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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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春，我开始上小学。小学在村子西头的一片开阔地上。南北两排相对，东西各有一堵墙围着。校园面积大约有六七百平米的样子。
    西墙内是一个不大的舞台，面东，矗立着两根由柳树干制成的柱子，可在那里放露天电影；舞台的东南角上，有一根旗杆，时常红旗招展。北面中间的三间房子，是老师校长办公的地方。南边西起第一个教室的东邻，是饲养室。那时提倡勤工俭学，学校里一直养着一两头猪，那饲养室就盛放饲料、柴火，也是给猪兄置办伙食的地方。
    舞台前是一个沙坑，跳远跳高用的。舞台与南面的教室间，安放着一个由水泥、石子合成的乒乓球台，是课间小伙伴们拿着光板拍子（有时是自制的）争相游乐的地方。
    东墙开了个大门，正对着一条东西马路，那大概是我们村里最宽的一条路了。道路两侧都是村里人家。西北角开有一个小门，出门是一条牛车可以顺顺当当通过、南北向的泥土道路。对面是学校的厕所，厕所的南面就是一个石头砌成的猪圈。它们的外围，是生产队的大菜园子。
    我的家在村子的尽东头，人称“庙上”（据说原来于氏家族的庙就建在那里，最初只有4户人家，都是我的本家。后来这里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人物，大家觉得风水好，又有不少人在此造新屋，遂人丁兴旺起来）。每天步行穿过村子的大街小巷上学。先是一个人走，走着走着，等到了校门口，就变成了一小队。
    我在这里快乐地度过了五年半童年时光（本该五年毕业，最后一个学年，为了适应改春季入学为秋季入学，多呆了半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能够记住的人和事，已经不很多了。但有些人和事，是永远忘不了的。
    一、我的班主任
    我的班主任是本村人，姓王，是个女老师。开始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老大不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或许是未找到意中人，一直到我们毕业，都未曾结婚。在我一个儿童的眼里，她很干净，很清秀，有点胖，走路有点内八字。眼睛近视得厉害，却不戴眼镜（那时不兴这个），即使人到了近前，她也眯着眼看你。跟村里所有人打招呼都笑容可掬，对我们却不苟言笑，严厉得很。
   她学力不高，可能只是初中毕业。语文、数学都教，有时也带我们在校园里做做游戏什么的。虽是文革时期，但她的教学极其认真。上课、批改作业，一丝不苟。遇到学习潦草或不好的孩子，她会很着急，一急鼻子尖就冒出了汗珠。再教不会，她就开始惩罚了：或罚站，或打手心，或拧耳朵。打完了，孩子们委屈地哭，她的眼睛也红红的。每当看到这种场面，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是该同情小朋友，还是该同情自己的老师。

    她有时也给孩子们取外号。有三个外号，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是“大嘴La儿”（我们那儿的土话，我也不知该怎么写）--是送给我同桌那女同学的。她个头很大，比我都高出一块儿，长得粗枝大叶，因而也很粗心。作业常常出错，都是在不经意间。老师一说，她就咧开大嘴，哭个没完，声震四野。老师遂那样叫她，后来就成了她的绰号。
    一个是“瞎话篓儿”--也是给一个女同学的。这个小同学常常不写作业，老师一问，她总会编造一些理由，如帮爹妈干什么活儿之类。老师再一问其爹妈，原来都是假的。
    一个是“鸭巴儿蛋”--是送给一个调皮男孩的。他常常恶作剧。知道鸭蛋是从鸭屁股里生出来的，且鸭子快生蛋时，屁股下面摸起来硬梆梆的，他就伸手进去猛抠。抠得鸭子呱呱乱叫。遂得此雅号。
    那个时候，小朋友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雅号会给背负者带来什么，也便跟着瞎叫。有时是冲突的结果，有时又会成为冲突的原因。叫得长了，叫者被叫者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慢慢也就不怎么认真了。后来，调皮捣蛋的几个，开始给老师起外号了。班主任的外号是“王小瞎”，因为她近视。

