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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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


　　 董永传说

基本简介　　申报时间：2006年

　　遗产类别：民间文学

　　所属地区：山西，江苏，河南，湖北

　　遗产编号：Ⅰ-9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

　　董永传说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图）》。此后三国曹植的《灵芝篇》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也都有相关记载。干宝的记载因主题突出（行孝）、情节完整（"鹿车载父"、"卖身葬父"与天女适嫁"助君偿债"）而在我国农村地区广泛流传，成为两千多年来故事嬗变和文学移植的母本，对后世影响深远。[4]

董永传说　　 董永卖身
　　二十四孝图中有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一个小伙子，父亲死了后没有钱给父亲置办丧事，自己把自己卖了，这是任何人都难做到的。董永做了，成了古今人们称道的大孝子。

　　那一年，董永的父亲死了。当时董永家里很穷，没有钱给父亲办丧事。可他又不忍心这样埋了，父亲活着时受尽了人间的苦，死了后没有寿衣，没有棺材，让父亲这样到阴间，有辱祖宗脸面，自己也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董永为难了，他甚至想到了死。可是以一想，自己死了后，谁给父母的坟头填土呢？谁给父母守孝呢？就是不管这些，自己死了后，父母在九泉之下也是合不上眼的。

　　没有办法了，董永擦干了泪，出门去求亲千友，想借钱给父亲办丧事。他跑了一天，两条腿几乎跑直了，可是没借到一点钱。有钱的人家怕借给他钱还不了，不借给他。穷人家没有钱，自顾自还顾不了，没有钱借给他。

　　董永一连在外跑了好几天，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右还是没借到钱。晚上，他直直地跪在父亲身旁，一动也不动。他眼里没有泪，泪早流干了。他不知道该求助于何人了。这时，只要有人能出钱帮他埋葬父亲，了去了他的心愿，叫他咋报答也行。可是谁能帮他呢？人急了也能想出急法子。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走了有些人为了活命，卖了老婆和孩子。自己没有老婆孩子卖，自卖自身不是一样吗？自己的骨肉是父母给的，自己不能给父母尽孝了，再把身体卖了孝顺父母也是一样的。要是有人买，他愿自卖自身，有卖身的钱埋葬父亲，以此来报答父母的恩情。

　　主意想好了，董永躺在父亲的身旁稳很地睡了一宿。天明了，董永找了几根茅草，绑了小把儿，插在后衣领里。他从这个集市来到那个集市，从这个村来到那个村，一连几天，没有一个问价钱。

　　这天董永又转到了马踏湖边的李家庄。他从一家高门楼前走的时候，被一个拦住了。那人站中他前边，阴声阳气地问："你个人是做啥的？" 董永抬头看看面前这个人，从穿戴和架式看，象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以为自己遇到买主儿了，赶忙低下头，深深地施了一个礼，说："请问大叔你买人吗？"　那个人愣了一下，问道："买人？你卖老婆还是卖孩子？"　董永摇了摇头，说："我没有老婆孩子可卖，是自己卖自己。" "啥？你自己卖自己呀？"那个人听了，仰头大笑起来。等他笑够了，才说道："我家老爷只买处表漂亮的女人，从来不买男人。"　董永气得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转回身就走。这时，从高门楼里又出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人。他朝董永招了招手，说道："慢走，我有话要问[1] 董永站下了，心里抱着一点希望。 那个人嘿嘿地笑了几声，说："我一辈子娶了好些媳妇，可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有一个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很孤单，你如果愿意，不妨给我当个儿子。我就把你买下。你看怎么样？"　董永的脸一下子红了。一时间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儿。答应吧，明摆着是侮辱他。不答应吧，又怕万一真是一个买主儿。想了想，他把心一横，反正是卖给人家，只要他出了钱真买，他咋说我咋做。董永正要开口，只听那个人又说话了：　"哎，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李虎长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没听到过别人叫我一声爹呢。你如果愿意当我的儿子，就先叫我三声爹，我听听亲不亲，你叫的亲，我听着顺耳，钱多钱少不碍事，我就买下你。" 不听则已，一听他说的话，董永心里呼地燃起了一把火，只烧得他两眼都发红了。

　　说了半天，站在这时原来是仇人李虎呀！就是这个黑心肝的家伙，打死了生身母亲，逼死了未婚妻子张月莲，又买通了官府，让他家吃了冤枉官司，官府还打断了父亲的双腿，赔上了全部家产，还落了个家破人亡。要不是他，自己怎么能落到这步田地呢？真是冤家路窄，眼下又碰到他了，他还在取笑自己，这口气能咽下去吗？董永越想越一气，两眼都气得发红了。

