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年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茅于轼和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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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年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茅于轼和秦晖

2009-12-26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涵舒,陈晓萍,黄卫
十年影响力知识界获奖者：茅于轼 秦晖
提名：茅于轼 秦 晖 李银河 吴敬琏 龙应台 吴 思 凌志军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富平”之路
获奖理由
作为学者，他坚定地宣讲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实践者，他积极推行农村小额贷款等实验，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家政培训学校;作为社会良心，他关注民生，针砭经适房腐败、18亿亩红线告急等时弊。当下中国，经济学家因他而产生全新定义。
人物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为该所法人代表。
言论：
“作为慈善事业的扶贫，只能有少量热心人士参与，它成不了正规的金融业。要使小额贷款成为农村金融的一个角色，必须能够商业化，能够吸引大批资金进入。”
“扶贫应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而不只是财富的转移。”

——茅于轼

富平，字面上的意思是：财富平均，谐音则是“扶贫”。经济学家茅于轼选择了这个一语双关的词，来命名自己的第一所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北京富平学校。2002年3月16日凌晨6点，当时74岁高龄的茅于轼和学校工作人员一起，在北京火车站接来了第一批学生。
从最初的“帮助农村资金流转”，到现在的“帮助农民进城”，这是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在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方面，做出的新的尝试。
富平七年
经过数次搬迁，北京富平学校现落脚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的一片田野间。不大的学校里，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学生宿舍很小，每间4张高低铺，住8个人。学员穿着统一的粉红色制服，在校园里穿梭。
这所学校提供的是家政服务培训，只面向农村地区的妇女开放，身体健康、无传染病、身份清楚就可以申请。茅于轼说，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学烹饪、熨衣服、给地板打蜡，使用家电……富平学校给她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并负责100%推荐上岗，现在的最低月薪已经涨到800元。
这并不是茅于轼的第一次扶贫尝试。事实上，开办富平学校的契机，是在山西开办小额贷款基金时产生的。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里，大部分是当时小额贷款的受惠人，山西临县龙水头村的“老关系”。
“那个地方很穷，但更重要的是缺水。为了省水，当地人不洗脸、不刷牙，干旱时打水要走十几里地。镇里有一段时间通过水管供应泉水，很快(水管)就坏了。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2001年，在一次从临县回北京的路上，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地自然资源的稀缺造成的贫困深渊，光靠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必须帮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城里找工作。
在两位经济学家最初的设想里，家政服务业只是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因为这是“门槛最低”的行业。最好以后还能办“园丁班”“宾馆服务员班”等，总之只要能让农民进城的专业都办，如果办学能达到一定规模，也许就可以通过教育融资来形成农民进城的规模化之路。
然而富平学校的培训效果，并不像想象中的立竿见影。学校除了家政技能培训外，专门组织了体验一天“城里人”生活、参加“家政服务员文化节”等活动，茅于轼、吴敬琏等人也参与自办文娱晚会，帮助学员们适应巨大的环境变化。但接受完培训的妇女们，仍有一半左右选择回了老家。
茅于轼对此有些遗憾：“我都鼓励她们留下。有些人是到了年龄要结婚等家庭的原因，但大多数还是因为不适应。她们很多人是头一次从农村出来，环境的跨度、文化的跨度都太大了。”马桶、冰箱、微波炉等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家用品，有些学员过去从未见过。
孤独的乐观主义者
报名人数不够的问题，在与一些地方的扶贫部门联系后得到了解决。但是富平学校的生源也参差不齐。学校培训最初不向学员直接收取学费，而采取了学费由政府扶贫款支付一半，小额贷款垫付一半、等学员就业3个月后还清的方法。“很多人就抱着反正有人出钱，纯粹来北京旅游一趟的想法，玩一圈就回去了。”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向学员收一点，他们掏了这个钱，就觉得还是要好好把培训课上完。”谈到这个用经济学中基本的成本和效益来解决了问题的方法，老人现出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微笑。
富平学校在成立之后，至今已经亏了100万元，最初出资的5个股东换了3个，只有茅于轼和汤敏还在继续。以学校为依托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去年开始盈利后，又遇上了一场官司。服务中心从学员中推荐的家政服务员在照顾雇主家的孩子时，孩子意外从沙发上跌下，由于脑外伤死亡。这对孩子的家人也好，对刚刚稳定的富平也好，无疑都是一场“无妄之灾”。
来自贫困地区的服务员最终回了乡，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则被告上法庭。判决要求赔偿孩子的家人53万元。仍然是通过茅于轼的筹集，注册资本为3万元的这家小公司偿清了这笔费用。
“最初创建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到过它会有现在这样的规模!”茅于轼说，“到现在，我们培训过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7000人!”茅于轼喜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算这笔账：我们5个人出了50万，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GDP。这是多合算的投资!
