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这一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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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这一文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究其对联的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是：先有了先秦时期的桃符，而后从桃符演变成春联，并与同步发展的文体合二而一，形成了最初的对联形式。对联与其它文体相比，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偶句形式。在追本溯源谈句式一篇中，已经讨论了对偶句式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像《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易经》中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都是工整的对偶句。秦汉瓦当中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对句，对工极巧。刘麟先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说道，《道德经》中裁对之法意境变化多端：“有连联作对者，有参差作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还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必具。”赋的出现，使对句艺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沈约的“永明体”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为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对联的起源，楹界有多种说法，以前比较公认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对联的形成远在五代之前，像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与其妹刘令娴的联句，就要比孟昶的题联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赋、骚、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早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论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以前已经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代，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天水一色；
    风月无边。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
    三顾频繁天下事；
    两朝开济老臣心。
    骆宾王题杭州观联：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门上粘贴对联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诗中这样写道：“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赵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这样写道：“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这说明，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倜游黄浦江时，为碧波亭题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仗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流传下来的也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赵孟頫等人的少数作品。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赵孟頫题西湖灵隐寺联：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对联形式，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道：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这也算是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并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在弘扬和发展楹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如解缙、唐寅、徐渭、杨慎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
    到了康乾盛世，楹联艺术日臻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只是被称道的作品不多，只有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联曰：
    燕贺莺迁，乐意相关禽对语；
    兰草桂蕊，生香不断树交花。
    在清代300年间，涌现了无数楹联高手，如纪晓岚、翁方纲、阮元、郑板桥、俞樾、袁枚、何绍基、孙髯翁、梁章钜等都有杰作传世。在这一时期，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最长的要属钟耘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长达1612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耘舫等楹坛高手。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汇集、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的《楹联丛话》等几本专著，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其他如梁恭辰、袁枚、王渔洋、谭嗣同、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外寇的入侵，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之作。这之中尤以四川刘师亮为驰名。他于1929年创办《师亮随刊》，颇有影响。他气质洒脱，语言幽默、诙谐，作品讽刺性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其他还有冯玉祥、孙中山、柳亚子、郁达夫、郭沫若等，都写过较有影响的名联佳作。
    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对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全国各地楹联学会如雨后春笋，楹联爱好者越来越多，各地楹联大赛和征联活动不断。对联发展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