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从政治与科学的夹缝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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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科目反思（一）】语文，从政治与科学的夹缝中脱身

郑也夫

　原编者按:

　　【"教育改革的好坏，直接关涉个体生命的长成，关涉国之元气的培植。大学的通识教育自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中学教育。中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语文考试能否重新以作文为中心？如何开发学生的思维，而非将数学结结实实地捆绑在考试工具箱中？是否需要减弱乃至废除英语必修课？能否增设文理兼顾的科技史课程？应该设置提高学生生活技艺的家政课程吗？现行科目和一切以高考为取向的教法，有诸多需要反思之处。南方周末从本期起，将分五期刊发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的系列文章，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思考。"

　　"当政治化已经内化到语文教师的心中时，政策变了，教材改了，也仍然难以扭转语文课思想政治化的特征。"】

　　语文在重要性上应该排在诸科目之首。首先，因为语文的能力与绝大多数公民的工作、生活关系最密切。其次，从筛选人才的维度看，如果考试设计合理，语文考核的是能力，而非死记硬背。历史、地理，在考出能力上难度要比语文大得多。不幸这一最重要的科目也是问题最多的科目。

　　毫无疑问，政治渗透到古今中外的一切教育中。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宗教、法律和民间社团；就教育机构而言，当代中国民办教育严重缺乏，故今日中国教育尤其无力抵御政治力量的进入。政治渗透到教育中是全方位的，就具体课程而言，最突出的体现是这里不拟讨论的政治课的设置。在其他课程中，政治渗透最深的应该是历史课程。胡适说：历史从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解释历史与控制现实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渗透到历史课程中容易理解，政治渗入语文教学，意味着政治对教育更全面、更深入的干预。无论就教育整体，还是语文教学本身，都值得做出特殊的思考。

　　如果批评我们语文课程的政治化是西方人，想来大家不会惊奇，问题是在我们效仿苏联老大哥时，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受到了老大哥的批评：

　　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应说教师谈思想政治方面多，就是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意味着教师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名词，就成为人工的、假造的了；有些课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并不需要教师多讲它，只能要求在整个语文课中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李书磊，1999，167）

　　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着语文教学渗透的，笔者不能赞同这一态度。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并且这一趋势方兴未艾，“文革”时期才是中国语文课程政治化的巅峰。走过了如此历程，中国语文教学回归常态非轻而易举。

　　政治通过两个渠道渗透到语文课程中。其一是教材，其二是教学方法。教材的政治化最直接、外在，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教学方法则要慢半拍。因为当政治化已经内化到语文教师的心中时，政策变了，教材改了，也仍然难以扭转语文课思想政治化的特征。

　　以上只是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一面遭遇。如果说政治是语文教学中文学性的一个压迫者的话，科学是另一个。

　　吊诡的是，前一个压迫者是外部政治力量的打入，后一个压迫者是近现代语文教育工作的前驱们自愿引进、俯首称臣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其如日中天时，特别是在与超凡巫师型领袖结合后，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但宏观地看，它只享一时风光。而科学是近现代无与伦比、持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况且，政治是自己打入语文教育的，你愿意听也得听，不愿听也得听。而科学是被语文教育工作者自觉引入的，新潮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动地靠拢和巴结科学，唯恐追赶不上。

　　政治和教育是人类最古老的两种行为，从有了政治和教育之时，政治就干预教育。孔子、孟子都身兼教育家、思想家、宣传家多重身份。他们的高明在于，在他们那里宣传对教育的伤害不大，二者大致可以相安无事。政治肯定干预教育，但以往政治干预的强度大大弱于现代全权政治。故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判断，政治的强干预尤其是现当代的事情——虽然要周密证实这一判断还须下一些笨功夫。而科学自身就是近现代的产物，它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当然是晚近的事情。仔细比较，科学对语文教学影响之起始，不晚于甚至早于全权政治的强干预，后者自1949年发轫，而中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先驱叶圣陶早在1935年就《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指出：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赛先生”自五四时代进入中国，以不可抵挡之势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言必称科学。因为科学的伟力，自其产生之日就呈现出科学主义的势头。人们愿意将一切好的举措戴上科学的冠冕。考虑问题全面，做事有效率，在前科学的时代都是人类常常追求的，现在都被称为科学。这责任更大程度上要由科学界外的俗人们承担的。叶圣陶在1942年《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说：

　　让学生自己在暗中探索，结果是多数人摸索不通或是没有去摸索。……即使人人能够在暗中探索，渐渐达到能看能作，也不能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因为暗中摸索所费的功力比较多，如果改为“明中探讨”，就可以节省若干功力去做别的事情；尤其因为教育的本旨就在使受教育的人“明中探讨”，如果暗中摸索就可以，也就无需乎什么教育了。

