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特别报道

鲁林涛

      语文被很多人看作是最简单又是最难的学科，其问题之复杂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甚至有人说语文是个“陷阱”。经过数月的酝酿和多层次的采访、约稿，中国教育报推出一组关于语文教学的特别报道。我们不敢奢望通过几篇文章能解决语文教学中的所有问题，唯期盼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相信总有一天，“陷阱”会被填平，上面开出美丽的花朵。　　

鲁林涛

一。分科教学效果更好

分科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母语课程都分成语言和文学两大类。语言类课程主要是学习语言和语言运用的规律性知识，包括口头的书面的理解和表达，重在应用；文学类课程主要是学习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重在鉴赏。我国的语文教学却往往将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20世纪30年代，学者程其保曾提出语言、文学分科的思想，当时应者寥寥。
　　1951年，胡乔木提出，语文教学存在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1953年他进一步指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历来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这样教学的效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还是从文学方面看，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他建议，应当把中小学语文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
　　1956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全国语文教学会议上详细说明了语文分科的意义，同年8月，又向北京市的语文教师作了专题报告。两次报告都着重讲了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两者是不同的学科性质不同，知识体系不同，教学任务也就不同。分成两科进行教学有利于使学生受到系统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有利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同年秋季，全国所有中学师范用新的教材进行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使用这套教材的师生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因为它有着丰厚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从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比较多，很多人后来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名师。上世纪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也属这种情况。使用这套教材的学生，他们的语文素养普遍高于使用综合型教材的学生。在文言功底、文学修养和文化涵养方面，两类学生明显看出高下之别。
　　“分科课程内容其知识的规范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都比较强，前后知识衔接紧密，知识体系相对稳定，学术色彩比较鲜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温立三认为，语文分科“有助于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学生简便有效地获得学科系统知识；有助于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结构性，有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提高教学效率。”
　　张志公认为，语文教学科学化首先要从语文教材中反映出来。他在晚年主编的初中语文教材中，创造性地提出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双线推进”的模式：“语文教材要按照实际应用语言的要求，讲授必要的语文知识，合理安排读写听说训练序列，以培养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为主体，同时又要加强文学教育。具体地说，教材可以采用双线推进结构，一条线是实用语文能力的训练，一条线是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培养。就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能力而言，两条线的内容是相通的，但不强求配合。第一条线，要恰当处理好课文、知识和能力训练的关系，组合成多形式和多层面的训练项目，渐次推进。第二条线，渗透文学知识，培养初步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体现文学教育。”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张志公的这一设想没有得到后来者的重视。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大都是综合性的。“综合型语文教材把几种不同体系的东西混编在一起，头绪繁多，像个大拼盘，易导致顾此失彼，乱而芜杂。”温立三说，如今，综合型教材的编制头绪越来越繁，教材编写者苦不堪言，教材使用者如入迷宫。
　　“综合的基础是分科，在分化的基础上达成的综合才是坚实可信的。”温立三说，“分科型教材的最大优点是它的系统性。听说读写等内容都按自己的体系编排，头绪分明，系列清晰，严整而有条理。读写分开训练的效果一般比综合型训练效果要好得多。”
　　重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尽管叶圣陶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高明的教师可以自由地驾驭教材甚至超越教材。然而对于当前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师来说，绝大多数还得依照教材来教。教材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决定着教师日常的教学水平。
　　除了没有进行专门的分科以外，温立三认为，我国语文教材编排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安排大量以学生记忆为主的陈述性知识，很少考虑程序性知识，使学生对一些语文知识死记硬背，语文学习的能力和习惯也只能通过做题反复操练来达到；策略性知识更是缺乏，致使教材编写缺少科学的依据，无计可施，就往往用‘语文学习除了多读多写别无他途’作为借口去敷衍师生，学生学语文找不到有效的门径。”
　　“教材编写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认真研究如何让更多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进入语文教材。”温立三说，“程序即过程，策略即方法，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借助一定的方法，通过有序的学习过程的体验，最后真正获得语文能力，提高语文素养。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才不致成为考试机器，才可能成为富有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一代。”
　　扬州大学教授顾黄初指出，当代语文教材编制要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语文教材各系统的编排和关系处理要符合学生对语文的认知规律和学习心理，“要求教学内容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适应他们的生理心理特征，使教学内容的序列同他们的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生理心理因素的发展尽可能协调一致。”他强调，“序列化不是机械割裂，各部分内容互不相关，序列化的结果是使各项内容要素构成一个整体，这就要求一套教材有一套教材的整体构思，一册有一册的整体安排，一个单元有一个单元的结构考虑，使课与课之间、单元与单元之间、册与册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记者 翟晋玉）

鲁林涛

二。小语名师谈语文教学

于永正：小学语文教学要“广积粮”，不要“深挖洞”