　　他浑身气得哆嗦，牙咬得咯吱咯吱地响，回过身子，朝站在台阶上的李虎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李虎看看走近了的董永，发现他瞪圆了的两眼里好像要喷出火苗子。吓得他向后倒退了一步，有几分心虚地说："你要做啥？有话站在下边儿说！"　李虎的话音刚落，大门里又出来了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走过挡住了董永。董永好象没看见，忽然像疯了一样，从两个人中间闯了过去，一头把李虎撞了个四脚朝天。董永正想扑过去狠狠地咬他几口解恨，那两个汉子转身把董永抓住了。两个人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脚，不一会儿就把董永打得不省人事了。 李虎看了看躺在地下的董永，朝那两个人摆了摆手，说："把他拖到庄外，扔到路旁的水沟里。有人问，就说他是贼，进来偷东西，叫你俩抓住了。"那两个人答应着，赶忙过来，把董永架起来走了。到了庄外，两个一叫劲儿，把董永扔到路旁的水沟里了。

　　天很冷，沟里的雪很厚。不一会儿，董永又醒过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了这里的，就象做梦一样。过了一阵，他才想起了在李虎有的大门外发生的事。 他咬着牙撑起身子，一下一下地从下边往沟崖上爬。费了很大劲，他到底爬上了沟崖。他坐在雪地上喘了一阵，忍着浑身的疼，要再去找李虎拚命。 刚走了几步，他又站下了。就这样去找李虎拚命吗？他家里那么多人，去了不是白白地送死吗？再说，自己死了算不了啥，可是父亲啥，可是父亲怎么办？谁去替自己尽孝呢？想到这些，，董永咽下了一口冤气，慢慢地回头往家走去。直到天很黑了，他才趔趔趄趄地回到家。

　　进屋后，他点上火暖和暖和身子，又上炕跪在父亲的尸体旁，说道："爹，不孝儿对不起你。我自卖自身几天没卖得了，还受了咱的仇人李虎的欺负。你老人家躺在家里已好几天了，让你受委屈了。" 董永说完，扑到父亲身上哭了起来。 苦命人什么时候也是命苦。董永自卖自身没人买，碰到仇人李虎还差一点搭上命。直到后来，他让傅家庄的傅员外买去了成全了人的孝心。从那时起，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

　　 天女助人的传说
　　这个传说最早见于三国时曹植写的《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户，不知何用归。天上秉至德，神女为秉机。"到干宝编写《搜神记》时，这个故事被取名为《天女助人》，内容也更加详细。

　　其情节大体如下： 董永从小失去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去世后，他没钱办丧事，便向人借了一万钱。董永对债主说："日后无钱还债，甘做您的奴仆！"董永在家守完三年丧，就去债主那里做奴仆。路上董永遇到一位女子，对他说："我愿意作你的妻子，不嫌弃你贫贱。"于是董永带她到债主家。 债主对董永说："那一万钱就送给你吧！"董永回答说："蒙您的恩德，先父得以安葬。我虽是贫贱之人，但一定要尽心尽力，来予以报答。"债主问："与你一齐来的女子是谁？"董永答："是我妻子。"债主又问："你妻子能干什么？"董永答："她会织布。"债主说："你一定要报答我的话，就让你妻子为我织一百匹缣（一种优质丝织品）。"只用了短短十天，一百匹缣就织完了，令债主非常吃惊。

　　董永夫妻回家路上，走到第一次相见的地方，那位女子向董永辞别说："我是天上的织女，看到你如此孝敬父母，天帝命我下凡来帮你偿还债务。现在你已还了债，我已不适宜久住人间。"说完便凌空飞走了。董永泪流满面，感激不已。 《天女助人》这个优美的民间传说，对后来的中国戏曲影响很大，南戏《董永遇仙记》、黄梅戏以及电影《天仙配》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经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

历史发展　　董永传说历史上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历代的典籍中，记载东台西溪"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内容数不胜数，并多有发展演变。董永行孝的动人故事被编入很多戏曲中，较早的为明代传奇剧《织锦记》，最有名的是黄梅戏《天仙配》。 1952年，由洪非等人重新将黄梅戏《天仙配》剧本进行了改编。戏中塑造了老实憨厚的董永、善良美丽的七仙女、相互帮助的仙女姐妹、刁钻刻薄的傅员外、无情狠毒的玉皇大帝等生动形象，再加上优美的舞姿、动听的黄梅调，无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特别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出色表演，让"董永遇仙"这个民间传说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七仙女"艺术形象得以人人皆知。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间，董永故事一直成为拥有广大受众的俗文学（如说唱、戏曲）以及后起的影视文学创作追逐的题材，出现了电影黄梅戏《天仙配》等影响广远的作品。 [2]

传承价值　　由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是一则既有教化作用又有爱情色彩的民间传说，其教化内容同中国民众长治久安的大众心理需求相适应，爱情故事又契合了民众追求婚姻幸福的内在感情，所以它的神奇幻想同人间现实巧妙融合的艺术特色深受民众喜爱。 董永传说是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传承久远，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该传说在长期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具有了向爱情故事演变的趋势，但主题和"母体"并没有大的变化。 由于民众情感的渗透和口碑的附会，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相沿而成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博兴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万荣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江苏省东台市有董家舍，南宋《方舆胜览》即记载这里为"孝子董永故居"等。多地流传、不断附会的"滚雪球"现象是传说故事常有的特点。董永传说蕴含的历史、文学资料对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董永传说的教化功能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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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http://www.ihchina.cn/inc/guojiaminglunry.jsp?gjml_id=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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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

