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管季超.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钱梦龙

1980年2月初的一天,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评出的全市36位特级教师的照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展示优秀教师的形象，报纸一出版，立即成了社会舆论的热点。我的照片也荣幸地跻身其中。

“钱梦龙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不少教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难怪，36位特级教师，大多在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钱梦龙是个例外。

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钱梦龙的路究竟是怎样走出来的？

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

我不是学师范的，当教师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选择。

我初中毕业以后， 因母亲病逝，家道中落，只读了3个多月的高一就失学了。在家呆了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激起了我投身社会的热情。可是我能为这个新生的社会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也是惟一能想到的，就是当教师。

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一位教师的完美形象，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师工作的崇高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从小智力平平，生性顽皮，不爱学习，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记录”。老师送给我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肠”。自卑的阴影笼罩着我，使我完全丧失了进步的信心。但在我五年级留级后，遇到了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武钟英老师，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武老师教我们语文（当时称国文），上课的第一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四角号码小字典，对我说：“现在我教你四角号码查字法，如果你能学会，就可以证明你不是什么‘聪明面孔笨肚肠’。你想证明一下自已吗？” 我当然很想知道自已究竟笨还是不笨。结果在武老师的指点下很快学会了这种查字法，这使我对自己的信心大增。接着武老师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他每次教新课之前，由我把课文里的生字从字典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一个长期被同学们看不起的“老留级生”，居然还能承担如此光荣的任务，自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我由于爱武老师，也爱上他的课，对他布置的作业都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于是又不断在语文课上受到表扬。到六年级时，武老师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荐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居然发表了。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时，真比登台领奖还要风光十倍！

最难忘的是领小学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那一天。记得武老师把成绩单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钱梦龙，看看我给你写的评语吧。” 我至今对打开评语栏时看到的第一句话仍然保持着深刻的印象，这句话是：“该生天资聪颖”！ 我知道， 这是武老师两年来帮助我一步步克服自卑、自弃心理的最后一步。至此，“聪明面孔笨肚肠”那句话投在我心灵上的阴影，已被自信的阳光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当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少年郎了。

今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武老师，用他真挚的爱心和出色的教育艺术，把我从“后进生”的路上拉了回来，乃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1949年，当我决定投身社会、面临选择的时候，又是武老师的形象坚定了我当一名教师的决心。于是我到县城西门外的一所初级小学去毛遂自荐，居然感动了校长，让我当了一名义务教师。这就是我的教师生涯的开始。

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50多年来，武老师始终是树立在我心中的一把高高的标尺，是他，不断地鞭策、鼓舞着我努力做一个像他那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教育艺术家。

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的能力暂时低一些不要紧，但心中的标尺不能低。

我是怎么胜任高中语文教学的？

我在小学担任义务教师仅一个学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学校长的赏识， 1950 年开始到中学兼课，1951年成为专职中学语文教师，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岁的我，已是这所县重点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长、优秀教师。当时县教育局举办教师暑期培训班，还聘我担任语文班的主讲教师，为比我年长得多的语文教师讲课。

人们觉得奇怪：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怎么可能胜任这样的教学任务?

对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自己都有点纳闷。细细想来，无非是凭着这样两条：一条是学生时代打下的扎实的语文基础；另一条是教学中采取了“反求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学读书时，语文成绩突出，可以说完全得益于我的自学。我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为了写好文章，阅读时又养成了琢磨文章的习惯，尤其在语文课上，老师每次开讲新课之前，我总要先把课文好好琢磨一下，到听课时就把自已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这种学法， 把单一的“聆听”变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识学得活，又锻炼了思维能力。课外，我旁搜博采，读了不少书。由于爱写作，又独自创办了一份名为《爝火》的壁报，自己撰稿， 自己编辑，定期出刊。不间断的阅读和写作，使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我的语文“学力”事实上已远远高于初中。

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善于体悟。《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早年学习语文的这些经验，在我当了教师后正好给了我教好语文的启示。初为人师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学法，但我深信，自学既然能帮助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帮助我的学生学好语文。因此，语文课上我尽量调动一切方法，或提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设置能引起学生思考的悬念和情境，想方设法激起学生读书、求知的欲望和兴趣，引导学生像我当年学习国文那样学习语文；教学生读课文时，则自己尽量少讲，多留一点时间给学生自己读书和思考。当时脑子里还没有“教学艺术” 的概念， 但这种从自己独特的“学历”（自学的经历）中体悟出来的“教学法”， 与当时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讲法确实不大一样， 学生学得比较主动。1956年，我因教学成绩比较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的论文。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的语文教学改革意识的觉醒。80年代初，我又提出“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语文导读法”，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我的自学、体悟的历程中找到依据。

由此我想：一、一个人在中学（尤其是初中）阶段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广，能读善写，对他今后的发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个教师如果能从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悟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艺术家或教学艺术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

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精心做好了开课的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须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

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学生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学文言文，学生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 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写，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评选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 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 一轮轮地淘汰， 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如果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

（选自 人民教育2003.5
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