有人评论说：富平学校就如它的创办者一样，是个孤独地寻找出路但始终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小额贷款“授人以渔”
与富平学校相比，山西龙水头村小额贷款基金的开始则更加简单。“最开始就是我自己掏了几千块钱，寄给了雒玉鳌，让他借给有需要的村民。”茅于轼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雒玉鳌是龙水头小学的教师，当地少有的高中毕业生。茅于轼在龙水头小学的学生们给他写来的希望工程捐助感谢信里，读到了这个名字。1993年，雒玉鳌被选中成为龙水头扶贫基金的负责人，茅于轼开始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中筹集资金。素不相识的两人通过频繁的信件来往，搭建起基金贷款的基本框架。
按照最初的规定，基金可以用于三种用途：治病治伤、求学和生产。前两者可以贷款一年，不收利息;用于买化肥农药、打工经商等生产用途的贷款卡可以贷6个月，每月付1%的利息。并规定了逾期不还的利息办法。借款手续也很简单，取得茅于轼委托的3人管理小组中两人以上同意，写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超过4000元的借款需要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当地农民的生产或别的需要数额都不大，一般就是千把块钱，这个数目在银行办不了(贷款)，到亲戚邻居家借又未必借的到。现在我们可以借给他，而且不需要抵押。”茅于轼解释：“城市里的家庭只是一个消费单位。但农村家庭却不同，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因为从事生产，就有资金的流入流出。春天需要投入资金，买种子和化肥;到秋天因为出售农产品，有资金的流出。其他生产活动也一样，都有资金的流入流出。如果像现在那样，要资金的时候借不到钱，生产就会停顿。所以农村金融对农民和农业至关重要。”
中国登记在案的小额贷款机构目前有110家。但由于中国金融政策对个人集资的限制，大多数由国际组织援助并提供资金。与在孟加拉得到的 “乡村银行”模式相比，中国农村小额贷款“只贷不存”的现状被“乡村银行”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努斯批评为“砍断了一条腿”。
龙水头小额贷款最初只由茅于轼筹集来的资金作为贷款金。2002年，他们开始在当地吸收存款，给存款村民提供6%的月息，资金规模一下扩大了4倍，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既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机构。他们在保持了95%的高还款率同时，也踏入了“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必须要有投资，必须是商业化，才能有持续运转的能力。”茅于轼强调。80岁的他已经从基金的管理中逐渐退出，而今年6月，新的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3000万元资金正式注册成立，将以合法身份继续前行。尽管按照目前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仍然只能经营贷款业务，不能吸收公共存款。
站在风口浪尖上
耄耋之年的茅于轼生活依旧忙碌。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1点就寝，会议、演讲、研究、写作排满了日程。对他来说，除了规模的大小之外，小额贷款也好，富平学校也好，和他资助贫困大学生、在临县教育扶贫等行为没有实质的差别。“天则所才是我的工作。”他说。
作为民间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汇集了盛洪、樊纲、吴敬琏、周其仁等经济学家，目前的重点研究项目是：中国贸易保护的代价、中国经济人权及其指数、中国公共治理指数等。近几年，从“廉租房应该没有厕所”到“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茅于轼的观点动辄被断章摘句，并在网络上招来激烈讨论和一些人身谩骂。
他对此处之泰然，并仍笔耕不辍。12月，他的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他说自己欢迎一切关于学术问题的辩论，“我只不过是提出了经济学上的道理，但是社会到底朝哪里走，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也有不少的偶然性。”“我绝不是想给出一个结论，更不希望政府不做认真的研究，就按照我的意见去办。”
他坚定地支持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并非对其缺陷视而不见：“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而“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这是茅于轼眼中“富”“平”的关键。
“现在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如果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不同群体的社会矛盾继续加大，我对明年的情况很担心。”天色将晚，在谈话的最后，茅于轼第一次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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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获奖理由
国人不再热衷做“有思想的芦苇”，这恰好对应了中国思想界的凋敝现状。幸有秦晖这样的学者，理性尚存，激情犹在。他对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面，纵横今古，贯穿东西，超越学科的界限，探讨当下中国的变革之道，并引领社会思潮。
人物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言论：
“在如今的中国，自由主义要在坚持过程公正(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方面与寡头主义划清界限;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争取公民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方面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而自由与公正不仅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共同底线，也应当(至少在自由秩序实现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秦晖

2002年，秦晖教授给当时《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黄钟新书《游手好闲地思想》作序，写下了：“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什么是常识?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却拒绝围绕常识去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这是秦晖一直批判的。秦晖经常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伪命题的泛滥，遮蔽了常识。
2009年岁末隆冬，在北京蓝旗营秦晖家中，百来平方的单元房客厅，三壁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墙角和书架的前面，还是堆着的书。
落座，采访开始。
随着交谈的深入，秦晖语调高亢起来。
“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三农问题，本来就只有一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被夸张出来的。”
“从农民问题到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既没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福利国家’的问题，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问题。”
所有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被秦晖最终归结于中国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应该不断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时又要反对横征暴敛，直到我们的统治权力太大(在经济上表现为任意“汲取”)而责任太小(表现为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弊病逐渐减少，最终治者与被治者达成权责对应的契约——那时“权大责亦大”的福利国家好，还是“责小权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为“真问题”。