2009-09-16  华夏经纬网

什么是民俗学？一般认为它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传承现象，并探求其现象的本质及其发生、发生展、变化、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民俗本身，即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惯和歌谣、故事、传说、谚语等；二是指研究民俗的科学理论。我们对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指前者。     民俗学具有传承性、历史性、变异性和地方性等重要特质。所谓传承性是指某一类型的民俗在流播过程中自始至终有相同、相似的内容，或有大致相同的形式。它们有形态承传与性质承传两大类别。形态传承指民俗活动方式等外在形态；性质传承指信仰等内在因素。所谓历史性亦称“时代性”，它是民俗发展在时间上所呈现的特征。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事更替，社会经济、政治强烈地影响着民俗的形成、发展与消失。新俗取代旧俗，某些传统习俗的部分或全体发生变异，使某些民俗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因民俗的更替、变异极为缓慢，且无明显的界线，故此历史性并非指时间的年月日，而是指某一历史阶段。所谓变异性则是民俗在流播过程中内容或形式发生变化的特征。它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我们可从中窥见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或发展状态。所谓地方性特征亦称“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是民俗发展在空间上所显示的特质。每一民俗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的地域的生产、生活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总要染上地方色彩。     民俗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永传说在民俗学和民俗文化方面显示出了其重要的价值。 一、“孝感“地名辩——兼谈董永传说的历史传承轨迹     董永传说最早只是作为一个自然朴实的善人善事传颂的。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和三国魏时的石棺线画中，它只应算作是具有史料价值的民间故事，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信息主要是物质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条件）和精神的（风尚、礼仪和习惯），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它便开始出现了变异，我们从“孝感“县名与董永传说间的联系中可见出这一点。     孝感在晋以前一直都没有独立置县，据《舆地广记》：“孝感县本孝昌县，宋孝武帝置，属江夏郡。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后周并废。又有环岳郡，隋开皇初废以县，属安州。唐武得四年置环州及环阳。八年，州废省，环阳入孝昌来属。元和三年，省入云梦。咸中通复置。后唐改为孝感。”     关于孝昌县的建立及其县名的来历，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段民间故事：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长子刘劭所杀。刘劭杀父后抢班夺权做了皇帝。这件事引起了举国上下的不满，因为刘劭的做法违反了孝义。皇族都称刘劭是杀父逆子，认为不能听命于他。这时被册封为武陵王的刘骏（即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驻扎在酉阳（今湖北黄冈东），他得知此事后便立即檄告全国，同时联合荆州刺史南樵王刘文宣、雍州刺史藏质等“并举义兵”讨伐刘劭。此时，由于刘劭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又拥有战斗力量最强的军队，故刘骏兵屡战屡败。当他正身陷忧患，兵残将缺之际，忽一夜刘骏梦见一位老翁，向他面授机宜，让他以“为父行孝”作旗帜，兴兵讨伐不孝的逆子。当时，孝义之道是倍受尊从的正统教义。刘骏依计而行，高举“孝”的大旗，全军将士身着白衣白甲，以号召民众、鼓舞士气。果然，刘骏的军队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打起仗来连连得胜，后因得到江夏王刘义恭的帮助，终于打败了刘劭，刘骏也因此夺得了帝位。刘骏即位后，为了感谢托梦指点的那位老人，他四下寻访，并悬出皇榜寻找。皇榜张挂出来后，第二天上面便出现了这样四句话：     孝为百善首，子报君父仇，懂得其中意，永固保千秋。     刘骏一看，发现是一首藏头诗，把每句话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孝子董永”四个字。为了报答董永的指点之恩，刘骏于是更改年号，改大初元年为孝建元年。同时还布告全国，大奖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对有孝行之人，一律倍加赏赐和升迁。特别是将盛传为董永故里的地方，即当时安陆郡的东部及黾县（今河南省罗山省西）新置一县，名为“孝昌县”。     这个传说在史学上其实证意义显然很有限，但它却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刘劭本是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子，按照封建皇位的继承法中“立嫡为长”的习惯，他承袭皇位是合乎世袭制的原则。但由于他利欲薰心，迫不急待地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冒天下之大不韪，杀父登基，理所当然地要引起社会公愤。刘骏本是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按照封建体制中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远远轮不到他来做皇帝，可他抓住大哥杀父不孝之过，顺应时代风习大潮，利用“为父行孝”的名义，推翻了刘劭。