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探索章熊语文教育论集》回顾（代前言）[zt]

管季超.

《思索·探索章熊语文教育论集》回顾（代前言）

西方有句名言：“我思维故我存在（IThink，IBeing）。”我真正开始懂得要独立地思考问题，那是1971年。如果按照那句名言的说法，我今年还不到30岁。 “文革” 以前，我只有宗教式的虔诚，却没有我自己。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年轻的老师们恐怕难以体会，40岁以上的老师们可能记忆犹存。不过和他们比，我毕竟已经成年，加以“出身” 因素，少了几分“单纯”，多的是“惶惑”。于是盲目地认为凡是从“上面”来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产生了些许不同的想法，那么，一定是自己错了；不仅认错，而且不安。“文革” 冲击着一切，也冲垮了我头脑中的楼阁，这是又一次虔诚的自我否定，而且是更加彻底的自我否定。我感到茫茫然，一片空白。现在看来，正因为原有的理念粉碎了，荡然无存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或者看到而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以社会为工厂” 口号下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活跃，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写作方面的潜力。那时候，同学们整理了不少“村史”、“家史”，就文字水平而言，许多不是“文革”前一个初中学生所能达到的。我曾经手刻油印，编成几本小册子，这些资料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即使能够保存下来，内容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当时学生所显示出的活力却是至今难忘的。今天冷静地想一想，北京大学附中之所以能够如此活跃，也还是有其独特条件的，那就是北京大学教工子弟多。文化是一种社会传统，社会传统是不容易毁灭的，“书香门第”也并不那么容易“断书香”。如果没有一定的家庭知识氛围，也不会有当时那么多的“成果”。尽管这些学生能够做的，一般学生未必能做，北京大学附中能够做的，其他学校未必能做。可是反过来说，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思想材料，把他们的思维“激活”，就能够唤醒他们的学习潜力，却是从此留给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农场指导学生写劳动生活。当时正值“右倾回潮”，我旧习难改，想让孩子们在抄大批判稿之余试试写记叙文。孩子们喊“不会写”，无奈之中，想到当时流行的“典型引路”方法。于是找一些学生先写若干片段：有的写劳动过程中的某个场景，有的写开头，有的写收工……当时北京大学附中的农场占据了整个山头，果树成林，平房成排，山墙一抹就是黑板，每块黑板上抄一段，倒也琳琅满目。发表了不少片段之后，又组织几个同学在老师的辅导下写成整篇，仍在黑板墙上与大家见面。没有想到的是，学生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个说“我也能写”，那个说“他写了这些，我还能写别的”，虽然仍有不动笔的，但好的作文不少，而且有明显的长进，用学农期间习惯的“庄稼话”说，就是孩子们“像雨后的玉米，唰的一下拔了一节”。这时候我头脑里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见过！学农结束了，孩子们回家了，问题还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从此，传统的教材观念被突破了，语文能力培养中综合与分解关系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周总理号召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个指示之所以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在于总理人格的感召（那时候多少有些圣化），另一方面也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系。我开始不那么相信所宣传的一切，是在“9·13”事件以后。然而是非难辨，依旧茫然不知所措。“大道理”我并没有怀疑，但说假话我看不惯。我抱定一个宗旨：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总有弄明白的一天。于是每学期写一份总结，认认真真地写，有时候甚至用毛笔写。不料尽管态度认真，却仍然找不到答案，其原因就在我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真诚地随风摇摆。风向有变，我的视线也随着改变，东一下，西一下，忽而“左”，忽而“右”，总之，当时刮什么风，我的眼睛就顺着风向看。脚下无根，胸中没有主见，不成。 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政治理论我啃不动，于是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语文知识的书找来读了一遍。也许是因为破除了成见，也许是出于自身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托人弄到一些西方50年代的著作，却很有启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英国人Grearson说的话：“修辞学者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这是什么’，以划分概念为满足，而是要研究写作老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从此，改造现行语文知识体系的意识在我头脑里萌生了。 还有些事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受到一些毕业同学在插队期间自编油印刊物的触动，利用“三夏” 机会组织学生编油印小报，等等，一时倒也轰轰烈烈。