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夹缝与压力中的“70后”

管季超0712

白烨：夹缝与压力中的“70后”
2009年04月14日 白烨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青年作家，大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这时的中国文坛，面临着市场化的兴盛、新媒体的兴起等构成的冲击，而在文学写作领域，在刚刚露头的“70年代人”前面，有前几代作家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而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以“80后”为主的青春写手协同市场炒作构成的强势追逼，这使他们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巨大压力。但“70年代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在压力中默默进取，以自身的努力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地位，并逐渐显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来。
　　在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坛，“70年代写作”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他们不仅人数众多，群体庞大（经常发表作品并有一定影响的有50多位），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以他们的锐气、活力和新意，成为文学创作中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属于70年代人的卫慧、棉棉因为《上海宝贝》《糖》等作品，被当时的新闻出版和文化主管部门严厉处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等否定性的批评与批判殃及了整个“70年代人”的写作。因而，整个“70年代写作”在一些评论者的描述中，就被整体地“妖魔化”。我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不要“妖魔化”70年代作家》的文章，在这里，还要为“70年代写作”再鸣不平。吁请批评界不要再以搽脂抹灰的方式给“70年代人”抹黑了，不要再用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把他们轻看了；卫慧、棉棉不能作为“70年代人”的代表和代称，所谓的“身体写作”只是她们的事情；甚至于，她们的写作是否就是“身体写作”？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反思和深入探讨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有关“70年代人”写作的不足等也没有得到切实的研讨，这无疑都是令人遗憾的。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70年代作家”出道的背景，以及属于他们自身的也包含了长处与短处的共性与特点。走近他们和理解他们，是评论和批评他们的基本前提。在这里，我愿意谈谈我对“70年代写作”的特点的一些理解，来与大家交流。
　　“70年代写作”是一个异常丰繁的创作群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卓具个性的，但从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从而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共同性特点作出一些评估。
　　第一，是看取生活时带有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70年代人”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为人民代言”的群体性立场的写作，比较典型的是已去世的陕西作家路遥，他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经常会出现“我们”的提法，表明他写的不只是“我”，而是“我”和“我们”，他是为“我们”代言的。还有一些作家虽然不像路遥那样明显，但都多少带有为“人民”写作、为“我们”代言的因素，只不过更为隐性一些罢了。“70年代写作”因为作者成长于由“群体”向“个体”、由“共性”向“个性”大幅度过渡的80年代，重视个体、突现个性的成长印记就必然带入写作之中，使得他们的作品既成为一个时代个性彰显的记录，同时也使他们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而在他们普遍走向个人化的艺术视角中，那种平民的色彩和市民的意味也相当明显。被他们写入作品的描写对象，常常很难确定其身份，有时是求学者，有时是小文人，有时是都市白领，有时是无业游民。这样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大量进入作品，使得他们笔下的生活充满了流动性、鲜活性，乃至市民性、民间性。我觉得这种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满含个性体验的同时，给文学带来了时代与社会的新生面，以及他们对这种新生面的新观察、新感知。
　　第二，是由清醒与怀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叙事。如果说每一个文学人都是以自己已经形成的“系统”在面对生活和从事写作的话，那么以“50年代人”为主的文学群体大致形成了这样的定势：以浪漫的姿态看待人生，以庄严的姿态对待文学。这种“浪漫”与“庄严”共同作用于写作之后，就常常会去捕捉重大题材，构筑“宏大叙事”；而“70年代写作”与此明显不同，在他们那里，生活不仅是不浪漫的，而且是不规整的，就像刘震云所概括的那样，是捡拾不起来的“一地鸡毛”。他们对于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浪漫”、“理想”这样一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字眼，是持保留态度的，甚至是表示质疑的，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所经验的生活、所产生的疑惑，因而，一般不盲目地歌颂什么，不抽象地畅想什么，只是冷峻异常地描写他们看到的和感到的。因此，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现状之无奈，常常真实得让人尴尬；他们所表现的人物心境之无告，常常真切得让人惊异。像丁天、冯唐的“成长”题旨小说，戴来、盛可以的“都市闲人”小说，都在描写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物方面，具有一种如“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一样的冷峻和不露声色。这样的写作，即使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来看，也当属于严谨、严苛的一派，显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表现上更为清醒，也更为冷静。少了“宏大”，但添了“冷峻”，这是“70年代写作”的又一个特点所在。
　　第三，把游戏性的因素带入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文学减负增趣的作用。在我们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写作中，可以看到游戏性的文字，但绝少看到游戏性的姿态。此前的作家大体都是如此，只有一个王朔是例外。而在“70年代写作”中，游戏性已成为一个普遍性因素。他们重“意思”，更甚于重“意义”；“好玩”、“有趣”既是他们生活中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写作时的出发点。这种游戏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表现为人物与生活的相互戏弄，有时表现为故事与叙事的相互映衬，使得他们的作品因为具有某种反讽性、戏谑性和幽默性，而格外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在这种写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了“庄严”的方式、但依然有效又有力的文学旨趣，它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增进了写作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70年代写作”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也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样庞大的一个写作群体，有很多人既非体制内的职业作家，又非游弋于市场的文学写手，他们中的多数是在不同的社会行业和文化部门就职，而又坚持纯文学的写作，并且稳扎稳打，孜孜以求。应该说，如果不是对文学抱有坚定的信念，不是对写作抱有深挚的热情，这样的写作不仅难以为继，而且难以形成气候。因此，他们是一个认真追求文学、并不讲求名利、相对纯粹的因爱好文学而从事写作的一个群体。我认为，这是他们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也使他们成为当代文坛最为宝贵的力量之一。因而，我们应该对他们抱以深深的敬意，并寄予极大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