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伟访谈： 寻找走失的教师幸福[1]

管季超0712

陈大伟访谈： 寻找走失的教师幸福[1]

2006年，顶着别人不理解的目光，陈大伟辞去了他所在的成都教育学院科研处长职务。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全国各地观课179节。从山东到湖北，从贵州到陕西……这不是他的任务，也不是他第一次上路，在此之前，他就早早收拾好行装。直到今天，他还在匆匆地赶路。

联系到陈教授时，得知他恰好在临潼讲课。我们约在机场。阴沉的天气和奔波的疲惫并没有遮住他脸上的阳光。讲话时他时而津津有味，时而陷入沉思，当谈到教师成长与教师心理的话题时，他突然变得肃穆起来。他像平常那样保持着思考的习惯，虽然两个多小时后，他就要踏上回到成都的飞机。

闲谈间，陈教授翻起刚刚收到的一则听课老师发来的感谢短信。看着他快慰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了他上路的原因。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陈教授，您的著作《校本研修面对面》入选了《教育时报》今年4月份评出的20本对教师影响最深的教育书籍。这其中不乏《爱的教育》、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名作，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陈大伟（以下简称为陈）：我1998年开始接触校本培训，当时我们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验区，后来写了一本《校本培训研究》。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用培训的方式已经不能解释、应对和指导教师的专业发展，所以又写了这本《校本研究面对面》。写《校本研修面对面》，我想解决好教师学习主体转换的问题，也就是教师要自觉成为主体。这首先是解决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也就是教师通过专业发展追求幸福生活的问题。其次是要考虑降低教师学习的时间成本问题。

有这样一个故事，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路上救一个想要自杀的女孩。老翁阻止女孩的自杀行为后，讲了一通“生活多么美好”、“应该怎么理解生活”、“应该好好活下去”的人生道理。女孩问老者：“你说的道理很好，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位老先生回答说：“我昨天明白了这些道理。”女孩一听，心想你都等到七八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我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要度过，多么艰难！马上就去自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虽好，也不能太困难，悟道的时间还不能太长。用它来思考教师专业发展，一方面应该指引一条经过专业成长，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还要告诉他，这条道路不是布满荆棘，而是充满阳光。这样的方式就是有效“研修”。

这本书写的东西来自教师实践，定位于指导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所以老师们更容易喜欢。被老师们喜欢，很多老师在用它影响和改变生活，我自己当然有一种幸福感。幸福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力量得到增长和表现、自己的追求和愿望在不断实现。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看到你曾经对人有所帮助，一些人的生活在因为你变得更加美好。在高兴中，我也在清醒地认识到，它还不能《爱的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名作比肩，所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

记：教师是个受到社会尊敬和让许多人向往的职业，但是与近两年教师工资待遇的不断提高相伴的,教师的心理问题也日渐突出。据国家中小学心里健康教育的一项调查，有51.23%的中小学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

陈：先说外部原因。可以这样说，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意识到教育重要，国家在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在不断提高对教师的要求。从家长角度看。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在改变人生命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上的许多矛盾，比如说就业压力也都反映在教育上了。大家都希望通过教育在这个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当中占得一席之地，这些的压力都渗透进了教育。

人都不可能成为完人，也不应该成为完人。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职业像教师这样，同时承载着孩子、家庭、国家、民族的未来，社会在不断提高对教师的完美要求。这就有了实际可能和理想人格的矛盾。

外部压力很多通过媒体和舆论表现。今年，我曾经访问了一个2007年9月参加工作的老师。我问她从师范院校走到实际的教师工作岗位上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她说，在学校时我们一直以为，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意识到，教好一个学生都是这么困难。这里有一种冲突，也有一种幻灭，冲突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幻灭是对有成就的教师人生梦想的幻灭。

有的话天天在讲，讲多了就可能使人相信，使人以为是真理。比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是一个被滥用了的伪命题。首先，好不好没有大家都认可和接受的标准，如果用理想的状况与现实的结果比较，现实的结果永远都不觉得好。其次，这句话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是学生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说：“所有那些从外部降临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人的本质不依赖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这个观点可能有偏激的一面，但它同时说明，对于学生发展，教师的责任是促进和帮助，教师是无法自己去代替学生实现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在夸大教师作用的时候，也在要求教师承担不该也不能承担的责任。

再说一说内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也有教师自己的。教育行政部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要求，不能仅仅是适应和满足，而且需要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和教育。我感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社会压力面前，教育的独立性不够，于是就采取了很多措施跟风，有一种说法就有一种对学校的要求、检查和考评，检查太多使学校和老师难以应付。而我们有些学校也没处理好这些关系，评估应该是使不同学校在不同方向上有所特长和特色。但一有检查，很多学校什么东西都想要，什么东西都想争，受苦受累的是老师。在学校，很多老师的精力被过度使用，而且用在了很多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地方！一些学校的校长，并不会“领导”，只会“管理”。不会“领导”即可不会从思想、价值观方面去引导，而是千方百计这里去堵，那里去设卡，让老师干了一些无用的事情。

没有一点压力是不现实的，作为专业工作者，教师必须承担专业的社会责任。在面临压力时，教师就需要有本领和能力应对压力，释放压力，舒缓压力，这样才可能心理健康。要承认，我们许多老师是辛苦的，但也有很多老师的素质和水平在适应外界压力的方面存在问题，缺乏应对环境的能力，这就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另外很多教师还缺乏一个自我调适的能力，我们过去的教育只讲教师怎么样去无私奉献，很少去指导教师怎么调整自己的心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记：目前教师对于自身心理问题的态度上，有没有什么令人担忧的现象存在？

陈：社会要求教师成为一个完人，这促使教师想成为一个完人，很多教师一边在按照完人的要求自我塑造，一边又在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完人形象。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你很难期望教师能坦然承认自己有不足，并自然流露自己的软弱和无奈。我认为，对自身心理问题讳病忌医，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

因为讳病忌医，很多心理问题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很难排遣，影响心理健康，成为心理疾病。我曾参加一次活动，老师们抽签回答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失恋了，心情非常糟糕，你会怎么办？”抽到的老师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我会调节自己的心态，走上讲台。他忽略了题目的前提是“非常糟糕”，也就是还没有调整过来。你心情非常糟糕你该怎么办呀？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老师，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恐怕是暂时脱离现场，做一些调试。这是更理性的爱，也是一种更负责任的爱。因为当你难以控制情绪的时候，你可能看见谁都可能不顺眼，谁能保证你不把学生当“替罪羊”？别人在神龛上供了“天地君亲师”，把你抬上神龛，你可不要把自己当神。要从“神位”上走下来，承认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曾给很多老师讲，我们要学会“分身为三”。一个是做事的“我”，即要有一个工作、劳动的“我”，这是一个实践的“我”，也是一个实现的“我”。一个是指导做事的“我”，就是去琢磨，去思考，比如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这个“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让自己选择正确的事做，并思考如何正确地做事，这是一个思考的“我”，也是一个理性的“我”。应该说，目前很多老师这个“我”还缺乏，所以教育教学中不仅经验主义，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只是在消费别人的东西。第三个是认识自我的“我”。这个“我”要观察“我”，正视“我”，欣赏“我”，鼓励“我”，为“我”寻找依归。我认为，缺失这个“我”的人更多，老师们的这个“我”几乎就不存在。当我们开始用另一双眼睛回过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状态，接纳一个真实而不是理想的自我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可能就更容易和谐合理地发挥作用。