　　于永正，教龄46年，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原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教研室主任。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你认为小学语文课应该给学生什么？
　　于永正：我认为，开这门课，应该着眼于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让学生掌握好语言这门工具。语言是基础的基础，所以语文的工具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小语教学要给孩子什么，我想，第一是识字、写字。小学六年，应该让孩子认识3500个常用字，能写其中的2500个字。这个指标现在普遍达不到。第二是要让学生会读书。6岁到12岁，也就是小学阶段，是人积累语言的最佳期，是记忆力最好时期。课标规定的150万字的课外阅读量，这是底，要保住。但现在很多学生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是浮光掠影、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而已。我主张要加强背诵，要死记硬背。没有记忆的阅读，学生怎么积累？第三是作文教学。读书是基础，读写结合，小学以读为主，在读的过程中去理解，去记忆，去感悟写作的方法。不要人为地去争论什么工具性、人文性。语文教学的着眼点是语言文字。书读多了，读懂了，人文性是跑不了的。语文教学，要给学生留下语言，留下形象，留下情感，留下方法，最重要的是留下兴趣！
　　中国教师报：你觉得目前的小语课堂教学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于永正：小语教学既有越位现象，也有不到位现象。越位，是说教师对教材钻研得太深，讲解得过度，拓展过度。现在很多的公开课上，老师很喜欢让学生品味语言文字，让学生感悟，品味得无止无境，“感悟”得无边无际。二十来字的古诗，花了两节课时间去品味，最后学生还背不下来。当然，语文课嘛，该品味的地方还是要品，不然就没有味道了，但一定要有度，要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都不可取。现在很多公开课感动的是听课老师，是评委，学生不一定真的明白。小语还是要“广积粮”，不要“深挖洞”的好，要重视积累。
　　有越位就有不到位，基础的东西不到位。我曾问过一位在中学当老师的朋友，你们对小学语文老师有什么要求。他说，你们让学生把字写好，能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作文通顺，能把意思基本表达清楚，学生会朗读，有一定的朗读能力，我们就很满意了。事实上，每年他们接初一新生，都要进行补课，让学生过3500个常用字的“关”。我听了很难过，一天到晚忙得那么狠，却没尽职。
　　教师讲得多，挖得深，这个主要是在公开课上。家常课基本不是这样子。家常课上最可怕的还是应试教育。你不知道，现在小学负担有多重！一天到晚埋在作业堆里，作业做得很晚，全国如此。一个一天到晚被动学习，靠做练习册成长起来的孩子是没什么出息的。只有靠读书，根据兴趣学习，才能真正成为人才。但我们现在有几个学生是靠兴趣在学习的？没有！没有，就出不了大家，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于永正：我是思考型的语文教师，外界基本对我构不成什么干扰。前些时候，我对部分老师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研究语文教育不妨从研究自己开始》。我的语文素养怎么养成的？是老师教出来的吗？不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读书，那时农村教师没什么教学技巧。但语文老师善于激励。一次老师说我的一篇作文写得好，有老舍风格，可投中国青年报。虽然那文章没有发表，但这话激励了我一辈子，使我喜欢上了读书写作。
　　后来我当了老师，我就认定一条，要读书，要写作，要像我的老师教我那样教学生，多激励他们。学生没有不喜欢我的，没有不喜欢语文的。
　　所以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到的法宝，一是影响，二是激励。教师本身就应该是一本书。我经常和学生们一起读，我们各读各的，然后相互推荐作品。我有文章发表了，也给学生看，学生很有兴趣。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基础打得好，书读得多，作文写得好，就不怕考试。我的学生越到后来越有后劲，中考成绩好，高考更好。
　　中国教师报：教语文是不是很简单？
　　于永正：很简单的，就像骑车，刚开始时琢磨如何上车，如何把握方向，手忙脚乱的，把握规律了就很简单。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做，做到底，做一辈子。
　　比如，我要求学生写字工整，我就先把字写工整。我喜欢写字，不到一年时间，学生字都像我。无形的影响是很大的。再比如，外国作品看多了，自然就会用破折号；鲁迅的书读多了，语言就简洁，没有长句。我也就这样教学生，要他们在读书时想作文，边读边研究人家是怎么写的；写作文时想你读过的书，如人物外貌怎么描写，怎样刻画语言动作，等等，都可以借鉴。老师是个明白人，学生才能少走弯路，不会被作业堆淹没，才会不受或者少受折磨。
　　教育很复杂，但有时很简单，只要从“心”开始。好的教学效果，最终不只是看你对教材的把握，而是看你对学生的态度。教学艺术，处理教材的艺术和善待学生的艺术，两者相加才是我们理想的教育艺术。
　　小学语文不要搞得太复杂。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把复杂的教学做简单，才叫“大智慧”，才叫“哲学思考”。关键是教师自己喜欢读书会写作。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点。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杜殿坤教授说的一句话：“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老师，怎么教都能教好。”