这些，对于我后来逐渐树立“语文教学要适应社会需求” 的观念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上面谈的三点。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错误的航线上可能发现新的岛屿，现实生活中往往谬误与真理并存。粉碎“四人帮” 以后，我在语文教学界的所作所为，是受上述印象驱动的；我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也是沿着上述思路发展的。 动乱结束，头脑好像清醒了一点；习惯未改，仍然写总结。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看法》就是这时候写的。这一次刻写油印，发给语文组全体老师，希望能引起讨论。没有结果。意犹未甘，寄给我的老师吕叔湘先生。适逢小平同志批示，教育部委托吕先生召开金鱼胡同会议，于是叫我参加，而且第一个发言，并且把它刊登在《中国语文》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也就骑虎难下了。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是我在北京大学附中的最后阶段。就我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我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当代文艺讲座”是那个时候创办的，小论文写作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也许在那个时候，只有北京大学附中能够允许我如此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的结果，我所期待的局面真的出现了！学生是那样的活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真正的活跃！我的《语言与思维的训练》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里，我所探求的，是科学训练在写作教学领域的途径，其着眼点和切入口，就是写作能力训练中分解与组合的关系。这些做法，不管成熟与否，毕竟突破了语文教学的习惯模式，展现了一个有希望的前景。1980年香山教材会议上我提供了论文《思索·探索》，读者可以从那里感觉到我的兴奋、幼稚和勇气。 与此同时，在8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阅读》课本的编写工作。在这以前，我曾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委托，翻译了美国写作教材《提高写作技能（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至此我又涉足了国内的教材编写。尽管在教材编写领域我还是初窥堂奥，但是张建华、顾德希这些老朋友的才华在练习设计方面给了我很大启发，对我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光明日报》发表的《语文练习设计杂谈》就是此时此刻体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借这个机会，我把自己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对修辞学的探索拓展到“复述”、“图表”……等实用性领域，使中学语文教学的知识系统从现行的静态逻辑概括进入实用性规则的总结，我自认为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张志公先生多次嘱咐我要加强对“段” 的研究，《阅读》课本里也有这方面的文字，甚至曾经以《段的知识与段的教学》为标题撰文在《语文教学论坛》上连载过，但是现在看来质量不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本书编选时，只好舍弃。如此重要的方面竟付诸阙如，愧对长者。 许多闪光的片断在我眼前跳跃，要把这些片断拼合成完整的图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引起我思索的，是语言、思维和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开门办学”，给我触动最大的正是这一点；后来的“当代文艺讲座”也好，“小论文写作”也好，究其指导思想，仍然是设法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触发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处于活跃、兴奋状态。当时，理论界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认识上是混乱的，从1981年全国中语会年会论文《从思维和语言的矛盾看中学生语言训练》到1985年在《语文战线》上发表的《语言与思维关系在观念上的混乱》反映了我这个阶段的思想历程。我至今认为，要深化语文教学改革，这是理论探讨的核心，这个探讨远未结束。可以肯定的有两点：第一，这三者是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不是静止的，对中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要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必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加速其运转，而仅靠一些静态的知识描述是不足以使其活跃的；如果横加许多限制，那更是悖误的。第二，三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同时又是有主导方面的。没有丰富的思想材料，便无法形成活跃的思维；没有活跃的思维，语言的学习与运用便无法处于兴奋状态。“智力是发展语言的基础，语言需要科学的训练”是我至今坚信不渝的准则。 科学的训练是我追逐的另一个热点。在《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里，我曾提出过“名家名篇＋科学训练方法” 的设想，但那时候对“训练” 的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训练”是个特定概念，有其适应的范围。