像《雷锋之歌》，就是那个时代的诗，诗云：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今天读来依然值得深思。就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吧，像诗人郭小川、曾卓、牛汉，都写了不少诗，而且不少是他们的代表作，如郭小川的《秋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牛汉的《华南虎》等。群众创作就更多了，1967年，我在武汉就读到一组《撒在铁矛下的诗传单》，读得不仅热血沸腾，也觉诗意盎然，你能说那不是诗？比如我写于1975年的《巴山情歌》，那时当然不能发表，也不允许发表，但它就存在那里？那时的“空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潜在的东西是大量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挖掘。今年我就将《巴山情歌》拿出发表了，你有时间不妨读读，还是有点味道的。
　　我不落伍，只能算是跟着走，或者说跟着感觉走。

　　赵卫峰：你的写作涉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诗论、小说多个文体甚及古典诗词、戏剧曲艺等，这多少会让人诧异你的转换力，显然，从大面上说你的身份已然是“文人”，而具体些说，你在国内外数百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诗2000余首，十余部诗集，你应该更愿意把自己视作诗人？
　　谢克强：算是个写作者吧！古典诗词，我五、六岁坐在牛背上就开始背诵了，读初中我就依葫芦画瓢学着写，直到现在我写的诗词也从未示人，自娱自乐而已。也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我是小说编辑，自然知道什么是小说，所以我编辑文集时并没有收录小说，至于报告文学、散文，多是应景之作，不值一提。我毕生倾注的主要精力还是诗、散文诗。我对我自己准确的定位是一个诗歌工作者，读诗、写诗、编诗，也偶尔评评诗。
　　我从未把自己视作诗人，但我毕生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有一天有人这样说：他是个诗人，不是个写诗的人，我就死也瞑目了。

　　赵卫峰：很赞成你对“先锋”的认识，中国其实没有诞生成熟的先锋诗歌的合适土壤，诗歌的所谓先锋写作被误会成“寄生于一些经典性的作品和异邦的大师”的结果，作为诗歌编者不知你注意到没有，80后中诗歌中这一层级也较明显，他们的写作好像并不中国化，其文本形式多为明显的“翻译体”式？
　　谢克强：诗是语言的艺术。我稍懂一点俄语，比如我读俄文普希金的诗与读翻译成汉文普希金的诗，感觉就不一样，因为诗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不少诗的味道，所以诗不可译。比如小说《红楼梦》，被译成《红房子里的梦》，味道就损失了一大半，何故，汉字与拼音字在语言的张力上存在很大差别。比如斐多裴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又，二者皆可抛”。斐多裴的原文我读不懂，但这首诗还有几个译成自由体汉文的版本我还是见过。但流传最广、被人们记住的还是这首类似五言绝句的诗。这其中就有值得探讨的东西。这也许是国人对那些“寄生于一些经典作品和异邦的大师”的“翻译体”式的诗不大卖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

　　赵卫峰：你也在进行诗歌批评，大众视角里的它与学术界的它、文学界的它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现在它的问题仿佛越发明显了，看到你在1998年曾有说过它的作用可以是“对诗歌创作的督察”，症结主要是“严重脱离诗歌实际”，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谢克强：我那还算不上诗歌批评，也只是偶尔为之，算是玩票吧，我还是很看重诗歌批评的。我们在创办《中国诗歌》时，就想加强对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的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曾出版过一期诗歌理论专号，想对诗歌批评和研究作一些工作，但不尽人意。主要是现在的诗歌批评家们诗歌文本研究的并不多，也不够深入，因此对诗歌创作的督察作用甚微。虽然各地的诗歌研讨活动并不少，多是“红包”式的批评，看包说话。近年情况似有所变化，比如《诗探索》的理论卷、《星星.诗歌理论中旬刊》、还有《诗刊》，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也有些评论言之有物，能给人一些东西。特别是《诗刊》下半月刊的“同期声”，不溢美、不夸饰，进入文本剖析，诗的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新鲜、活泼，看后不仅能给人有所感，还有所悟。