鲁林涛

王崧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伴随着我　　


王崧舟，1966年10月出生，特级教师，国家级学科带头人、浙江省小语会副会长。现任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教育集团理事长兼拱宸桥小学校长。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您认为小学语文课究竟应该给学生些什么？
　　王崧舟：要给什么？给是给不了的，能致力于“影响和熏陶”就足够了。我们都认同“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因为语文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构，其中涉及太多的要素、太多的目标。这时候，价值思考、价值判断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语文素养，而是要怎样的语文素养。而怎样的语文素养，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排序的问题。怎样排序，谁排第一，这才能真正体现教师实际奉行的价值取向。
　　我对语文素养的排序是：
　　第一，基础的语文情感。喜欢不喜欢语文，热爱不热爱语文，痴迷不痴迷语文，始终是衡量语文素养的首要标准，核心价值。一个人，有着再扎实的语文知识、再娴熟的语文技能，对语文却是厌恶、憎恨甚至冷漠，那么，以上的东西全是白搭。
　　第二，基础的语文习惯。教育就是培养和塑造习惯，这话虽说有些偏颇，但也击中了基础教育的要害。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譬如天天阅读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写日记的习惯，等等，是学生可以终身受用的。
　　第三，基础的语文积累。学文如积沙，语文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慢活；学文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没听说过腹内空空如也下笔洋洋洒洒的人。
　　第四，基础的语文技能，譬如诵读技能、边读边思考技能、列提纲写作文技能等。
　　第五，基础的语文知识。
　　排序越靠后的，越容易通过考试加以检测；考试越容易检测的，实际教学中越容易被重视。这就是当今语文课程的悖论和悲哀。
　　中国教师报：你觉得现在小语课堂教学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崧舟：我理解你所说的“现在小语课堂”，是指常态课，我也更想谈谈常态课的问题。
　　在应试教育体系下，现实中的语文教师是无奈的、无助的，甚至无情的。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这就是问题；怎么考就怎么教，怎么教就怎么学，这更是问题。基础的语文情感是不考的，因此，语文课堂教学可以不在乎，可以遗忘；基础的语文习惯是很难通过一张试卷考出来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抛到九霄云外。这些问题的根子其实只有两个，第一，强大的应试教育体系；第二，相对较低的语文教师素养。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王崧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就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困惑。这一困惑一直伴随着我，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没有消失过。
　　我的理想是“诗意语文”，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和要求审视语文、设计语文、实践语文、评价语文，让语文成为生命的诗意存在。诗意语文在现实教学中，常常与应试语文、功利语文发生冲突，有些冲突甚至是水火不容，很难调和的。至今，我也未能找到解决和解脱之道。
　　我想，诗意语文可能是无用的，至少对目前的考试、目前的评价体制、目前的日趋功利的教育教学。但我坚信，无用之用，方是大用！
　　中国教师报：你对现在的小语教材满意吗？
　　王崧舟：既满意又不满意。与以前的语文教材相比，现行的语文教材无论从开发理念、整体构架、选文品质、训练载体、图文装帧等角度看，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改良。从选文品质看，经典的东西、多元文化的东西、反映时代特征的东西、文质兼美的东西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是让人欣喜和满意的。但是，不满意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选文难度偏大，中学的下放到小学，小学高段的下放到低段，选文篇幅过长、意蕴过深；第二，选文在语言品质这一维度上考量还相当不够，人文的东西大量充斥，而语文本体的东西却被相对淡化；第三，选文的儿童主体、儿童文化、儿童哲学的东西相对考虑较少，基本被成人文化所垄断。
　　中国教师报：你如何评价这些年的小语课改？
　　王崧舟：忧喜参半，破立不二。“忧喜参半”是说课改现状，“破立不二”是说课改走向。
　　先说“忧喜参半”。所谓“喜”，是指课程改革拓展了语文教学的视野，丰富了语文教学的范畴，改善了语文教学的品质。在课程改革中，师生都得到了较以往更高更快的发展和提高。
　　所谓“忧”，既有近的一面，也有远的一面。一方面，传统语文教学存在的种种积弊和沉疴并没有因为课改而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另一方面，课程改革本身在推进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缺陷。总之，“老问题”涛声依旧，“新问题”接踵而至，新老问题纠缠在一起，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课程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因此，那种要求退回老路或推倒重来的思路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得到解决。
　　再说“破立不二”。深化改革的基本哲学姿态是“破立不二”。所谓“破立不二”，就是有破有立、边破边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对待传统的语文教学遗产，譬如，重基础的传统、严格训练的传统、读写结合的传统，就需要运用新课程理念加以审视、反思和扬弃，这就是“破立不二”的态度。新课程大力倡导的探究学习、发现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方式，也有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文制宜的问题，并不是用了这些学习方式就一定好，不用这些方式就一定不好，这同样是一种“破立不二”的态度。

鲁林涛

薛法根：小语教学应该一课一得，人人有得　　

薛法根，教龄20年，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现任江苏省吴江市盛泽实验小学校长。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您认为小学语文课应该给学生什么？
　　薛法根：主要是两点：一是要让学生好读书。要让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有感情，觉得很亲切。要让学生喜欢读书，有乐趣；读出味道来，有情趣；一直很喜欢读，有志趣。第二是培养学生会读书的方法、能力和习惯，核心是读与写的方法、能力和习惯。现在很多教师教给学生的方法是零碎的，随机的，没有一个系统的、科学化的过程。
　　中国教师报：你觉得小语课堂教学主要有哪些问题？
　　薛法根：现在的小语课堂教学目标过多、过全、过虚。面面俱到的结果是贪多必失，有的教学目标教师自己并不认同，也难以检测，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写在教案里的目标。比如说，“让学生从中感受到什么”，这种目标的可评价性可操作性不强，在课堂教学中难以真正地落实。我主张教学目标应该简约集中，一课一得，人人有得。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普遍问题，就是语文教师不清楚语文课应该教什么。一堂课下来，老师教了什么，学生学了什么，说不清楚。似乎什么都教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教。学生会了、懂了的老师还在教，学生不会的、不懂的老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二年级的课文很浅显，没有多少理解的任务，重点应该是字、词、句的学习，现在也在感悟啊感悟。年段之间的界限不清楚。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涉及课标、教材、教师素养等诸多因素。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薛法根：以前没有感到过什么困惑。搞了教学研究后发现，老师不知道教什么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核心的障碍。课文本身并不是教学内容，需要教师深入研读，发现并提炼出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这需要功底。比如低年级的一篇识字课文，老师一般只是教音、形、义，汉字背后隐藏的东西没法提示出来，这样的课就显得单薄了。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故事，是一幅画，这些需要教师有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再比如朗读教学，现在一到六年级，都是模糊的，因为老师缺乏朗读学知识，只能把句子打在黑板上，让学生一次次读。再比如说，一篇文章，感觉很美，但说不出美在哪里，因为缺少文章学、修辞学等知识。文言文教学，如果缺少古文功底，对文本理解很肤浅，教学就很难深入。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以前是无知无畏，等到深入了解后，觉得很可怕，有时上课就觉得没有底气。所以，教师要不断进修，提高功底，还要有名师引领，有了名师点拨就能够少走弯路。
　　中国教师报：你对现在的小语教材满意吗？
　　薛法根：我们学校现在使用三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总的来说还算满意，各有千秋吧。如果说教材的不足，有三点意见：一是我觉得现在教材中有些选文的品位不够，一些应景性的东西应该删掉，要让学生看到他这个年龄阶段最好的东西。第二个，每篇课文后面的阅读提示实际上是把文本最重要的教学价值提炼出来。因此，练习题的体例应该便教利学，但现在只在文本思想内容或者说主题上有所提示，没有在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作提示，思考空间很狭，价值不大。还有就是教材编写时，各方不要刻意回避，不应该某个名篇你选了我就不用，为了强调特色，把人家好的东西，应该采纳的也回避了，这样不好。
　　中国教师报：你如何评价这些年的小语教改？
　　薛法根：我1988年参加工作，从事小语教学已经20年了。我感觉这20年小语教学走了这样一条路：上世纪90年代时语言文字训练很扎实，对语文学科的本质定性非常准确。这是对的，但后来训练越来越机械僵化。所以课改非常注重语文学科的文化内涵，强调人文性，强调实践性，这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但过犹不及，很快出现了人文泛滥，所以又有人强调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学习。总的来说，这些年的小语教学改革总是在摇摆中缓慢前进，在争议中逐步完善，这是个好现象。现在大家开始关注日常课堂，开展了常态课堂的研究，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说课改必须要提课标。课标有三大好处：一是的确解放了思想，使我们对语文这一课程的认识更加丰富，站在学生生命成长的高度来认识语文教学，更有时代感；二是拓展了教学思路，以前语文课讲读为主，现在有了合作学习自主探究，对一线教师很有启发；三是注重了课外阅读语文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大语文观，这对学生的终身成长有好处。
　　但现在的小语课标也有很多问题，操作性不强。比如年段教学目标不清晰，三维教学目标与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对应怎么办……
　　语文教学是一门科学，但现在没有哪个教研部门在实实在在研究，而是把课标的解读扔给了一线语文老师，我们苦不堪言。没有哪个数学教师不知道教什么，也没有哪个物理教师不知道教什么，因为他们的教材、课标都很清晰。而语文不行，语文老师需要自己开发教学内容。希望小语课标能够尽快细化，清晰起来，可操作可评价。课标厚一点没关系，厚了我们才能选择。

