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治学的严谨与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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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士同：治学的严谨与诚信 作者：柳士同  时间：2012-10-08

今年的《中华读书报》陆续刊载了许渊冲先生的“《老子》译话”，讲的是如何将《老子》翻译成英语。汉语文言文翻译成英文，自然得先将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再将现代汉语翻译成英文。这样首先就必须将文言文的原意准确地译成白话文，所谓“原意”指的是其字面和文本所完全能体现出来的意思，而不是译者自己所领会或自以为是地生发出来的意思。这恐怕是治学所应具备的起码的严谨，否则，其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是不是也太大了？ 　　在断断续续地读了许先生的一些“译话”之后，难免产生些许上述的感觉。比如，对老子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一段，在许先生看来，从正面来讲，是说“圣人治理国家，要使百姓丰衣足食而不胡思乱想，身体健康但不贪图非分”。尽管他也承认“若往坏处想，那就是愚民政策了”，但其肯定的却是“从正面来讲”；因为后面在讲解“无知无欲”时，就联系到前文的“‘虚其心’（不胡思乱想），‘弱其志’（不妄图非分）”，而将“无知无欲”解释成“没有做坏事的思想，没有违反客观规律的欲望”（《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4日第19版）。笔者对古汉语尽管所学有限，但怎么也无法从老子的这些话里，读出许先生阐释的那些“好”的意思来。“实其腹”不过是让“其”填饱肚子，或者说吃饱饭罢了，何来的“丰衣足食”？“虚其心”分明是不让“其”思考嘛，怎么老百姓一思考就成了“胡思乱想”了呢？“强其骨”的确是让百姓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没有强壮的身体如何替统治者种田、打仗——所谓“耕战”是也——这也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可百姓的“志”怎么就无端地被说成是“贪图非分”，并因此要被剥夺或者被削弱呢？这说法难道不是后来商鞅“弱民”政策的源头，不是历朝历代“愚民政策”的滥觞？许先生不是不明白其“愚民”的用意，何必非要“从好的意思”来自说自话呢？“无知”如果指的是“没有做坏事的思想”，那它岂不成了一个绝妙的褒义词？如此随意地阐释和翻译，对于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国人和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外国人，也许能蒙其一时，可一旦他们了解了古代文化和中国历史，尤其是知道了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最为拿手的思想控制的方法——“愚民”之后，他们还会相信这些阐释和翻译么？ 　　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其模糊性和多义性自不待言；再加上文言文的简约性，且没有标点符号；而由古汉语写成的各种文字，又多为“语录”或“短章”，其内容往往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后人的阐释留下了随心所欲的发挥余地。然而，无论阐释的空间有多大，总得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说法，总得大致符合作者的原意，符合文本的语境，符合当时的理解、运用以及后来的传承；而不能一味从功利主义出发，随意地予以曲解和衍译。许先生是老一辈学者了，上述阐释和翻译虽说不够严谨，但态度倒是颇为诚实的，就像上述例子，他毕竟在“译话”中还点出了其可能“愚民”的用意。他的极力“从好处想”，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相比之下，当今一些中青年学者其治学的随意性则完全可以说是有恃无恐了，甚至连起码的学术诚信都置之不顾。比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剽袭事件”，居然至今没个下文，既不见当事人出面检讨，也不见相关部门予以处理。事已至此，不说也罢。可去年由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执笔）合著的《人间正道》一书，其治学态度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书中的多处引证，竟然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分析，硬是强加到所引证的著作中去，把自己的话当作该著作作者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恐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不严谨”的问题了，分明是在公然作伪和造假嘛！所引著作大多是海内外知名学者的著述，借这些知名学者的著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本无可非议，可总不能是子虚乌有吧？尽管作者在引用时注明了出处，包括书名、原著者以及引文所在页码，而实际上该书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引用”的文字，个别地方甚至还有意地进行错译！试问，这里面究竟有多少诚信可言呢？莫非是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和说法缺乏自信，抑或是假洋人名人的著作来唬人？其实，自己的观点完全是可以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的，用不着夹带在他人的著作中“走私”。如果某些观点根本不敢昭示天下，那即使偷偷塞进某些名家的著作，也不可能积非成是。如此胡编乱造，读者又如何相信你书中的言说呢？对此，何典先生已做了切实详尽的考证与分析，大家不妨看看何先生所著《读〈人间正道〉的引证献疑》一文（《南方周末》2012年5月24日E24版），就知道韩毓海等人是如何治学的了，恕笔者不再赘言。 　　治学的不够严谨和缺乏诚信，乃是功利主义在作祟。在当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喧嚣声中，这种做法似乎更显得理直气壮。莫非不如此就无法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不如此就不能说明中国“创造了历史奇迹”？殊不知，如此故意地曲解和作伪，其后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弄不好还很容易将人间的“正道”走成“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