共同的底线
1969年，年仅15岁的秦晖初中毕业，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区田林县下乡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从农村考进了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科开创者赵俪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秦晖学术研究以农民史为开端，后转向经济史研究。90年代以后，秦晖与妻子金雁、中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学者一起，开始了中国与东欧的转轨比较研究。他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公正性问题，从1990年代抨击“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纪进而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今天，他很高兴自己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言论得到不少农民朋友的好评，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学者，未被授权“代议”，也无权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权益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维护。农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我原来是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我理解的农民问题不光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业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但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这种社会在现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涉及到种田的人，也未必会随着种田人的减少而自动消除。”作为公民，秦晖认为，农民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是统一的，他为他们的权利呼吁实际上也是维护每一个公民、包括自己的权利。
到了新世纪以后，秦晖发现，学界出来两股风气：“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要加强垄断;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别喜欢反对福利国家，认为所有毛病都是国家对穷人太照顾造成的。
“我就觉得这两方面都很成问题。”秦晖说道。
2002年，也是在蓝旗营，秦晖接受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采访时说过：“中国的问题完全不能纳入欧美思想界左右派，或‘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来讨论……在中国，大多数人即农民面临的问题是既缺少自由，又缺乏保障。因此，对他们而言，应该强调更多的自由放任和更多的福利保障……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他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他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
世纪之交的论战
中国思想界走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时期之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自由主义开始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新左派的批评。
据统计，90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7，已经越过了警戒线。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一些人对改革步伐和改革方向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最早发生在大陆以外。1995年起秦晖、雷颐等与崔之元、王绍光等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开始交锋，到1997年争论在大陆“浮出水面”。汪晖的一篇题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的文章成了导火索。虽然汪晖一直不喜欢被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在这场被称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大论战中，他和秦晖被分成了两派——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
用参与论战的另一位学者朱学勤的话来说，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情的判断;二是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三是如何解决社会弊病。而另一方面的汪晖则说，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
秦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谈社会公正问题很出名，这既使那些指责“自由主义者忽视公正”的“左派”人士感到恼火，也为那些确实想淡化公正问题的“右派”人士所不满。“我这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新’，远没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来得时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并非‘新自由主义’者。”秦晖这样定义自己。在他看来，老自由主义强调的限权，要限的是非民主国家之权，而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民主福利国家。后者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意义。现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统治权力的情况下却强调给它卸责，这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了。
时到今日，秦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对‘右派’朋友说，你们主张减税我坚决支持，但你们说减福利我是不支持，凭什么减税就得减福利，如今国家拿了那么多，也没搞什么福利呀，要再减那还得了吗?我对‘左派’朋友说，要增加福利是可以的，但要像王绍光说的那样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我绝对不赞成。”
指出“负福利”之弊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秦晖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前者导致民众自由不足，后者导致福利不足，或者甚至是“负福利”——这是秦晖原创的一个概念，源自黄宗羲的话“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指福利特权化，国家“二次分配”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差别，比“零福利”还不如。
秦晖认为宪政民主国家有高福利与低福利之别，也就是照顾穷人多少的问题、基尼系数降低多少的问题，但不会有“负福利”。比如欧洲实行全民医保，是高福利，而美国的medicaid和medicare只保18%最弱势的穷人和老人，造成“次弱”群体无医保的问题，这就是低福利。而我们过去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并不比美国的18%高，但最弱势的农民和失业者反而没有。以至于把各种“待遇”加入后基尼系数反而会明显提高。“这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这明显是‘负福利’嘛!”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低福利的右派朋友大可以去抨击特权福利，但为什么要反对保障穷人?反过来讲，主张高福利的左派朋友大可以给穷人争保障，但他们反对限制政府权力，难道就不担心政府“扩大汲取能力”后进一步强化特权福利吗?