如果语文教学什么都冠以“训练”，实际上也就没有“训练”可言；另一方面，“训练”又是今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关键课题，是极为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性是语言学习的本质属性之一，人们只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语言，教师只有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语文实践，才能切实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然而中学生的语文实践又不同于一般的语文社会实践，它是一种有目标、有计划的教学行为。这种教学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语文社会实践的常见样式，它是经过精心设计，按照学生学习的规律仔细编排的。不如此，就不能使学生摆脱自发的混沌状态，就没有效率可言。我想，这就是训练的意义与实质。 训练的灵魂在于其科学性。什么是语文教学中训练的科学性？首先是对母语学习规律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语言学习理论的发展给我们以启发，“目标语”、“伙伴语”、“中介语”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思辨的手段。这些，今天已经引起了语文教学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探求有效的途径。正像体育竞技中教练员的计划一样，它也可以是多途径的，因人而异，殊途同归；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它们都必须立足于对形成能力诸因素的科学分析，都必须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目标相对集中，而且便于操作。人们学习语言都从模仿开始，由模仿，而类推，而创造，这是人们的共同经历。在这里，我特地向读者推荐本书中“‘模仿·类推·创造’练习设计示例”。我之所以推荐它，不是因为它成熟，恰恰是因为它还不成熟。我感觉这是一个极有前途而又有待开拓的领域，希望读者能够和我共同探索。 训练有着不同的层次，层次越高，越需要知识的指导。我认为语文教学不是由“知识点”组成的，决不是否定知识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什么是知识？对规律的逻辑概括就是知识。中学的语文知识应该指导学生明白运用语言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学生的认识理性化，提高他们的自觉性。从这一点看来，我们现行的语文知识体系确实需要改造。如果我们同意修辞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运用行家里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这样”，那么，我认为修辞学应该是中学语文知识框架的理论支柱。不过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成为许多“修辞格”的堆砌，而是应该进行动态分析。从《语言的模糊性及其修辞作用》到《关于“修辞格”与修辞的反思》，这个问题一直缠绕我20多年，不过直到今天，我觉得我还只是把幕布掀起了一角；其中汉语的语言艺术是一篇大文章，我期待有人能继续写下去。还有一个没有引起重视而又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实用语文知识。它是操作经验的归纳，有点像武术里的“散打”，虽不系统，但是管用。也许正是因为它缺乏人们心目中的“系统性”，所以迄今没有吸引更多的人来开发。把语文知识转化为教学程序，关键的一环是练习设计。练习设计是一门教学艺术，蜜成花不见，设计者丰富的理性认识往往在衍化为操作程序的过程中隐退了，它更贴近实践，体现着设计者的巧思，注意分寸，所以能诱发学生的兴趣。厚积而薄发是语文教学的准则，也是练习设计的准则，我之所以不厌繁琐地把自己的设计与当时所写的教学参考书里的相关内容同时排印出来，是希望读者明白我在实践中逐渐领悟而又自认为非常重要的这点体会。 事物的发展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1985年我因为工作需要离开了北京大学附中，步入了另一个环境。尽管环境变化，我初衷未改，所从事的探讨一沿旧绪。如果说变化，那就是接触理论资料比以前更方便了；值得提出的，是得到了教育测量学的启蒙。虽然我从来都不同意教育测量学开山祖师桑代克所说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可以测量的” 和“一切可以测量的都是可以量化的”（这一点，我在《语文教学沉思录》里有所表述），但无庸讳言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对语文教学的探讨还基本上没有摆脱经验型状态。从经验型走向理论型，而且找出适应多数学生、便于多数教师操作的方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认识是没有穷尽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是我心情的写照，从80年代到今天一直如此。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在眼前清晰了，但又会引发出新的问题；即使是好像已经完成的探索，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又会有新的感受和体会。因此这本《论集》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体例——“写在前面”。“写在前面”是回顾旧稿时没法子不写上去的话。探讨永无止境，我的某些看法相信会引起争议。“献身甘作万矢的”（梁启超诗句，我曾把它刻成一方闲章），这是我的愿望。一个人不过是站在地球上绕着太阳转上几十圈，现在我已经转了快70圈了，还能再转多少圈呢？我不知道。给我留下的能够继续思索和探索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我也不知道。路正长，记下我的足迹，以冀同声，以俟来者。

管季超.