记：事实上，对于教师心理问题进行研究的专家和相关文章并不少。但是，我发现从教师的幸福入手展开重点讨论的似乎只有您一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度？

陈：应该说关注教师幸福的人，我不是第一个。我只是更多地从实践角度去关注这件事，或者如你所说，我把它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我是用两个半月时间写出的《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为什么写得这么紧迫？当时就觉得教师幸福是一个必须要关心的问题，我担心万一哪一天我死了，这件事情还没做成，所以就急急忙忙做了。书出以后把这本书送给我在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时的前任张仁诚校长，他给我打电话说：“大伟啊，我看到这本《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流泪了，终于有人来关心教师的幸福了。好啊！”他那边那样说，我在这边也不竟流泪。

为什么要关心教师幸福呢？首先是自己重新认识了“以人为本”。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就不要把“人”当作空洞的抽象的群体，而是落实到当前的具体的每一个个体身上。我是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者，我要实践“以人为本”，那就必须以眼前的教师为本。人的“本”是什么？我找到的是幸福。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对于人具有终极性的目的，自足性的品性，动力性的功用。为了追求幸福，人会有理想，会有希望，会行动，会努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具有动力性。一方面，“幸福是教师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是教师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你如果能引导教师去关注幸福，思考幸福，追求幸福，他就可能自发地产生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教育教学现状的动力，从而使自己的整个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种动力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教师自己。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记：.对于教师的幸福话题，您做过多年研究。而您也曾作过中学教师，担任过校长，您自己对于幸福的理性感触是从做教师时就开始的吗?

陈：不是，应该说那时首先想的是怎么活着（笑），怎么适应工作，后来是思考怎么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和老师，最后思考自己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对幸福这个话题，我是从2003年才开始认认真真去琢磨的。在一次校长培训的活动期间，有位校长请我去他们学校和老师交流。交流过程中，老师们给我提问题，我也给他们提问题。我的问题是：“各位老师，你们对你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满意吗？感觉到教师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了吗？”没想到所有老师都情绪变得低落，而且无言以对。我由此意识到教师们缺乏幸福感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想幸福应该是老师的权利，而且只有幸福的老师才能教出幸福的学生。痛苦的老师整天板着脸，周围的学生一定很压抑，不敢爽朗地笑。只有教师幸福了，也才可能有健康完美的教育。梭罗写了一本《瓦尔登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应该多多授人以我们的勇气而非我们的绝望，授人以我们的健康舒坦而非我们的愁容病态，当心别去传播疾病。”

从我自己个人来说，反思我作校长时的经历，也曾经关心教师，注意他们是否有体面的生活，比如你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你走出去后，别人会怎么评价你等等？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幸福，特别是没有想明白什么是幸福。现在应该说清楚一些了，而且这种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正在被老师们认可和接受，在被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幸福。

记：对于不同经历、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教师，可能要产生幸福的难易度大不一样，您觉得“幸福感”是一个可以普遍达到的心态吗？

陈：我给老师们讲课经常做这样一件事，让每个人都写一写自己幸福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拿出来一对照，结果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什么？幸福的需求也是有个性的。再举个例子，一对处于恩爱时期的夫妻看到结婚照，会有甜蜜温暖的一种感觉。换一种情况，发现另外一方有了另外的人，看到这张结婚照又是什么感觉？他欺骗了我，痛苦。这个例子说明什么？不仅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要求和理解，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他对幸福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变化。既然幸福主要是个人的主观体验，那幸福的产生就主要是靠自己。我认为，只要你去追求幸福，就能求道得道。道不远人。

外在的物质环境和生活环境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应该呼吁国家，呼吁社会和学校缓解教师的压力，想办法为教师创造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我们又要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你就会一定幸福吗？有些老师说现在的环境和压力使我很痛苦，但是我说，这样的日子你还得要过啊，与其痛苦地活着，不如快乐地活着。需要你转变过来，这才是关键。

比如在给师范学院的学生讲课时，我曾多次把“差”读成了第四声，学生听出来以后，小声提醒我读错了，我改进了，我为自己的变化快乐，我的内心也可以充满喜悦。就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通过学习成长发现自身变化的幸福。另外的一种幸福是创造性劳动的幸福，比如我今天备了一节课，过去那样上，我今天想能不能不再照旧？如果有了有所改变的设计，然后我就可能带着期盼进教室。如果上完后发现效果很好，这时回过头欣赏自己的这次创造性劳动，改变了，有成绩了，这是不是一种幸福感？我们可以想一想：这种幸福感需要多少外在条件？这样的幸福谁能剥夺？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幸福，积极感受幸福，不断创造幸福。

有《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的读者对我说，陈老师，教师的幸福生活只有条件好的老师有，与我们条件不好的老师无缘。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城市里面经济条件好，社会环境好，这些确实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基础，但说实在话，写书的时候我的心中不是牵挂着他们，我牵挂的恰恰是那些最困难地区的老师，因为外在环境的不利，我才更想引导他们寻找内在的充实。我们需要外部环境方面的改变，需要外界给教师更多的关心，但我们自己也要在外在条件没改变的情况下去追求幸福享受幸福啊。

记：我们知道，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单方面的作用可能都难以长久。您觉得要使教师获得幸福感，我们在外因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陈：我感觉首先的就是缓解外界对教师的压力。刚才已经讲了一些。对教师角色的认识，必须承认，是人都不完满，由此我们不要给他们太高的要求。不能要求教师是春蚕，不允许教师对“灵魂”进行塑造，不能把“灵魂”缺失的责任完全归咎在教师身上。教育部门和媒体都应在社会舆论上正确引导。

说一点具体的。我盼望国家机关能够将控制“班额”写进相关教育法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课后坐火车回成都，碰到一家人，母亲女儿都是教师，父亲是另外一个职业。妈妈听说我给教师们讲了幸福生活的时候，就让我给她女儿讲讲怎么样去认识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我问年轻的女老师你当班主任吗，她说是，我问她班有多大，她说87个人。我听完后就不好说了，让我去面对87个人，87个性格不同的人，怎么能够让我实现对每一个学生都关怀备至地照顾？怎么让我满足社会、家长对教育的期望。所以，教育均衡也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也好，都应该把控制班额补充入教育法规。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保障，是对教师的尊重，也是对学生的负责。班额大使教师的很多劳动隐性化，教师的很多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理解和支持。

当然，在社会上营造尊重教师的氛围，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生活工作条件都是必要的。另外还应该注重关心教师的内心世界及精神生活，为教师创造专业成长的平台，给他们提供改变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