    至于我，由于比较守规矩，学习又不用老师操心，很少受到老师的批评。但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儿，也让我忘不了：
    一次是关于红领巾的。刚入红小兵的时候，戴上了红领巾。说心里话，我对那红领巾格外珍惜。一则是因为它是用新布做成的，在那一年只能买一套新衣的时代，那新艳的色彩不由得你不喜欢；二则老师一再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可是，有一天，无意间未打严的结儿开了，红领巾就那样搭在脖子上。送作业给老师的时候，被发现了。老师硬说我不爱惜红领巾，遂没收了去。我觉得很冤枉，气嘟嘟地扭头便走。老师本以为我会向她认个错，给我了事。可我偏不认错。后来，她只好又还给了我，但对我哥哥说：你这个弟弟呀，真倔！（我哥哥跟老师岁数差不多，故关于我的事，总跟哥哥讲，不找我父母）
    一次是我主动向老师发起“攻击”。大概是四、五年级时的事儿。可能因为校长对老师不公，老师又是一个急性子，讲课的时候，突然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起校长的不是来。我觉得不好，就在下面轻声嘀咕：“作为一个老师，怎么能随便说校长的坏话？”她听见了，气愤异常，把我叫到教室前，面对全班罚站，一站就是一节课。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错，虽被罚了，却不觉丢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后来老师也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但碍于情面，不肯承认，只是对我哥哥说：你这个弟弟呀，别看话不多，很有自己的想法，跟其他孩子不同。
    还有一次，是老师替我“护短”。那天我们班劳动，各人带了不同的工具，都是从家里拿来的。出门前，妈妈再三叮嘱：不得弄丢，否则以后不准从家里拿东西上学校。我带的是小二齿子。上厕所的时候，怕丢，便扛着。厕所里人很多，一不小心，一个齿子与那个抠鸭蛋的同学相撞，他的头登时出了血。老师看见了，我本以为她会批评我一顿。可当她看了看那同学的头，觉得没事，便朝那同学发起火来：怎么这么不小心，拿自个儿的头往齿子上碰？说着把他送到医疗室包扎了一下了事。我当时很惭愧，心想：明明是我的错，老师不说我也罢了，为何反倒批评人家？于是私下去拉着那小朋友的手，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安慰他。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平时啥也不在乎的孩子，眼睛里汩汩流出的委屈的泪水。看到这情景，我也禁不住地流了泪，既是自责，也是同情。现在才明白，老师那样做，很可能是不自觉地有一种对“学习好”的学生的偏爱、对于挑皮捣蛋学生的偏见和歧视。

    那个时候讲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我记得学算术的时候，学到关于“梯形面积的计算方法”。老师带我们出了校园，拿着尺子和纸笔，来到粪堆旁，一边让我们丈量粪堆，一边记录各项数字，末了当场算出来。今天想来好笑的事儿，在当时，老师和学生做得都极其认真、自然。
    还有“忆苦思甜”。为此，老师让我们上山挖野菜，再从家里拿点儿棒子面，最后集中在老师家里，做成野菜窝窝头。也许是做得太好，没起到“忆苦思甜”作用，大家吃了还想吃，最后全吃光。

    我的班主任说不上优秀，她的有些做法似乎也很违背现代教育理念。但我从情感上实在说不出那些做法到底有多大的过错。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她（据说，她嫁到了城里，做起了工人，后来进了少年宫），可我怎么也忘不了她。哥哥说，他们见过面，且见面总会谈到我。知道了我的情况，她总会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您瞧，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很普通，却很让人难忘。不知道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在大街上相遇，她还能认出我吗？我还能认出她吗？

    二、游戏童年

    小学时，“三夏”、“三秋”之时，学校都要放假，孩子们也都集体下地，帮大人们干活。每到这个时候，我和本家同学敬明，常被安排留校，饲养猪兄。我们俩每天早早到校，挑水扫地，煮食，喂猪，撩粪。猪食倒进了槽子，就静静地欣赏猪兄香香地吃。还时不时地摸摸猪兄肥大的耳朵，猪兄也只是扑打几下耳朵，继续低头进食。快吃饱的时候，它时不时会抬起头来，看看你，象要说话的样子。有时也到山上挖菜，唱着歌，走在田里，很是悠闲。
    每到那个时候，学校里人去室空，只有我们俩，就变着法儿玩起来。有时，是摔跤，比谁的劲大。输了的，往往很踊跃，爬起来，非再摔几次不可。直到筋疲力尽，互有胜负，方才罢手。于是，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看着天空。满身的泥巴，并不在乎。
    有时候，也玩捉老鼠的勾当。在饲养室的水缸上，放一块儿轻木板，长的一头伸向缸里，短的一头是老鼠上缸的桥。机关安排好了，就把门儿关好，在外面悄悄等候。有时候用不了多久，就有老鼠上钩。看着老鼠在水缸里扑腾的样子，很为自己的小阴谋得意。
    有时候，也打打乒乓，或以砖作网，或以砖支撑起来的木棍做网。小朋友来得多了，为了表示公平，就通过比赛上下台。如此一打，倒也练就了一副好身手。（上高中的时候，居然连老师、同学，都不是我的对手。有一回，老师曾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代表学校到市里比赛，可不知为何，没有去成。高中毕业后，就很少再摸球拍了。）

