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久远的记忆[转]

少锋

咫尺久远的记忆转：杜鹃红了的帖

久远又咫尺的记忆
光正

我出生的湾子原来是属于孝感县的，孝感听说早前还叫丹阳、东风县的，现在叫孝南区。一个和其他湾子一样穷的卵子打凳响、但是让我怀念一辈子的地方，其实它自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比较富裕了，还是明星乡镇呢。

湾北边有一条人工修造的灌溉渠，我记事就已经有了，小时候每到小渠走水，我们就和几个小伙伴在小渠里游泳，水流不算急，比在池塘里游泳刺激，游泳我们叫“打鼓泅”。我们站在小渠的小桥上往渠里跳，跳下去脑袋伸出水面一看，人已经被水带出老远，蛮好玩的。说是桥，那桥是用三根废弃的方形的电线杆并在一起的，一共可能就三十公分宽，远房的上大学的哥哥带回的城里长大的嫂嫂是不敢过去的，她会让哥哥牵着她的手从别的地方绕过去。湾里人就笑他们不怕羞，还手牵手。

再往北就是公路，黄孝公路。离我们湾约一百米远，后来公路由石子路改铺柏油路，路拉直了，离我们湾就稍微远了一点，约三百米远。听老人讲，还是石子路的时候，郝庙（属于我们镇）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常来我们湾，背一个粪耙和箢子，手里拿一小三角红旗，到处捡瓦戳（碎瓦片），其实捡那玩意儿也没有用，也只是几片，好像只是幌子，并不是要捡瓦戳干什么。我问我爷（我称我父亲，说法是我的姐姐与我父母命不合，算命先生说要改叫爷的，那时我姆妈蛮信这个，我们弟弟妹妹也跟着叫爷），那疯子捡瓦戳干什么，我爷说，他是疯子，不干什么。就是这个疯子，他说，这条公路应该拉直，省田地、省汽车的运输时间和油等等，湾里人就笑他，你当县长的时候就拉直。这个疯子我小时候见过，听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家是地主，他母亲在家挨整，他才不上学，跑回来照顾他母亲，后来不知道怎么就疯了。好像我上学后就没有再见到这个人，听说是死了，岁数应该没有五十吧。

我们赶湾西边的集就一般是走这条公路，集离我们约一里路，儿时的印象中，集并不热闹，改革后才扩建的。只知道集上有炸油条的、卖包面的、包子的、炸糍粑和面窝的。也没有什么象现在有拉面、热干面等等好多的花样。那时候能吃上油条就很幸福的，不是逢年过节几乎吃不上的。卖菜也好像只有豆腐、千张，鱼肉就很少了。家里来了客人，就买点豆腐或千张，再么就蒸个鸡蛋糕，豆腐和千张我们家里人几乎是不吃的，不是不喜欢吃，是留给客人吃的。鸡蛋也要留下来换盐的，两个鸡蛋一斤盐。

湾前面叫冲，大人说冲里的田是最好的，不愁水源，农民种田是靠水的。再往前，就是塝上，塝上的田却缺水，要费好大气力把十二匹的发动机、抽水机用人抬到离湾子几百米外的池塘边，进行抽水灌溉，如遇大旱，池塘也没有水了，就要减收的。我家的田就在塝上，要抽水了，我也常帮忙拿些轻些的东西的，抬发动机我是抬不动的。

我最早认字是看我爷用毛笔在家练写字，我在旁边看，觉得汉字写出来挺好看的，我也就跟着写，好像每天就写“韦”字。听村里人说，我祖父很穷的，我爷没有上过学，只是站在学堂的窗户外面，偷学的。有一回，先生问学生问题，没有一个学生答得上来，这时，站在学堂外面的爷却答上来了，这是我们湾里一位爹爹说的。我爷写的字我直到长大了看上去还是蛮有功底的。我爷是会写书信的，他在生产队当了许多年的会计。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住爷的。

我小时候身体虚，老是病，我爷就用板车，也就是农村用的人力车，把我拉到城里去看医生。那时也有班车，也就是公共汽车，很少也很贵，当然，贵只是针对我们乡下的穷人的，我想。路也没有铺沥青，马朗鼓路，就是石子路，我们叫马朗鼓的。路边就有许多标语：农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大赛、深挖洞广积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奔向两千年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字在我没有上学时就已经认得差不多了，每看到一个标语就问，我爷就告诉我怎么念，一次是记不住的，我有一年每星期都要去城里检查和捡药的，中药，时间一长路旁的字也就学会了。那年，我每天饭前都要喝一碗中药，治了快一年也没有好，一次，爷又象往常一样把我从家用板车往城里拉，走到永家铺（后来叫永安，湾里人都叫永家铺，往日十里一铺，我们住杨家园），有一位工人模样的叔叔（农民和工人那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拦着我爷说，师傅，可以帮我带几袋糠去城里吗，我来拉。我爷就帮他带了，但是没有让那人拉，爷说你们没有出过力，还是我来，爷肯定是想着工人嘛，出力不如农民的。我们就结伴而行，后来那人知道了我们为什么去城里，我们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食品”的，我们那时把杀猪卖肉的单位叫“食品”的，都是计划的。他也告诉我们，象我这个病，他也得过，用偏方治好的，后来我回家后，父母就按那人说的偏方给我治，就果然奏效了。再后来，我上中学时，还知道了那人竟然是同学的父亲。

