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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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畔的華文寫作人
──祝賀《泰華作家協會》誕生二十年
昌朋


　　 泰國的華夏一族，正如中國的瀾滄江流入泰國境內稱作湄公河一樣，河流屬於泰國的，而水源卻來自中國。盡管泰華作家已經幾代人在泰國落地生根，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始終是泰國華人的本源文化和精神故園。自西元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時期，華夏民族的子孫就開始來到泰國，從那時起，泰華文化這個名稱也就漸漸地誕生了。
　　 到大城王朝時代，即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因泰國朝野與中國明朝關係密切，兩國交往頻繁，因此，有很多中國人到泰國定居。及至華裔王鄭昭的吞武里王朝時代，即一七六七年至一七八二年，泰國的華僑已經超過了百萬人口。先僑們把中國的陶瓷技術、木雕工藝、食品加工、繪畫藝術，以及獅子舞、潮州戲、功夫茶和方塊文字的漢文化帶到了泰國，並且廣為流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而中國清朝末年，戊戌變法失敗后，一些保皇黨成員逃到南洋，在曼谷創辦了第一份華文報紙《漢境日報》，宣傳保皇黨的政治主張。繼而，由《美南日報》分裂出來的保皇派喉舌《啟南日報》也在曼谷創刊。同年，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也派員到南洋開展反清活動，在曼谷先后創辦了《華暹新報》、《同僑報》，宣傳民主革命，還開辦華文學校，發展華文教育。這些屬於不同政治派別的報紙，是泰國華文最早的文化載體。每份報紙都辟有文藝副刊，發表文言形式的作品，其內容幾乎全是政治鼓動性的，藝術水準不高，在那動盪不安的年代里只是一種時代的點綴品。不過，這種初萌狀態的華文作品，受中國文學潮流的影響很大，文學的根性很強，為以后泰國華文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泰華文學真正的發展時期，還是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時期。廿年代，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一些在大陸求學的泰國華僑青年和新移民從大陸南渡。他們在國內接受了新文學思潮的影響，來泰國后又大多從事文化、教育、新聞等工作，這些新青年接受了提倡新文化的激進思想，開啟了華僑作家用語體文進行創作的先河，並由此開始了泰華新文學的拓荒時期。“最早被刊載的現代語體文作品，是《中華民報》副刊於一九二一年初轉載了洪深的話劇《趙閻王》和許地山的小說《命命鳥》，《命命鳥》描寫的緬甸華僑青年真誠相戀和以殉情來反抗封建禮教的行動，引起泰國華僑青年的共鳴，深受讀者歡迎。后來該報相繼發表了子才的小說《拉夫歌聲》、無心的詩歌《愛神》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帶有仿效中國現代文學的痕跡。”（摘編於《天堂紀念館》的《泰華文壇已故漢文化傳播人紀念館》http://china.netomb.com/。）
　　 到三十年代中期，許多文學青年仿效大陸作家結盟的做法，泰華文壇上紛紛成立了六十多個文學社團組織。涌現出泰華報界的名家方修暢、鄭開修、黃病佛、林蝶衣、丘心嬰等二十多位骨幹。並在《國民日報》出版寄刊《彷徨》、《平蕪》等文藝專刊，以及理論專刊《天野》。這些文學社團組織，不僅有一支實力很強的創作隊伍，而且在創作觀方面積極宣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鄭開修十分明確地表示：“作品之有沒有社會價值，要看它對於現實之批判作用而定，只寫身邊瑣事，與社會沒有實際關聯的個人主義作品，現在是被清算了。我們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樣用形象化和概括化的方法，來創造些能夠表現出現實社會的內在矛盾的東西”（摘自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這些現實主義文學，對當時泰華文學的啟蒙和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一時期，為泰華新文學的初步繁榮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激起泰國華僑的抗日救亡熱情，除了奔赴抗日前線的青年“為逾千人的泰華戰友，戰后能賦歸者，僅寥寥二百餘人”（摘自潘子明《鐵血雄風》）。泰華作家的創作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當時泰華文學界出版的文藝專刊達到了三十多個陣地，支持這些專刊的骨幹作者有一百多人。尤其是許多泰華作家在內地救亡運動的感召下，燃沸了詩人的激情，詩歌創作獲得了空前的豐收，以高亢的時代最強音，抒發了與祖國大陸人民同仇敵愾的戰斗豪情。