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住房蹲“牛棚”{转]

少锋

——转：梦泽闲人之帖

        1968年的春节，我家是在生产队的仓库里过的。这是回老家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过得最为糟糕的一个春节。
        也许是由于对故乡温馨生活的期望的破灭，也许是由于在生产队劳动中受到的屈辱的挤压，加之母亲的数落，本来脾气就不好的父亲，终于爆发出了他的雷霆一怒，在除夕的前夜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且唯一的一次动手打了母亲。大年三十，本家的一个堂伯父接我一家去吃团年饭，想缓和一下父母亲的关系。本来父亲的酒量较大，状态好时可以喝个七、八两，但那天喝了不到半斤就弄得酩酊大醉，醉后操着京腔京调手舞足蹈，又哭又闹撒酒疯。可真是酒入愁肠，化作辛酸泪。
        大年初四，大舅父从红安来到我家，母亲向他告状，父亲歉然的小声辩解说，打了几轻一点。舅父稍加劝解了一下也就作罢。
        回归故乡的第二个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住房问题。春节过后，父亲一边继续放牛，一边张罗着建住房。做住房需要木材，在红安带回的材料远远不够。虽然搬回之前，父亲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交接七里坪工地手续的同时，到红安县民政局申请到了购买三个立方木材的批文，但是，木材迟迟没有货，有批文花钱也买不到。在那个物资极端贫乏的计划经济年代，木材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只有公家进行计划销售，私人是不能擅自买卖的。父亲知道，要等到这批木材，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生产队到夏秋之际必须用仓库装小麦、棉花，等不及了，于是，父亲只好冒着风险到处找私人花高价（当时叫做黑市价）买建房木材。最终木材是买到了，却也为后来埋下了祸患。
      1968年8月，父亲开始着手建房。做什么样的房子，父亲可是煞费苦心，在本子上画来画去。象工程建设一样画房子的主视图、侧视图、俯视图、剖面图等，测算着做房所需要的材料。
        当时的农村，所住的房屋大多是四列木山架撑起屋顶，里墙是木板铺就（称为鼓皮），外墙则是用麻杆绑扎然后糊上泥巴做成。房子的大小取决于山架柱子的多少。母亲刚回时，就笑话这里房子的麻杆墙比不上红安的土胚墙扎实，一捅就穿。父亲辩解说，因为这里过去爱闹水灾，把麻杆墙一拆，让水流过去，不致冲塌房子。为了安定母亲的心，父亲决心把房子做成青砖外墙，两列内墙用木山架，鼓皮上顶。（即用木板铺满山架。）
        在大集体时代，农村的建房，除了花工钱请泥瓦匠和木匠外，其余小工全靠村民的帮忙，挑砖和泥挖基铺瓦等活，均由村民承担。房主只需要提供帮工人员的吃喝就行了。所谓“一家打墙，众人帮忙”的俗语即是指此。10月份，房子开始动工。动工之前，父亲询问了村里人：还有没有人要建房子？大家都说没有。于是我家的建房开始了。可是，刚做了几天，房子还没有盖瓦封顶，村里接着就有几家的房子动工了，把帮忙的人都拉走了。我家的房子停工近两个月，等别人先完工，才把房子做完。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被人“斗了散方。”却不知，这里面含有“玄机”，这是后话。
        房子做成功了，我家也成了村子里最大的负债户。欠下了生产队的400元钱，亲戚的300元钱。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这笔债务象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父亲身上数年之久，为此也繁衍出了多少辛酸血泪。
        房子建成一年多后，在红安批购的木材终于有货了，三方木材只批准购买了半方。由于用不上，父亲将这半方木材仍然用黑市价转手卖给了别人，以抽点钱还了一部分账。
        当时正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还在天天讲月月讲。在农村，阶级斗争往往演变成了宗族斗争。老家所在的双洲大队的支部书记是本村人，但与我家不是一个亲族。一个读过书、当过兵、搞过工作、做过大队干部的人回了，总是使他们睁着警惕的眼睛观察着。在他们私自调查不出问题时，父亲卖黑市木材就成了把柄。支书把父亲的“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行为告发到了区革委会打击资本主义办公室。（时称“打办”。）于是，父亲被送到了设在离村不远的一所小学里面的“学习班”去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学习班”是“文革”期间的特定产物，即是被后来所称呼的“牛棚”，到学习班去的当然是所谓的“牛鬼蛇神”。父亲在学习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因为离家较近，又不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父亲早去晚归，中午还有人管饭。在认识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行为的错误后，父亲才被放回家。
        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父亲回家后，按照“打办”的要求，把家里的一个大柜、一个碗柜、一乘床送到了大队，作为搞投机倒把的惩罚，这叫做“退赔”。
        事情应该了结了吧。可是，过了不到半年，父亲又被送到了区革委会所在的金店镇上的“学习班”去了，理由是“退赔”不够数。这次的“牛棚”可能规格要“高”一些，住“牛棚”者不能随便回家。我当时正在读高中，母亲到学校找到我说了这件事，我和母亲去看父亲。只见一间宽敞且破旧的大房子，里面打了十几个地铺，还有几乘上下铺的学生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一屋子人或在聊天、或在打扑克，只有父亲躺在一个上铺上，正拿着学习材料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父亲见到我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露出了一个苦苦的笑。母亲把送来的几件衣服给了父亲，我们就出去了。在回学校的路上，父亲的苦笑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
        这次，父亲在学习班只住了大半个月就结束了。回家后又将家里吃饭的大桌子、香案、父亲没有送出去而幸存下来的一件皮袄等物作为“退赔”品赔到大队去了。

                                                            2008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