　　赵卫峰：抒情长诗《三峡交响曲》是你非常重要的“史诗”性作品，可谓紧密结合实际的又一重要重要尝试，“为当前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成功的范例。”据载你花时数年，收集相关资料，十几次深入实地，捕捉创作灵感。……对于长江，“三峡”仿佛动人心弦的腰部，曾是人文长江的重要关节和区域文化的聚集，“三峡”这个词今后如何变化后人如何回望，我们似乎都是无法无奈的！诗歌对于“事件”的涉及往往是很具难度挑战性的，而诗歌的“证史”功能在你这儿得到实践。你怎么看政治抒情诗写作？
　　谢克强：《三峡交响曲》是我费时费力写得最苦的一首诗，但不是我满意的一首诗。要用诗来写”三峡”，确实具有挑战性，虽然我化了数年时间收集相关资料，也十几次深入实地，但一直进入不了创作状态，就是说一直找不到如何结构此诗，直到我偶尔听《黄河大合唱》，我才突然受到启发：以交响乐章来结构。
　　我一直不认为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而是一首抒情长诗，不管怎么说，它是第一次以抒情长诗来写一个世界级的水利枢纽工程，所以我的诗也引起了关注。《文艺报》曾多次报道；长诗出版后曾先后在三峡和北京举行作品研讨会，《文艺报》也曾在头版和头版头条位置作过报道，并以整版篇幅发表研讨会记要。
　　2011年，我有机会去西藏，坐飞机去，坐火车回。青藏铁路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当我坐在行驶在青藏铁路上的火车时，我就想为这条铁路写点什么。我曾是一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我深知修建这条铁路的艰难。这条铁路有一个关角隧道，当年修此隧道时，一次塌方，我几十名年轻的铁道兵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思前想后，感慨万端，偶尔间我触动了腰间的钥匙，便有了灵感，逐在火车上写了《青藏铁路》：“是谁铸造了这把钥匙/是谁铸造了这把锃亮的钥匙/穿云破雾  直插云天//它轻轻地旋转了一下/西藏的门就开了”。两段，五行诗，还有一行是重复加强了一下。同是写世界级的工程，我以为《青藏铁路》就比《三峡交响曲》写得满意些。可见，诗是一种以少胜多的艺术。
　　政治抒情诗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文学离不开政治。记得1979年我在《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时曾参加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好像有几万人参加，当著名演员于是之朗诵诗人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仅仅朗诵了个题目，全场就欢声雷动，因为这个题目说出了人们心里想说的话。为什么会有少数人写政治抒情诗，因为他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像叶文福的《将军，不要这样作》、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就是这样。

　　赵卫峰：从出版方面说，《中国诗歌》是一种“自主出版”物？作为非官方办理文学杂志的成功范例，你的付出众所周知。这里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它每年的年度10万元诗歌大奖只评出一个诗人，这很残酷，按上述，获奖者的作品的“级别”自然也是众说不一的，这很自然，但是否也会产生误导，让一般读者或诗歌大众将获奖作品视为“经典”？
　　谢克强：我们设立的“闻一多诗歌奖”，奖金十万元，号称“诗界年度最高奖”，评奖范围仅限于当年《中国诗歌》发表在“头条诗人”栏目中的十二个人中，评奖范围有限。获奖诗人也仅仅是发表在《中国诗歌》上的一组诗，并且经由七个评委评选出来，仅此而已。
　　评委的审美情趣决定着评奖结果。获奖诗人的作品，只是他发表在《中国诗歌》上由几个评委认定的最好的作品，是不是他自己最好的作品都很难说，更谈不上“经典”之说。经典需要时间来淘洗，就像沙里淘金一样，淘去了沙，留下的金子才是经典。像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才是经典。
　　我们设立此奖，就是希望诗人们能将自己创作最满意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以提高刊物的整体质量；另一个考虑就是能帮助诗人解决一点实际生活问题。现在诗界各种评奖活动很多，至于那些获奖作品能否留得下来，传得下去，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可以使获奖诗人得到一点物质利益。

　　赵卫峰：如今的诗歌奖有时是一种文化公益活动了！？我曾注意到世纪之交后，我们处于“中国诗歌的传播写作时代”，结果正朝着陈超老师所指出的，诗歌进入到“泛诗歌时代”，我对此也有另文提到自生自灭式的“茂盛”或大鸣大放的另种结果，是导致了“浅诗歌时代”，台湾十多年前就进行了诗歌的跨界拓展，近年大陆则将之视作可观的新事物，或可以说，类似跨界、自主出版（包括网络与诗歌民办报刊）等对诗歌的写作与传播既是拓宽改造，又是收束、封闭？因为事实上只是诗作总体数量大幅度提高了质量却不一定、传播平台茁壮成长了而诗歌的票友式的圈层化也日益明显了？
　　谢克强：这是个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的时代。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让自己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以为至少写诗的人，都有一点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诗歌进入“泛诗歌时代”，并不是件坏事，它至少说明有人爱着诗歌而参加诗歌写作。至于由于“泛诗歌时代”而导致“浅诗歌时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曾经对我们“新发现诗歌夏令营”的学员讲课时就说过，网络不应成为作业本，写了一首诗就贴上去，要有所选择。以我的经验，好的诗歌是改出来的。写好后放一放，沉淀沉淀，再读就会有新的发现，你就有改的欲望了。这就是说，我们诗人自己要学会有所选择。再就是诗歌杂志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诗歌杂志、诗集，其实就是选择，像沙里淘金那样，淘汰那些浅诗歌，自然会留下一些深一点的诗歌。这事需要时间，自然急不得。至于诗歌票友式的圈层化，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谁在树标签、拉大旗、立山头？但时间是残酷的，它会检验什么是真正的诗，真正的诗人。