    平时放学，除了写作业，就是小朋友三五成群地一起玩。玩法很多，玩得最多的，是冬天摔“老排”（也是土话，不知字的写法），夏秋“弹杏核”。
    所谓“老排”，就是用一张长形的纸，叠成正方形的纸牌。人手一个，先是顺着墙边，让它们处在同一高度，然后轻轻松手，它们便顺墙滚下，离墙最近的，先动手。摔法是：对于有弹性的老排，就任臂力使劲摔，把对方弄翻了个儿，就赢了，收到包里；对于很轻而没有弹性的，就使劲儿忽悠着摔，借着风劲儿，把人家搞翻。谁赢得多，谁本事大。赢得多了，可当废纸卖，挣点儿小钱。
    “弹杏核”，是把吃过的杏核，甜杏砸了再吃仁，苦杏则用来玩耍，一把把地放在石阶上，从下往上弹，但弹时手不能动其他杏仁，除非一次全弹上去。谁家台阶好，我们就聚到人家门口开战。本事大的，一次能赢不少。积攒得多了，也可卖到收购站，据说可用做药材。
    为了玩得好，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常加紧训练。

    我也爱玩篮球，但小同学爱玩的似乎不多。农闲季节，放学了，便自己拿着篮球，到生产队晒粮用的场上，那里有一对篮球架，自己练习投篮、跑步上篮。有时一边玩，一边把民兵训练投弹时时唱的歌词改一下，唱着练：“练呀练呀练投篮……”乐此不疲。您还别说，挺管事，从高中到大学，我都是班里或系上篮球队的主力。（这些年不敢玩了，跟壮小伙们冲撞不起，只有羡慕观看的份儿）
  

我的小学，我的老师(下)

    三、两位小学校长
    我小学的时候，经历过两任小学校长。那时，他们都五十上下年纪。来自同镇的其他村子，离我们家都十五六里开外。他们是小学校中唯一的公办教师，都是男性。
    第一位是王校长。个头不高，有点儿瘦，稍稍驼背，总是叼着香烟，很有风度的样子。脸色微黄，喜欢喝酒；喝了酒，脸就红扑扑的。不太爱说话，老沉着个脸，倒不发脾气，猜想可能他家里孩子多，负担较重。他字儿写得好，也夸我字好。学校办黑板报，常叫我去写。他在下面比比划划，耐心指点。其他的事，我记不了了。只记得有一次，是冬天，我们推着独轮车，扛着铁锨鎙头，到十几里外的“反修岭”运土。他在附近的村子里，给我们烧菜。用大白菜煮了一锅汤，上面漂了几片白肉。中午每人分给一碗，就着自己带来的干粮吃。许是味道新鲜，干活累胃口又好，同学们直夸校长做饭的手艺比爹妈强。
    第二位是郝校长,名立言。跟第一位校长的长相和性情正好相反，郝校长白胖胖的,皮肤细嫩，不抽烟,不饮洒，字儿写得不算漂亮,但很规矩,有点女性气质。可绘画、拉二胡样样在行。我常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双目微闭，陶醉在自己的二胡声中。也会唱歌，唱起来很投入。他最拿手的，是写小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他只是一个小兵），积累了不少故事。于是，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疾风劲草》。有几次，他曾把全校师生聚拢到一起，声情并茂地读他的小说，在学校的院子里。他读的时候，下面静悄悄地，一点声音都没有。读到感人处，我们跟他一起流泪。现在想来，那算不上什么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不出当时革命小说的套路。但您要知道，在那个经济和知识都很贫乏的年代，能有这样的老师，能听这样的小说，该有怎样的愉快和自豪呀！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校长。
    郝校长虽为男性，但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您可曾享受过，象他的孩子一样，跟他聊天，然后就枕着他的腿睡着了的待遇？但这种感受我有。
    我的哥哥琴棋书画无所不会（说不上多通），与郝校长有好多共同爱好，直到现在，还有在一起切磋的机会。郝校长老早儿就退休了，但一直参加烟台市的文娱特别是老年书画活动。在那一带，也是个望人。前次我回老家，还看见他送哥哥的一副牡丹图。他对哥哥说：述胜回来，别忘了让他看看我画的画，告诉他老师也在学习。（我能想象他说话时的神情，很认真，眼睛一眨一眨地，总有一丝期待）哥哥说，那画画得很专业。可惜，我没有艺术细胞，欣赏不了，不然，我也给老师画一幅。好在老师看到了我96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关于哲学的，非从我哥那儿要了去。他对哥哥说：他看不懂，但很喜欢。
    我记得，当时一些老师还有同学跟着，叫郝校长“郝大炮”（当然是背地里）。意思是他很能吹。可我挺喜欢他的吹。时至今日，他“吹”了些什么我全不记得，只记得他“吹”得很有味道，很有激情，充满想象力。我喜欢的，就是那老当益壮的激情。没准儿，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有他的一份，受他吹的鼓动。
    我们上学那阵儿，交通不便，校长都住校，周日才回家。平时学校又没食堂，校长那点儿工资也不能老去饭馆，就轮流到每个同学家里吃饭，大概每家一年能轮一回。现在想来，那可是校长与家长沟通的绝佳机会。要不然，为什么校长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认识每个孩子的家长？校长到了谁的家里，家里就跟过节一样，老早操办，把最好吃的拿出来：一半是面子，一半是对老师的尊敬。记得有一次，我因急于让校长到家吃饭，把日子搞错了，提前了一天。去领校长到家的时候，校长说“今天我不是到###同学家吗”，我才恍然大悟。往回走的路上，一直提心吊胆，想妈妈还不知会怎么训斥我呢！可到了家里，跟妈妈一说，妈妈拍拍我的脑袋：就将错就错吧，咱今天也开开葷！第二天，校长如约而至。我至今还记得那日的情景：校长跟爹妈一边吃，一边聊，我在旁边静静地听。说到我，校长总是赞不绝口，高兴得爸妈合不拢嘴，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心里当然美滋滋的）。