詩界的代表作為陳容子的詩集《藍天使》、方濤的《水上家庭》、田江的《河邊的人們》、曹聖的《草原》、林蝶衣的《橋上集》、林秋冰的《薔薇夢》，馬奕音的《黃昏的懷念》、雷子的《異鄉曲》、方修暢的《柳煙詩存》和黃病佛的《病佛詩集》等。摘自李少儒：《“五四”爆開的火花泰華新詩發展簡史》。這個時期活躍于詩壇的作者有三十多人，出版十多部詩集。此時的泰華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都與中國現代文學血脈相連，聲息相通，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在泰國的延伸與發展。當時中國現代文壇上的關於“國防文學”與“民族大眾文學”之爭，關於文藝大眾化的討論等，都在泰華文壇掀起了相應的波瀾，陳陸留等編寫的《泰國華文文學史料（上）》均有詳情敘述。這次“國”、“民”之爭和大眾化的討論對泰華文學作者發揚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反映大眾生活和學習通俗語言寫作，都起到促進作用。
　　 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四一年年底，泰國落入日寇的魔掌，日寇在泰國大肆追捕、迫害有抗日嫌疑的知識份子。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許多華校倒閉，華文報館被查封，泰華文學難以為繼，至一九四五年泰華文壇已陷入了冬眠期。
　　 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泰華文學經歷了一個適者生存的磨合時期。抗戰勝利后的前幾年，泰國的華文學校相繼復校，華文報刊也相繼而動，啟動了沉寂的文壇，吸引了許多新老作家拿起筆來進行創作。可是在五十年代初美國對中國實行了經濟、軍事的封鎖，泰國也投入西方陣營。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泰華文壇發生了一場關於寫什么的討論。一些回歸和南下的作家，強調泰華文學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一個支流，文學創作應該“面向祖國”，表現祖國情結。另一些在本地成長起來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已經成熟，主張為適應時局形勢和讀者要求，文學要表現“此時此地”的生活。但由於時局所囿，“面向祖國”的僑民文學已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可。這樣，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磨合，泰華文學開始立足本地，獲得了新的發展生機。這個時期的泰華文學，本質上還是漢民族語言文學在泰國的延伸與發展，但由於作品植根于泰國的生活土壤，揉進了異域的文化基因，已形成了獨特的個性風采。這個時期，雖然小說、詩歌、散文都呈現出繁茂的景象，但小說創作，特別是中長篇小說創作成績最為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陳仃的長篇小說《三聘姑娘》、巴爾的中篇小說《禁區》和譚真的長篇小說《一個坤鑾的故事》及其續篇《座山成之家》等。譚真的長篇小說著眼於中泰人民的文化、血統和經濟關係的水乳交融的境界，反映了中泰合璧家庭的悲歡故事，這些作品的問世，反映了泰華文學在磨合時期表現“此時此地”的最佳成果，標誌著泰華文學已開始“落地生根”，融進了異域色彩。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五年，泰華文學經歷了一個波浪型的“繁榮轉入沉寂”時期。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會議上，中泰兩國外長就華僑雙重國籍問題達成協定，許多華僑加入泰國國籍，為華僑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也緩和了泰華關係。這個時期，一些泰國出生和成長起來的華僑文學青年已經相繼成熟，成為泰華文壇的生力軍。涌現出方思若、梁方、白翎、黎毅、倪長遊、許靜華、馬凡、自然、克夫等作家，他們與老作家一道，共同澆灌泰華文學，促成了五十年代后期泰華文學的活躍與繁榮。而構成這種活躍與繁榮的再一個原因，是華文報刊及其評獎活動的促進。華文文學創作主要依靠報刊提供發表園地。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華文報刊的發展也如雨后春筍。當時除《星暹日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京華日報》四大華文報紙辟有文藝版外，新創辦的一些周報，如《曼谷新聞》、《曼谷周報》、《華僑周報》、《華風周報》等，也都辟有文藝版。此外，還創辦了一些文藝刊物，如《黃金地》（天風主編）、《半島文藝月刊》、《七洲洋月刊》（克夫、黎毅等創辦）等等。這些華文報刊刊載了大量的詩歌、散文、雜文、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對泰華文學在這個時期的繁榮與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一些報刊開展的評獎活動，不僅發現和培養了新作者，而且也啟動了泰華文學的發展。