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十年代访谈录》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0-3-11 15:00:56

缅怀和沉思
　——读《八十年代访谈录》
　　曾攀
　　对于我们这一代（相信也不仅仅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80年代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一种社会氛围、一种文化情态。就像我们要不断的回望“五四”一样，我们也总是不得不回到80年代。具体看来，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的影响力，而在“80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为当代中国很多领域的中坚力量。正因此，《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到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
　　查建英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80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今天他们仍然是其领域中的佼佼者。阅读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体味着那份已经属于历史的多彩与沧桑。
　　李陀所言极是，“回顾八十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等等……”
　　“80年代”相对于之前的“文革”十年，堪称横空出世，也迥异于接踵而至的“90年代”以及今日，它象征的一切，已成历史。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期待之中的新时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来临，犹如春风扑面，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弥漫开来。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前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灯片一样在那个时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杂志、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届热，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所有这一切，使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犹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绎。
　　北岛在访谈中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
　　的确如此，历史在表层断裂中往往有这一种深层的延续。“文革”中长期的文化压制和文化干涸，使得突然出现的松动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和影响。而那些在“文革”中通过类似“地下读书运动”之类的非法渠道，获取大量精神资源而又无法发泄的青年人，在这种松动中也就自然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很显然，没有什么比在白纸上画画更自由。所以80年代的文化健将们也是相当“容易”地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他们一方面确实被“文革”所耽误，另一方面，“文革”后形成的巨大精神真空，也就相对易于得到填补。
　　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无疑是80年代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建国以来，整个学术翻译界就是以马列原著和“汉译名著”体系为主，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现代西方学术得到重视、偶尔提到也是冠以“资产阶级学术”之恶名，像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之类学科整个都被除名。“文化：中国与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关注现代西方学术，哪怕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翻译仍有诸多问题，但仍不能否认它的功绩。
　　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由于十年来文学的沉寂，新时期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80年代的文学已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进行隐约地会意的一种途径，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当我们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等诗句的时候，在一代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的心中激荡起的那种心灵会意与认同是难以想像的。
　　提到“80年代”，自然就要讲到“五四”，这两个时代在精神上有着紧密的继承关系。陈平原强调这种“隔代遗传”的精神思想传承，“理解八十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刘小枫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宗白华、洪谦等老学者对他治学的影响。在80年代里，一边是成长在“文革”之中的青年，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另一边则是曾被五四精神洗礼的文化老人成为这个时代掌舵人，他们以其崇高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
　　80年代所追寻和延续的也都还是五四期间所寻找的精神理念，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我们都可以在80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
　　“80年代”和“五四”一样，不是一个学者的年代，而是思想家的年代，是“启蒙”的年代。那时，稍有知识的人，没有不思考人文问题的，只不过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据说当年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存在与虚无》，而晦涩的《存在与时间》更是居然成了畅销书，在今天这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还有大量的讲座，陈嘉映曾说，“八十年代，我读一遍《存在与时间》，就敢讲海德格尔。现在，不在大学里研究十年，谁敢讲海德格尔？”
　　但是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还有这样的特征，过分追求激情与宏大叙事，知识分子过多地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的实际操练。李陀很苛刻地指出： “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也许这恰恰是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以至于当80年代的激情和启蒙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时，就显得单薄无力、应对乏策了。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退潮、人文精神的失落、消费文化的全面兴起；另一方面曾经引领过时代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回到书斋，重新讲起了学术规范和实证性的研究。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而李本人也在80年代末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
　　甘阳因此慨叹：“八十年代老一辈该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辈会更好地讨论问题。”对于年轻一辈，其他“老一辈”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呢？陈丹青觉得由于他们处于历史断层期，文化营养差，现在的年轻人的社会环境好，所以比较有希望；陈平原则认为由于现在选择多，歧路亡羊则变成新的问题；林旭东、栗宪庭没看出新一辈有什么希望，因为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依托的文化精神根本。
　　80年代过去了，它留下的，一方面是我们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缺憾。所以，当我们回首的时候，会发现它的精神遗产也许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然而不论是留恋还是惋惜，80年代最终还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地赶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80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欲望刺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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