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消失是出版界面临的共同危机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4月10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4月3日在京闭幕。中国作家铁凝、莫言、刘震云、叶辛、李尧、徐小斌、李洱等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卫·沃克等,围绕“文学与包容”的主题展开了5场对话。在对话中,知名出版家伊沃·印迪克指出,今天的出版界面临的危机是读者消失的危机。他的演讲立即得到中国作家的回应。
出版界面临窘境,读者正在减少,哪一种体裁受影响最大?在澳洲最受欢迎的是长篇小说,最不受欢迎的是诗歌、中篇和短篇,单一作者的散文集也很难销售。伊沃·印迪克指出,在澳大利亚,多数读者希望阅读是轻松的、逃避现实的,如果作品又短又难读,那就是出版的灾难。他举例说,人们没有太多时间,也许喜欢看短篇,去年他曾出版了中篇小说和散文集,制作成短篇系列。事实上根本没人买,最好的销量也就1000本。长篇小说命运好一些,能销售2000册左右。因此,作家、出版商以及评论家常常感到很孤立,因为读书的人太少了,少数带来利润的图书是有关烹饪、体育、明星之类的图书,而非文学。文学渴望接触更多人起到更大作用,人们也期望如此。但印迪克还是对此感到沮丧,文学怎样扮演这样的角色?也许作品的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可问题是,我们生活在现在,却要相信未来。伊沃·印迪克和美国同行交谈,如果诗集能卖到1000册就不错了,文学读者群不会随着人口群增加而增加。在任何国家,文学的读者群都是小的。
对此,叶辛也有同感。叶辛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阅读: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我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97部;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中中国的读者难得读到一本文学经典,总是在私下里排着队争读一本长篇小说。以至于1977、1978年重印文学经典时,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时至今日,书店中各类文学经典应有尽有,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仅长篇小说就有三千多部,为什么阅读一本长篇小说非得下很大的决心呢?长篇小说体裁和今天人们的阅读之间,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叶辛谈到,现在的阅读量的确急剧萎缩。今天的阅读形式对所有作家都是挑战。“读者”是两个字,但细分起来也是千差万别。20世纪80年代所有长篇印数几乎都在10万册以上,2001年以后印数急剧下降。2000年他的作品《客过亭》印数仅1万册,而《孽债》(1,2)的发行量曾突破百万。
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的布莱恩·卡斯特罗认为,当代写作已经放弃了对精神的坚守,写作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儿。作家被出版商逼着改造写作,以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文学成了少部分人的事情,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正在被遗忘,越来越少的人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他提出,文学批评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施加影响。批评应该照亮在黑暗中前行的文学创作。
作家徐小斌对此表示认同。她认为,好的文学永远被读者需要。她一直在追求纯粹的文学。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大有冻结所有精神探索与想象力的趋势,她觉得自己成了落伍者、失败者并为此感到困惑。她认为,作家应该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至少应该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在高度的商业化之后,文学必将返璞归真。
在闭幕式上,两国作家分别朗读了各自的代表作:“这种氛围之中,审美与审智的写作成了笑话,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失败者,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我曾经深深地困惑,用福楼拜在乔治桑去世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徐小斌的新作《天鹅》就成了这种纠结的产物,一方面,她写了拜金主义时代的纯真爱情,而另一方面,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时代会真的有这种故事。但徐小斌说,支撑自己写下去的,是身体最内部一个微弱的声音:“写作,不就是栖身于地狱却梦想着天堂的一种行当吗?”——难道不能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一个神界吗?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它至少会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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