鲁林涛

钱梦龙：实实在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钱梦龙，1931年2月生，语文特级教师，兼任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您认为语文课应该给学生什么？
　　钱梦龙：从学科教学目标的角度讲，语文课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什么是语文素养？我概括了这样五个方面：一是对母语的情感态度；二是语文（读写听说）能力；三是语文知识；四是文字审美趣味和能力；五是文化视野。
　　我们国家以前什么都要“突出政治”，语文教学也不能幸免。现在语文教学是“突出人文”，其实人文还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突出人文”是“突出政治”的变种，是“突出政治”的余威。一直以来，加在语文教学上的要求太多了，领导的意图是要把很多的东西，思想、品德、政治、道德等都引入到语文教学中来。这些东西要不要涉及？肯定要，语文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决定语文教学必然会涉及这些方面。问题是，同时要顾及这么多教学目标，语文教学不堪重负。这些教育目标，应该通过课程目标制定、教材编写来体现。语文老师在教学中主要就是要教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走入文本、感悟语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受到熏陶，没有必要把思想、政治、道德这些都纳入到语文素养中去。
　　中国教师报：请概括性地介绍一下你的语文教学方法？
　　钱梦龙：我的方法叫导读法，这是我对自己几十年来语文教学的一个总结。“三主”，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是导读教学的指导思想；“四式”，即“自读式”、“教读式”、“练习式”、“复习式”是导读教学的四种基本课型。具体的内容可以参考窦爱君老师编写的《钱梦龙与语文导读法》一书。
　　我认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首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学生会读书了，思想、道德等这些自然也上去了。我初中毕业不久就失学了，靠什么打下的精神底子？无非是通过阅读，阅读大量的经典作品，与道德高尚的人对话，在阅读过程中，精神底子、精神面貌受到感染，人文素养自然就提高了。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当了语文老师之后，我就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总之，实实在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会学生读写听说能力，这是语文教学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钱梦龙：以前倒真没有什么困惑，现在倒是有点了。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人对语文教学的阐释有点过度了，我们语文教学本来已经有的经验、好的传统被解构了。在有的人眼里，连叶圣陶都成了阻碍语文教学的绊脚石。有人武断地认为所有语文教师都不合格，都要重新培训。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行政力量强行推进课改，对此我很忧虑。
　　中国教师报：你感觉现在的语文教学主要存在着什么问题？
　　钱梦龙：现在是两张皮。展示课，公开课，大半是表演，是教师展示自己才艺，不是常态课。常态课呢，主要是应试课，为了考分，不管什么教学规律。新课标制定了，除了少数真正对语文教学感兴趣的教师，没有几个教师按这个上课的。除非是为了发表文章，才拿起新课标摘一点时髦的话。平时上课，新课标就像以前的教学大纲，对一般老师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路归路桥归桥。这说明什么？课标脱离教学实际，课标抛弃了广大教师，教师也有理由抛弃你。
　　制定课标本身是好事。但我对现在的课标不太满意，严格地说，这不是课标，其实还是教学大纲。课标就好比是企业的产品标准，应该规定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对教师日常教学、考试命题各方面都有制约，人家拿来就可以对比、运用，不需要解读的。现在呢，课标解读的书满飞天，各人解释还不一样，莫衷一是，这怎么能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指导作用？当然，起步阶段，我们也不能要求过高，但是希望课标制定者能够实事求是，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多听听各方意见，发现问题就应该及时完善。
　　中国教师报：你如何评价这些年的语文教改？
　　钱梦龙：对教改我是非常支持的。上世纪80年代，我是第一个搞教改的，“学生为主体”就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当时老师们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意识，上课是“目中无人”的情况很普遍。所以，我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认识的主体，是发展的主体，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帮助学生但不能代替学生。
　　现在的教改我觉得太洋化了，缺少中国元素、民族元素，特别是语文教改。母语教学，完全用洋化的思想和方法教民族语言，把母语教学的传统全丢掉了，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学美国等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语文教学，学不像。他们是把学和语言分开教学的，语言课学习语法规则、拼写方法、一般的语言表达，文学课，按历史选取作品，让学生读经典。我们的语文课既要学文学，又要学语言文字。现在又突出人文，轻视知识。一门课程没有知识框架支撑，叫什么课程？这样的导向是值得忧虑的。
　　这些年的教改成绩还是有的，但总的来说比较浮夸，口号喊得多，实际教学还是应试那一套。应试压力甚至已经转移到小学阶段，连幼儿园都在所谓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幌子下向小学教学靠拢了。
　　很多教育问题，不是仅靠教育内部本身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为语文教学做点事吧。