　　今年，是我儿子小学毕业。我问他：您校长是谁？儿子说：不知道。儿子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仅就这点儿来讲，我真不敢说现在的教育就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少。

我的初中生活

    1977年9月，我开始上初中。我记得，我们是最后一届农村九年制教育毕业生，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
    一、第一年
    第一年还是在村里上的，只是教室变了，换到小学校园南面新盖的一片瓦房中。那年刚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已经入学。我们也有了新的目标，为上大学而学习。
    班主任是同村于家门的建华老师，摆辈我得叫她姑姑。但后来她不教我了，我还是叫她老师，不叫姑姑。他的侄子述运是我的同学，校内校外见面总叫她姑姑，我很不爱听，觉得那有点儿“以私乱公”（当时只是心里这么想，从未表露过）。她教我的时候，岁数已然不小，怎么也得接近三十岁，在农村是名符其实的老姑娘。
    她个头不高，可能不到一米六。脸儿有点儿黑，镶着两颗金牙。她是文革前考上高中的，在我们村算是有文化的人。她的父亲原来是个私塾先生，留着山羊胡儿，拄着个拐棍儿，动辙“之乎者也”，村里人给他的雅号是“圣人”。或许受父亲的影响，老师也文绉绉的，不象其他泼辣粗放的农村妇女。
    别看俺老师个头小，站到讲台前比桌面儿高不了多少，威严却挺大。一瞪眼，一挥教鞭儿，教室里登时雅雀无声。她教我们语文，知识明显比小学班主任丰富得多。讲课时连说带表演，很生动呢！讲毛主席诗词的时候，还领着我们唱。所以，那时学的毛主席诗词，连词带曲儿，我都记得很牢，什么“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什么“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至上重宵九……”至今脱口便出。她很喜欢我写的作文，常常在班上当范文念。我记得的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寒假里写大年初一的，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今天是大年初一，阵阵鞭炮声后，火药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天还未亮，人们便开始走街穿巷，拜年贺喜……”老师一边念，一边把他喜欢的几句话重重地强调出来。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老师的表情和语调。
    二、第二年
    第二年，我们几个学习成绩好的，被选到联中（于、刘、孙、孔四个村子联办的中学）上学，许是因为村子的初中水平不高。联中在我们村的西北面的孙家滩村的最东头，两村间只隔着一条南北马路。
   校园的主体由东西向的三排瓦房组成，东西以墙封堵，门儿开在南面，中间有一个拱形的门郎南北相通。这便是初中部。往南，就是一个篮球场，并有一圈小跑道环绕着它。再往南，又是两排东西向的瓦房，为高中部学生上课的地方（没过两年，联办高中就取消了）。校园的东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湾，里头水挺满。