　　就是说，将科学引入语文教育，是希望靠着将语文教材改革成科学一样清晰、规律、有序、系统化、线性化，来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

　　今天看来，这一尝试收益小，损失大。深层的原因在于，科学和语文是截然不同的智力系统。企图以前者统摄后者，是对二者不同属性的无知，是对后者的扭曲。科学和文学几乎处在人类智慧之轴的两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正处于物理学如日中天的时代。物理学的特征是，强调精确、必然、因果、确定性、唯一解、放之四海而皆准。

　　二十世纪晚期人类在认知上进入了生物学的时代。因为生命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截然不同，生物学有着与物理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它强调博弈、机遇、偶然性、调节、适应、复制、记忆、历史。几乎可以说，在特征上生物学位于物理学与文学的中间。但科学主义发轫之时乃至被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发引进之时，科学的世界几乎完全是物理学乃至力学的天下。这便意味着，我们要将精确、必然、确定性、唯一解这些要素引入语文教学。文学是什么？“戏词”可以突出地反映其特征。你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演戏，就要学“戏词”。戏词是微妙的，是博弈的过程和产物，是特定时空与人格的函数。比之物理的世界，社会生活是混沌和多样的，人际关系是微妙和变化的，虽偶有清晰、准确之需，更多的时候是含蓄、暧昧的。科学追求必然性。历史学与文学则是展示和想象人的可能性。只靠科学知识，是不能胜任社会舞台上的角色扮演的。

　　刚巧，写作本文的这天早晨，我参加朋友剧作家李龙云的追悼会。几年前他的一个粉丝摄影家赵铁林（已故）魔怔着非要我介绍他认识李龙云，说是要学写剧本。李龙云的第一句话就是写剧本是不能教的。写诗歌、写剧本、写小说，都是不能教的。可以切磋、帮助，但如果摆明了要教授，几乎一定是帮倒忙，硬教是一种弱智的举动。

　　仅举某个智力领域的上限活动为例，恐怕难以说服人，教育是面对众人的。科学的发现和文学的创造同属少数人，是不可教授的。但在可以教授的范围内，物理学和文学大不相同。最大的差异就是，物理学的问题有唯一解，社会生活中话语的应对可以有多个好的选择。物理学的道理是硬的，死的。语文的技巧是软的，活的。物理学学得好与不好，决定了能否解答某个问题，但不可能给出第二个正确的解答。语文的实践则大不同，语言本身蕴藏着对某一问话的若干个绝妙的回应，而当事人的地位、性格又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范围。古人说：诗无达诂。其实文章本身也常常支撑多样的理解。所以西谚云：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刻意在语言文学的领域传授唯一解，是开发不出甚至将制约学生的语言智慧的。物理学中有规律的存在。文学中重要的是语感，那里极少有可以概括成条文的规律，教学中追求清晰、精密、确定性、唯一解，还不如背诵好文章呢。因为后者对提升语感的帮助胜过前者。

　　其实深刻影响着现代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还有另一支力量。严格地说它不是科学，是科学主义的泛滥导致我们称之为科学。那就是工业。因为工业与科学前后脚产生，工业要借助于科学，毫无疑问科学的话语权更具魅力，于是我们将工业的逻辑说成了科学的逻辑。讲究效率，从本质上说，不是科学的逻辑，而是工业的逻辑。工业生产与大众教育也是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于是同样面临着密集群体的管理和效率的问题。但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密集生产需要整齐划一，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生产线上需要具备的本领可以教会每个工人，而语文的技巧绝不可能教会每个学生；泰勒制从不同的操作手法中概括出最简洁的一套，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往往催化多样的理解。物理学得到的确定性与工业生产达成的效率合手，诱发语文工作者有了过强的“教”的念头，以为语感和文学素质是可以高效率地教授的；在教授的实施中，他们不断提供明晰的、排外的解释和答案，最终体现为标准化试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性衰微了。而好的教育理当张开人类智力生活的两极，让科学与文学平行向前，齐头并进。

　　顺便说一下文学还有另一种功能，就是社会礼仪的能力和手段。重要场合的致辞，开幕式、开学典礼，开工典礼、婚礼、丧礼、节庆，都需要它，且不论是领袖、老板、家长，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几乎衰落到不能为受教者提升这一基本能力。还有几个人能书写合时宜的对子，能讲出感动人的典礼致辞？复兴礼仪需要复兴文学。功能的需要理应导致教学中文学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