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对“70年代出生”作家的影响分析

管季超0712

消费文化对“70年代出生”作家的影响分析

作者：赵红 时间：2009-10-18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08)05-0121-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真正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发展加快，物质生活逐步富足起来。但同时随着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原先在贫穷年代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规范却日渐苍白，人们的物欲被一点点地唤醒，并最终如洪水泛滥。于是，人们开始找寻一种与商品社会相符的自我认同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消费主义文化乘虚而入。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由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其生产方式孕育出的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消费主义文化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不断追求被制造被刺激出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按波德里亚的说法：“富裕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消费主义的欲望需求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迅速蔓延，它以其极具蛊惑力的即时享乐、消费、纵欲、狂欢的现代生活新理念，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体系，塑造着新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民众精神。在这一消费文化环境下，“70年代出生”女作家写作的方式与策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文本呈现出物化、欲望化、时尚化等新的特征。下面文章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70年代出生”女作家文学作品中的物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商业化浪潮和迅速扩张的消费主义文化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物质的消费和满足取代了理想和精神性的因素，成为个体在社会中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在此之前，小说对于人的表现很少涉及赤裸裸的物欲和金钱，作家讲述的往往跟爱情、信仰、道德、政治、艺术等崇高的事物有关，物欲并不是塑造形象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在“70年代出生”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物欲已经成为情节构成的基本因素之一，或者说，已成为90年代话语的一个重要符码，它参与到故事进程之中，参与到人物命运之中，小说大多在重复着人的成长最终被物欲的增长而打败的故事。朱文颖的《高跟鞋》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出身贫穷的女孩安弟对这个社会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作品中写道：“安弟是清醒的。她迅速看到了一种时代深处最强大的东西。这个聪明的清醒的孩子，她要行动了。她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她要有钱，强大，具有力量。”由此可以看到，物欲的强大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仔细品味近年来纷繁多态的女性写作，我们发现，女性创作文本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物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的繁复描写，这一描写有时甚至近乎痴迷，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向：即作家对“景”与“物”的随心所欲、细致入微地描写排除了人的在场。女作家在由摆设、时装、首饰、化妆品、宠物、美食堆砌成的物欲积木中流连忘返。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中男女双方的网恋，就是在物质话语的交锋中展开的，她们评价衬衫的质地与色泽，香水的品牌与气味，咖啡与酒的产地与喝法，他们相约去衡山路的西式酒吧，去华亭路的日本咖啡店。作者的散文《清醒记·生日》中刻意堆砌着各种物品：一条印度黑色芒麻裙子。大块玉石和贝壳镶在鞋面上的凉鞋，小一码，只有一双，打折，还是买了下来。香精沐浴露，有迷迭香、松木、薄荷的气味。大盆茉莉花和吊兰。吃的绍兴菜，醉虾、黄鱼鲞、腌笃鲜。一只巧克力杏仁蛋糕，小小的，非常软而细腻。香草冰淇淋。2004年7月的生日，是这样度过的。作者对物品的挚爱达到心醉神迷的程度，此时的女作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执著的艺术家又是热情的消费者。类似的物品描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随处可见。安妮宝贝在《清醒记》中曾自陈这种对物恋场景精细铭刻的原委：“人慢慢会学会对物沟通，而不是对人。那或许，对人，我们终究是会慢慢淡漠下去。”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作家刻意描写了自己的写作环境：在家里我铺开雪白的稿纸，不时照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作家的智慧和不凡的气质。天天在屋里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牌子的汽水，用“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色拉，还有“德芙”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唱片选有点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的来放，调试空调的温度，巨大的写字台上有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像墙那样整齐地堆砌着……     这些女作家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将“物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所刻意描绘的写作空间是一个充斥着物品的环境，她们写作的“催化物”是镜子、香烟、酒、咖啡、音乐、浴缸、化妆品，甚至手淫、高潮等身体欲望的连锁反应，还有对成名、金钱、发行量、享受的追求和考量，这些都是传统作家所难以启齿的东西。     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与消费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她们不反感关于金钱、身体、物质、成功的价值取向，她们可以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消费社会的金钱、物质原则，并在这种理解中表达自己对消费社会或赞赏或批判的态度。她们身上“物化”的写作与写作的“物化”合而为一，颓废而激进，表达了对精神愉悦与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     二、“70年代出生”女作家文学作品中的欲望化特征     在传统文化中，审美总是与世俗物欲和感性欲望相分离的。但到了消费社会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符号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被现代理性压抑的欲望逐步被唤起，感官享受、本能欲望的满足得到充分肯定。当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欲望获得审美领域的准入证后，它必然迅速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蔓延开来，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对身体和感性欲望的充分表现，感性欲望成为消费文化环境下符号制造的重要内容。在消费文化环境下，性的欲望被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无限渲染和夸大。性的欲望话语，一方面承担起了叙事的强大推动功能，另一方面又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成为小说家适应读者某种心理的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业原则的介入，欲望书写常常突破理性疆域，走向人性的另一个片面和极端。     在90年代初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时期，女性情欲的表达是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是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僭越力量。反抗宏大叙事和张扬个体欲望，被视为表现女性个体生命欲望的写作潮流。当“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性的极端化描写则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诉求。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到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等，女性写作逐步陷入自觉地服从市场逻辑，有意识地张扬性爱欲望的消费文化场域。     “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对于性的欲望的表现直接而现实，性对于她们仿佛不再是一个值得焦虑的问题，它和衣服、汽车、口红、咖啡等商品一样，只是工具性层面的商品。因此，她们也就可以以一种更为客观和冷漠的态度随意处置她们笔下的欲望话语，她们的很多小说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片肉的快感与欲的宣泄。卫慧说：“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