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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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红兵访谈  

书生校长的“味道”
    提起上海建平中学，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它的校长冯恩洪。去年8月，58岁的冯校长将“帅印”交给了一位年轻人，这个人就是在语文教育界颇有名气的程红兵。对于建平来说，冯恩洪就像一位雕塑师，尽管他不在这里当校长了，却处处仍留有他的痕迹。作为继任者，程红兵将在建平写下怎样的一笔？让我们带着期待，循着他心灵成长的轨迹，品味——书生校长的“味道”。
    来上海近十年了，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还是嫌沪上食物的口味过于清淡，他喜欢滋味浓重些，不要太多的甜，他需要有点咸、有点辣，那样吃起来才过瘾，就像他的喜欢“抬杠”，仿佛是为调和他外表的温文所加的一点“辣”。不抬杠时，你几乎会相信他从里到外是平和的；看他那些质疑文章，你又会发现他对批判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发现问题就不吐不快。”说起初当教师的成功感，说起学生因读书而思考、因思考而成熟，说起自己管理学校时产生的好想法，他都爱用“有味道”来形容。
    4月29日，记者抵达上海浦东，与以书生自比的程红兵校长进行了一下午的长谈。彼时我们所置身的行政楼被初夏的气息环绕，学生们下课了，又上课了，校园里这种那种的树都新鲜地绿着。访谈结束时已到了晚餐时间，当晚是老师们参与教育沙龙的日子，学校食堂特地准备了免费工作餐。晚上，当教师们慷慨激昂地讨论“课程重构与课程文化建设”时，程校长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将表面的“温”和内里的“辣”不动声色地集于一身，这就是这位书生校长的独特“味道”吧。
从“大副”到“船长”
记者：你的前任冯恩洪校长确立的“建平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一时，做他的继任者，你有没有压力？
程红兵：有压力，而且压力很大。去年8月，冯校长把建平的重担交到我的肩上，在任职大会上，我吐露了肺腑之言，我说：“我们好比是在一艘轮船上，现在船长要去接一艘新的豪华客轮；我是大副，现在要出任船长的位置。也许我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平稳，但也有可能在船航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一旦如此，我一定主动让贤。”
记者：话说得有点悲壮，现在看觉得自己这个校长当得怎么样？
程红兵：冯校长已经把建平中学带到了这样一个高位状态，我有没有能力使它在原有高度提高、推进、深入发展？这是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从我接手将近一年的工作看，应该还是令人欣慰的。2002年，我们通过了上海市实验性高级中学的中期检查，8个指标6项优秀，两项良好；今年4月总结性评审，一共9个指标我们全部优秀。这个结果非常鼓舞人心，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记者：显然，你与冯校长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人，他似乎拥有更多经营的智慧，是“动”的；而你可以说是学者型校长，是“静”的。你认为一“静”一“动”两种风格，对建平中学的事业发展有什么不同影响？
程红兵：其实，我跟冯校长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爱思考。当然不同点也非常明显：冯校长是德育特级教师，是全国优秀班主任出身，在德育领域很有建树；我在学科教学的研究方面可能有点特长，这恰好可以相互补充。冯校长的治校策略是由外围向核心逼近，外围是从环境开始，然后到学生社团，到活动，最终的核心是课堂主阵地。所以在这时，他将担子交到我的肩上，恰好发挥我在学科教学方面的优势，我自认为在这方面还能做点事情。至于人格气质，我们确实是不同的：冯校长善于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很有人格魅力，他用善于与人打交道的特点给建平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围空间；我的特点是比较低调，愿意在内部管理上下功夫。这也是互补吧。冯校长非常真诚、善良、懂得尊重人，我觉得这些都为我做出了榜样，我也会作为传统发扬下去。
记者：作为新任校长，你怎样保持建平已经形成的特色？你说过你喜欢否定，善于质疑，你对建平中学做过否定式的思考吗？
程红兵：“你凭什么当这个校长？当冯恩洪的继任者，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有没有把学校引领到更高层次发展的思考？如果没有，你的价值何在？”我接任校长时真的是费了思量。在思考中，我提出在建平中学开展“新文化运动”。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是我的基本思路。继承建平优秀文化传统，探索未来学校发展方向，构建具有现代学校文化特质的建平学校文化，是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这是一个以开放、民主、和谐、进取为精神内核的学校文化。冯校长1985年走进建平，就提出了校园文化的概念，可以说他是由校园文化起家的。对校园文化通常的理解是：让每一面墙都能说话，其次是学生社团活动。我觉得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必须发展它，于是我提出“学校文化”的概念。我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涵盖学校方方面面的文化体系。在通常的理解中，认为学校文化是游离于学校其他方面的一个分支，我的批判和建设体现在我把学校发展和学校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地紧密结合起来，我从学校教育工作的实际出发，提出围绕“自立精神，共生意识，科学态度，人文情怀，领袖气质”这五个培养目标来构建逻辑框架。五个培养目标的主要实现途径是课程，现在讲课程不仅仅是教材，还包括学校所组织的各种教育活动。因此我归纳为：课程统整和课程文化建设，校本培训与组织文化建设，环境整饬和环境文化建设，管理改革和管理文化建设。