    我那个年级有两个班，我分在一班。班主任姓郝，名宝俊，教语文。数学老师叫王诗宏，物理老师孙世敦，化学老师也姓孙（忘了名字，只记得他是我哥高中的同学）。还有一个老师，平时为学校养猪，偶尔给我们上上生理课，上课那语调也有一股养猪的味儿。

    郝老师个头很大，一副老农民装束。在街上走，你绝对看不出他是学校的先生。跟我小学的郝校长是同村人。就象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读书一样，郝老师也没有任何其他爱好，除了讲课。讲课的时候，他一手拿课本，一手比划，说话很费劲的样子，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转得却有点儿慢。我对他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两件事儿，似乎值得一说：
    其一，初二的时候，我家里正好盖房，缺人手。我就跟爸妈主动请缨，请假打小工。于是就请了假。说是干活，其实也是为了不上学，尽管我对上学不怎么讨厌，但也绝对说不上多么喜欢。过了几天，郝老师找到门上，给我爹妈说孩子马上就要升高中了，时间宝贵，还是让他上学去吧。我又回去上学。其实，学习对我来说一直很轻松。当时记忆力特好，老师上课的时候，刚讲完的课文，我就背过了。课外自己看很多自己想看的书，特别是古文。哥哥爱书如命，书也多。只要我想看的书，他总会想办法弄来，实在不行就买。我记得他还从北京索购过海淀区教育局编写的学习资料。所以，我学的比老师讲的多。即便少上一周课，考第一也有把握。
    其二，是中考结束时的事儿。当时，升高中和中专的考试合并进行，我同时报考了中专和高中。那时的中专可不得了，对于农村人来说，上中专比高中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再也不用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了。我那年考得特好，不仅全镇第一，还是烟台市第三名。本以为胜券在握，光等着跳龙门了，可体检下来，说我是色盲，再加上志愿报的不好（是北京邮电学校，正需要一双好眼），就中专落榜。这对我打击很大，伤心了好多天。有一天，班主任来了，对哥哥说，这是好事儿，述胜该读高中，再上大学，他一定能考上大学。后来想起这事儿，觉得老师毕竟是有文化的人，有点儿远见。就为了这，我上大学以后，只要回家，都尽可能约上几个同学，看看我的班主任。有时也说不了几句话，但自己心里塌实，老师也高兴。

    初二老师还有点儿印象的，就是教数学的王老师，是邻村孔家滩的人，我村的女婿，吃公家粮。他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长得还可以，但总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在班上，王老师对他女儿挺心疼，也挺客气，对我们这些男孩子却老吹胡子瞪眼，可能是因为我们调皮。
    记得有一回，是冬天，课间休息，我们几个男孩到边上湾里滑冰，玩得高兴，忘了时间，回来晚了。王老师就把我们堵在门外，让一个一个地往里进。进一个，让把手伸出来，他就拿着一个挺大的木制三角尺揍一下。轮到我，也不放过，不知为什么，还狠揍了一下。我到了位子上，就流泪了，觉得不公平。下课了，他把我叫过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哈下腰，悄悄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狠揍你吗？因为我知道你家庭情况很困难，你必须努力学习，考学离开农村。别人可以玩，你不能玩。这是你爹妈和你哥哥告诉我的。”我当时想：打也打了，哭也哭了，上纲上线说这些干啥？但表面上还得表示理解，乖乖地点点头。
    但那事儿很快就过去了。我不仅没有记恨老师，还挺佩服他的。在我初中的老师中，他毕竟很有个性，打我那一下，让我记住了他。再说，他课也上得确实不错，在全镇都小有名气。说话秃舌头，声音还特洪亮，讲课时眼睛瞪得挺大，能放出光来，想想挺有意思。我现在一说话就圆目怒睁，跟他有点儿象。
   
    其他老师，就没的故事了，只知道他们都很认真，很卖力。初中的生活是很单调，大环境使然，怨不得老师。他们很严格，很认真，也就够了。

高中两年(一)

    七九年秋，上了高中，时名“烟台第十六中学”，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烟台市里的孩子上高中，考得好，可上好中学，如一中、三中之类的。可农村孩子，考得再好，也只能在农村上。中学在镇上村子的西头，离我们家七八里路，正好在我家和郝老师家的中间。周围都是农田，村子只能隔田远远相望。北面不远，有一道低矮的小山梁。（后来学了教育史，我还觉得那有点儿书院的气派呢！）