刘骏和刘劭之间的这场战争，实质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战，刘骏之所以取胜，就在于他在运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同时还运用攻心战术，为此便显得计高一筹。刘骏夺权后，加紧了舆论宣传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一方面大吹自己为父行孝的功绩，大骂其兄杀父不孝；另一方面布告天下，对全国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还对“孝悌义顺，赐爵一级，”并以建孝昌县来标明自己对孝义之倡导，一时间举国上下孝行之风大盛。     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助为避其祖父李国昌的名讳，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改换了孝昌县名，为了不致使董永行孝的典故在县名上被抹掉，于是就从“董永行孝感天”之意中取“孝感”二字更孝昌之名。至此以后，整个地域内孝子倍出，有的宗族甚至把“行孝义恤贫穷”写进了族谱、列为族规，要求全族人实行。董永所受的礼遇也越来越高，人们还专为他修建了祠堂，以供常年祭祀，董永像前的香火常年不断。可见孝感的老百姓对董永其人敬重的程度。     事实上，根据目前可查到的历史实证材料来看，孝感地名与董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在南宋学者王象之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提到了一个相关的线索。该志卷七十七载，孝感在南宋时属荆湖北路德安府，其城的地理位置：“在府东一百三十里，旧唐志云：孝昌县，宋分安陆郡。唐武德四年，置环州，领孝昌、环阳二县。八年，环州废，以环阳、孝昌二县属安州。图经云：因孝子董黯立名也。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这里所述的材料与《旧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最后一句话《旧唐书》中未有记载。那么董黯为何人？他与董永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从清人吕景端署《校正尚友录统编·卷十四》中查找到这样一份记载：董黯汉，字叔达，句章人，仲舒六世孙，事母孝。比邻王寄之母以黯能孝讽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后母死，斩寄首以寄母。自陈于官，和帝召释其罪，且旌异行，召拜郎中，辞不就。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即孝感县名的来历与董永之间虽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但通过《舆地纪胜》中引用的这一材料可证明，正因该志书提到了一姓董的孝子与此地名间有瓜葛，于是才有可能出现传说与史实间的混杂。故孝感县名来之于董永传说则全属于民间对董永故事之喜爱甚重而出现的对历史的附会，它正是民间传说在流播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是民俗文化历史性特征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诸多史料看，董永都以千乘为祖籍。《中文大辞典》说他“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汝南为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所置郡名，在今河南上蔡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南颖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东汉移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其后治所屡迁，辖境渐小。东晋移至悬瓠，南朝宋移上蔡县来治（在今河南汝南），隋开皇初废。除这部辞典提及董永在汝南一带生活过外，未见其它任何书证材料证明。综合各方面史料分析，汝南正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的一条路径，至于董黯与丹阳的问题，据四县志记载：董黯，句章人。句章在今浙江省慈溪县西南、城山渡之东。《汉书·地理志上》载它属丹阳郡。由此看来，董永家住丹阳之说又是传说与史实的混杂。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传播孝子故事时，将董黯与董永二人搞混淆了，最后由于某种原因，董永的名声远胜于董黯，以使董永在董黯生活过的地域里取代了他，这也就是为什么董永传说在全国有那样多的地域都得以广泛的传播。     “孝感”地名之所以与董永传说之间产生了如此密切地联系，它一方面体现了孝感人民对董永的挚爱至深，而在复杂风俗传说中，使董永传说与历史建制沿革产生了混杂，带上了鲜明的孝感地域的风采。另一方面，它还说明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变异，它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这正标明了它的历史传承性轨迹。 二、“养父”与“敬士”——董永传说的变异特质。     董永传说起始是以董永卖身养父为内涵的，晋以后演化为卖身葬父，这种内蕴的变化体现了民俗文化的变异性特质。轻养重葬，轻生重死，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生价值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的信仰和民间传统习俗的变迁。前一方面，我们在《董永传说初探》的第二编中已作过粗浅探讨，此处仅对后一个方面作些浅薄的论述。     从重养到重葬的转变，表明了人们对来生、转世的膜拜，于是人们把葬礼看成是现实人生的最后一次仪礼和未来人生的第一次仪礼，通过丧葬活动来沟通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联系，生者可以求得慰籍死者亡灵，以求未来的岁月里多多得到死者的庇护；死者则可通过生者的隆重繁琐的仪式以达到亡灵者的世界，找到新的归宿。