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游戏”狂欢的年代,大人小孩没日没夜坐在游戏机前的欢乐场景随处可见。但我却对游戏机有根深蒂固的“深恶痛绝”,认为它在满足人的某种低级需要的同时,又把人送入了堕落的轨道,至少它是对教育力量的一种抵制和消解。我因此禁止儿子玩游戏。一开始,他小心翼翼地遵守我的“禁令”。但随着年龄渐长,到了四年级,问题出现了。每到周末,他就从家中消失不见——跑到同学家里玩游戏去了。虽然在我的严厉呵斥下稍有收敛,但“偷偷玩”逐渐成为他的习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班上的男同学几乎人手一台游戏机,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话题就是谁在玩什么游戏、哪里可以找到最新版本的游戏。我儿子既没有游戏机,也不了解这些最新动态,在旁边傻站着干瞪眼,结果被这个交际圈“边缘化”了。出于对“孤独”的恐惧,他开始频繁与我吵闹……类似的情形还有“看电视”,自从读了波斯曼的《童年消逝》后,我就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电视导致了对童年概念的破坏,它不能提供儿童成熟需要的理性,阻碍人的自制能力、复杂的抽象思考能力、关注历史与未来的能力,以及注重理性和秩序的能力等的发展。我一直严控儿子看电视的时间,频繁地给他讲看电视的危害,但这种讲大道理的方式基本上沦为“虚空”,他看电视的时间已经从最初的半小时,慢慢延长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眼见我的管教有些hold不住了。 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少年如此热衷于玩游戏、看电视?后来看到一个关于儿童与媒介关系的研究,才豁然领悟,症结在于儿童的需要。这个研究用大量数据表明,当代儿童对媒介有娱乐、逃避现实、情绪刺激、社会学习、交往等需要,而且儿童选择不同的媒介,说明他要借此满足不同的需要。他玩游戏,是为了满足放松与逃避现实和情绪刺激的需要;看电视,说明儿童存在着放松与逃避现实、情绪刺激、交往诉求和现实性等需要;阅读书籍,则与逃避现实、现实性、快乐诉求和安静诉求等需要有关。 如此一来,我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让儿子玩游戏、看电视,而变成了是否有必要满足他的这些需要?除了游戏、电视之外,还可以提供什么手段帮助他满足这些需要?我的家庭教育实践证明,一味地禁、堵、罚不是有效的办法,我的“教育失败”不会是特例。人的需要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任何违背人的需要因而违背人性的管理和教育,都可能会带来失败。在“文革”时期,以压制人的基本需要、压抑人性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已经证明带来的是灾难和浩劫。所谓的改革开放之“放”,是解放人性之“放”,是释放出吃、穿、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之“放”。虽然这可能会带来“人欲横流”或“纵欲”的问题,但一部人类文明史早已证明,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内在力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的欲求是否需要压抑或释放,而在于如何把这种欲求变成促进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健康力量。 人类的需要本身也处在发展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会产生并且也会创造出不同的需要。乔布斯的天才和成功之处,就在于为当代人创造了使用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变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人类的需要内涵和层次因为这些电子媒介的出现而“更新换代”。 在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中,有些需要恒久不变,有些需要则处在成长变化之中。儿时的我,喜欢阅读《安徒生童话》,那是一个美好得令人心碎的世界,之后又迷上了卡夫卡、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的小说,再后来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成为我的“新宠”,从中不仅使我逐渐探入真实的世界,而且得到了思维的乐趣,当年的童话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人的生长,意味着“需要”层次和品质的生长,“需要”本身的变化生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的生长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生长需要”,它是“因生长而带来的新需要”和“因需要变化而带来的新生长”之间的融通转化。 教育的眼光,就是生长的眼光。以此眼光观照儿童走向成人的生命历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儿童的生长,就是需要的生长。 教师需要时常追问:孩子的需要有没有因为教育力量的介入而生长?如果他的需要始终停滞不前,往往意味着教育的失败。更要追问:我有没有用孩子过去的需求,来看待和要求孩子今日的需求,并把孩子今日之需求视为固定不变的,因而替代了孩子未来可能产生的新需求? 教育的任务,首先是发现并且满足儿童的生长需要。