“先结婚后恋爱”的教师生涯
记者：你在文章中说，你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作家或学者，但不愿做中学教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程红兵：我从小到大应该都算那种比较“乖”的好学生，所以一直是班干部。这使我与老师的接触更多，距离也更近，对老师的辛苦体会得比较深。况且那个年代，老师的地位并不怎么高。另一个原因可能和我喜欢读书有关，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有思想、有文采的文章。上大学时，甚至当了老师后，我还写了一大堆小说，当然统统被退稿了。
记者：最终却当了中学教师，你是怎样调整心态的？
程红兵：也许是和教育的缘分。我1978年考进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回上饶。本来上饶市人事局让我留下来当机关干部，结果我的母校上饶一中的老校长，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跑到我家里去说服我回上饶一中，他自己则跑到人事局游说，于是最终我还是回到学校当语文老师了。
我常说，我当老师是“先结婚后恋爱”。原来不想当老师，但走进课堂，跟学生在一起，就慢慢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文史哲什么书都爱看，最不爱看的是教学参考书。这使我上课跟一般老师不太一样，而学生好像就喜欢“杂七杂八”的，他们就跟我很亲近。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品出了当老师的味道。我1982年毕业，1987年第一次评职称，据说必须要有论文，可我当时老写小说，从来没写过论文。一着急，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目是《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我是用过来人的身份来反思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问题，没想到就被采用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心里非常得意。同时，我的课拿到市里、地区、省里去参评，都是一等奖。这种成功的感觉让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样一来，我想作家当不成了，中学老师基本是当定了。
记者：跟你聊天时，你说43岁是个尴尬的年龄；作为校长，你现在依然活跃在语文课堂上，是对教学的留恋，还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程红兵：当校长的长处和短处我都已经体验到了，所以我的指导思想是进可进，退可退。如果能当好这个校长，能为建平作点贡献，大家也还需要我，我就把它做好；如果事实证明我不能把建平引领到更高层次发展，那我会激流勇退，我会回到我的老本行——教书，继续做回一个好老师的角色。
质疑名人只为把问题辩清
记者：最近有家杂志拿于漪、魏书生、钱梦龙三位语文教育界前辈“开刀”，言辞间火药味很浓。听说当年你也写过文章质疑魏书生，初衷是什么呢？
程红兵：大约1990年，魏书生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管理》，我当时读了很激动，他把语文教学管理构建了网状结构，学生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反馈和检查制度。我决定好好学习学习。但仔细琢磨，我发现这管理有点问题。他的口号是“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他将之称为科学。我想，科学固然是科学了，但对象似乎弄错了。对象是学生，是活生生的孩子，是人。这么管理，学生成什么了？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我需要尽快表达自己的疑问，于是就写了《回到原点》，后来被编辑改成《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发表在上海的《语文学习》上。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大胆地在文章中提出，魏书生老师在“管理上”的“科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的民主，或者这样说，曾被魏书生老师解放了的学生，又被他不自觉地关进另一只笼子，关进了他给学生安排的极为周全的“管理”之笼。文章刊登后，在当时的语文界有点小小的震动。有人指责《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这样的文章“不负责任”；吕型伟、于漪、钱梦龙等专家则对我这种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给予了肯定。
记者：我们知道，许多人是通过骂名人来出名的，你当时有没有引人注意、吸引眼球的想法？