    校园不很大，大概有二十亩地。大门开在正南面。校门进来，就是一条直通学校北头的大路。道路两侧各有两排平房教室。最北面一排房子，是食堂和教工宿舍。校园北面，有一个便门，出于便是一个大运动场，很宽敞，大概是全镇最大的公共空间，有时在那里召开全镇万人大会。学校的东南角，是个大厕所。（这侧所给我印象很深，师生共用，象是如今北京街头的“大排档”，通堂，没有包间。早晨如侧，常会碰到老师蹲在那儿。我们年龄小，办事利索。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咱不好意思看他，只听见他上下都用力，“哼哧哼哧”地，挺费劲儿。虽说吃喝拉撒，乃人所共有。如此排档，却有失师者尊严，不雅不雅--一笑）

    一、几位老师

    那年我校新生格外丰收，有六个班。我分在一班。许是因为中考成绩太好，又没上得了中专，高中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最初印象，让我受益匪浅。

    最初，大概半年的光景，班主任老师姓孙，教化学。他是山东师大函授毕业的，中遇文革，没拿到文凭。个头不矮，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眼睛大大的，一看很有神，他盯着你的时候，有一种能看透你五脏六腑的感觉。讲起课来，面带微笑，挺幽默。他讲解用的些个例子，有的我现在还记得。如他一次讲化合反应，把两种相化合的物质的原子比作两个自己会动的蛋，一使劲碰撞，就碰CI了（就是破了的意思），于是结合成一种新物质。看得出来，他挺喜欢我，让我当学习委员。有时我解的题方法独特，他就贴出来，让大家看。

　　教语文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老师，姓王。也戴着副深度近视镜，有点儿愚，有点怪怪的。讲起课来，慢慢吞吞，眼睛直往上翻，翻得还挺费劲儿。语调抑扬，高兴起来，还摇头晃脑。他喜欢在班上念我的作文。他常常笑咪咪地翻看我写的日记，看好了的，就在班上念念。他念我写的东西，似乎比我还有情感，煞有介事的样子。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

　　数学老师是个女的，名字忘了，刚从师专毕业。二十七八的样子。外地口音，一听就不一样，在我那还没见世面的孩子眼里，她多少透露出一点儿洋气。个头不高，胖嘟嘟的，看着挺顺眼儿。喜欢听她的课，一听就出神：主要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表扬我，说我听课认真。我心里暗暗发笑，知道老师也有上当的时候。

　　物理课老师叫林铮泰，据说是文革前清华毕业的（也可能是其他学校毕业的，反正是名牌大学），过去思想有点儿“反动”，是右倾分子，不知从哪里给弄到这农村中学。他可能是管教务的副校长。他的模样很特别，清瘦，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有点儿象周总理。岁数挺大，态度和蔼，老师们都很敬重他，我看不出他哪里有“反动派”的样子。他讲课的情况我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只记得有一次，我早早向学校进发，路上，听高音喇叭播新闻（那时村村都设有高音喇叭），一路走，一路听，刚巧听完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一进校门，就发现林老师笑嘻嘻地站在靠近大门口的地方，朝我招手。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其他老师还没到呢。他摸着我的肩膀，笑问我听新闻了没有。我说听了。他说，说说看，新闻里讲了些什么。我就学着郭老的口气，把刚听来的最后一段背给他听，那是郭老的录音发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同志们，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来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老的发言抑扬顿挫，文采飞扬，激情四溢，接下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听一遍，就记住了。刘老师听了我的回答，一下子笑出声来：“小家伙，很不错嘛。”我当时以为，那只是老师为我一字不落、绘声绘色的复述而高兴。后来才体会到，那更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读书人，在“科学春天”到来之际，所产生的难以言表的振奋之情。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能从新闻里捕捉到时代变化信息的人，一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有思想的人。可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这些。

   

