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汉阳县全境解放,日月重光。当时,东西湖为汉阳县辖区,先后名为第二区和第十区,区委、区政府领导有鲁忠贤、马济东、陈佩仪、刘大湘、赵开祥、魏希昌、黄景宽和殷玉学等。1951年,东西湖境内的巨龙岗、柏泉、三家店、李家墩及汉江堤北胡家台以下地带,划归武汉市三店区管辖。1952年7月,三店区撤销,原辖区除李家墩交黄陂县外,全部由汉阳县管辖。 一 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及防汛斗争
解放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恢复生产,兴办学校,稳定社会秩序。1950年夏,利用暑假时间,县人民政府组织各区小学教师就近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完毕,在县里集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作好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1950年冬至1951年初夏约半年的时间内,在县人民政府和有关司法部门领导下,全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开始,对全区内土匪、恶霸、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反动军官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排查摸底,然后开展统一大搜捕。除极少逃逸外,绝大部分缉拿归案,集中关押于县看守所听候审判。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通衢大道都抄写了《条例》全文,并结合进行口头宣传。这些工作多半是由小学教师进行的。1951年春节以后,全区各乡相继开庭审判。主要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反革命分子中罪大恶极者受到了严惩(死刑),一部分关起来(劳改),一部分交群众管制,简称关、管、杀,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群情振奋,人心大快,从根本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
在进行“镇反”运动的同时,结合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叫做“三套锣鼓一起响”。土地改革是根据《土改法》进行的。《土改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界定了农村各阶级成分的类别,基本成分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其他成分有工人、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和游民等。土改的经过大体是:步,土改队(县区组织的)进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充分发动群众。第二步是建立以贫雇农为中心的贫雇团,作好组织工作,并进而宣讲《土改法》,作好思想发动。第三步,划分阶级,先外部、后内部,具体办法是:斗争划地主,算账划富农,团结诉苦划内部。第四步,阶级划定以后,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尽可能满足贫雇农的需要,适当照顾中农中的贫苦者。在此基础上,以若干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乡政权,并发展党团组织。至此,土改运动就告一段落。第二区的土改运动于1951年春季开始,至1952年冬季结束,前后历时两年。土改后建乡的共计有柏泉乡、巨龙乡、辛安渡乡、胜利乡、新沟乡、六合乡、鸦渡乡和慈惠乡等。基层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农村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
土改运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1953年,二区的粮食产量创历史之最。就在这时,东西湖地区又经历了与自然作斗争的严峻考验。