鲁林涛

李镇西：语文教学最富个性魅力　　



李镇西，1958年8月生，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语文特级教师，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您认为中学语文课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李镇西：这个不好一概而论，小学语文、初中语文、高中语文目标应该有所区别，学生年龄不同，从语文中获取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总体上来说，语文教学首先要让学生学会表达，包括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学会倾听，学会阅读，学会交际；再往更深层次说，语文教学要给学生一个丰富健康的情感世界。我认为，一个语文素养高的人，一定是感情充沛的性情中人，这样的人不会对周围的人和事麻木不仁，而是既关注自己，也关注别人，关注社会和自然。当然，还不仅仅是充沛的感情，还应该有充实的思想。语文还应该激荡人的心灵，点燃人的思想。因此，由近至远，语文教学的目标可以分为知识、能力、情感和思想四个方面。当然，教学中这几个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中国教师报：你认为上好语文课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主要存在着哪些问题？
　　李镇西：上好语文课，需要一些基本的教学技能、技巧，比如课堂导入设计，教学语言的艺术，更重要的是整堂课的教学设计。一个智慧的教师应该把“教”的过程变为“学”的过程，着眼于学生的学。现在中学语文课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语文味，在不少语文课堂上，语文教学还以传授知识为主，以应试为根本目标，甚至把语文课上成数学课、化学课，比如强调让学生画知识树、强调知识体系和结构。因此现在缺少感染力、冲击力强的语文课，缺少催人泪下的语文课。虽然课堂中多了学生讨论、自由发言，其实学生所说的还是教师设定的答案，教师也不希望学生的回答超出自己划定的范围。这种“伪对话”现在相当普遍，说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然处于强势地位，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本位的教学思想还没有真正落实。
　　这些问题与教师的知识储备、文化储备有关系。语文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文学、思想、科技等领域在语文教材中都有体现。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是博览群书、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人。如果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没有教参就不会上课，对教材的解读与学生一个水平，上课时捉襟见肘，自然不受学生欢迎。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李镇西：要说最大的困惑，还是我的的语文教学和学生过去所受语文教学脱节，也和社会的语文环境脱节。我教的都是中学生，可他们对语文的理解很片面，更多还是把语文理解为仅仅是知识，阅读和写作都很公式化，没有灵气。不是说所有学生都这样，但的确相当多的学生如此，因此，每当我接手新生，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来转变他们对教育学习的观念。另外，我们社会的语文环境太差，满街到处都是错别字，许多流行歌词也是病句很多，整个社会没有阅读的氛围，这都影响着学生的语文学习。又比如学校要建设书香校园，但很多学生家长从来就不读书，自然也不会支持。还有，我现在努力追求如何将语文课上得更潇洒些。我一直主张语文课要上得轻松、潇洒。其实,说实话，学生也一直很喜欢我的语文课。有时因为调课，我的课提前了，看到我走进教室，学生会很开心，情不自禁地兴奋地看着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福。越是这样，我就越要追求，让我的每一堂语文课都对得起学生的期待与向往。
　　中国教师报：你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满意吗？考试是否制约着你的教学？
　　李镇西：我对教材没太多想法。现在教材多元化了，这是一个好事。现在还是有一些课文不应该作为语文教材，而放到思想政治教材中去更好些。另外我希望教材不要太厚，要给师生留一点自主选择的空间。
　　说到考试对教学的制约，我有个观点。语文课不像数理化，数理化学生的考试成绩可能会相差很大，而学生的语文成绩往往相差不大。消极一点来说，不管你在语文课上怎么改，学生的考试成绩不会与其他班级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你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读写能力，考试是不会差的。语文课，最主要的是要打开学生的视野，积淀他们的素养。我很早就提出，初一初二、高一高二搞素质教育，初三高三搞应试教育，不用担心教改过不了考试关。
　　再说，现在的考试进步也很大。平时我们也许感觉不到，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拉大些，比如你去比较一下1998年与2008年的语文高考题，就很容易发现考试的变化与进步真是很大。就是说，语文考试越来越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了，我们搞语文教学改革，不用担心考试。
　　中国教师报：你对语文课标怎么看？又如何评价这些年的语文教改？
　　李镇西：现在大家对课标的争议很大，我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中国这么大，一个课标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是不太可能的。课标也不宜搞得太细，太细了反而不好操作，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情况也有差别，教师素养的差别太大，所以课标应该有弹性、灵活性。
　　我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是和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同步发展的。1978年我进大学，大学毕业后后就一直当老师，所以我是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变化和语文教育的发展进步。三十年前的语文教学就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一套，写作文就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不同了，教学内容贴近生活，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认为语文教学改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不起的进步，这从教材选编、教法变化等方面也能看得到。课改着眼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现在没有哪个教师再会认同“满堂灌”了，虽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能接受这个观念，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现在是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名师辈出，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教学流派建立。虽然语文教学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认为它正在逼近语文学科的特点，逼近人的心灵。语文教学将是最富个性魅力的精神创造过程。