我们在儿童生长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而是“现象”,是生长需要的一种具体诉求。当孩子只在同伴面前眉飞色舞,但在父母面前却沉默寡言的时候,这说明他有了与同伴交往的需要;当孩子开始频繁地把目光投向异性,关注自己的仪表和形象的时候,这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的生长需要,说明孩子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从朦胧到清晰;当学生在某个阶段普遍出现对班干部不满的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班级工作的问题,而可能是反映学生有了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参加班级管理的欲望,希望自己有机会抛头露面,赢得教师欣赏和同学们的瞩目。所以三年级的学生容易“乱”,不仅在于他们的独立需求强了,更在于三年级学生有很强的自我表现需要,但是不会筹划,不会想办法处理冲突、解决问题,因而学会如何筹划和解决由“自我表现需求”而来的新问题,转化为他们的生长需要……这些现象不是需要我们去制止的“洪水猛兽”,而是“生长现象”,受到“生长需要”的支配,需要我们去发现、理解、尊重并尽力使之满足。 第二个结论:儿童的生长需要,不仅需要满足,更需要提升。 教育的内在困境在于:儿童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会损害生长动力,制约正常发展,带来性格扭曲和偏执,甚至造成生命发展的灾难。不过,不是所有的儿童需要都是健康和有益于成长的,如果一一满足,无异于“纵欲”。教育者为此需要对儿童的欲求加以甄别、引导和提升。例如,针对儿童的游戏需要和看电视需要,我们可以和儿童一起讨论和确定:什么样的游戏和电视是不好的或好的,为什么?如可以帮他选择具有思考价值和历史知识内涵的游戏。美国、英国等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提升儿童需要的典型范例。 某年某女歌星在一个电视直播晚会上载歌载舞中扯掉了胸衣,不该裸露的器官当众敞开,导致舆论哗然。按常理,这样的节目是典型的儿童不宜,但美国的中小学没有采取鸵鸟战术,而是直接将这段录像在课堂上播放,组织学生讨论:电视台应不应该播放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节目有何危害?这个歌星的行为是否恰当?随后布置两个家庭作业:写一封“建议信”,给电视台主管;写一篇“作文”,对歌星的行为发表评论。多次经历如此教育的儿童,逐渐形成的是对电视节目的选择力和判断力,这样既满足了儿童的电视需要,也提升了他们的需要,并因此而得以健康地生长。 第三个结论:儿童的生长需要,有自身的节律。 在这样一个偶像丛生的时代,偶像崇拜成为孩童生长中的必备环节。每个时代都有时代偶像。在我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通往科学家的“神童”是我的偶像。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的“少年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并且引领了时代风尚——众多教师和家长趋之若鹜,试图把少年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手段,复制到自己的学生和孩子身上,一时中小学校的少年班遍地开花,教育的起跑线不断前移:幼儿园孩子学小学课程,小学生学中学课程,中学生学大学课程。但现在看来,“神童”只不过是“神话”而已。某期《南方周末》的头版,刊载了以当年那一批少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长篇报道,结果发现成才者寥寥,大多数人成年之后沦于平庸,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没有人否认天才的存在,但大多数人不是天才,不能用天才的教育方式来教育,这也是事实。即使是天才,也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必须有与天才相适应的方式教育,那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是将天才从本应属于他的土壤中拔出,过早暴露于阳光之下。它忘记了一句名言:没有成熟的东西,过早暴露于阳光之下,会晒死的。这同时也是催熟式的教育,用各种膨大剂和化学制剂催熟的孩子,不仅失去了自身的本色,也有膨胀爆炸的风险。 一切都需要回到一个常识之中:人的生长需要的产生和发展,有自身的节律。不同阶段除了有不同特点之外,还有不同的节点,这是人的生长发展的关键点,教育者必须了解这些节点和关键点,不可轻易绕过和错过,一旦错过,就难以弥补。如同人的身体,什么阶段该吃什么、补什么、长什么,都有节点的要求,在不该长的幼年期,就长出胡须或乳房来,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值得欣喜快乐的事情。这种事情的有害性,人们都很容易知晓,因为一目了然。但精神生长、灵魂发展上的节点与关键点的缺失,却因为它潜藏于无形中而易被教师忽略,但其造成的危害往往更大,会贻误一生而无法弥补。 教育的任务,就是承认“一切理智的原料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都能吸收的,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皮亚杰),这是对儿童生长节律的必要尊重。尊重的基本方式,在于对生长节律加以认真的理解、认识和研究,勾勒出基于儿童生长需要的阶段性发展路线图,作为教育行动的指南和依据,进而发现、满足并提升儿童的生长需要。 对于绝大多数儿童而言,教育,并不是一个适合跨越式发展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