    第二个学期，重新分班，我又到了四班。认识了几个比我调皮得多的男孩子。班主任也换了，跟我同姓，也是男的。听口音，不象是本地人，据说家住城里。个头不高，有络腮胡儿，刮过了，也胡子拉茬的。两只眼尖溜溜的，象是受了惊吓的老鼠，又象是饿极了的老虎、狮子。两嘴闭得紧紧的，不大说话，一说话就恶狠狠的。双眉紧锁，象满脑子都是苦事儿，又好象全世界的人都跟他有仇，没有一点儿爱心。走路总低着头，有人从旁边走过，也懒得抬头瞄一眼。一看那形象，我就不喜欢。他说他教过我哥哥，喜欢我哥多才多艺，说自己是这个学校的老人。叫我当班长，我不太情愿。不得已干了，也只是应付应付。他不找我，我不找他，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教我们数学，上课时声音低沉，没有激情，象是自言自语，不大提问我们。讲完课再在教室蹓哒一圈，没人理他，就走了。后来我也成了老师，就想起他，觉得当老师当这个份上，挺可怜，也挺没意思。他教训过我两次，我至今记得。

    一次是因为打乒乓球。学校离家远，中午不回家。到了夏天，学校要求我们趴在桌子上睡觉，有老师和同学巡逻，逮着不睡乱窜的，就猛剋。那时好动，睡不着，就跟一个叫立学的同学偷偷溜进乒乓室，打球。那次被他发现，我看他很生气的样子，满脸憋得发紫。他把我俩拽到办公室，二话没说，夺过拍子，掷到地上，猛踹未断，就把拍子置于靠近地面的一张桌子的横杆和地板之间，再猛踹，终于断了。（我看着他的表演，顿觉好笑，知道他通过尝试错误，终于用上了标杆原理）。然后是如雷的咆哮。我偷偷歪头看立国，见立国不敢抬头，吓得直哆嗦。我却一点儿不怕，任他电闪雷鸣。他折腾完了，就让我们滚蛋。

    一次是因为到海边洗澡。也是那年的夏天，中午天气热，不知谁出的主意，我们四五个男孩子骑着自行车，到了四五里外的海边。那时，也不知谁给的胆，划着一个小渔船，就往深海里走。途中水性好的，就跟在船后面游，一直划到有渔民下网的地方（那网是固定的，专等鱼儿上钩），还看到几条鱼被网卡住，直扑腾。近海面没有人影，估计渔民都回家午休了。玩得开心，忘了时间，回到学校，已是下午第二节课。为了掩人耳目，约好向老师撒谎，这个说在家里看场，那个说帮家里扬米……反正都干得是“正事”。然后，再间隔着走进校门。班主任，把我们全叫到办公室，先不说话，而是用手指在每个人的胳臂上划了个道道儿，谎言一下被揭穿。臭骂一顿，让每个人写了一份检讨。交检讨时，其他人都放行，说我是班长，要留下继续检讨。我写了一份又一份，说不深刻，还得写。第二天上午，还不让我上教室，让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检讨。我有点儿急，就想对策。想着想着，不写了，就溜到班主任上课的教室外偷听，估摸着他讲在兴头上，没心思理我，就赶紧敲门：“报告老师，检讨写好了。请你检查。”报告的声音故意弄得很大。他很不耐烦，收了检讨，让我先回去上课。这事就这么了了。

    您瞧，这是位我最不喜欢的老师，但我对对同他之间发生的事却记得特牢靠。

   

    上了二年级，开始文、理分班。考虑到眼的问题，就选择了文科。班主任也换了，是位教地理的老师，姓邹，名本绥。是本镇邹家村人士。他弟兄三个，都当老师，且都是公办的。老大在我那联中当校长，老三在我邻近的联中任教，老师排行老二。在那个年代，他一家人在我们镇上都有名，被大家看作“士族”、书香门第。

    老师个头不高，有胃病，故很瘦。脸面上宽下窄，尖嘴巴，皮很薄，很能说。头发硬，支楞着。很讲卫生，穿着干净、利索。对我们，象老妈妈，总是苦口婆心地唠叨不停。那时高考，文科历史和地理是一门大课，为应试，老师教得很认真，业务也很熟练：他能闭着眼把中国地图画在黑板上。

    他每天除了上课，自习也跟我们在一起。在教室里来回走，一会儿看我们写作业，一会儿检起地上的纸片，一会用抹布抹抹门窗玻璃，总也闲不住。看我们作业有写的不对的一方，立即上来，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嘴里唠叨：你看你多粗心，这么简单都能写错。