在这里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仿佛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同处于一个博大无垠的空间，只是形态将二者割裂了。死者是幻化无形、变换多端的，它超越了时空，便不受时空的限制；生者是有形的，既束之于空间，又束之于时间。就象董永与七仙女，仙女在两个世界中来往自如，法力无边，而董永则受制于种种约束，所以仙女可救董永于危难，而董永却对仙女的来去无计可施。     丧葬的风俗实质上是为死人制定的，但它却似表现出了生者对生存的权力和要求。在具体的民间丧葬风俗中主要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送终。在人将要寿终之时，直系亲属必须在场，此谓之送终。二是昭示死者生前的种种功德，让生者铭记。三是表示将要完成死者生前未尽之愿，以便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安慰。     在诸多的丧葬方式中，最受重视的是土葬，所谓“入土为安”。这是由农业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礼记》亦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荀子·致仁》则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可见土地的地位被提到了至高的地位。土地“能吐生百谷”，是“五行之主”，《白虎通》称它为“元气所生，万物之祖也。”土地是根本，有了土地才能安土，安土在才能安居。不仅我们的祖辈朝夕相傍，以此为生。当时的国家也是以人民的耕织来维持生存的。由是安土则民安，民安则国兴。于是统治者设法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安居乐业”，对土地产生“由然不忍去”的感情。这种重土的情感在离乡或失土时便会表现得特别强烈。离乡的华侨身边总珍藏着一捧故乡的泥土，以寄思亲之情，又如南宋时的郑思肖，画兰花时总是有根无土，人问其故，则云“土被番人夺去”，以无土象征亡国。可见我们民族对土的重视达到了何等程度。     中国人重土，所以死后定要归土。首先要选择一风水宝地，然后让死者安然躺入其中，入土之后，死者的亲友每年清明还要来到坟头为它扫墓，扫墓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坟头添一把新土。有的人在火葬之后还要将骨灰置于器皿中重新土葬，无论怎样移风易俗，此风难灭。所以，可以想见，当董永身无分文无以让父亲安然入土是对先祖多大的不敬，因此想成为全孝，必须要安葬好父亲，对董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只有卖身最及时而且最易让人感到他的真诚和对安葬死者的重视。由养父到葬父，这其中隐含了人们对土地、人生等价值观念的转变，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出汉民族的历史面貌和发展状态。它正是民俗变异特质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价值     民俗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为文化它就是特定社会的行为模式，作为人类的创造，它适应着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同时又制约着人类的活动。文化又大多是整合的。一切文化要素和特点大都相互适应并和谐一致。文化的适应和整合就意味着文化的不断变迁。文化变迁乃是一切文化都必然遵循的发展规律。董永传说文化也不例外，它随社会历史的演进而发生的形态与性质的变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的转移及价值观念的更易，这都表现为民俗文化的变迁。     我们在《董永传说初探》中分析董永传说的资料时将其分为汉魏、两晋、唐宋、明清四个时期，从这四个时期里我们可察知该传说内涵的演进历程。     汉魏时期是董永传说的雏型期，它最初以一种自然的德教素材形态出现的（汉武梁祠画像石），其发轫动因体现了劳动生活与礼仪制度、精神观念的环合锁连，其中的意识成分既是物质存在的派生物，又是民俗文化创新的推力。     到了晋、唐时期，石棺线画、志怪故事、变文等的出现，使该传说摆脱了发萌时的形态单一、内容粗浅、蕴意朦胧的性质，分解为精神型文化（石棺画、变文）、娱乐型文化（志怪小说），制度型文化（孝感地名来历之传说）。形成了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繁盛时期。     繁盛期过，董永传说走向异端，成为传说发展的变异期，这即是宋代和明清部分时间。其特点是理性色彩强烈，完全成为理性概念极强的精神型文化代表，董永传说走向了低谷，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庸，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面的展开都呈下降趋势，在整个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发展中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并非寂灭，它本身就印证了董永传说的生命力。     就在变异期的尾声，即明清时期，出现了新的勃兴，这就是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发展中的回归期。此时期经历了两度游牧民族的统治，再加上制度上的更迭，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外来因素日甚一日的东渐，董永传说失却了变异期的民俗文化发展情境，发生了趋向上的变迁。它摆脱了德教的旧轨，转向民间的大众生活，在新的层面上继续展开，并同其他的文化样式发生勾连与并合，一方面挟带着传统的因素，使其得到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变迁中也获取得了新的生机，在新的阶段与层次上继续创造，此即爱情内涵的产生以及这一内涵所蕴含的那种强大的时代责任和作用。