鲁林涛

王君：语文课的青春气息很不够　　



王君：36岁，重庆外国语学校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中国教师报：语文教学纷争由来已久，教学目标就是争议的一个焦点。您认为初中语文课应该给学生什么？
　　王君：语文课自然应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即提高听说读写能力，这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同时初中阶段是学生生命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启蒙阶段，语文教师应该在完成传授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基础上，使学生对生命有一种健康的认识，对人生有一种最初的规划，对青春理想有一种最初的描模。在这三年时间里，在语文教育中，要给学生树立一个成人意识。要让他们意识到，初中与小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要对自己的青春生命负责，要让学生对生命具有一种神圣感，一种责任感。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思品课不是语文课，其实不然。一个好的语文课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隔开的。对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一直争议很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回归，强调语文是工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一堂语文课，一个语文教师只教工具绝对不行，成不了好的语文教学。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必须投入感情，必须把生命的意识、美的意识投入到语文教学当中。哪怕是初三高三的学习，也不能只落实工具性。两者事实上是不能分开的。
　　中国教师报：你认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君：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没有语文味，或者说语文的个性不够；二是语文教学中青春的气息不够，非常死板，非常缺乏活力，没有找到突破自己瓶颈的途径。
　　现在语文课经常受到质疑：这是语文课还是思品课。原因在于，语文学科的本体位置确认太模糊。语文说是核心学科，事实上也可以说是边缘学科。语文课到底要给学生什么，什么形式的教学才是语文教学，语文味怎么界定，对这些问题语文老师都很困惑。语文课不像其他学科的味纯真，一线教师越来越模糊，自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教。
　　第二个问题，青春气息不够。课改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想搅动语文课堂。现在有人说语文课堂太花哨，要回归，其实这是不了解一线教学，特别是对农村学校不了解。花哨主要是在公开课上，一线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农村的语文课堂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沉闷，形式特别特别单一。如果公开课上那些丰富多彩的方法有一小部分能够进入家常课，语文课就会有很大的改观。一线常规的语文课堂教学还是围绕着考试、分数在转，题海战术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教师报：你在教学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王君：用朋友的话说，我们是一群耕“天”的人，对语文教育有一种狂热、痴迷，总是希望能在语文教育中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不管在课改前后，农村还是城市，我走的都是现在课改的道路。我的教学能力不算差，教学效果一直也比较好。我感觉到，要改变语文教学的现状，先要改变学生对语文教学的认识。现在的学生比我还功利。我用我的办法带了他们两年多，语文成绩也一直都名列前茅。现在到了初三，我鼓励他们要挺住，不要被题海淹没，不要成为考试的奴隶，不要成为考生要成为学生。还是有学生提出：老师，我们这样行吗？失败了怎么办？有抵触心理。当你撞到这种现实的教育背景的时候，当你看到学生决心丢弃诗意的东西，当你感受学生那种成为功利的学习者的强烈欲望，你会非常难过。这对我是最大的打击。
　　课堂教学对我一直是挑战，要把语文课上好太不容易了，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方法是永远适用的，没有任何一种教学形式是永远适用的。语文教师需要像一个生命的魔术师，不断地发掘自己的潜能，发掘语文的潜能。我从教16年，上了无数的课，也获得了很多的奖，但也经常有手足无措的时候。每天晚上总是想，这课文明天用什么方式去教？这个教学思路是最恰当最科学最优美最艺术的吗？每次走进课堂，往好处说，我都有一种神圣感；往坏处说，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新的，我从不觉得自己已经驾轻就熟，重复自己是很无聊的事。
　　现在，我的困惑和质疑主要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对自己教育教学生命的反省。我经常感觉到需要反思、需要提高、需要学习，有时这种感觉会来得非常猛烈，好像重新回到了一个生手的状态，进入了教学的盲点。
　　可能对于一个有教育理想的教师，这种盲点会不断出现。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即将形成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哲学、教育哲学的瓶颈阶段。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力量成功地突破瓶颈的。但是，如果形不成，进一步的教学实践就完全可能沦为对过往教学的炒冷饭式的重复。很可悲。
　　中国教师报：你对现在的语文教材满意吗？
　　王君：我对教材是满意的。语文教学效果如何与语文教材好与不好，关系不大。各地教材那么多，面目基本相似。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解决，即语文学科的知识系列没有建立。没有这个教材怎么编？所以现在的教材，删一篇，加一篇，无所谓，高中课文拿到初中上也没啥。在这种背景下，教材编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更重要的还是教师素质本身。
　　中国教师报：你如何评价这些年的语文教改？
　　王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教改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没有教改会更糟糕，更加死气沉沉。因为教改，我们知道了原来还有那么多新理念，新追求。教改为语文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范本。现在质疑教改的声音越来越多，我觉得不能完全否定教改。教改理念是正确的，很多问题不是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教改反思不能矫枉过正。