记：从您的作品《新课程的故事与解读》到《在新课程中：困惑与成长》，从《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到《道德故事与师德修养》，从《有效研修》、《怎样观课议课》到《建设理想课堂》，我们看到了您的研究进程，同时也暗合了教育的发展，一个“影子教师”的成长过程。您曾说，幸福感与成长与创造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对于您自己，成长的动力来自哪里？

陈：我中师毕业后分到了高完中，这对自己来说压力很大。幸好有这种压力，使得自己想通过学习站稳脚跟。站稳脚以后，就想到要对得起那些学生了，做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时候，想的就是要尽自己的可能帮助老师，老师们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使自己很难对自己满意。这种“不满意”也是一种进步的条件。这个阶段的动力应该说是对工作对象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感。接下来再发展，是意识到要热爱自身的生命，活着就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为自己的生命活动留一点痕迹。

写这些书，是因为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和老师们的关系，我提了一个词，叫“同在共行”，就是把教师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起解决问题，我不是也不能站在局外指手画脚。“实践之树常青”，生活在实践中，你就有了源泉，也就有了力量。



[1] 2007年12月26日《教师报》，记者王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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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体态语言，提升教育影响力

——《教师的体态语言》读后

陈大伟

在上海，听陈金铭老师说起过“村长”李振村先生，在“村长”博客上读到过他的很多文字，其热情和才气都让人佩服。这次，吴法源君赠“源创图书”的《学生第一》《教师的体态语言》两书，《学生第一》是李希贵校长的，《教师的体态语言》就是“村长”的。

先读的《教师的体态语言》，说说读书时的想法。

我自己认为教师是很应该关注体态语言的。曾经读到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心理学家艾帕尔．梅拉比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在1968年提出一个公式：交流的总效果=7%的文字+38%的音调+55%的面部表情。”[1] 尽管我对公式有一些不理解，比如，“面部表情”是不是改为“感情”更好？不同年段的人对“文字”、“音调”、“面部表情”的要求和感受会不会不一样？百分比是不是该不同？但“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的说法总应该有合理性的依据，在这里，“面部表情”就是一种重要的体态语言，和学生沟通交流，我们不能丢了这个“西瓜”。

就我自己，在“听课”与“观课”的比较中，我更倾向于“观课”，也就因为“听”字本身针对的是有声语言，“观”字不仅指向有声的语言，也指向无声的体态语言。我们需要“观”，是因为“在连接两只眼睛的直线上，目光承载着自己的个人人格，自己的心情，自己对对方怀有的冲动” [2] ，如何“观”呢？宋代哲学家邵雍在《观物篇》中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

这一次，在《教师的体态语言》中的“引语”中读到了这样的两个故事：

2000年9月的某个周末，19岁的美国青年凯文·海因斯写了一份遗书，随后乘公共汽车前往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他在遗书中写道，如果路上有人对他微笑，他就不去自杀。

“我对着自己轻声呼喊，等等吧……也许天使会从天而降，然后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问：‘嗨，你没事吧？’”

但是，一路走来，匆匆的行人没有谁注意他，他看到的是一张张漠然的面孔。

他彻底绝望，纵身一跃，跳下了大桥。（所幸及时获救，海因斯没有丧命）

在澳大利亚，则流传着一个与此相反的故事。

悉尼港东部，有一处伸入海中的陡峭悬崖。此悬崖地处偏僻、形势险峻，时常有人在这里跳海自杀，故被人们称为“自杀崖”。

在“自杀崖”附近，住着一位名叫唐·里奇的老人，几十年来不断把一些自杀者从死亡的悬崖前召唤回来。

唐·里奇老人究竟凭借什么力量让自杀者取消了疯狂的念头？

他的力量就来自海因斯最渴望的东西——微笑。

每当他在自己家窗口发现有人企图跳崖时，他就会悄悄走过去，轻声问候：“你为什么不过来喝杯茶呢？”

站在悬崖边徘徊的人回过头来，看到的是一张微笑的面孔，那慈祥、真诚、柔和、温暖的笑容，常常让对方自杀的念头迅速崩溃和瓦解。此时，他会再次发出邀请：“到我家里喝杯茶吧，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啊！……”

就这样，唐·里奇凭借真诚的微笑，在五十多年时间里，挽救了一百六十多条生命。

这是微笑这种体态语言的的影响力。前几天我给新同学讲话，我说“教育就是一个以影响和改变人为主要任务的工作和专业”，要提高自己的教育影响力，你不能不学习微笑，不能不研究和修炼自己的体态语言。

对于体态语言，我自己研究过“教学空间管理的问题”；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微笑练习；也提出过多用“拇指教育”，少用“食指教育”；我自己的讲课也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体态张扬自己的感情，8月2号，我参加在成都一个地理教师的民间聚会，来自上海的周光明老师在博客上有这样的总结和提问：“陈大伟教授的简短发言很精彩，手势语言极为丰富。陈大伟教授的精彩是怎样炼成的？”[3] （附图）。但总体来说，我对于体态语言是没有系统梳理过的。这一次，李振村先生在原有的《教师体态语言艺术》基础上，梳理出“教师符号性体态语言”、“教师说明性体态语言”、“教师表露性体态语言”、“教师调节性体态语言”、“教师适应性体态语言”、“教师的空间语言”、“教师副体态语言”等类型，提高了体态语言研究的理性程度和系统性，可以使修炼体态语言更有全面性、针对性和指向性。

估计体态语言研究的单篇文章我是可以写写的，但要做一本著作，我是做不来的，因为研究体态语言你不能没有图片和照片，要把这每一种体态语言都用照片来说明，就我来说是难上加难了，这很容易使我采取放弃的策略。李振村先生做到了。书后“小启”还有“图片获得授权”的说明，这就更为难得了。略显不足的是，图片中小学语文教师多，其他学科教师少，我当时想，或许我还可以提供一两张上数学课的图片。哈哈！

读着《教师的体态语言》，我还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教师要修炼自己的体态语言，提高自己的教学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读懂学生的体态语言，有没有学生在课堂上的体态语解读的著作呢？或许，扎根课堂的李振村先生，或者其他朋友还可以就此研究和贡献。

最后，转一首威·休·奥登的诗：“离我鼻子约30英寸的周围，是我的身体的边境，其间的所有新鲜空气，都是私有领地。 如果你是陌生人，而非与我共处一室， 在我向你招手表示友善之前，请不要做出超越这个界限的粗鲁动作：我没有枪但是会吐唾沫。”[4] 该检查一下自己的体态了。

写于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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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永明．现代教师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60）

[2] 林荣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0）

[3] 来源于星韵地理网，http://www.xingyun.org.cn/article-285.html

[4] 郑文．当我们身体遭遇距离[J]．世界文化，200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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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活处理教学内容
陈大伟

（刊于2011年8月31日《教育时报.课改导刊》）



在2010年“国培计划”的一个项目活动中，有一位老师提到了这样的现象：“还有一个学期就要中考了，因为感觉到没有希望考上本县的重点高中，一半的学生放弃了学习，老师对他们的鼓励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们的心就像‘死’了一样。”另外，则有老师这样诉苦：“现在的农村学生家长都比较实际，他们这样说：‘我的孩子读了大学毕业回来，国家不分配工作，找工作多数要靠社会关系，我又没有社会关系。再加上读书需要几万元的学费，这些钱在我们农村可以起一平房了。’所以，根本不关心孩子的学习。”