          章熊先生的发言  
　　我谈几点。
　　我首先要谈的是感谢。我曾经收集过很多语例，比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颁奖典礼上、奥斯卡电影颁奖典礼上，那些获奖者的发言，大多数都要说一些感谢的话。我原来不懂，以为这都是些套话，当然是些带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礼仪性套话。现在我懂了。
　　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我这辈子有很多好朋友，是能够横挑鼻子竖挑眼、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我受他们帮助很多。他们今天有来了的，有没来的，也有的永远不会来了。鸿苓、建华，我想你们！
　　我还要感谢那些反对过甚至批判过我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可能停滞不前。我也许会偷懒，也许我还想干，可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正因为有了反对的人，我才不停步，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
　　我还要感谢我的命运。命运让我遇到了吕先生和叶老。“春风沐雨，惠我良多”，而且耳提面命。在语文教学上他们为我引路。吕先生对我的指导待会儿我还要谈（事实上，我现在干的事就是吕先生教我做的）；叶老当面批评我：“你写的东西人家不大好懂，你能不能写得让多数老师能看明白？”真是一针见血！我努力去做，到现在我还没做到。我发现，当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通俗一点的时候，有些问题我自己还没搞明白。
　　他们不光是引导我在语文教学道路上走，还教我怎么做人。文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低落，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我给吕先生写信，我说：“我想哭。很多过去在我眼前带着神圣光环的东西今天在我眼前一点点地碎了。我想哭，我找谁哭呢，只有找老师哭。”吕先生给我回了一封长信，有些话我现在可以背下来。吕先生说：“年轻人是从小说里看世界——一个玫瑰花世界。年龄渐长，涉世渐深，随波逐流者是大多数，推波助澜者有之，‘回天乏力，至死靡它’者只是极少数。”最后说：“我劝你读读二十四史消消气。”吕先生的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当然，我要说明一下，“回天乏力，至死靡它”我做不到。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有七情六欲，我有很多私心杂念，我能做到的只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一个目标做下去，毁誉在所不计，我行我素。
　　叶老对我的感召力更强。我对年轻老师很热情，他们也感觉得到。我要求他们对他们以后的人也同样热情，我又特别说明这并不是我本来具有的品质，是叶老教育我的。叶老跟我们家关系很密切，他是我的表姑父，又是我爷爷的学生。我爷爷有很多有名的学生：顾颉刚、俞平伯、叶圣陶、王湜华、顾廷龙。可是解放后，我始终没有去见叶老，莫名其妙的一股傲气。我觉得，你是教育部副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我不攀附。还是叶老特地写信叫我去见他的。见面之后我真后悔，我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实际上所谓的孤傲气背后掩藏的是自卑感。叶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稿子。叶老这样对我，使我懂得了学会了怎样对待年轻人。
　　我还要感谢命运——厄运。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大附中受冲击，受很大冲击。我曾经想过自杀，而且准备自杀。但恰恰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找回了自我。我曾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人，虔诚得近乎宗教狂热。我当团员的时候，党员的话都是对的；入党以后，上边的话都是对的。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有。有一点不同的想法，马上感觉到那一定是我错了，需要自我剖析，自我改造。正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找回了自我。我这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做过很多错事，有些是终身追悔莫及的错事。我以后还会犯错误，还会做错事，可是有一种错误我不会再犯了，那就是“随风跑”的错误。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现在对语文教学的一些想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萌芽的。其实也很简单，有很多东西过去视而不见，是因头脑里存在着某种固定模式和框架，这个框架不打碎，就看不到别的东西。文革一开始，我真以为自己错了：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错了！可什么是对的呢？我不知道，头脑里一片空白。正因为一片空白，所以有些过去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东西反而看到了。我在我的文集前言“回顾”里写到了这个过程。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在错误的航线上能发现新的岛屿。”当我们习惯于某种模式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会视而不见，恰恰是迷了路反而会有新的发现。这是我的体会。
　　第二点，我还在干。我和彬福、本华，还有一些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合作写了一本书，四十多万字，叫做《中学生语言技能训练》，不久前交稿了。我始终认为中学语文课是综合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同时我也始终认为，不管你怎么说，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教育。同时也要承认，我们过去的语言教育是失败的，要创一条新的路。
　　在这里我必须说到吕先生，我现在做的事，就是吕先生引导我做的。吕先生谈中学语言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１年，当时我刚开始教书，在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带着教学中的一些疑惑，我到了吕先生家。他当时住在清华北院（现在房子已经没有了）。我把一些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之后，就提出问题。我说：“这么教语法没意思。”吕先生说：“对，没意思。”我说：“那，应该怎么教呢？”吕先生停了一下，想了一下，用手比画着：“我们常常有一些想法，合在一起成了一个长句子；这个句子太长了，一拆，又拆成几个短句子。你能不能把这个教给学生？”吕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以及手势，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吕先生领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革后我到吕先生家里去。我说现在有人提出要少讲一些语言知识，吕先生说：“不，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应该多教一些语言知识，可不是现在这种教法。”吕先生打了一个比喻，说“现在这种教法，等于是把孩子带到动物园以后，不是看狮子、大象怎么生活，而是把他们带进标本室，看死气沉沉的一鳞半爪。”后来吕先生把这个比喻用在其他一些稿子里，可见这个想法他酝酿已久了。吕先生的话让我体会到一点，就是我们的语言知识系统要改造：从静态的描述转到动态的研究，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从１９５１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在走这条路。我进行过两次实验，一次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北大附中，还有一次就是这几年，我、彬福、本华，还找了一些第一线的老师们，一起搞。两次实践的结果，我相信这条路我找出来了。可是我也知道，要把这些内容变成老师们的共识，转化成教学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我可能走不完了，这条路我走不完，彬福、本华，还有崔琪你们，一定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