    冬天生煤炉子，同学们轮流值日，和煤，点火，样样都做。邹老师怕冻着我们，常来检查。有时候见炉火不旺，或煤和得太稀，他就一边亲自动手，一边轻声唠叨：都这么大的人了，连个炉子都弄好，将来怎么做大事啊！每到这个时候，老师虽没点名说我，但作为班长，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别看老师爱唠叨，却并不让人觉得讨厌，有点儿象妈妈，唠叨归唠叨，说者和听者心里都热着呐！我挺喜欢他，有事儿愿意跟他唠，他也静静地听。有什么困难，他会很热情地帮你出主意。我也尽可能帮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这样，我跟老师一直很亲。上了大学以后返乡，常去看他，有时在学校，有时到他村里的家中。他后来搬进市里，任教中职，我还去过他家里一次。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开朗，爱听我讲，也讲他自己所知道的母校的事儿。

    教语文的开始是个大专刚毕业的男老师，三十多岁，听口音是龙口、招远一带来的“干部”。长得不太好看，小矮个儿，脸上黑里透黄，瘦得出奇，象是营养不良；两块颧骨很突出，有两颗门牙露在外面，每次进教室，都给人人没到牙先到的感觉。总是表现得很严肃，有点儿装。念起课文来声音尖细，“吱吱”叫，象女高音。以是压不住阵，一上课一些调皮的男生就做鬼脸儿，在下面不停地说话，不听他的。老师发火，大家跟没听见似的，该咋儿地咋儿地。看不过，我就帮老师维持一下秩序，效果不大。最后只好换回原来的老王老师。

    教历史的老师姓汤，看起来快退休了。矮胖，圆脸。一如他老人家的姓氏，讲起课来带唾沫星儿。两个眼角总挂着眼屎，象没睡醒。他上课的主要活动就是念教材，略作解释，让你似懂非懂。我索性儿不大听他讲课，自己看书。他也表现得很开通，下面爱听不听，他该咋讲咋讲。你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能跟你解释半天，越说越糊涂。最后，就不问了。我估计，班上没几个人喜欢这门课。只是为了对付高考，不得不硬着头皮儿学。

    教数学的是我刚来就当班主任的孙老师的弟弟。他是民办教师，据说在联中讲课好，调到了镇上。他跟哥哥很不一样，大大咧咧的，好酒，每次上课，我坐在后排好象也能闻到从讲台上飘来的“酒香”。课儿还真上得不错，讲得挺明白。只是他上课的时候，手在黑板上写，头象是要转向我们又不肯，而是耷拉着眼皮瞅着地面，若有所思，脑子里象总在推导数学公式。他有个口头语儿，一开口讲课就是“同学们”，说得快，再一唔噜，就变成了“弟兄们”，好象跟他的哥儿们在说话。就这句口头语儿，让那些调皮的男孩学了好一阵子。

    还有一个教英语的女老师，刚从师专毕业，很年轻。五官端正，又朴实，象个农村来的老大姐儿。跟我们一样顽皮，上课好开玩笑。从ABC教起，很快就跳到高中最后两册，省编教材，不是全国通用。我知道全班同学没几个能跟上。我不大发愁，因为刚上高中，知道高考要考英语，哥哥也说英语将来会很有用处，就想法儿自学。先是跟着比我低一年级的一个小哥儿们学习发音（初中开英语，从他们那一个年级开始），学会了就自己看书了。最初自学的课文还很“中国化”，大概是毛主席去逝前编的，跟我上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文有一定的对应之处，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尽管党还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却已经 Long Sleep 了。老师开讲前我已经学了两册，接起来就轻松得多。（后来高考，居然考了60分，折半计入总分，就是30分。现在想想，若没有这30分，我以后求学的路也许会曲折很多。）这个女老师跟同学们很亲，有几个女孩子还跟他称兄道弟，上头上脑的，叫我眼热。后来，她居然成了我的“学生”。大约是1997、1998年的样子，我已经混上教授了。烟台市芝罘区教育局晨光局长招集辖区内的老师们开了个研究生班，让我去讲课，没想到我的老师也是班上的学员，弄得我挺尴尬。我上课的时候格外小心，可不敢象老师给我上课时那么幽默，尽管我也不乏幽默。可我的老师并不在意，下课了，跟我聊天儿，说自己的小孩多大了，说那几个女哥儿们都到了烟台，跟她打得火热……看得出来，她很生活化，对现状很满意，对学历之类的东西更是不太在意。这让我稍稍缓解了一下上课时的紧张情绪。

    一个普通的中学，一群平凡的老师，带着一群来自泥土的孩子。为了知识、主要是为了高考结合在了一起。但老师留给我的，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神采，是性格。它们同故乡泥土的气息融合在一起，时淡时浓，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