种种现象告诉我们：用升学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很多地方已经变得很不可靠，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想出新的法子来，需要对学生在学校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新的思考，需要帮助学生发现值得努力的生活意义，并用值得信服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和接受。读一读《孔乙己》，我以为，造成孔乙己命运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应对制度变革的准备，他准备的应对科举的八股文章——“茴”的四种写法，但时代变了，不科举了，他没有了应对新时代的本领，无法应对时代变革了，悲剧也就难免了。由此看，不是因循地用过去的观念和知识教育学生，而是注意关注未来，关注变迁，适应变化，这也是教师的一种责任。

如何变革？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说：“课堂教学可以分成三种：最不好的一种是把每堂课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这种课堂教学不要求学生负起责任去寻找这堂课和同一科目的别的课或和别的科目之间有什么接触点。比较聪明的教师注意系统地引导学生利用过去的功课来理解目前的功课，并利用目前的功课加深理解已经获得的知识。……最好的一种教学，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实生活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关系。”我以为，立足生活处理教学内容是教学实践突出现有困境的一条路径。

立足生活处理教学内容首先需要明确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要研究与此相关的真实世界情境是什么，接着选择和组织其中的情境作为学习活动的背景。

这里以“某水池有一进水管，单独放水需20小时把空水池放满，有一出水管，单独放水需24小时放完整池水。问：同时打开进水管和放水管，几小时可以把水放满”的学习材料为例，试谈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第一步，我们要思考学生通过这个材料到底要学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定位于让学生机械地操练这种题目，学生就会陷入一种“你到底想注水还是想放水”的迷茫，由此生出对数学的抵触。现在，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接触这样的现象，目的是要让学生感受动态平衡，通过学习帮助学生建立处理动态平衡问题的数学模型。

第二步，尽可能在生活中寻找以此相关的真实世界的情境。比如城市学生家庭的存钱买房；农村学生面临的池塘蓄水、水库蓄水。

第三步，把生活情境中的问题结构化，使其成为教学的问题情境。比如可以提出“你家需要100000元钱做购房首付款，你家每月收入7500元，要多长时间才能攒够首付款？现在你们家每月要支出250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攒够首付款”这样的问题让学生研究和思考……

第四步，拿出上述进水和放水的问题和购房问题比较，让学生知道“水池蓄水”的问题抽象和提供了生活中动态平衡现象的问题解决模型。

我想，这样的过程，可以使学生明白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离不开生活，数学源于生活而最终服务于生活的道理，从而更愿意学习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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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成为行动

　文|陈大伟



　　和中小学教师近距离接触，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对自身专业成长和课堂教学的关心。“课堂”和“成长”，这是我思考教师教育内容的两个关键词。在与中小学教师深度融合，真切感受他们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以后，我意识到，“教师的专业生活有两个东西最为稀缺也最为重要：一是激情，二是思想。教师生活需要用激情为动力，以思想定方向”。“激情”和“思想”，这是我思考教师教育的方法和路径的两个关键词。
我寻找到的整合四个关键词的载体是观课议课。
　　一批在观课议课实践中有所变化的学校和有所进步的教师，整理了他们在观课议课中的实践和思考。新近，汇集他们的成果，加上自己的思考，有了一本《观课议课的理念与实践策略》。
　　课堂教学是教师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改进是一个生活改善问题。因此不能把研究和改进课堂简单处理为“对不对”“该不该”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研究和改进课堂还必须考虑“愿不愿”的意愿问题，以及“能不能”的水平和能力等问题。
　　还原了课堂教学研究和改进的复杂性以后，我们意识到，课堂教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本为目的，以人性为依据，以人文方法为主要方法；“教学需要因材施教，教学需要教师自己做主；专业自主既是教师的责任，又是教师的权利”，专业自主的核心在于自己要思想，让思想成为行动。“我们坚信，在自觉而主动地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处境、现状、角色、使命和前途以后，教师将发现更加幸福快乐的人生道路，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光明而美好的学生前途承担责任。”
　　促进思想，议课主张多用问号。我们认为：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的渠道，而冲突则源于彼此缺乏理解；表达是一种实现和创造，而倾听则是一种接纳和关怀。问号表达了愿意倾听的态度，同时也传递着彼此的关爱和相互理解。另一方面，问号又促进思想，引起探索和发现。
　　促进思想，观课议课致力引导教师发现教学中诸环节和诸因素联系。联系意味着经验，建立联系意味着从中经验。议课的过程，是建立“教育假设”“教学设计”“教的行为”“学的行为”“学的效果”联系，认识其间关系的过程。议课不是简单地就行为讨论行为，而是以外显的、可以观察的教师的教的行为为抓手，通过观察和对话，讨论教学设计、教育观念、学的行为和教学效果。就像担担子，抓住的扁担是教的行为，但两头系着两根绳子，挂着两个筐，两根绳子一根是教学设计，一根是学的行为，系着的筐一头是教师的教育理念，一头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它的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思考教学新设计、改善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益，整体发展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如下图，此处略）。
　　促进思想，议课致力改造教师的经验。杜威所说：“转变性经验只有通过人们一起以批评性的但是却是合作的方式分享洞察和思想才能获得。”议课主张直面课堂现象和问题，鼓励参与者以相异的信息对话和交流，鼓励质疑，在质疑中引出批评和讨论，其目的在于创造有效反思的基础条件——请“一只小鸟飞过来”，促进参与者反思“天只有井口那么大”的现有经验。
　　促进思想，议课鼓励教师创造。观课议课主张释放教师的教学想象力，观课时“必须读懂看起来单纯的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性”。（佐藤学）议课的任务不是追求单一的权威的改进建议，而是讨论和揭示教学活动更多的发展可能以及实现这些可能的条件和限制，为教学创造提供条件。
　　在福柯笔下，人是被话语控制的主体，话语结构具有规训和约束人的思想、精神乃至身体的力量。基于促进思想的目标，议课最常用话语是“假如你来教……”和“假如我来教……”。“假如你来教……”它既要求参与者思考彼此的处境和条件，参与者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必须从实践角度、操作角度思考问题，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假如你来教……”同时赋予了所有参与者一项平等的质询权利，在这样话语结构中，没有谁的意见有免于被质询和被讨论的特权。另外，“假如你来教……”要求在观摩授课老师的思想和技术以后，参与者必须提供一种回报。而“假如我来教……”则表达了参与者愿意提供这样一种回报，我观察了你的课堂教学，有思考有收获，我拿什么回报你呢——“假如我来教……”。
　　让思想成为行动。为了更好地运用思想的武器，我们提供了被实践证明相对有效的行动方案和路线，包括观课议课的主题如何选择，如何进行主题分解以更有结构和体系地研究教学，如何走进课堂，如何有效观课，如何有效议课，如何在学校推进观课议课……提出这些策略和措施，并重点讨论这些具体的步骤和方法，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观课议课走向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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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幸福的科研型教师
——读陈大伟《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有感