记得上小学是同村的好伙伴、好哥哥把我带到本的大队的范家湾去报名的，说是哥哥，他比我大两岁，对我很是照顾。我当时是不敢去上学的，这位哥哥早上两年的学，他说没有问题，开导我，打消我顾虑我才有胆量去的。去的时候，太阳很大，姆妈（我们那叫妈妈都叫姆妈）给我一个很大的草帽，印象中那是那时农村妇女专用的。

我在家都叫我狗粪，超直叫粪，是母亲用牙咬断我的脐带的，母亲生了三胎，三个女儿，两个夭折了，老人家信老家那一套迷信，说用牙咬断脐带的孩子好抚养。报名那天我爷说我叫光正，我说我不认识光正的，我爷告诉我说，我是“光”字辈，我长大后我才知道，我们的姓氏和其他姓氏一样，有族谱也有字辈的，上学、结婚都是要用大号的，大号就是按族谱上字辈所取的名字。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现在讲给我的孩子听，他们听不懂。他们无法去想象。他们会说，又在说往日，哪个听唦。可以用一个成语四个字囊括，那就是家徒四壁。堂屋也就是客厅的地面由于经常扫的，就是很不平整的，每到年关，我爷带我们从外面弄些土回来填平，先用水把土润湿，待到半干时，要用大一点、平一点、厚一点的木板拍实，再把从满湾的刺树林处捡来的破瓷碗砸碎，嵌在还没有干的地面上，可以拼成五角星，或者其他的一些图案。

上小学，要路过我们湾和范家湾的一畈农田，每到秧田的稻秧长到打泡，那些孩子们就会把打泡的稻穗扯出来玩，他们把稻穗往上空一抛，看稻穗落下来的时候感觉好玩。

那时候孩子们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玩。但我觉得到玩的还是比较充实。如：冲杯、鞑翻、跳房子、跳绳、挡伢、躲猫等等。玩得最过瘾的是学电影里的打仗，每天吃完晚饭，就有小朋友在湾里叫：“伢们的出来玩，莫待屋地打皮寒，打了皮寒不怪我，只怪你的老婆婆”。不一会，就有许多小朋友赶紧吃完饭跑出来，晚上人多，就可以进行好人打坏人的战斗游戏。我们那时候小，只知道电影里的好人坏人，不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但是我们知道日本人是最坏的，还学电影里的日本人，举起木棍作的指挥刀喊话：“桃子加各地地”，不知是什么意思的。

放牛，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在生产队小孩有十二岁就可以出工，我就是十二岁开始出工挣工分的。那么小，干不了重活，只有放牛。其实，不是到了十二岁就必须要出工的，如果家庭条件好的，那么是不需要出工的，因为干一天只有三分半，农村不是每月发工资的，而是干一天记一天的工分，生产队有专门的记工员，劳动力缺工是要扣分的。十分只有两毛钱左右，也就是说辛苦一天只有几分钱。条件好的家庭谁都不会愿意让自家那么小的孩子去放牛的。

放牛也有危险的。一次，我把牛牵到公路边去放，一辆汽车突然的一声鸣叫惊吓了我放的那头水牛，它猛的就冲了出去，牛绳还在我的手上，我不敢松手，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牛一但跑丢了，我们家就要赔生产队的牛，而我们家是赔不起的，牛是生产队的一大件。牛使劲狂奔着，也带着胆小的我，当时我就象是腾云驾雾，内心知道危险又不敢松手。是在田间干农活的乡亲发现后，大声喊：谁家的小孩，赶快松手，要不就会出大事的！我才敢松手，避免了一场灾祸。我母亲后来知道了，她满眼泪花：伢呀，算了吧，以后就在家呆着吧，我和你爷多加加班是一样。其实我知道，我家人多，又都小的小老的老，我父母本来就在生产队抢着加班，也还是挣不够我们的口粮的。我还是自己硬放牛的，每天起的很早，几乎是夜间十二点，在牛角上系个草绳，说明这头牛已经有人占了，那么就说明天亮后，这头牛就归在牛角上系草绳的人去放。生产队就只有八、九头牛，一二十人要放，这是生产队订的土规矩。我几乎每天在放，当然是学校放假期间，想为很辛劳的父母减点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