程红兵：没有。我当时读魏老师文章的时候是由衷地佩服，把他的管理措施全部做了归纳整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他。在分析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有种冲动，想说。发现了问题不说会非常难过。其实早在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写的就是这类提不同观点的东西。生活中我非常低调，不爱出头露面，而质疑完全源自无法压抑的内心激动，并且我很注意限定自己的批评范围，只是就文说文，就观点论观点，我的质疑始终保持在学术讨论的范畴。所以我不赞成你刚才提到的最近某杂志的那三篇文章，我认为他们有炒作的成分，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实话说，他们有些地方说得有点“损”。
记者：从质疑魏书生开始到现在，你的这种个性是否有所改变？
程红兵：没有吧。但来到上海后，在建平中学任教的过程中，可能我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说原来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建设现实主义者”。批判固然痛快，建设更有意义，当然也更累、更难。我现在在校长的位置上，更需要做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合二为一的角色。
记者：你在文章中说，你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作家或学者，但不愿做中学教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程红兵：我从小到大应该都算那种比较“乖”的好学生，所以一直是班干部。这使我与老师的接触更多，距离也更近，对老师的辛苦体会得比较深。况且那个年代，老师的地位并不怎么高。另一个原因可能和我喜欢读书有关，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有思想、有文采的文章。上大学时，甚至当了老师后，我还写了一大堆小说，当然统统被退稿了。
记者：最终却当了中学教师，你是怎样调整心态的？
程红兵：也许是和教育的缘分。我1978年考进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回上饶。本来上饶市人事局让我留下来当机关干部，结果我的母校上饶一中的老校长，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跑到我家里去说服我回上饶一中，他自己则跑到人事局游说，于是最终我还是回到学校当语文老师了。
我常说，我当老师是“先结婚后恋爱”。原来不想当老师，但走进课堂，跟学生在一起，就慢慢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文史哲什么书都爱看，最不爱看的是教学参考书。这使我上课跟一般老师不太一样，而学生好像就喜欢“杂七杂八”的，他们就跟我很亲近。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品出了当老师的味道。我1982年毕业，1987年第一次评职称，据说必须要有论文，可我当时老写小说，从来没写过论文。一着急，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目是《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我是用过来人的身份来反思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问题，没想到就被采用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心里非常得意。同时，我的课拿到市里、地区、省里去参评，都是一等奖。这种成功的感觉让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样一来，我想作家当不成了，中学老师基本是当定了。
记者：跟你聊天时，你说43岁是个尴尬的年龄；作为校长，你现在依然活跃在语文课堂上，是对教学的留恋，还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程红兵：当校长的长处和短处我都已经体验到了，所以我的指导思想是进可进，退可退。如果能当好这个校长，能为建平作点贡献，大家也还需要我，我就把它做好；如果事实证明我不能把建平引领到更高层次发展，那我会激流勇退，我会回到我的老本行——教书，继续做回一个好老师的角色。
质疑名人只为把问题辩清
记者：最近有家杂志拿于漪、魏书生、钱梦龙三位语文教育界前辈“开刀”，言辞间火药味很浓。听说当年你也写过文章质疑魏书生，初衷是什么呢？
程红兵：大约1990年，魏书生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管理》，我当时读了很激动，他把语文教学管理构建了网状结构，学生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反馈和检查制度。我决定好好学习学习。但仔细琢磨，我发现这管理有点问题。他的口号是“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他将之称为科学。我想，科学固然是科学了，但对象似乎弄错了。对象是学生，是活生生的孩子，是人。这么管理，学生成什么了？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我需要尽快表达自己的疑问，于是就写了《回到原点》，后来被编辑改成《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发表在上海的《语文学习》上。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大胆地在文章中提出，魏书生老师在“管理上”的“科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的民主，或者这样说，曾被魏书生老师解放了的学生，又被他不自觉地关进另一只笼子，关进了他给学生安排的极为周全的“管理”之笼。文章刊登后，在当时的语文界有点小小的震动。有人指责《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这样的文章“不负责任”；吕型伟、于漪、钱梦龙等专家则对我这种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给予了肯定。