这种新的内涵使民俗文化价值上升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天仙配》则是其顶峰，它即代表了升华期。这种升华是站在现实与未来的高度，对历史人物作了扬弃，既非纯自然需求形态，亦非纯理性束缚形态，而是将物质成就与精神成果结合起来，构建更高层面的内涵，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它决定着所有董永传说的实际价值与存在意义。     从董永传说的历史源起材料看，它最早产生于具有纪念意义的祠堂之中，汉武梁祠是武氏家族墓葬群中的一个祠堂，因为它是墓群中最中被发现的，故以此名代称全体。董永传说出现在该祠堂中，说明它是倍受尊崇的。在从当时整个武梁祠的画像石来考察，出现在祠中的人物无非是三类：一是帝王和列女，这是有地位的人。二是孝子义士，这是有实绩的贤德之人。三是刺客，这是有胆有勇的志士。整个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除以上三类外，大致还有神话中的形象，如伏羲、女娲；再即是兵士、舞蹈杂技、庖厨等的图像。从这些画像中可见出它们已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引导社会风俗，对人进行道德疏导教化作用。     唐以后这种德教功能得以推广与普及，于是，董永传说开始出现在各种寺庙的讲经坛上，随着讲经的日益世俗化和民俗文学趋势的增强，它的德教功能便开始衰退，而娱乐功能便逐步增强。以至最后完全服务于民众的消遣心理，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娱乐。这种转变展现了董永传说功能的增强与普及。所以当世俗文学在反对旧礼教的战场上体现出自己的实力时，它便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显示出了它的实际价值和存在意义。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变迁的物质动因，反映出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对文化形态的直接影响。     董永传说发轫于汉代，当时的社会生产环境决定了它的存在形态，它以劝善扬德为其核心和目的。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社会生产得到广泛而深刻地变革，这种自然教育形态开始发生异动，它由祠堂、墓葬领域走向了神坛，失去了原来在社会生活中的歌颂祖宗功德的作用，而转向了新的生活层面的拓展。当它出现在市井里巷之中的时候，它的存在形态中便融入了对先期文化因素的承继与改革，也有新的创造。生殖观念、血亲观念、土地观念、乡土观念等，在我国农业型社会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而董永传说所蕴含的民俗文化观念和其民俗文化意义是与之相和谐的。     “忠孝”观念的冲击是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变迁的社会道德责任动因。“孝”扩展而为“忠”，导致了社会道德责任重心的位移，并造成了尊卑互映的文化情态。     将孝提到忠孝的高度，将忠归于孝的终极，即是将一种家庭伦理责任扩展到了社会。“孝慈，则忠”，（《伦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广扬名》）把孝看成了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孝经·开宗明义》“百行孝为先”，这种思想的冲击导致了社会道德责任的位移。讲孝首先必须做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演及国君，便是一种顺从与尊敬，进一步则为敬畏与膜拜。此时，皇帝出现在一部流行于里巷的通俗作品中，它必然是再现“至尊至贵”的君王威严，进而形成了尊卑互映的文化情状。     俗文化的趋势是对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神秘性的淡化。由于社会实践与认知范围的扩大、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拓展，以及人性解放意识的兴盛，加速了董永传说世俗化的演进。     董永传说当它走上神坛时便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它毕竟来自于民间，在此获得生命力。当它重返民间时，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便出现了极深刻的转移。佛经讲经文化的盛行，印度戏剧的传入，民俗民间文化形式的升格，更加上个性解放意识的增浓，加速了董永传说向思想形式羁绊甚少的世俗化演进，它在民间的现实生活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董永已成为孝的代表是农业经济和德教政治的命定，它已在物质、精神及社群文化的长期实践中潜化为民族的意识、旨趣和风格，体现为外化的文化惯性和内隐的传统机制。作为一种文化结构，董永代表“孝”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并几乎已成为传统。一方面它跳脱不出文化变异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创造主体的自由选择，顺逆互冲，锁连成结，成为现实中的遗留物。且不说历史遗迹、孝子图、民间剪纸绘画、说唱艺术，就是当代的节日舞台、电影电视也常出现大篇幅的董永故事，并以此展示民俗文化的旨趣和风格。     作为文化材料，董永的孝贤象征意义在民间风俗中尤为突出，并依附于民间文化表现形式长盛不衰，至今在孝感县境仍留有“一线”和“一片”风景。     所谓“一线”，它以孝感县城为起点，城中有几条老街，街名叫线丝街、分丝街。城中老儒学还建有孝子祠。在孝感城北一华里外，有一御赐“汉孝子董永故里”碑，其碑类似明制。据《孝感县志》载为一九一八年重建，它一直立在孝感城北门外，作为该城的一个标志。可惜“文革”中被击碎，只剩下托碑的底座残赅还保存在董永公园里的孝子祠门前。城东北五里许有条三汊路，路旁有棵老槐树，这即董永与仙女相遇处。三叉路往东三里有一条河，今称滚子河，河上有座古石桥名理丝桥，从此往东十里有个乡村集店叫盗丝店，都与仙女织绢有关。再往东北即是孝感的最高峰双峰山，山尖上有一块梭状青石，传为仙女留下的梭子，人称“飞梭石”。从“故里碑”到“飞梭石”在孝感县境内就形成了一条约五十华里的董永传说遗迹线。     