《曼谷新聞》於一九五六年創刊，在十多年間辦了三次短篇小說評獎活動。《華僑周報》、《華風周報》、《半島文藝》、《七洲洋》等刊物都辦過評獎活動，此間影響較大的是《世界日報》於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辦的兩次泰華青年文藝獎。這些評獎活動每次收獲都很大，至少有百篇作品參評，而且總“出現不少令人驚喜、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題材、高品質的作品”。可見，文學評獎“象強心劑，活躍無心靈枯槁的文藝愛好者，使他們的一再消沉的意志復蘇，再次拿起生銹的筆加倍努力去尋找創作的新途徑，而進入另一境界”（摘自洪林：《泰華文學四十年概論》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視角》。）　　在這個時期的前后十年間，報刊的發展是與文學創作相輔相成的。由林炳亮、方思若、周獵夫等創辦的《曼谷新聞》，很重視發表長篇小說，先后連載了黃江的《少女日記》、年臘梅的《藍色的舞台》、《湄南河戀歌》及倪長遊的中篇小說《鬼蜮正傳》。尤其是方思若倡議，由他和倪長遊、亦非、李栩、沈逸文、東方飄、筆匠等聯合執筆的長篇接龍小說《破畢舍歪傳》，“開泰華接龍小說之先聲，獲得此間讀者的佳評”（摘自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
　　 一九六四年方思若與其夫人何韻女士創辦《華風周報》，方思若再次帶頭為龍首，與倪長遊、亦非、吳繼岳、沈逸文、白翎、紅櫻、李栩、李虹等合作，推出了第二個長篇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這個時期的后十年，因政局變化，也因經費拮据，一些華文報刊被迫停刊，使許多作者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只得棄筆從商，另尋出路。從此，泰華文壇由盛而衰，沉寂了幾許年頭。
　　 一九七五年中泰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為泰華文學的復興提供了發展空間。自此，泰華新文學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標誌著泰華文學進入新的發展格局的是建立了文學團體，活躍了文壇氣氛。一九八三年春由方思若牽頭，聯合其他文友
，組成“泰國華文寫作人協會籌委會”。推方思若為會長。一九八六年“泰國華文寫作人協會”在曼谷召開會員大會，宣告正式成立。該會於一九九○年五月更名為“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泰華作協成立后，會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大量的作品相繼問世，文壇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泰華文藝進入八十年代，又呈現一片繁榮景象。……一九八三年《新中原報》與剛成立不久的‘泰華寫作人協會’聯合辦‘八三文藝征文比賽’……收到應征稿四百多篇，在泰華文壇上掀起了一次文藝創作高潮。”（摘自白翎的《淺談泰華小說》。）
　　 一九八八年以來，“泰國華文寫作人協會”在方思若、司馬攻的宣導下，掀起了出版作品集的熱潮，在短短的四五年間，出版的文學作品近六十多種，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有司馬攻的《明月水中來》、《演員》、《冷熱集》，夢莉的《煙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姚宗偉的《瓦罐里開的花》、《游歐見聞錄》，陳博文的《晚霞滿天》、《浮生漫筆》，老羊的《花開花落》，饒公橋的《椰雨蕉風》，許靜華的《湄南河畔的故事》、《泰華寫作人剪影》，曾天的《微笑國度之歌》，黃水遙的《琴與花朵》，吳繼岳的長篇小說《僑領正傳》、《吳繼岳文集》，嶺南人的詩集《結》，子帆的《子帆詩集》，李少儒編的多人合集《五月總是詩》，以及泰華作家協會叢書《泰華短篇小說集》、《泰華散文集》、《泰華雜文集》、《泰華詩集》、《泰華微型小說集》，還有四本《湄江文藝》等等。這些作品集的出版是泰華文壇的一次大檢閱，反映了泰華文學界的創作實力，從而使泰國的華文文學在東南亞華文文學中“佔了新、馬以后的第三個顯著地位”。（摘自白翎：《淺談泰華小說》，《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文集》。）“八十年代的泰華文學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一、八十至八十五年，泰華文學處於一個平常期。二、八十六至八十七年是一個發酵期。三、八十八至九十年，踏入一個蓬勃繁盛期……”（摘自範模士《八十年代泰華文學概況》。）綜觀這個時期的泰華文學創作，以散文的創作成就最為突出。不僅作品量多，而且品質也高。這些高品質的散文，標誌的不只是作家們創作的量多、出版的作品集多，重要的是有些作家形成了創作成熟的個人風格。