文|雒红军



　　十多年前，校长在教师大会上发言：“既然你选择了教育，选择了把教师当作职业，你就要在这份工作中寻找快乐，否则，你的生活将会很枯燥、很乏味。寻找快乐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研究，把不懈的研究作为快乐的动力。”（大意如此）校长是位搞业务的好手，喜欢阅读，尊重教师，学校在创新中不断发展。那个时侯，我却懵懵懂懂，正处于工作热情过后的迷茫期，相信这是一句很真诚的话，发自校长肺腑，但是，又缺少行动，不知道如何从教育教学研究中寻找乐趣。如果那时侯喜欢读书，能够读到像陈大伟老师所著的《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这样一本书，那么我的生命一定是另外一种状态。
　　十多年前，说起教育科研，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如今再提起这个词，恐怕很多老师要摇头叹气。教育行政部门把教育科研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认为教育科研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最有力的抓手。学校对教育科研也是重视有加，想以此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育质量，因而提出“人人有课题”。作为教师，从事教育科研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很多只是作为获得奖励和晋升职称的敲门砖，一旦使命完成，就弃之如敝帚，备课上课之外，还要承担科研等这些工作，很忙碌，很痛苦，只有额外负担的感觉，幸福感无从谈起。上级对教育科研价值的“肯定”与教师对此的“无奈”形成现实中的悖论，这本书的叙述正是从此开端的。陈大伟老师认为，“不是科研不能给教师带来幸福，而是当前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不能给教师带来幸福。”为此，他对教育科研的目的进行了厘清，认为教育科研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是“自己的事情”，摒弃那种将科研和参与教师“工具化”的观念。那么，教育科研对教师究竟有什么意义？回答是“新知”、“新事”、“新人”。教师从事研究，知识背景、内容、结构都将随之改变，并得以重新建构，这是新知。因为知识的重新建构，做事的方法和手段有了新的突破，获得新的实践效果，这是新事。新知的获得和新行动的出现意味着新人的诞生，通过研究更新自己、超越自己，追求理想的生活。这就是教育科研赋予教师的生命意义。
　　很多时候，教师不是不懂得教育科研的重要性，而是行动中的困惑——教育科研如何开展？所以，这本书的重点还是教师怎么做研究的问题。于是，“修炼发现研究问题的慧眼”告诉我们如何发现“问题”，确定研究对象，“规划研究行动”从研究问题的理解、界定到展开，再到研究计划的制定做出说明，“脚踏实地做研究”是对研究具体过程和方法的指导，“成为优秀的研究型教师”则是对研究中的道德和研究者的品质做了补充叙述。整本书语言亲切平实，其间夹叙夹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案例材料佐证，是作者多年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经验之谈，又是自身教育人生的深刻体验之作，对普通教师从事教育研究的借鉴和帮助作用不言而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对话体写作体例。除了作者这位专门教育研究者之外，还虚构了教研组长周老师和学校教科室主任李老师，这样既有教师，也有管理者，还有专家参与，基本构成了现实中基层教育科研的“生态圈”，他们站在各自立场，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谈论看法，达到解决困惑，实现提高的目的。对话，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这样就少了些理论的铺垫，多了些现实针对性，教师在教育科研中的问题很自然的就带了出来。对话，要照顾对话对象，少不了趣味性和故事性，这样的书读起来生动有趣，不会感到初期接触教育理论的枯燥与乏味。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对话这种交流方式，建立了一种彼此平等、相互分享、共同提高的学习情境，专家不再处于“指导者”的立场，教师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没有了被指导的“压迫感”，专家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空旷感”，他们处于共同的学习场之中，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这种对话体的写作方式，让教师不知不觉地跟随者作者参与到教育科研之中来，使得通过教育科研促进教师成长真正成为自己的事情，颇有“润物无声”之感。
　　最后，用封面上的主题语来结束我的介绍吧，“爱自己，栽培自己，做一个幸福的科研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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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创新中的“三顶帽子”