鲁林涛

张朋朋：语文教学的问题应该从根子上找原因　　


“我不怕说话，就是怕写文章！”很多人这样说。“我手写我口”，怎么对他们不适用呢？
　　小学6年，中学6年，12年的语文学习后，不会写文章的人相当普遍，以至于语文教学屡屡被诟病，几乎落到全民共讨之的地步，虽几经改革，依然收效甚微。语文教学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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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困惑，在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教授看来，全在于“根子上出了问题”。张朋朋与外国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的工作就是教外国人说普通话，写中文。
　　一、为什么外国人觉得汉语和汉字难学
　　1988年，张朋朋去法国留学，同时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大学教汉语。尽管张朋朋非常努力地工作，但学生还是不断减少，5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法国学生觉得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这几乎是所有想学汉语和汉字的外国人共同的体验，也几乎是所有教外国人学汉语和汉字的中国人共同的遭遇，张朋朋却不甘心，他想改变这种状况。
　　张朋朋起先考虑，是不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对。可尝试改变几种教法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开始考虑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模式问题，这一下，张朋朋有了重大发现——对外汉语的教材基本上采用的是“语（言）、文（字）一体”的编写方式，相应地，教学模式几乎都是“语（言）、文（字）并进”。
　　“语、文一体”，就是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如：“甲：您贵姓？乙：我姓张。”“语、文并进”则是，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步进行。
　　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算不上问题。因为中国学生上学前就已经会说中国话了，边读课文边认字，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对既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更不认识汉字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学习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学习使用中国筷子。
　　“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认读困难，起不到辅助发音的作用，所以汉语普通话的材料用汉字来书写，汉字就成了外国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绊脚石。”张朋朋分析道。
　　而汉字书写教学同样存在严重问题。因为“语、文并进”，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文从语），因此，“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于是，在简单介绍完“基本笔画”后，马上就让学生写“您”、“贵”、“姓”、“谢”等复杂的合体字。并且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没有把汉字字形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组合系统来教。汉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也就不奇怪了。
　　张朋朋发现，正是这种“语”、“文”不分，“文”从“语”的教材编写及教学模式，直接导致了他的法国学生知难而退。“语、文一体”、“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既不利于“语”的教学，也不利于“文”的教学，“就像两条腿被绑在一起，哪条腿也迈不开”。张朋朋说。
　　语言文字理论决定语言文字教学理念。“语、文一体”所反映的教学理念是源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理论？张朋朋认为，它源于至今仍在国内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一种学说──“文字表语说”，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根据“文字表语说”，语言是通过“音”来表达“义”，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只是研究语言的材料。索绪尔进而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所以，索绪尔主张只建立“语言学”，不建立“文字学”。
　　索绪尔肯定没有想到，他的语言文字理论竟会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掀起了一场至今尚未平息的轩然大波。
　　二、汉字落后论的历史背景及后果
　　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曾像中国人这样一度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深恶痛绝，而这种体现在语言文字上的崇洋媚外却又不是一句简单的“数典忘祖”就可以解释的，恰恰相反，激愤的背后是拳拳爱国之心。
　　这一切，源于中国近代遭受的种种屈辱。清末，一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律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为备受凌辱的祖国寻找一条强国之路。在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理论和实验应运而生的同时，一条逻辑出现了：西方列强打败我们靠的是坚船利炮——他们能造出坚船利炮是因为他们有好的教育——他们有好的教育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简单（拼音文字），语言统一（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差别悬殊的方言）。
　　于是，清末民初，被称为“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汉语拼音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应该说，在当时，三大运动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起了相当的作用。然其极端，则是要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废除文言文，只学白话文；废除方言，只讲普通话。
　　索绪尔的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到中国的。“（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文字的本质是字音。既然如此，文言文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表现现代汉语；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汉字是落后文字，应该走拼音化之路。
　　迫切的强国愿望，西方主流的语言文字理论，两相融合的结果是“文字改革”和“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而我们所看到的是：
　　在中文教学方面，中国已经基本上废止了文言文的使用，在中小学教学中重“白话”，轻“文言”。结果，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文言文的读写能力，我国前人所创造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经过10多年的语文教学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仍和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
　　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所编写的教材是“语文一体”和“文从语”的，教学模式是“语文一体”、“语文并进”。这样教的结果，汉语和汉字成了外国人感到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直到今天，“语言决定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等提法在我国学术界还占统治地位。也依然有人像许多外国人一样，坚持认为汉字难学难记难写，甚至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使用汉字的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然在使用汉字，崛起之势令世人惊叹；台湾至今仍在使用所谓的‘繁体字’，却早已是‘亚洲四小龙’，那些认为汉字阻碍社会进步的人怎么就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呢？”张朋朋非常激动地说。
　　三、张朋朋：“文字表语说”是错误的！
　　更让张朋朋非常不满的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文字”，不包括表意的汉字。他还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也就是说，索绪尔自己都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而不适用中国。尽管其原著和汉译本中都明明白白写有这样的话，但是这依然不妨碍中国的语言学者将“文字表语说”视为公理。
　　根据“文字表语说”的理解，文字的本质是字音。而张朋朋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字形而不是字音。
　　张朋朋说，从文字的产生看，人类创造文字就是创造表示一定意义的字“形”，判断一种文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是根据字“形”出现的年代，文字的基本的特征就是有可以刻画或书写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字“形”。因此可见，文字的“形”和“义”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而且字“形”是决定文字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所以，张朋朋认为，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而是字“形”。字“音”只是文字和语言之间联系的“中介”，不是文字的本质。
　　有研究表明，文字是看懂的，不是听懂的。北师大的实验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文阅读时发现“阅读中文时语义的激活主要是由字形而非语音决定的”，“语音在语义的通达中不是必需的”，“语音转录不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用实验证明了人脑有视觉通道，文字是直接用“形”来表“义”的，不是非要通过“音”才能表“义”。这就从实验的角度证明了字音是文字的本质是错误的。
　　张朋朋也不认同“文字表语说”主张的文字表现并记录语言这个观点。
　　他说，语音是听觉的，是无形的，而文字是视觉的，有形的，有形的文字表现不了无形的语言。文字记录的只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
　　四、文字表义说——将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区分开来
　　“文字表义说”将文字与语言相提并论，认为文字不从属于语言，而是和语言一样，都是表达人的思想的。只是两者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语言是口头的，文字是书面的，字“音”是语言和文字之间联系的中介。
　　张朋朋介绍说，“文字表义说”不是从国外引进的，而是在中国的汉字土壤中产生的。中国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一书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在杨雄看来，语言是用发出的语音来表达内心的思想的，而文字是用书写的字形来表达内心的思想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1956）一文中明确地说：“文字是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是在写他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是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在《中国文字学》（2005）一书中说：“人类表示思想与情感可有许多方法，就是‘姿态’、‘声音’、‘符号’、‘语言’、‘文字’等。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的赞同，至少有五种方法表示：点一下头是姿态的表示，发出一声‘呃’是声音的表示，说出‘可以’是语言的表示，在纸上画出一个‘+’是符号的表示，写出一个‘可’字是文字的表示。文字既为社会公认的传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必须定形才能互相了解。”
　　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提出“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张。
　　“文字表义说”对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作了区分，认为“语言能力”是听说能力，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行口头交际的需要，由人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完成的；“文字能力”是读写能力，是为了满足人们阅读和写作的需要，由人的视觉器官和手臂完成的。
　　从母语学习的角度说，人的“语言能力”是从听语言开始，自然习得的，不需要人的帮助，但需要语言环境；而人的“文字能力”是从看文字开始的，不能自然习得，需要他人的帮助和借助文字材料经过专门学习获得。也就是说，人习得语言能力和获得文字能力的过程和方式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规律，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不怕说话却怕作文。因为人听懂和说出话语的“语言能力”与读懂和写出文章的“文字能力”不是同一种能力。
　　接下来的分析就是水到渠成了。因为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相对独立的，人们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法来培养两种不同的能力。换句话说，用教文字读写能力的方法是教不出语言听说能力的，用教语言听说能力的方法也是教不出文字读写能力的。“哑巴英语”的出现就是过于重视“文字读写能力”，忽视了“语言听说能力”的培养。同样道理，以往对外汉语教学因为“语文一体”、“语文并进”，听说读写能力同时教，结果教学效率很低，使得汉语、汉字被外国人认为是世上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兴奋的张朋朋马上着手编写专门教汉语普通话听说能力的教材和专门教中文读写能力的教材，将“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采用‘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就像是把被绑着的两条腿松开，这样就可以迈开步子前进，‘语’和‘文’由相互阻碍变成相互促进了。”说起自己的创新之举，已经退休在家的张朋朋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鲁林涛