　　赵卫峰：说得好，网络不应成为诗歌作业本，正如民刊不是诗歌的草稿箱。你的故乡是黄冈，它是老区亦即欠发达地区，然此地人文厚重，在毕升，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废名，黄侃，熊十力，胡风、叶君健、王亚楠这些盛名之外，还有两任国家主席和200多个将军和她有关，不过我对她的印象却是“黄冈教育神话”，当年我参加高考时，就辛勤地受到黄冈教辅材料的折磨。后来看到有关资料说，黄冈重教风气并非后来，自古便建有书院75所，当地累计走出进士944名（贵州全省约600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产生12位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有的地方高考作文可以容许使用诗歌体裁，但你对此似乎不赞成的？
　　谢克强：你对我们黄冈的人文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还告诉你，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人中，湖北占了五位，黄冈就占了三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新中国十大元帅、十大将中黄冈就占有两位：林彪、王树声。至于黄冈的人文厚重，有它的历史渊源。就说唐、宋两朝，诗人杜牧、散文家王禹偁就作过黄州府的太守，都留下了瑰丽的诗章，如杜牧的绝句《赤壁》、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等；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使他进入他的文学创作高峰期，他的一词二赋，使之成为领一代风骚的标杆诗人。可以这么说，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黄州。
　　至于高考作文可以容许使用诗歌体裁我不大赞成。以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以为中学生还是要加强自己的逻辑思维，以逻辑思维看待周围的一切，也许要真切一些；因为这个年龄正处于身体成长期、思想发育期，还不那么成熟、稳定。写诗，一需要形象思维，二还要率性所为，天马行空，不太利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思想发育。再说，诗歌也没有衡量标准，如何判分，也是个问题。如果判的不准，对写诗的学生也不公平。写诗，作为课余爱好，也许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但一纳入高考的作文内容，就有所鼓动，效果是不是好，值得探讨。

　　赵卫峰：嗯，说的也是，国人爱跟风，诗人也不例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说说武汉？这个中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综合体，这个感觉始终敞开的通俗的又诡谲复杂的热情之区。你在其中，你的诗歌写作与她是怎样的关链呢？
　　谢克强：说说武汉，说那方面呢？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武汉也号称“百湖之城”，其中东湖就比杭州的西湖水域面积大六、七倍。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据说人均淡水量占世界第一；武汉又称科教之城，这里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力量都在全国前列，仅在校大学生就有120多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武汉素有“九省通衢”和“货到汉口活”之说，可见她的交通位置。如今这里又成了全国的高铁枢纽中心，从这里坐高铁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重庆都在四到五个小时。
　　武汉是个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前，武汉的经济总量居上海、北京、天津、沈阳之后，位居第五，改革开放后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原因，一度在全国大城市排名靠后；近年来，由于她所处于要冲，外资、内资来此投资逐年增多，经济总量也大幅上升，据称今年GDP可达万亿，重新进入全国大城市前列，但要重返昔日的排名，尚等时日。
　　我来武汉已有三十二年了，住在东湖边，离中心城区尚远。我的诗歌写作与她的关链不大。我1984年到1986年曾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干部专修科脱产学习了两年。两年间读了不少书，文学、哲学、历史、甚至人物传记，最重要的收获是获得一点启示：一切文学艺术不是展示，而是审示。在此之前，我的诗基本上是生活的展示，从此，我开始审示生活、审示中国文化、审示自己；并注意在审示中发掘自我、表现自我，同时注重主观的内省体验，并在心灵深处深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思维和感情穿上可触摸的外衣，于是就有了我的《孤旅》、《断章》、《艺术之光》、《寻找词的光芒》……