陈大伟
（刊于2011年12期《人民教育》）

　　在教学想象中发现创新可能
　　议课的任务不是追求单一的、权威的改进建议，而是讨论和揭示更多的发展可能以及实现这些可能的条件和限制，为教学创新提供基础。我们认为，教学创新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教学创新的意愿；二是教学创新的可供选择的可能空间；三是教学创新的能力。观课议课不仅要激发教学创新的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力，而且要以拓展教学可能性空间的方式为教学创新奠定基础。
　　在观课议课中，执教者已经完成的教学既是一种现实生活，也是未来的一种可能生活。作为未来的可能生活的一种，我们需要讨论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便更好地运用于未来的实践。但这只是议课的一个任务，议课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发挥教学想象力，在大胆而合理的想象中，去发现和拓展教学的可能性空间。教师在教学可能性空间中对合理而满意的新的教学生活的选择和追求，就是一种教学创新的过程。
　　在议课中探讨更多的教学可能性空间，指明选择的可能方式和各种可能的后果，让教师能自由地选择和创造，在自由选择中享受自我超越的快乐和幸福，这是观课议课对教师在教学创新中实现幸福生活的理想设计。
　　“三顶帽子”思维
　　发现不同的可能需要不同的视角，爱德华•德•博诺博士提出的白、红、蓝、黄、黑、绿“六顶帽子”提供了思考的六个视角。我们在观课议课中进行教学创新的想象思维时，常用黄、黑、绿三顶帽子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发现课堂。
　　“黄帽”是肯定的，它代表着一种乐观主义的判断，主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样教学的好处是什么？合理性在哪里？积极因素是什么？”黄帽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黄帽思维”有利于积淀我们的教学勇气，帮助我们获得教学信心。
　　“黑帽”是质疑和否定的，思考的问题是“这样教可能的问题是什么？风险有哪些？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忽略的？”可以说，在时间和生命有限的条件下，任何教育都是有缺陷和存在问题的。“黑帽思维”使我们审慎地对待教育，仔细地权衡教育，在决策和实践中尽可能地追求教育利益最大化，使教育损害最小化。
　　“绿帽”是新的发现和选择。着重关注“除了现有方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们能不能以其他方式来做这件事？这里有没有另外的一种解释”等问题。“绿帽思维”是在“黄帽思维”和“黑帽思维”之后的思维延续，是对新思路的探询和发现，具有破旧立新的创造性。
　　三顶帽子的思维过程使我们对课堂教学保持开放和审视的态度，它在认清“正”和“反”的种种可能后，从中发现“合”的创造。这样的研究方式既可以用于集体观课议课，也可以用于缺乏他人支持的教师个人的自我反思。
　　笔者曾经执教《林海》第二课时。课堂上，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课文中‘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是什么意思”。课前，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在中学时我是地理教师，知道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特征，于是在黑板上勾画出一幅简笔画，把不同高度的植物群落标示出来（如图，此处略）。
　　用黄帽子的思维来进行课后反思，我很为自己得意，这样的图可以让学生直观地知道这里写的是兴安岭植物的垂直分带，感觉很不错。
　　用黑帽子思维，发现这是一个败笔，“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本是用想象的方式、拟人的写法写小兴安岭的温柔美丽。实际教学中还原的处理方式把对小兴安岭的美好想象变得直白和无趣，这是在用科学的方式处理文学，用教地理的方式教语文。
　　下一次怎么办？用绿帽子思维寻找新的出路：首先还是需要画的，这可以让学生知道写的境况是什么，但又决不能就此停下来，而是要就此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老舍先生为什么不这样写‘山顶是青松，山腰是白桦，山脚有野花’，而是写成‘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想一想，讨论一下阅读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效果有什么不一样？把这种感觉和效果读出来。”通过讨论和再读，就可能让学生体会作者的心情，生出对文字的敬意，并从文字中获得更加美好的文学想象和感受。
　　三顶帽子的思维方式，使未来的教学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致力实现新的可能，未来的教学就有了新奇，新奇的生活带来新的期盼。经验告诉我们：有期盼的生活是一种值得向往的幸福的生活。
　　必要的宽容
　　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也没有能应对所有情境的教学样式。再举上面的例子，对“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画过了，也引导学生品味了其中的文学的美。但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识字教学的时间可能不够，功夫不到家；老舍先生文章中三次“亲切和舒服”品味不透；等等。
　　教育是一门选择和平衡的艺术。优秀教师的实践不是没有批评，优秀在于对教育的全景有更通透的理解，对取舍中的得失能了然于胸，对遇到的批评能坦然面对。他们是“明白”的教师，并致力通过他人的批评使自己更加“明白”。
　　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学探险，意味着可能的效果不理想甚至失败。对于创新中的不理想，我们不能用习惯来批评和责备，而是尊重和宽容，尊重他们探索的勇气，创新的姿态；同时，也要和执教者一起分析教学改进不理想的原因，发现追求和实现理想教学的路径和方法，为争取教学创新的成功共同努力。事实上，创新的教学，其主要意义不是要告诉我们就该这样上课，而是让我们知道有的课也可以这样处理，它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推开认识和理解课堂教学的另外“一扇窗户”，让我们去看教学的“全景”。
　　从道德和理想的角度，教育是不接受失败的。因此，教育创新又不能冲动，不能蛮干，需要深思熟虑。从伦理的角度，为了避免失败，对于教育创新我们需要做这样考量和准备：①创新的目的是纯粹的，它完全出于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的动机；②现有的理论和经验证明创新的追求和实践对学生的发展更有利，而且是可行的；③在教学创新的过程中，有及时的调控和修正机制，能有效的纠偏和调控；④持续时间较长，参与者投入较多的大型的改革措施要为当事者（或监护人）所知晓，并要尽可能征得他们的同意。同时，也需要和执教者一起分析教学改进不理想的原因，寻求理想教学的路径和方法，为实现教学创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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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批评需要合适的方法支持

——对陈建新老师“商榷”一文的回应

陈大伟

我的《要教学生自己读不明白的东西——＜三顾茅庐＞第二课时课堂实录》（以下简称《实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3ca1d0100txfd.html）和《让学习成为精神探险——＜三顾茅庐＞教学手记》（以下简称《手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3ca1d0100txfe.html）在《小学语文教师》2011年3期刊出以后，引起了陈建新老师的兴趣，他以《学生就是这样“被明白”的－－兼与陈大伟教授商榷》（以下简称“陈文”）为题进行了批评（刊于2011年5期《小学语文教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3ca1d0100twyf.html）。一方面，我在《手记》最后说：“这一课……首先是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接受批评，就要不怕批评。另一方面，我以为一篇文章能促进他人思考，引起别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别人愿意化时间和精力来批评你，这本就是对你的重视和负责。基于这两个方面的思考，我是对陈老师的批评尊重和感谢的。

但我对“陈文”中采取的批评方法并不苟同，而且认为光有批评的热情和勇气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运用合适的批评工具，借助有效的方法，合理的批评需要合适的方法支持。如果批评的思路不对，批评的结论就可能失之偏颇。从改善批评，提高批评质量的角度，我也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批评时首先要找对“靶子”

《实录》中“要教学生自己读不明白的东西”的“明白”很显然侧重点在内容上，“陈文”没有认真关注教学内容是不是学生不明白的，“而是‘剑走偏锋’”，从“明白”的方法讨论，认为教学的方法导致了学生“被明白”，这就使得批评失去了针对性和批判力。陈老师并没有认真研究我想让学生明白的东西是什么，对此的讨论并不具体。

我先说自己想让学生“明白”的内容。“使学生意识到过去的阅读还有不足，还有所失。通过语文课堂教学，使学生原有的简略、粗糙认识精致化、依据化，从中体会文字的魅力、文学的生动”是我的一个目标。我们来看一看，松、竹、山、水的文化意义学生平时注意吗？烘云托月、托物言志的文学表达学生明白吗？应该是不明白的。我以为，处理这样的东西正是在“教学生自己读不明白的东西”，内容和主题是一致的。

这样的内容是否有价值呢？我在陈老师身上感悟到了其中的价值。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一种错觉），也正因为我们我们在过去的教学中教这样的东西不够，才会出现陈老师“喜欢住在有山有水风景好的地方，这是常理，并不只是古人喜欢，现代人也照样喜欢！如果因为有山有水，有松有竹，就说明居住的人具有山水、松竹那样的品格，这样的理解岂不是太牵强了”这样的评论，这样的评论可以说只有日常的生活常识，缺乏文学的常识和文化的用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

“陈文”有这样的戏谑：“如果再要加点‘文化内涵’作为依据的话，老子的‘上善若水’便是。好在陈教授之前又没有想到这一点，学生也就又少了一次‘被明白’的机会。”坦白地说，“上善若水”我是不会加的，因为感觉离得远了一点，教起来会有一些难度，但“仁者乐水，智者乐山”是一定会出来的；如果时间允许，我还可能拿出陶渊明的二十首饮酒诗中的第八首这样的几句：“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只可惜当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下一次我可能要拿出来的。呵呵！

接下来从“陈文”中“明白”的方法看。“陈文”批评教学中，学生是“被明白的”，认为“被明白”的方法使“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切实的培养”。其动机和眼光是值得肯定的。但思维方式似乎有“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要教学生自己读不明白的东西就应该去处理学生提出的问题，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搞明白。希望让学生自主探究的想法是好的，但好的方法未必只有一种，没有那一种方式能应对所有的学习情境。在时间有限、内容丰富的情况下，讲解的方法未必不是一种合理的方法。我们知道，发现学习有可能是机械学习，言语讲解也有可能导致意义学习。我个人以为，在《三顾茅庐》的实际教学中，既有学生主动的探究“明白”，也有在有意义的问题引导下，教师的讲解“明白”，它体现了“要教学生自己读不明白的东西”的目标和追求下，教学方式的多样和灵活。