记者：我们知道，许多人是通过骂名人来出名的，你当时有没有引人注意、吸引眼球的想法？
程红兵：没有。我当时读魏老师文章的时候是由衷地佩服，把他的管理措施全部做了归纳整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他。在分析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有种冲动，想说。发现了问题不说会非常难过。其实早在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写的就是这类提不同观点的东西。生活中我非常低调，不爱出头露面，而质疑完全源自无法压抑的内心激动，并且我很注意限定自己的批评范围，只是就文说文，就观点论观点，我的质疑始终保持在学术讨论的范畴。所以我不赞成你刚才提到的最近某杂志的那三篇文章，我认为他们有炒作的成分，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实话说，他们有些地方说得有点“损”。
记者：从质疑魏书生开始到现在，你的这种个性是否有所改变？
程红兵：没有吧。但来到上海后，在建平中学任教的过程中，可能我发生了一些“位移”。就是说原来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建设现实主义者”。批判固然痛快，建设更有意义，当然也更累、更难。我现在在校长的位置上，更需要做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合二为一的角色。 从批判到建设
记者：说说你的位移吧。
程红兵：我在我的语文教学中进行了比较大的变革。把语文教学回归原点考虑，我们的语文教学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说法很多。我觉得说到底，语文无非是教孩子读点书，养成一种思考的习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情达意。语文的功能还原到最朴素的原始状态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让他们读书，有滋有味儿地读书。现在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强调做题。在做题的压迫下读书怎么能有乐趣呢？我想回归常态，让学生们看些喜欢的书。于是我在课堂上倡导“每月一书”，推荐学生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宽容》，茨葳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还有《歌德谈话录》，《别闹了，费曼先生》，《论语》等等，这些书一本一本地往下读，进入自然状态的读书，会使孩子自然地读出味道，有兴趣的话可以划一划，摘录下来，随手写两句感想，很轻松、很愉快的。我是这样操作的，每个月把书目告诉学生，他们有钱就去买，没钱就到图书馆去借，每礼拜交一次书摘笔记。我让他们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笔记本，给自己的笔记起一个很好的名字。我说这个笔记本实际上是你人生成长的轨迹，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会感觉很有趣味。一个月下来写一篇书评或读后感。这样一来，课堂教学的模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比方说我们每月花一至两堂课的时间讨论一本书，通过讨论我发现学生身上同样有很多思想、很多教育资源。比如学生读《风雨中的雕像》，提出老舍是不是“雕像”的问题；读《傅雷家书》，学生质疑傅雷“在爱的名义下做了一个封建制家长”……通过读书，我觉得孩子们懂事了，语文课堂也仿佛吹进了新鲜的空气。
记者：从批判到建设的位移是不是标志着你的成熟？
程红兵：也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成熟应该是批判的锋芒更加尖锐，而不应该是以磨钝自己的锋芒为代价的；在保持批判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有所建设。
记者：你把自己定位为“书生校长”，你觉得这种书生底色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给你带来了什么？有没有局限性？
程红兵：我想，书生可能相当于古代的“仕”，西方的“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应该具备：知、识、人文关怀。人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是识，识就是见识。思想不是靠培训班培训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积累的。所以我对老师们说，思想从思想中来。我提出不光要读书，还要读脑——读别人脑海中鲜活的东西，我们每月一期的教育沙龙就是教师们互相读脑的过程。说到局限，不大善于交往和联络，不太会搞关系吧。按说我这个角色应该多和领导走动，为学校的发展争取些有利条件。比方说多争取点钞票，多争取点项目，多搞点实惠的东西，但我做不来。不过，我这种性格倒赢得了老师们的认同。当初当选校长助理时，冯校长现场采访我，我说我的人生格言是：“为文以真，待人以诚。”作文和做人我都努力做到真诚。
记者：有人说，作为教育者，他自己必须有梦，才能带着他的学生走向有意义的未来。作为一校之长，你的教育理想又是什么呢？
程红兵：我的教育理想可以这样概括：让每一个建平学生的名字都充满神圣和庄严，让每一位建平教师都能拥有归属感和光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