本来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主人家两口子一个左一个右，俗话称为左公右婆——老公很左，主张多给仆人(政府)钱(授权)，让他多买菜(公共服务与福利);老婆很右，主张少给仆人钱，让他少买菜，于是两口子争吵起来，这是很正常;至于仆人，就等他们吵完了，吵出结果，给多少钱就买多少菜。
但另一种情形却是，政府不是仆人而是主人，这个主人有着左佣右佃——右派是佃户，左派是长工。本来左佣要求改善伙食，右佃要求降低地租，这都各有道理，即使两人不能合作，也不妨各自向主人要求。但现在，左佣右佃自以为成了左公右婆，左佣指责说：右佃，你为什么要求降低地租，主人就是应该扩大“汲取能力”嘛;右佃指责说：左佣，你凭什么要求主人给你改善伙食，主人不能惯你的“福利病”——这是秦晖的形象表述。
本来不应该的争吵出现了，而且争吵还在继续扩大。
民主福利国家和走向宪政之路
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右手争自由(这就要限治者之权)，左手争福利(这就要问治者之责)，我们就会有进步。哪怕是渐进的，一件事一件事地争取，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但如果方向相反，“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那不就离我们的期望越来越远了吗?
秦晖说，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很难有财政盈余，原因很简单：一派人反对它任意向富人(更不用说穷人)要钱，另一派人督促它为穷人花更多的钱，你说它怎么可能有盈余?而我们则相反，一派人支持它向富人(无权的富人，甚至是不富的人)要更多的钱，另一派人则论证说它不该为穷人花钱，你说它怎么会没盈余?当然钱也不会花不掉，那就花在政府自我服务上嘛!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这种事还少吗?
说到现实问题，秦晖的语调高昂起来。在他看来，现在不少人把财政公开、“预算民主”视为宪政第一步，这很有道理。可是政府怎么会有这样做的动力?除了寄望于善良外，真正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不能随便收钱了，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他必须花什么什么钱，弄得他不仅没有余钱自我服务，还产生压力，使他面对问责只能摊开账本说：你们看我就只收到这么些钱，你们让我办那么多事我办不到，现在你们自己商量：是让我多收点钱呢，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这就有了商量，有了治者与被治者的契约，就有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左佣右佃”变成“左公右婆”的可能。如果相反，我说他应该大肆收钱，你说他可以不必花钱，他全无压力，手中留下巨额钱财还可以自己享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有向你摊开账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从当年英法“无代表不纳税”规则的形成，到当代波兰的圆桌会议，都是在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当然不想反过来证明巨额赤字就一定有利于宪政，更不是说为了推进宪政就应当人为制造赤字，但是那种“左派”“右派”共同促进“低自由低福利”条件下形成的“病态盈余”、而政府自我服务愈演愈烈的状况，也的确应该反思。
秦晖因此再次提出他的民主福利国家说。他强调福利国家有几个基本特点：其一，福利是民众加于政府的责任，不是统治者的爱好，更非“皇恩浩荡”，有之民众不必谢恩，无之官家要被问责。其二，无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只是穷人被照顾得多少的问题，不会出现“负福利”，国家不可能搞负调节，基尼系数是下降多少的问题，不会反而升高。其三，正因为福利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所谓的福利是公民要求于政府的，如果只是政府要求公民的就不是(当然不是说政府就不能以别的理由要求百姓)。比如把流浪者抓起来的“收容遣送”不是福利，而孙志刚事件后改行流浪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救济，那就是福利。又如，假如政府应穷人要求提供了廉租房而使其告别贫民窟，这是福利;假如政府不予安置，却指贫民窟是“违章建筑”而赶走穷人，这就是反福利了。《义务教育法》作为福利立法本来是要求政府承担义务保证民众享有免费教育，但以前却常被理解为政府有权强制家长尽“义务”掏钱供孩子上学，供不起就抓家长，这就是反福利。政府给农民提供医疗保障这是福利，但过去在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政府禁止农民“卖地救命”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土地福利”，这不是荒唐吗?