1954年,暴发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其雨量之大,来势之猛,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均超过历史记录。当年7月1日起,倾盆大雨夜以继日,一直到7月底。由于江水顶托,汉江水位直线上升,汉江堤危在旦夕。汉江堤不仅是本地区劳动人民的生命线,而且是武汉市区防汛的第一道防线,是张公堤的前哨。为了保住汉江堤防,为张公堤的防护赢得时间,湖北省委在当年7月初向汉阳县委下达了“军令状”,限期守护汉江堤防。汉阳县紧急动员起来,由县武装部长到第二区下达防汛动员令,限期守护汉江堤防,所有青壮年劳动力迅速到位,提出了“堤在人在,堤亡人亡”的口号。不久,又有刚归国的抗美缓朝志愿军战士一起投入战斗。汉阳县委将防汛指挥所设在汉江堤外的鸦渡渡口的大船上,命令青壮年劳动力全部上堤,加高加固堤防,并调来大量沙包应付紧急情况;志愿军战士投入险段抢修,老弱病残则日夜轮换巡堤。公安部迅速电令孝感专署公安处,将汉江中下游的大船全部云集汉江东西湖堤段,每只大船载满土方沙石,一遇堤防出现大的管漏,立即将载满沙石的大船下沉堵住。紧张战斗了一月,暴雨也整整下了一月,堤内的渍水也与日俱增,所有禾苗全部淹没,有的村庄也有大量积水。但指挥部严令死守汉江堤,防止民工回家。在10天以后,堤内堤外水位已经持平,这时,张公堤的防卫工作已全部到位,指挥部才作出有组织、有计划的撤离。老弱病残及单个劳动力回家抢救水灾,留下青壮年劳动力在舵落口至祁家山一线用船只运土石加固舵落口以北的张公堤和以南的汉江堤。一直到8月上旬,连绵暴雨才停下来,堤防加固工作基本完成,水位也开始回落。这样,才陆续地将二区所有防汛民工撤下。
这年入冬以后,又下了场百年未遇的大雪,连续几天不停,积雪数尺。天晴以后,气温降至零下10度左右,汉江中下游水域所有湖泊河流全部封冻。人在上面走,如履平地。
在严峻的自然灾害面前,区政府根据县委的指示,全区上下动员,投入抗灾自救运动:从全国四面八方调集大量救灾物资,大米、面粉、肉食、寒衣、棉被,还有救济款,源源不断地运来,按标准定期发放到灾民手中;在寒冬到来前,区政府还组织专人将耕牛集体运送至丰收地区喂养,保证耕牛过冬,并调进大批种子作好来年春耕的准备。这样,在大水、大雪的大灾之年,东西湖未冻死、饿死一人,无一人逃荒,而且夺得了1955年的特大丰收。这是抗灾史上的奇迹,它谱写了一曲在党领导下战胜自然灾害的壮丽凯歌。
二 百里湖区送瘟神
我国血虫吸病的流行,经过考古证明,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东西湖原是古云梦泽的一片荒湖,位于汉江下游,与江陵县相距仅两百余公里,又与血吸虫病流行的汉阳县相邻,属江汉平原东部边缘的水网洼地。解放前,这里十年九淹。洪水一到,尽成泽国;汛期过后,荒原袒露,芦苇丛生,钉螺密布,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和江陵、汉阳两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关怀疫区人民的疾苦,从上到下,发动、依靠群众,对防治血吸虫病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工作。
解放初期,东西湖疫情严重的地方主要是柏泉、三店、巨龙、胜利、鸦渡、辛安渡、新沟等乡镇。1957年围垦时,经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彭道义和汉桥区血防站邹会涛医生组织10人调查小组,查了全区分布的钉螺。1957—1987年,全区累计有钉螺面积366 466亩(含府河、汉北河外滩有螺面积13 096亩),血吸虫病人31 659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8%。由于血吸虫病的摧残,很多村塆人灭户绝,形成无人村、光棍村、寡妇墩。湖东畈、石家坡、巨龙岗等地,原是人口较多、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1939年有124个村塆、5 377人。到1949年,仅10年时间,就因血吸虫病而死绝了517户,死亡了1 750人。
另据8个重疫区调查统计:1925—1949年,共有289个村塆、10 496户、49 596人受血吸虫病的危害,仅20多年的时间,就毁掉136个村塆,灭绝1 567户,占全区总户数的14.97%;死亡8601人,占全区总人数的17.34%,外逃566户,占原户数的5.41%。当时流传着这样几首辛酸的歌谣:“湖东畈的人,大麦型,人未进门肚先行,吃糠菜,黑脚跟,绝后人,有女莫进他家门。”“提起巨龙岗,两眼泪汪汪,人少大肚多,半夜鬼唱歌,茅草坟墓里,穷人没法活。”这就是当年疫区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1953—1956年,省卫生厅派医务人员在柏泉茅庙集和天主堂设立血防小组。
东西湖围垦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又有了长足发展。
1957—1961年,汉桥区血防站和武汉市地方病研究所先后派医务人员进驻东西湖,配合各疫区医务人员114人,防治血吸虫病。1962—1971年,东西湖区成立了除害灭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因“文革”风暴,机构被冲垮。到1971年才恢复区委血防领导小组,疫区各农场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由一名书记或场长分管血防工作。同时,全区成立卫生防疫站,内设地方病防治组,有血防专业人员9人。各疫区职工医院设有防疫组(科),有一二人专管血防技术。
1977年5月,始建防治血吸虫病专门机构——东西湖区血防站,有专业人员14人。血防站有办公楼一栋,建筑面积1077平方米,设有门诊部、预防科、查治病科、资料宣传科、检验科。配置有适应血防工作需要的较为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电冰箱、离心机、显微镜、解剖镜、起搏器、超声波、心电图、微型诊断器、电泳仪等,设施齐全,成为全区防治血吸虫病的技术指导中心。