　　 進入九十年代，“泰國華文作家協會”已經擁有一支強有力的老、中、青結合的創作隊伍。泰華微型小說異軍突起，且有勢不可擋之勢。先是司馬攻率先垂範，在一九九○年下半年發表了卅多篇微型小說作為引玉之磚。加之白翎主持的《亞洲日報》文藝版的積極配合，很快就在泰華文學之河掀起了一層層微型小說的浪花。接著《中華日報》、《世界日報》、《星暹日報》、《新中原報》的文藝版也聯手行動，使微型小說創作隊伍迅速壯大，到一九九一年，已有溫蘭（吳佟）、司馬攻、姚宗偉、陳博文、征夫、金沙、許靜華、黎毅、倪長遊、老羊、劉揚、白令海、曾心、陳達瑜、馬凡、鄭若瑟、林太深、修朝、梁方、饒公橋、林文輝、莊禮道、林牧、三鍾，等三十多名作家涉筆微型小說創作。一九九五年一年間，曼谷各華文報紙的文藝版，就刊發了微型小說四百多篇。因此，司馬攻說：“從量來說，一九九五年可稱為泰華微型小說的豐收年。”（摘自司馬攻：《〈泰華微型小說集〉序》。）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泰華作協”又主辦了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使泰華文壇掀起了一個新的微型小說創作熱潮。微型小說集絡繹面世，如司馬攻的《演員》、《獨醒》，陳博文的《驚變》，倪長遊《只說一句》，和司馬攻主編的《泰華微型小說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論文集》等。此外還有馬凡、鐘子美、黎毅、鄭若瑟等創作的量可觀的微型小說。司馬攻在談及泰華文學的優勢時說：“中華文化有千年的歷史，占盡了傳統的優勢。泰國有眾多的華人、華裔，他們對中華文化有濃厚的感情和根性，這又是另一方面的優勢。”
　　 自“泰華作協”成立以后，就很重視對外的文化聯絡工作。加強國際文化交流，促進相互了解。一九八七年泰華作協組織了以方思若、司馬攻為正副團長的訪華團，走出了湄南河，訪問了北京、廣州、香港，揭開了文學交流的序幕。此后，泰華作協多次應邀出席中國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加強文友聯系，切磋創作經驗。作協還出席了在新加坡行的“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活動和“第一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打破了閉塞的局面，開闊了視野，增強了信心。近年來，在曼谷相繼行的“世界詩人大會”、“第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第四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等跨國度的文化交流活動，彙聚了世界各國的文學精英，傳播了各國各地華文文學資訊，文友們互相切磋，互相砥礪，活躍了泰華文壇，激發了作家們的創作熱情。
　　 八十年代后期泰華文壇“多是人間六十翁”，作者的平均年齡是六十歲，由於泰國主流社會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限制華文教育，致使四十歲以下的華裔不懂華文，泰華文壇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然而，與這種悲觀論調相反，也有些人持樂觀態度，認為泰華文壇是“在危機中出現了生機”。如司馬攻的《焚書》、《故鄉的老屋》、《本性》等篇章，從不同的側面和視角，反映了對民族傳統文化复雜的心理狀態。《焚書》中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面對丈夫死后留下的許多中文書籍，因其后繼無人而感到悲觀，於是每逢忌日她便焚書祭奠亡靈。當一位懂中文的青年以誠懇的態度向她求書時，她就把餘下的書都送給了這位青年。老婦人憤而焚書，是苦於中華文化不能承傳；那位青年執著求書則暗示出中華文化傳統在異邦后繼有人，從而表現了華族難忘詩騷的文化認同和精神的歸屬感。更令人欣喜的現象是泰華文壇在以司馬攻、夢莉為核心的泰華作協的帶動下，涌現出如：藍焰、夢凌、曉雲、苦覺、劉舟、今石、詩雨、楊玲、晶瑩、蛋蛋等一大批年青精悍的作家和詩人。在作協的大氣候下，他們承先啟后，肩負起華夏文化在異域的承傳大任。他們將與老一輩作家及其后代組成一支不可小覷的老、中、青三結合的文學生力軍。當然，泰華文學的樂觀前景，除了上述的外在條件，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內在條件，就是文化傳統的因襲力量。中華文化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歷久而不衰，是因為她有著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和頑強的生命力。在她延續的歷史長河中，她既能吸納和融匯異域文化豐富自己，可又難以改變自身的獨立品格。相信泰華文壇在泰華作協全體寫作人的努力下，必定是一個繁花似錦的世界。
　　 在泰華作協發展的同時，人們永遠緬懷先輩們為傳播漢文化而默默地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值此泰華作協成立二十周年大慶之際，編寫此文，除了對泰華作協的慶賀，同時也對先賢們的崇敬和懷念。由於書案資料的局限性，難免存在許多地方的疏忽、謬誤、淩亂和遺漏，筆者真誠地懇請方家們、前輩們、文友們指正。
　　 贈泰華作協： 品數十年風雨歷程　同甘共苦
慶二十載泰華作協　深入人心
（寫於泰北《汲古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