五、要让中国学生获得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　


　教了一辈子外国人学说普通话和中文，张朋朋回过头打量国内的语文教学，发现问题竟然如出一辙：同样的教学效率低下，同样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教学模式。
　　至今，支配国内语文教学的语言学理论还是索绪尔的那一套：
　　不区分“语言”和“文字”。认为用汉字写的文章，如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语言，但白话文是现代汉语，人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文言文是古代汉语，是古人使用的语言。因为古代汉语早已经消亡了，所以古文和文言文也就死了，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教学重点了。
　　因为不区分“语言”和“文字”，所以也不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而是将听说读写都视为语言能力，主张“我笔写我口”，通过教语言的听说能力来提高现代白话文的读写能力。
　　“只有学习第二语言才强调听说能力，我们的学生到学校是来学‘文’（文字、文章）的，学说话干吗到学校，在家学可以了！”张朋朋觉得这种状况简直荒唐。现在不少学生在课堂上沉默寡言，甚至看到教师就紧张得说不出话，这首先不是学生的语言能力有问题，而是我们的教学民主出了问题。
　　在一次小语研讨会上，张朋朋提出的这一观点，令与会的小语教师们耳目一新。
　　为什么放弃大家熟悉的“语文”一词而选择“汉文”这个让人感到陌生的词汇？高水平究竟是什么程度？张朋朋作了如下的解释。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所谓“文言文”和“白话文”以及诗、词、歌、赋等不同体裁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的，是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汉字系统，因此，“汉文”是各种文体的总称。
　　“汉文读写能力”是汉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就是读懂用汉字写的文章和用汉字写文章的能力。
　　“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是“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也就是具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以及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的能力。
　　张朋朋认为，只具有阅读现代白话文的能力是“低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因为缺乏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无法了解自己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不具有从前人所创造的文化中获取智慧的能力。另外，只具有现代白话文写作能力的人所写的文章念出来和说话差不多，直白、通俗，但不精练、高雅。
　　基于此，张朋朋认为语文教学应该重视汉字和文言文教学，“学会了汉字和古文，很容易把说话能力转化成读写白话文的能力”。
　　张朋朋认为，现在小学识字教学太重文字笔画，忽视字形结构，考试中还有某个字第几笔是什么笔画这样的考题。“繁体字”一说，就是根据汉字笔画多而产生的。其实，除了像“日、月、人、天”等独体字应该强调笔画笔顺，占汉字比例更多的合体字应该重视字形结构而不是笔画。比如繁体的“轟”字，如果数笔画多达21笔，但如果看结构，只是三个“車”组合而成，并不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张朋朋提出，教汉字，要教汉字之母——构件。所谓汉字的构件，就是少量的独体字和由独体字演变而来的偏旁，如“人、手、刀、口、金、木、水、火、土、日、月、女、子、大、小、田、力、门”等。构件的组合是有结构，有规律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识学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写字的准确率。
　　在正确识字的基础上，张朋朋主张重视文言文的教学。他甚至认为，“白话文基本不用教，自己多看就可以了”，所依据的事实是，曹雪芹、鲁迅、胡适、钱钟书、毛泽东等小时候接受的都是文言文教学，结果“不仅能读写文言文，也能读写白话文，是兼有文言和白话的读写能力”。不仅如此，过去，只要上过几年私塾的人，基本都有较强的语言和写作能力。张朋朋认为，这是因为“只学文言，不学白话”符合“文字表义说”的教学理念，也符合学习语言文字的规律。
　　“母语是自然习得的，孩子去学校不是去学说话，而是去识字读书，是去学汉文。”张朋朋再次强调。
　　这个想法似乎有点离经叛道，难道张朋朋不怕被人批评是在“复古”，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
　　张朋朋显然对此有了足够的准备，他说：“事实已经证明，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汉字落后和使用文言文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从错误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正确处理白话和文言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文化是不能革命的，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的，中国人当年虽然没有造出坚船利炮，但早就找到了有效地学习汉字和汉文的方法，这些不是糟粕，而是精华，如果我们抛弃了，难道不应该再找回来，再恢复吗？”
　　张朋朋，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过中国文字学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主要著作：《文字论》《怎么教外国人“普通话”和“中文”》《部首三字经》《集中识字》《口语速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