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谈长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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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谈长诗写作
    长诗是特别难写的，长诗从文字的角度来讲，是对人类智慧的最大的、最有难度的一个挑战和扩展。如果用长篇小说来和它比的话，可能只有像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觉醒》达到了这个强度和高度。最近一百五十年来，进入现代文学之后，人类用文字呈现、保留和表达的最高的智慧，心智的和文化的东西，都是长诗。除了《芬尼根的觉醒》达到了这种强度和高度，其他的，像庞德的长诗，再早一点的荷尔德林的长诗，包括里尔克的一些长诗，帕斯的长诗，包括保罗·策兰的一部分不是长诗、但具有长诗压缩性质的作品，和圣琼·佩斯的一些长诗，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我觉得我想写的长诗，具有这样一种抱负，至于它能不能达到类似的高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中国的长诗，与刚刚提到的这些西方经典长诗的差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了，也是一个阅读的。我们的阅读和批评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我所说的长诗，还包括阿什伯利的，史蒂文斯的，还有弗罗斯特的一些长诗，都具有这种性质。他们的这种长诗的，所达到的高度和强度，不仅仅是写作的结果，也是批评和阅读参与进来的结果。像荷尔德林，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阅读，他就不是荷尔德林。所以荷尔德林长诗具有的这种高度和强度和伟大，很大程度上，是批评的结果，不仅仅是写作的结果。
　　那么，中国的长诗，包括我在写的长诗，如果它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高度的话，第一它们离我们太近，离写作和阅读太近；第二，是不是批评家有一个缺席，我不知道……像李陀这样的人，他们现在试图在缩短这个差距。另外，像我最近写的这个《凤凰》，像吴晓东教授，像杨庆祥先生……杨庆祥教授吧，就是比较年轻的，原来是小说批评家……他们的解读已经体现出了一种可能性，但可能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一直认为，长诗的写作，它的成败，不仅仅是写作问题，也是一个批评的问题，和阅读的一个产物。流行在当代的，是被媒体意识形态控制的这样一种……包括还有碎片化的传播工具，比如说微博、短信、微信，大家吸引力都被这些传播方式弄进去了，就是说，每个人是个自媒体，既是一个消息发出者，也是一个消息发布者……我的长诗写作，包括反其道而行之的写作性质和战略性的考虑在里面。
　　我们现在都在批评说极权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读，但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读，大家有一种饥饿感，阅读还没有被商品化和消费化。那个时候有伟大的东西出现，一定不会得到忽略，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可读的。现在，所有的消费性的阅读，媒体的阅读，自媒体的阅读，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媒体的阅读，它的方便，它的碎片化，它的自我消费化，它的自恋和手淫意义上的东西——当这些都参与到阅读中，真正伟大的东西出现，也就会混进去了，不会受到特殊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阅读民主化的产物，每个人一人一票嘛，每个人都不是人了，变成票了，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代号，一个接受者和发出者，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个性可能消失了。结果就是这个时代的阅读生态，比极权时代还糟糕。消费化和资本主义的消费化，是一个甚至比极权更可怕的东西。消费又和民主弄在一起，碎片化，只剩小鱼，没有大鱼，只剩具体而没有整体，这是很可怕的。长诗写作想要对抗这种消费习惯，但有可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由写作本身来承担的，甚至也不完全是由批评来承担，它也由我们这个写作的、消费的生态，因为消费在这里面变成一个政治，全球影像的东西，它制造的是短暂的新快感，自恋和自我参与的幻觉，自我消费自我，就是一种消解。所以长诗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我是非常主动的，具有战略考虑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和我的诗人性格有关，我是喜欢有难度的、复杂的、高度头脑运转的东西，而不是高度提纯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求批评超越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感到的就是一种耻辱感。
　　就阅读生态而言，作为一个诗人，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反诗歌，但没有关系，这种反对，给我带来一种轻盈。诗歌不一定是要被广泛阅读才叫成功，诗歌只要高级的东西被写出来，从我的这个角度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批评的事、传播的事、读者的事情。没关系，诗歌从来就不争取大众，不想成为意见领袖，不想有很多人阅读，不想有很多粉丝。我恰好相反，你们尽量别来读我的诗，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东西就能从我的诗歌中读出多少东西。这就有点像当年乔伊斯写《芬尼根的觉醒》，他是为少数的、精选过的读者而写，所以他的书一百年、两百年，读不透的。大诗人也是这样的，一百年、两百年，你理解不透的。没关系。一百年、两百年之后，也有可能和现在还一样……
　　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诗藏之于名山，未来总有识货者，但诗不是为未来而写的，诗是为所有的时代。不同时代的消逝性或尚未到来性，或者过去，诗的当代性把这些综合到了一起，在当下突然唤起一个同时代性。所以，我的诗不仅写给当代人看，写给未来，也是写给过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已经死了，但没问题，有的人成了亡灵以后才能读我的诗。当我的诗在被一百年后的人所读到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亡灵了。但我在写的时候，把那些没有诞生的读者也包括了进来，我是作为被突然唤醒的死者和亡灵在写，我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具有了一种不同时代的亡灵的性质。也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下，我其实是在一百年以后写，但是在一百年前的现在，我是被提前唤醒了的生人。所以长诗写作里面的这种“幽灵”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我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死掉的人。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但我的诗肯定超过这几十年，所以说我在面对过去的读者、未来的读者时，我是作为亡灵在写作，我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既不是使命感，不是骄傲，也不是对当下人的拒绝，它就是一种我认为是形而上的东西，这样一种建构，一种自我意识。当然了，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关于长诗……我最近有一首诗差不多超过一千行了，但我还在写……不是写，是放，我要放上一年再看看，看看有哪些是被时间本身燃成灰烬的东西，还有哪些是正在燃烧或将要燃烧的东西。我的长诗要放一段时间，我最近确实有一些长诗，完成度很高的，或者半成品意义上的，它们带有一种开放性，是以碎片对碎片的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