(一)在灭螺方面
1957年10月,在省、市委领导下,结合东西湖围垦工程开展血防工作。1958年通过100多台东方红75马力拖拉机进行大面积的翻耕种植,结合灭螺153040亩,以减少人畜对血吸虫病的感染。同时建成李家墩40立方米/秒电动排水站,使内河水位控制在20—20.5米(吴淞口标高),减少了钉螺的扩散。1964年向荒湖(连通湖)进军,共开挖大小沟9条,全长250公里,开垦荒地8.5万亩。1966—1970年,在东西湖的北面,沿府河水系围堤14.5公里,围垸22 000亩。
1970年,为治理内河水系,经武汉市水利、血防技术人员现场勘测后,市委决定成立灭螺水利指挥部,组织市内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和东西湖职工4万多人,大干了4个月,完成了径河、沧家河、东流港等水系和沿岸灭螺工程。共筑小堤、切坡抬田398公里,开新沟镇旧沟292条,全长204公里,填平坑垱133处,开荒2万余亩,修建鱼池237个,共用土石方608万立方米。以后又建成塔耳头150立方米/秒大型电动泵站一座,使内河水位控制在海拔19.5—20米(标高)以下。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钉螺的扩散,当年消灭钉螺面积2.6万余亩。
1957—1987年,全区共围垸、切坡抬田318.07公里,另围防渍堤328公里,开挖大小支沟(含总干沟、通航沟)126条,全长435公里,开挖鱼池28 799亩(其中精养鱼池6 227亩),开垦荒地31.5万亩,可耕面积36万余亩,共消灭钉螺面积353 033亩,占历史累计有螺面积的96.33%。
(二)在治疗方面:
1958年,全区重点调查、普检58 600人次,查出血吸虫病人4 539人(其中急性血吸虫病感染1 748人),人畜感染率为7.74%。1964年,全区进行普查,查出8 892病人,感染率为13.97%,是我区历史上感染率最高年份。上述病人先后由东西湖区职工医院、市医疗队及场职工医院进行了抢治。1967—1972年,又在疫区各大队办“医院”,收治血吸虫病人。1976年以后逐步采用新药普治病人。建场以来,全区共累计收治病人78 859人次。1987年全区累计治愈病人30 870人,占历史累计病人数的98.15%。
为了防治血吸虫病流行,采取了综合措施:其一,根据我区的特点,结合兴修农田水利开沟滤水,开荒种植,进行防治;其二,加强粪水管理工作。建场初期,大搞田间活动厕所。60年代建立粪窖及公共厕所,大搞沼气池,使粪便达到无害化;同时,修建水井和水塔,改善了饮用水质,很多职工还吃上了自来水。
从解放之日起至建场初期,由于措施得力,血吸虫病的蔓延基本得到了控制,既保护了疫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又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目前,辛安渡、新沟、荷包湖、走马岭、吴家山、慈惠和三店等7个农场已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经过对血吸虫病的防治,东西湖面貌焕然一新。
巨龙岗(现在东山农场旭东、灯塔、群力、光明等4个大队),昔日荒湖滩上芦苇丛生,钉螺密布,血吸虫病害得穷人难以生存。自1957年围垦时开展血防工作以来,共消灭钉螺面积14 301亩,占历史累计有螺面积的99.55%,累计治愈病人1 697人,占历史累计病人数的98.32%。1987年粮食单产超千斤,总产量10 213 474斤,油料20 007斤,丘陵果树绿荫覆盖,工农业总产值3 001 586元,人均年收入827元,户户有存款,家家有电视机,牛满栏,猪满圈,田增产,鱼满船,人增寿,笑语欢。
石家坡(现三店农场三大队二小队),在血吸虫病横行之时,“人死无人哭,田地皆荒芜;问路没有人,村塆倒闭户。”1956年开展血防工作,到1984年消灭钉螺面积3 131亩,1983年血吸虫病人都已治愈。粮食产量比1958年增长8.3倍,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天天向上。全队共有手表228只、自行车145辆、缝纫机167台,还有电视机、收录机。照明有电灯,住的红砖房,走的柏油路,骑的自行车,吃的大米饭,常吃鱼和肉,听的收录机,看的电视机,用的洗衣机,吹的电风扇。昔日的大肚窝,今日成了幸福窝。
湖东畈(现柏泉农场东湖大队),解放前原有48个墩子,总人口1 200多人,因血吸虫病的摧残,死的死,逃的逃,到解放初期共有6个墩子,100多人,而且80%以上还患有慢性血吸虫病。1956年发动群众开展查灭钉螺和防病、治病。1957—1987年先后治理,四方支援,开新沟镇旧沟142条,全长24 000米,填平坑垱32个,修挖鱼池28个,开垦荒地2 216亩,共用土方598 643立方米,消灭钉螺面积13 902亩,占历史累计有螺面积的99.78%,治愈病人650人,治愈率为95.87%。今日湖东畈,水稻亩产超千斤,鸡、鸭成群,牛、猪膘肥体壮,西瓜、鲜鱼用汽车装运,家家丰衣足食,户户安宁康乐。
毛主席在“送瘟神”诗中写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正是东西湖防治血吸虫病的生动写照。在党的领导下,根治地方性疾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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