　　赵卫峰：你的编辑部好像人员不多，除你之外，只有两位80后编辑。
　　谢克强：是的，只有三个人，编辑一份月刊《中国诗歌》和一份双月刊的人文杂志《炎黄》，我曾经调侃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编辑部。这个《炎黄》杂志，是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也是由阎志出资，主要由我编辑。这有个好处是逼着我多读书，广泛涉猎，比如我就读过不少关于研究楚文化的书，对楚文化的衍生、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认知。前两年我参加大型文化记录片《凤舞神州》撰稿时，就得益于我对楚文化的研究与认知。

　　赵卫峰：那编辑工作、写作、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这些怎么平衡呢？
　　谢克强：我退休后感到即刻轻松就是少了工作之间的人际关系。在职时我负责一点行政工作，该提拔谁、房子如何分配、职称如何评聘、来客如何接待等等，班子成员有时意见并不那么一致，这就有麻烦了。加之我这人坦率，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得罪了一些人。得罪人倒无所谓，你能把我怎么样，不就是每年工作考察时给我投个票吗？但影响人的心情，常常闹得不愉快。退休后就没有这一档事了。
　　我们编辑部没有上下级关系，稿件都是商量着定，因此也就没有一般杂志社里一、二、三审，因而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每期集稿后我再看一遍就发稿，打印出来后就开“编前会”，请阎志、车延高、邹建军和编辑部的同仁一起审稿，主要是“头条诗人”等几个重点栏目的稿件阅审，有时意见不统一，就拆稿换稿，然后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阅。
　　男人到了六十岁后，我以为进入了人生佳境：升官、发财无望了，对女人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家庭负担也没有了，自然心也安静了；如果身体状况还好，就可以干一点自己想干又能干的事。徐迟先生就曾对我说过，他是三十公岁而立，如果没有六十之后，也就没有徐迟。他的话使我受到启发。
　　我每天的主要时间用于看稿、编稿，对于我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我现在写的东西不多，写作时间相对少些，但有了感觉就写。比如我去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初来乍到，每天都有新鲜的感觉，我几乎每天都写一首诗。我第一次看到幽蓝的青海湖，看到湖畔熙熙攘攘的游人，我就有了感觉，就坐在湖边写了一首《远眺青海湖》：“眼里怎么那么忧郁呢/噙着一滴忧怨的泪//是不是远来的游人/打扰了你的宁静//远远眺望你一湖幽深的蓝/我不敢走近”。
　　人有时也有点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多累也不觉得累；潜力也会超常发挥。再说，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赵卫峰：你曾说，“诗人是孤独的，也是痛苦的。如果诗人感觉幸福，就会失去创作的动力，”近年，类似幸福感、幸福指数的的概念逐渐多见，呵呵，也问问，“你幸福吗？”——为什么呢？
　　谢克强：诗人的孤独与痛苦是与生俱来的，这与诗人的属性有关。一般说来，诗人应具有人民性、独立性和叛逆性。比如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几天也没睡好觉，老想这件事；作为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我，甚至有些不解：是什么使徐才厚走到这一步、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尚且如此，他在职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管呢？如果徐才厚都搞买官卖官这一套，那还有没有张才厚、李才厚呢？那么军人的价值又何在、军队的形象又何在？你说，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记得当年叶文福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也多次遭到批判。当年诗中的将军，只不过拆迁了一座幼儿园，为自己造了一座住宅。诗人叶文福仅仅是规劝而已，写了这首诗。如今还有人写这样的诗吗？
　　“你幸福吗？”我以为更多的人回答都是物质层面上的。应该说现在的物质条件较三十年前有了根本的改变，但为什么还是那么多的人牢骚满腹呢？这就有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人们要求有尊严地活着！而社会的不公、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贪污腐化，严重损害人们有尊严地活着，你能感到幸福吗？   

　　赵卫峰：有时想，这个问题可以不理会的，不幸与不幸，都是感觉，都是活着。关键是自己走着，进行着，我感觉很多80后诗人从青春环境转而置身具体实在的生活中后开始放弃诗歌，很多中年诗人随着日月的交替开始松懈下来，而你说“尽管我已六十多了，但鬓未白，牙未松，还不想那么快离诗神远去”——愿更多诗路上的犹豫者看到听到你的这话！
　　谢克强：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我感觉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动——一辈子处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的劳动。”所以，有没有信徒般的虔诚和不灭的火一样的热情，不仅仅考验着写作者的意志与毅力，更考验着你的写作技艺。如果热情消退，自然会“从青春环境转而置身具体实在的生活中后开始放弃诗”；如果没有信徒般的虔诚，自然也就不想日益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艺，自然写作就会随着“日月的交替开始松懈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处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的劳动”。

（《星星》理论刊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