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是福利太多呢?还是“负福利”太多而自由太少?秦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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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被“裹挟”进去的斗士
提名理由
性，仍是无法在中国获得正常身份与属性的字眼，过度的泛滥与过度的禁忌，同时存在于这个既开放又保守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中国最著名性学家李银河的命运——常有“惊人之语”，每每引发争议。她致力于在性的领域消除歧视，实现平等，虽艰辛却未敢懈怠。
人物简介：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著名作家王小波之妻。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言论：
“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之类的个人权利已经有了要求，那么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在伸张个人的性权利方面，人们还远远做不到理直气壮，反倒是心虚气短得很。”

——李银河

2007年2月的一个不眠之夜，李银河在反复思考关于英雄的问题。最后，她想通了三件事：第一，她不是英雄;第二，她不适合当英雄;第三，这个时代不需要英雄。
促使她陷入这一哲学思考的是刚过去的、极不寻常的2006年。
这一年，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分水岭。此前，她的主要角色是潜心性研究的社会学家，影响所及限于学界和同性恋群体中;2006年，她高调亮相，从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南京讲座“惹众怒”事件到采访收费事件，她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对她的关注和非议都爆发式增长。
这一年，她获得了“英雄”和“灯塔”的无上赞誉，也被评为“2006十大最欠揍人物之一”。
她形容她最崇敬的大学者福柯，到后来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2006年起，她基本上也获得了这种地位。通常总是这样的，社会上一个敏感话题出来，媒体就去找她点评，而她的每次点评，都会遭遇耸人听闻式的解读。比如，她说“憧憬”性的多元化，报道就说她“憧憬多边恋”，于是舆论哗然;她说换妻的提法不对，应该叫换偶，报道就说她提倡换妻又换夫，舆论再次哗然……
“她有多大压力?你问她自己吧!但作为她身边的人，我都感觉到压力。”跟随李银河长达十多年的助理、经纪人郑宏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李银河对于压力的话题并不津津乐道，反而轻描淡写地说，搞科研相对来说是最宽松的。跟她的主张容易给人造成的“斗士”印象相反，她在采访中的态度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是温柔的，平安喜乐的，仿佛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
她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watchdog(看门狗)。碰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又是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责任所系，“你总得出来汪汪两声吧”?
三提同性婚姻提案
称赞李银河是英雄的，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67岁的迈克尔·科比，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2006年1月上海举办的“性、政策与法”耶鲁-复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把李银河比作中国的金赛(美国性学家，其所著《金赛性学报告》引发了西方性解放运动)。
中国最有影响的“同性恋”资讯网站——爱白网的主编江晖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很好玩的老头”说起李银河，一口一个“My hero”。但江晖对李银河的印象是：说话轻声细语，现场的气场不够，“面”了点，远不如她的文章有力量。
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两会”期间，李银河就用这样的轻声细语，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
这是她第三次提出这一提案了。前两次，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误会，以为李银河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直接提交提案。其实，她什么都不是，只能四处找朋友帮忙。
第一次是2001年“两会”期间，她委托一名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议案。但因找不到30名代表附议，只能作为“建议”提交。
第二次是在2004年。她这次瞄准的是政协，因为政协的提案一个人就可以提交。社科院有不少政协委员，但都以“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了解”为由拒绝了她。最后她总算找到了一位愿意帮忙的朋友，对方要求她不透露姓名。
其实，李银河自己都记不清她到底努力过多少次了。碰壁是家常便饭，有人肯帮忙也都会要求保密，提交没提交不知道，提交了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下文。
第三次，2006年“两会”，她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而且，振聋发聩。媒体蜂拥而至。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接受采访时表态，说同性婚姻的思想太过超前。
其实连江晖这个“同性恋”运动的组织者都认为，当下最紧迫的是反歧视，同性婚姻立法的时机远未成熟。在他看来，李银河提出同性婚姻提案，更多的是一种策略考虑。
对此，李银河自己有个“平行四边形”理论。即，有些人往左走，有些人往右走，最后得到的将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社会会走向二者中间的方向。为了平衡强大的右翼保守力量，她必须坚持向左走。