教育不能非此即彼。袁振国先生在《教育新理念》中有这样的观点：“也有人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轮流成为社会主潮的现象称为‘钟摆现象’。当国家竞争加剧、人才需求成为突出矛盾的时候，科学主义就甚嚣尘上；当社会矛盾激化、人性得不到舒张的时候，人文主义就会高扬头颅；而当信仰危机蔓延、国家威信受到挑战的时候，社会理想主义则会抖擞精神。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化、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新主题的时候，三种教育观点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明显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过程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滤过程，也是人们心灵碰撞、认识深化的过程。”我以为，理论可以尖锐，但实践只能中庸；课堂教学实践的改革亦如“钟摆”，我们需要在极端的理论中走兼顾和平衡的实践道路；而且学生也需要多样的学习方式滋养。

二、批评时不能只是为我所用

作为批评者，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观点支配，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例证，忽视了冷静的全局和整体审视。我以为，“陈文”也暴露出了这样的毛病。“学生读不明白的东西，教师却避而不谈”这个观点的证据就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对于学生的问题，教师真的避而不谈了吗？很显然，陈老师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回避了在这之前处理“我想知道‘潺潺的溪流’里‘潺潺’的意思是什么”，“刘备为什么要三请诸葛亮，为什么不直接暗杀那些群雄？这样还来得简便一些”这样的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教学过程，陈老师“避而不谈”，使“学生读不明白的东西，教师却避而不谈”这个观点更像信口雌黄。

要叫学生不明白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从学生中发现问题。但在课堂上，对学生的问题需要不加分辨地一一回应吗？我还是赞成陈老师要判断问题的“价值”这个观点的。但又不能仅仅只看问题的价值，还要看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比如难度和时间，从时间有限的角度，教师不得不做出自己感到痛苦，导致别人批评的选择，这样，教学就始终无法理想主义，教学既是选择和平衡的艺术，也是遗憾和失望的工作。

对什么问题更有价值，我和陈老师是有分歧的。对于“为什么刘备不让童子叫醒诸葛亮呢？假如诸葛亮一直在那里睡的话，刘备会不会失去耐心，就走了呢”这个问题，陈老师认为很有价值，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头脑风暴”可以让学生明白“通常，到别人家里拜访，看到主人在午睡，除了紧急事情，一般也是不叫醒人家的，这是起码的礼貌问题。在这里，刘备拜访的是诸葛亮，他是刘备眼中的‘大贤’，刘备自然不会让童子叫醒诸葛亮，因为他对诸葛亮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再者，诸葛亮是‘午睡’，不是‘长眠’，因此刘备的等待是可预计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次刘备又见不着诸葛亮，他第四次、第五次照样还是会来‘等’。‘三顾’中的‘三’只是一个概数，言其多而已，这是古典小说中的惯用手法。正是在‘三顾’的过程中，才体现出了刘备的礼贤下士、诚心诚意。”我同意这样处理有价值，但价值很小，是一粒“芝麻”，我们需要“西瓜”。“西瓜”是什么？《三国演义》是英雄的故事，刘备被曹操认定为“当世英雄”，诸葛亮有雄才大略，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人，他们在一起会有故事，作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有浓墨重彩地写这一段，文学艺术史高于生活的，因此就不能用常人的生活习惯来理解，这里面有英雄的角力，展现了英雄的智慧。这是更有价值的大小，所以，我需要就着学生的问题，把问题引向深入——“这里有一个问题：诸葛亮睡着了吗？”的确，“这样处理，固然是从学生的问题入手，但也是我预先的希望。”

在这里，我以为，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个性化解读”，但却不能说“是一种主观臆想”，因为我有张飞“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的“推睡”作证。如果不是“主观臆想”，教师为什么不可以在课堂上表达“个性化的解读”？

这样用整体的、全局的视野看一看课堂上的问题。我注意到，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就有了这样一些类型：一是直接处理的学生问题，比如，“我想知道‘潺潺的溪流’里‘潺潺’的意思是什么”，“刘备为什么要三请诸葛亮，为什么不直接暗杀那些群雄？这样还来得简便一些”两个问题；二是对学生问题的相机利用和引导，比如，把“为什么刘备不让童子叫醒诸葛亮呢？假如诸葛亮一直在那里睡的话，刘备会不会失去耐心，就走了呢”引导到“诸葛亮睡着了吗”这样更有价值的问题上；三是老师提出学生提不出，但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比如，“课文明明是去写请人的，这里怎么就描写风景了呢”的问题；四是老师不需要全班参与，只让有兴趣的同学拓展研究的问题，比如，在课要结束的时候的问题，“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以人才为主题的小说？是不是这样的呢？”我实事求是地说，上课前没有这样的分类意识，自己的教学反思也没有反思到这一点，是《商榷》一文商榷让我有了这样的发现，这是更应该感谢陈老师的。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这节课没有问题。美国演说家丹尼斯·威特莱说：“只要你还嫩绿，你就会继续成长；一旦你已经成熟，你就开始腐烂。”与大家共勉！

陈大伟写于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晨

管季超0712

汇集点点微光，照亮真理轮廓
又收到上一位朋友的来信：

陈教授，收到您的回信我很高兴和开心，谢谢您的关心。

我是一位农村小学教师，98年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从开始的不情愿到热爱这个职业，我在享受着快乐，感受着孩子们稚嫩、童真的快乐。我找了一位贤惠的农村姑娘组建了一个家庭，她在生活中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我抱怨工资太低时她安慰我，使我能安心工作。渐渐地我不再抱怨，脚踏实地的工作，干自己该干的事。我于2009年晋升小学高级教师。这是教师的一个终点，正如你所说的，一些教师就不再努力了，但是我想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不能这样，我依然努力着。虽然家庭的开支全靠我的工资，但我无悔，因为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就要把她做好。

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有一件事到现在还使我困惑。“素质教育”国家提出好多年，但是在农村学校的实施并不乐观。体罚学生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但是对学生的文化知识的教育，进步不大。就我了解的情况来说明我的观点，我镇的公立学校有17个，学生人数差别较大，镇上有两所规模较大，每个学校有五六百人，年轻教师集中在这两个学校，师资配备较好。其它学校以中老年为主，国家提倡的普通话教学形同虚设，更别说多媒体教学了。以我学校为例，40岁以下有两人（包括我），50岁以上5人（其实55岁以上），3人在40-50岁。这样一个学校她没有朝气，如果遇到一个负责人的校长还行，否则可想而知。我在教学中一直以普通话教学，但学生回答问题时还是本地语言，因为其它学科没有用普通话。我们用的教材是西师大版，三年级语文有一单元是“香港夜色，美丽的小兴安岭。江南水乡-周庄，莫高窟”。这些课文的内容远离我们，学生很难理解，我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教学效果。而其它年级的教师没有运用，我不是在说不运用多媒体教学就不好，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让学生形成一个意识一个习惯，不至于在上课时只为了好玩，而不专心学习。我总有一种各年级、各学科有些不衔接。感觉上课很累，但效果有时并不好。这也许就是农村和城市教育的差别吧！我不知道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陈教授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的回复：