所谓“一片”，即指以董永故居董家湾（今汤家老屋）为中心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遗迹。其中心在孝感县城北的王母湖畔的毛陈渡。传说董永从千乘迁来孝感后即居住在此。湖的西边有一块坡地即董家湾。湾子附近有个湖被称作董家湖。它是环川八景之一。湾子里另一遗迹是董永父子墓。其墓的形态并不特殊，座北朝南两墓并列，左为董永父亲墓，墓茔高约二米，前有一墓碑，上书“汉孝子董永先代之墓”，生卒年均无。董父墓的右边为董永墓，墓碑显然要比其父的墓碑高大，碑上刻着“汉孝子董公永之墓”，据碑文记载，此两碑为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邑人王兆俊所立。此人当时为贵州、广顺州候补知事，实职为翰林院检讨。这之前是否有碑无任何史料记载。董永墓成于何时不得知，在全国各地象这样的董永墓远不止一座，所以其实证价值太小。它只能算是董永传说在孝感留下的又一纪念性建筑。董家湖实际上是王母湖西侧的一个耳湖，它的南面有天津湖，北边有北藻湖，亦称百草湖，相传董永从青州带来的百科草籽就是在百草湖被培育出来的。东面的王母湖边还建有一座“雨坛庙”，西边建有一个寺院叫“水月庵”。董墓北面有块高坡地上有一座“鸡公庙”，关于其中来历的传说异常生动。从鸡公庙往西走五里便是理丝桥，往东走五里还有一个挽丝桥，北面五里是浆丝塘，这些遗迹都与仙女有关。离董墓不到一华里处有座十余米高的土台，这即仙女升天的升天台，升天台下方有一方圆约三丈的池塘，它即仙女下凡沐浴的瑶池，池中有一小岛，曰仙姑岛。如此等等，无处不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的有关联。     董永传说的现实遗存反映了该传说民俗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和渐进性，由世俗至神圣，又由神圣走向世俗，是一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其中包涵着对传统的毁弃与承继。     董永由一个普通农民走进大宗族的祠庙与墓葬，又由祠庙走向市井里巷，这里面包含了宗族观念，道德价值、社会责任、民风民俗等的变迁，这种变迁随时代而渐进，它以其长传不衰显示了它的民俗文化的稳固性，其遗风难失。如至今在孝感仍很流行的一些有关食品方面的传说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如焦湖产的九眼藕。“炸藕夹”这一湖北名菜就源于孝感人对藕的钟爱所产生。再如“孝感麻糖”，原来做得很不好吃，后经仙女用玉梳切片，积孝感各地的名品配料，方制成了今天这种“薄如蝉翼甜如蜜”的名品。如此等等。还有三月三、七月七等节令时节的风习，无不与董永传说有着密切联系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些俗之又俗的民间传闻将董永传说彻底推向世俗化并使其显示了新的生命。     董永传说的娱乐功能表现着文化创造主体的选择意向，作为人性自由发展的一个领域，它最能超越社会历史的局限，而不断获取新的发展。     演说董永故事，除了宣扬这其中的孝德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娱乐。说董永、唱董永、写董永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孝感最流行的董永戏是《百日缘》，这是个大戏，演起来规模大，看的人也多，有些演员因唱这出戏而出了名。值得一提的是黄孝花鼓戏演员胡桂香，她的艺名叫白莲花，孝感人说“看戏不看白莲花，心中好象鸡爪抓”。群众称她“真旦”，同时有了“真旦上了台，好似七姐下凡来”之说。同时也正由于有了董永和七仙女下凡的故事，便有了“唱戏不够，神仙搭救”，“唱戏不圆，仙女下凡”的俗语。而且不只演唱全本，折子戏也很流行。如有句流行于孝感的俗语“董永真遭孽，‘路遇’又‘分别’”，这“路遇”与“分别”就是指的折子戏名，如此等等，董永传说已成为孝感人民各种各样的聚会庆典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民间社火、祭祀、节庆、聚会等，都以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歌谣、绘画、小说、讲唱艺术等各种形式，五彩纷呈。特别是地方戏曲将民俗、习惯、传说、音乐、舞蹈融为一体，喜怒哀乐任其取舍，表现出文化主体选择意向的嬗变，使该传说超越历史的局限，不断获取新的发展。     以董永传说作为建筑的取向，显示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和存在意义，并构成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得以继续发展的又一领域。     以董永传说作为建筑的取向是今人的创造，也是对民族传统中多兴纪念性建筑的袭用和创新。不过，其信仰因素和神化因素早已衰亡，实用与审美的追求成为其再创造的基础。在建园设计中较多的是借该传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表现建筑的空间与力度，反之以建筑进一步延续扩展传说的民俗文化内涵，给民俗文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地。     建筑艺术是形象思维的反映，也是人的思维及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最真实展现。因此很早就有哲学家把建筑称之为“石头写成的历史”。我们着重回顾一下董永故事发展的脉络，有关董永的建筑也同样构成了一部石头写成的董永故事史。从最早见到的东汉的武梁祠石刻画像，到魏晋孝子石棺线画、孝子浮雕石刻及唐宋无明清以后数不清的孝子祠、孝子墓、孝子碑等。虽然这些建筑规模形式多异，甚至很多还构不成完整系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形态。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了人类的某种文化意识。它们不同于那些仅为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而建造的实用性建筑，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非实用性建筑。     从这部建筑所构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永这样一位普通农民，如何由一个身无分文的贫贱者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人们供奉的偶像。