从次年开始，“两会”前夕的2月份成为中国“同性婚姻倡导月”，江晖他们每年组织“同志”中的志愿者上街宣传造势，呼应李银河可能采取的提案行动。而猜测她当年是否提出提案，也成为“两会”期间的保留热点话题。
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之后
李银河很快就品尝到“登高一呼”的滋味了：不是应者云集，是骂者云集。
开始，反同性恋者跑到她的博客上，尽情倾泻着骂街式的语言暴力。她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好把博客评论功能一关了之。
2006年7月的“南京讲座”事件后，骂声则是铺天盖地而来，关也关不掉。
“七夕”前夕，李银河应邀到南京做了一个关于爱情的讲座。李银河自己的感觉是，讲座反响很好，“只有个别老年人提出异议，别的听众还‘嘘’他”。但《金陵晚报》的标题却是：“李银河憧憬‘多边恋’，前卫性观念南京惹众怒”。李银河说：“我是用过‘憧憬’这个词。我希望能有一个多元性文化的社会。我不是憧憬‘多边恋’，而是憧憬多元化。”
这篇报道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甚嚣尘上。
这些，她还能顶住压力，但来自行政系统的压力，她却顶不住了。
领导找她谈话之前的那个月，她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10月9日“锵锵三人行”谈性问题，10月17日视频聊同性恋，10月19日“一虎一席谈”聊“为二奶维权”，10月24日网聊“换偶”问题……反复阐发在“自愿、私密和不涉及未成年人”三原则下，成年人有自由选择权的观点。
社科院领导找她谈话了，主题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领导劝她要考虑中国国情，那就是：现阶段还是温饱阶段，性还是一个奢侈品。
李银河不服气，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算宣传吗?但她内心非常挣扎。她也理解领导的难处，外界会把她的个人观点看做社科院的观点。
她做出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也许只能如此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看清楚自己，不适合当英雄，因为缺少战斗性和献身精神。
骂她的人，也是因她受益的人
但李银河知道，她是不可能闭嘴的。虽然，她只是个被“裹挟进去的战士”，但，既然被“裹挟”进去了，战斗就只能是她的宿命。
把她“裹挟”进去的，是她选择的研究领域。选择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必然是：从她的教育背景来说，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而性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从她的性格来说，那些年人们越是谈性色变，她越想将它看个究竟。在她看来，“搞性的研究有点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
偶然是：她刚回国时做了10个社会学课题，在做“单身”这个课题时，碰到一个因同性恋而选择单身的男士。这给她提供了宝贵线索，使她得以通过他接触到其他同性恋者。就这样“滚雪球”，李银河完成了开创性的同性恋研究专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香港出版。
1998年，这本书经过增补，更名为《同性恋亚文化》，在中国大陆出版，引起巨大轰动。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大陆“同志”将之视为“圣经”。李银河也因此在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爱白北京图书室收藏了这本书的香港和大陆两种版本，还有《虐恋亚文化》(1998)、《酷儿理论》(2000)和《福柯与性》(2001)等李银河的代表作。据江晖介绍，借的人并不多。因为李银河的书大家都有，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志”家中几乎人手一本。
2009年12月，重新收录了这些经典旧作的《李银河文集》出版，其中还包括两部新作：《后村的女人们》和《社会学精要》。李银河下一步的计划是，写作新中国60年性史。
当被问到是否考虑过从政，李银河说，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成了一种荣誉。“争荣誉我不乐意。但如果是为利益群体代言，我应该出来做这事。”
不过在江晖看来，李银河并不是最适合代表这个群体的人。“需要有更懂得语言技巧的，不能被人逼问两句就脸红的。”
但是，他非常钦佩李银河孤军奋战的勇气。“一般的学者做不到，只有那种不囿于学术圈子、时刻关注民生和社会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他认为，李银河对性少数群体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有什么理论创新，或是提出了同性婚姻的提案，而是，她为这个群体争取了话语权。
但，李银河的贡献并不止于性少数群体。江晖说：“很多人并不理解，她是在帮每个人争取自己的权利空间。很多人只看到性，想到性本身以及那些性的画面，于是就觉得肮脏，然后就对李银河泼脏水。而那些骂她的人，其实，也是因她受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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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1930年1月生于江苏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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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遍地开花，风光无限，同时又身处非议与声讨的漩涡。吴敬琏虽为“国字号”的经济学家，没有放弃对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坚守，其拒绝取悦的对象，既包括政府和利益集团，也包括公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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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湖南衡山县，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徐贤修讲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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