要说问题出在哪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原因和社会经济差异决定的。对于各年级衔接的问题，我一时没有好的办法，我想，只要你意识到了，并注意研究和改进，办法总是有的。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坚持和坚守，更高兴看到你能体会到教育与生活的快乐，对教育还有朝气。对此，我十分敬佩并为你们祝福。

在处境不利的背景下，教育的这种坚守必要而又难能可贵。2003年，我在《新课程的故事和解读》中表达过这样的体会：

在电影《居里夫人》片尾，居里夫人有一段使人十分激动的话：“自然是伟大的，我们每个人的发现都只是一点点微光，但把这一点点微光汇集起来，就可能照亮真理的轮廓。”是的，茫茫人海，如蚁人生，我们个人的确太渺小，但这不妨碍我们以自己点点滴滴的奋斗推动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前发展、推动中国教育的进步，进而推动国家的进步。

我们需要汇集这样的微光。

                                 陈大伟写于2011年8月7日

管季超0712

讲课的激情从何而来

陈大伟

去年两次到银川。

上月初，宁夏大学教育学院的周福盛教授邀讲课，时间定在本月11日。周阳老师给我订了机票。

10日11点到成都双流机场，到自助值机处办理登机牌。奇怪，能看到13日到青岛的机票，没有自己到银川的机票。换一台，也是这样。再换一台，还是这样。慌了，会不会自己把身份证号码报错了（过去曾经有过这样身份证号码弄错的经历）？一边给在银川的周阳老师打电话核实，一边到国航VIP柜台排队，准备询问和商量处理办法。估计忙坏了周阳老师，她查到了票号给我发过来，等她发给我的时候，我也排到了柜台前，拿身份证一查，没有问题，办上了登机牌。问是什么原因，办票的小姐说，可能是机器的问题。为什么到青岛的机票能显现，到银川的机票就不能显现？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这耽搁了一些时间，到登机口的候机厅只坐了十分钟，就通知登机了。旅客不少，我计划乘第二趟摆渡车。第一辆摆渡车开走了，准备乘第二辆车的旅客也排起了长队，我还坐着观察队伍的变化。一会儿，队伍散开了，又过一会儿，有一批人从出口处进来，开始我以为是过站旅客要进来，先让到银川的旅客等一等。这时，进来的一位旅客坐在我的身边，拿起电话和家人开始了联系，我才知道，这就是乘第一辆到银川摆渡车的旅客，他们的车在待飞的飞机处转了一圈，说飞机机械故障，又回来了。

要延误了，2点20才能起飞。

前一晚，因为思考“合理的批评需要合适的方法支持”，休息不够，本计划在飞机上睡一觉。现在要在机场上等两个多小时，生物钟起作用，睡眠来袭。实在扛不住，顾不得形象，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躺下来。在嘈杂的候机厅里，我大概还睡了十分钟。

登机，真正起飞是3点过，到银川4点50了。

先到餐厅，成都市武侯区教师教师继续教育中心的肖成全老师也在，他讲了一天，马上要到昆明。我和他同在成都，但最近的几次见面反而是在外地的这种场合，这家伙依旧嘴甜。值得学习！

送走肖成全，周院长介绍学员的情况，上午的学员是国培计划置换班的学员，大体270人；下午是自治区级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培训班的学员，460人左右。我很想在培训内容上对此有所区别，10日晚上想着，11日早上早起进行调整。调整毕，继续看一位朋友给我的书稿。

11日早餐，见到了陕西师大的陈晓端教授。曾经有一位朋友让我写《有效教学的理念与实践》，书名定下以后，我才注意到陈晓端教授写过这样一本了，咨询相关朋友，说不构成侵权，而且朋友坚持用这个书名，于是，有了和陈教授一本共同书名的著作。这次见了陈教授，首先是说明，并向他表示歉意。同时见到的，还有上海教科院的吴增强老师，我在讲教师幸福生活的时候，用过吴老师在“新思考网”上的图片。这次见了，也向他表示了感谢。

上午的会场在一个大教室里，音响是临时的，效果不算理想。但和学员的距离较近，互动很好，效果不错。

下午在宁夏大学的音乐厅，音响好，但在舞台上讲，学员成了观众，距离远了，互动就差一些。下午预计的结束时间是6点，我是不主张拖堂的，但还是延长了10分钟。讲课结束后，主持会议的老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观课议课你应该讲过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有怎么高的热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我们的讲课热情从何而来？

想一想自己讲观课议课，我的激情从何而来呢？

首先，是来自于热爱。一是我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很热爱，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渴望它对教育产生影响，渴望对教师有帮助。二是对所讲的对象热爱，我渴望用自己的努力对他们有所影响、有所改变。这种使命感让我有激情，这样的激情容易产生好的效果，好的效果又会带来成就感。这容易导致良性循环。

其次，是用变化引起新奇感。每一次上课前，总要想一想对象有什么特点，自己对教学内容有没有新的认识和体会？能不能做出一些改变的行为？我个人的经验，只要这样想过，就总能够找到一些。有了新的想法和新的行为，就期待讲课有一种新的效果。这样，未来的课堂就成了有吸引力的地方。我在教师幸福生活的勾画中，就曾经就有这样的说法，幸福的教师是“课前有期望，盼望进教室”的老师。

第三，来自听课学员的积极呼应。才做教师教育的时候，我讲课的时候认真听的比例也不理想。怎么办？找出一些愿意听的老师作为观察对象，你看他那么愿意听你的，你应该好好为他讲，看到他的认真，你就有了成就感，激情也就上来了。现在应该说，已经不再需要去刻意去找这样的对象了，满眼都是认真听你讲课的老师，你不能不兴奋。

第四，是学会自我享受、自我激励。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管学员听课如何，我首先要让自己快乐，要把自己搞得愉快，让自己度过一个愉快的时间段，学会“不顾其他，自己陶醉其中”。对于老师，我现在常常做出这样的建议，一定要找一些自己感到快乐的教学来享受。因为教师的工作道德要求很高，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教学成功，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内疚。找一找自己的成功，可以积淀我们的教学勇气和信心，增强教学效能感。

很可惜，在这位老师问我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想得这样清楚，回答只有那么两句。后来想一想，才有这么几条梳理。

周院长接我吃晚饭，我和他交流教育假设的思考，他说了一种情况——“黑灯瞎火”，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说没有高明理论指导下的盲目实践。真不错！教师需要教育理论，教育理论犹如明灯。

原来的计划是12日上午给一位朋友的书稿写序，但见缝插针地阅读完书稿以后，我感觉书稿的风格和我的教育精神底蕴不太合拍。我只能婉言谢绝了。上午有些时间，吴增强老师的课没有听过，向吴老师提出请求，希望学习，吴老师爽快答应。听吴老师讲《教师压力心理管理与心理健康》，我也积极参与互动，学习减压方法，吴老师的讲座使对自己很有启发。

1点50到宁夏河东机场，破天荒的，航班准点。2点30起飞。飞机上完成这篇银川纪行。

                                              写于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