这种社会地位变化的结果就使得董永完成了由贫贱到显贵的一次又一次飞跃。     第一阶段是在汉代，董永故事产生流传之后，即被请入当时的墓室建筑中。今见最早的纪念董永的建筑物是位于武梁墓室中的画像石。武梁祠又称武家林，位于山东嘉祥县城南约十六公里的武翟山北麓。武氏家族世代为官，汉桓帝建和元年族人于武氏墓群前建祠，前后共用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工程之浩大。祠中共分四个石室，均刻有石阙、石狮、墓碑、画像等。石室内把一些著名人物，奉刻在阴间，以此来奉祀自己的祖先。所以，能成为石室中内容组成部分的，要么要有至尊之地位，要么有极崇高之品德，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力才能入选。而董永作为一个农民，能够登上这庄严祭祀的大雅之堂，足见当时显赫的武氏官僚家族对董永故事的重视。同被刻入石室的孝子只有几个，这些材料是汉代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画像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因而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所以，董永故里进入祭祀的墓室建筑，一方面是表明董永此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汉代儒家忠孝思想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民族文化形态。至晋代董永被运用到各类建筑中，其艺术化倾向逐渐增强，因而也更多地被用于艺术化的装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晋代的“石棺线刻画”及“浮雕石刻画”。从晋代开始，壁画棺画流行。许多士大夫文人画家也开始登上画坛。一改过去绘画只是工匠专业的传统，从而大大提高石刻雕画的艺术水平与文化内涵。     有关董永的纪念性建筑的第二个阶段是随着他的形象得到日益广泛传播而逐步走向民间，从而成了最常见的通俗的纪念性建筑。这个转变主要原因是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一种迷狂性的丧葬迷信。据吕才的《叙葬书》记载，死者家庭“择葬地而希官品”，社会上是“巫者利其货”据当时有神论者的话说：“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一时为丧葬择选时日、争量墓地之风遍行全国。随之而来的宋代，又是一个理学的极盛时期，董永作为一个孝义之道的代表，更是显得重要和突出。这样的背景之下，董永为葬父而行孝的高尚行为则一时显得地位尤高。因此唐时就产生了许多纪念董永的建筑，如孝感就为他建了一座孝子祠。还有各种孝子牌坊、孝子碑等更是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起。董永的形象从此便也更稳固地走上了被人崇拜的地位。     今天孝感市建起了第一座综合性的纪念建筑——董永公园。使董永的纪念性建筑发生了第三次飞跃，走上了纪念与文化娱乐连为一体的道路。由此董永传说故事才真正走上了表现传统道德、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纪念建筑之路。     园林建筑的本身就是按照人们的审美标准进行的建筑。正如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在劳动生活中，不断创造着美。董永故事产生和流传的本身，就证明了它是千百年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审美产品。在建筑上，我国传统的审美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表现对抗、力度的壮美，即阳刚美。一类是表现和谐、婉转的悠美，即阴柔美。阳刚美主要是通过表现对抗之中的审美，通过强烈的刺激、大幅度的变化来刺激亢进的心理。如惊异、崇拜、兴奋、皈依、恐怖等。例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急聚变化、战乱纷繁，社会的发展亟需一种强力来推动，社会的杠杆也亟需强大力量来控制。因此表现强烈对抗性的审美意识就始终上据着上风，当时的建筑也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楚国的章华台，上可延目广望、骋观终日；秦国的阿房宫，占地26万平方米，可一日之间即气候不齐；还有如骊山始皇陵、万里长城等都是征工数百万人之巨型建筑。它们在形式上是高台榭、轩宫室、千门万户、飞椽流檐、气宇轩昂。装饰上飞腾跳跃、盘龙卧虎、跃魑飞猊，处处都显示着对抗美的力度。但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源起，其形成的民族性格是极不喜争斗的保守温和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从汉代开始，我国逐渐进入了较稳定地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在建筑审美上也就逐渐扬弃了格调单纯粗犷的阳刚美，而开始创造大量精美细致的建筑。如汉代开始，高台建筑便不复存了，代之产生的是大量的园林及堂、阁、馆、榭、台、亭、斋等。它们使和谐与对抗融为一体，就连最宏伟的皇城建筑，也要严格地排列于贯穿始终的中轴线上。而起承转合、关联照应则成为建筑的极高审美标准。这些极度和谐的建筑充分运用轻盈、协调、开朗、安静等方式，唤醒主体的舒适、安祥、依恋、温馨、缱绻的情绪。从此这种优美的建筑就形成了我国传统建筑的主流风格。董永传说的纪念建筑正属于这种美学的范畴。董永公园的建筑，也更是从这种传统的主导性建筑审美中吸取营养和获得审美依据的。     总之，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价值体现在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改造上，一是内部成分的调整，二是与外来因素的融合，前者保持传统形态，后者则逐步改造传统。它将按历史的法则运动，其既往的辉煌实迹将不可抹杀，其部分的遗存仍将服务于现代生活，它将在新的文化冲突中参与重建更为灿烂的未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