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国祥：一个人的教育史

管季超0712

干国祥：一个人的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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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爱上语文”这恐怕是自欺欺人。因为17年来，“厌倦”与“憎恨”的味道，倒比“爱”要更浓一些。也许直接说成我跟语文不共戴天、誓不两立而纠缠至今，虽然夸张了些，但也比说“我爱上了语文”要更准确一些。
不知为什么，我的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的因素，让我莫名其妙地走上了语文教学的道路，让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成了一名语文教师，而且是有点薄名的语文教师。
我小时候无志于学，仗着数理化成绩较好，在英语与语文两科不及格的情况下，考入了普通师范。师范里明显重文轻理，而比语文更受人欢迎的是小三科：音、体、美。当时我的兴趣也主要是在绘画、乐器与制作动植物标本上。只是青春与诗很近，或者说诗本身就是青春的一场流行病。所以，从某个夏天起每天背大量的唐诗宋词，直到青春从躯体内慢慢消失殆尽，这诗的疾病才渐渐痊愈。这时候，我已经在会稽山区的某个小型的初中教书，孤独与疾病，慢慢地把我从诗歌驱逐到哲学与宗教，后来，还有麻将与纸牌，电视游戏与酒精。
88年夏天我普师毕业分配到上虞市长塘乡小。因为小学需要一名数学老师，而我当时更愿意教语文，所以校长就推荐我到了长塘中学，因为那里正好还缺一位语文教师。
我走进中学校门的时候（其实那个中学根本没有围墙，更不要说门了），我快满十八岁。当时的学校谈不上什么教研，大家各扫自家门雪，领导只关心期中考与期末考的成绩，然而如果考得不好也不会怎么恫吓人，因为教师们忙着“下海”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人赶人去“下海”的。
趁着这样的大好时光，我美美地谈了几年恋爱，也囫囵吞枣地啃了一些书。当时最喜欢的，是尼采与庄子，帮我走近他们的，是赵鑫珊的一本小书，叫《哲学与当代世界》。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为了打发孤独而啃一些神秘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像是种子又像是潜伏的病毒，总会在某一天萌芽，点据寄主的躯体。
我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混着，工资不高——很不高，工作不累——很不累。喜怒哀乐，全因语文以外的事情，与语文无关。在语文教学上，我基本不批作业，不出试卷，不备教案，反正读了一些书，走上讲台时要让学生喜欢听是一件并不难的事，至于听的是否有效与有用，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够想到这些。
就这样，一直混到94年秋天，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病，医生说是骨质增生，便住进了医院。住院的滋味很好，不用上班，没有吵闹也没有作业。同室病友鲁振东与鲁迅母亲有亲威关系，以前与我又互知姓名，所以就成了忘年交，他见识极广，交游又宽，让我颇有“病房乐，不思教”之感。
但某一天，许多学生相约了赶到县城来看我，还带来了礼物与书信。从那些多少有些随意潦草的信里，我知道，学生们喜欢我的课，自由，活泼，有思想的冲击力，虽然我教书不太认真，对他们的要求太不严格，但他们还是盼望我能早日回去。
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也许有混的自由，但必须对得起这些多少有些天真的孩子。
严格地说，我的教育生涯从那一个秋天开始。而语文教学生涯，则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提前出院后，我便将这一生，交付给了教育。以后所有的悲喜，都与这偶然的一场病有关。
在学校中，最重要、最辛苦、领导与学生眼中地位最高的是班主任，我矢志于教育，第一个自我超越的方向，正是班主任工作。
我在班主任工作上，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也在那里有了许多“突破”。我带着他们种花种草，爬山远游；我率先在当地提出杜绝体罚的自我约束（也许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好笑，但当时打碎竹鞭的事情，在我身边屡屡发生）；我们既抢文明红旗，更杜绝恶性竞争；我们在体育、卫生、纪律、成绩各方面，经过漫长的修炼，终于无可挑剔地获得了全面第一……
可以说，我在班级管理上，学的是魏书生，班级德育，多少带有些自然主义的味道。而当时的语文教学，我仍然是不自觉的，一半是借鉴了魏书生的知识树，后来又吸收了《学习的革命》中的一些方法。当时的考试主要是记忆的考试，即使是阅读题，也是教参知识的搬用。我吃过几次亏后，索性“复印”教参给学生，成绩立刻有了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语文的探索都是自找没趣，要想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没有。
教书这么多年，我完整地从初一带到初三的学生有三届。第一届学生天资与基础都特别优秀，也正是他们，让我在病房里改头换面，开始真正地投身于教育。但我基本上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一来当时的时机不成熟，二来我自己出确实并没有准备好。第二届学生是我班主任的试验场，在德育与管理上，这一届学生让我大获成功，在学校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但是，他们的语文考分虽然比第一届还高，真正的语文能力却很弱，他们掌握的，是一堆书本知识，和一套有效的应试方法。
第三届学生，正是我痛苦反思之后决意进行语文改革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恰好逢上沈江峰老师主持的绍兴语文中考改革，我想他们还真可能只是纯粹的牺牲品。
大阅读，频繁地演讲、论辩，听音乐，看电视与电影，写作会……上课，也尽可能地减少知识的传授，增加思辨、讨论的时间。
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已经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校长秘密地委派心腹找我的学生谈话，告诫他们这样学语文是走火入魔；班主任多次委婉地与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减少阅读量，或者暗示有几个学生越来越有个性，老师们已经说服不了他们了——只因为我当时是学校中层领导，又在十来年教育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所以校长才不敢当面批评，班主任也只能充分地尊重我的意见。
我一直在一个人口在一万左右的小乡镇教书，天资较高又较富裕的学生，大多早已经转到了县城的中学或者镇中。每一次，当我把一个普通话极不标准、语句不通的乡里学生培养到能在市级讲故事、演讲、论辩比赛中获奖，都需要付出外人难以想像的代价。
可能也正是在这重重困境中艰难地发展，才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了教育的乐趣。我甚至说，每一次带学生，就像是开始一次恋爱，当他们离我而去的时候，那感觉真有些失恋一般的惆怅。
我们相互在对方的生活中书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让我在离开讲台许多年后，能够面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就像是面对相处很久的朋友：生活总是在重复，又总是在变化，每一个新面对的学生，他总是以前某几个的复合，而他还会在以后的学生中以新的方式出现。我让他们在离开我之后，很难再找到一个满意的语文老师，他们会想起我的课，——虽然那时候，我确实没有真正地研究过课堂，也还没有参加诸如优质课之类的比赛。
那一时间的语文教育，我抓住了“活动、生活、写作、阅读、思辨”这几个关键词。相对来说，很不在乎课堂的结构，也根本不去考虑表演、精彩之类的词语。师生在一起相处久了，那样的课倒反而会让人毛骨悚然的。我平平常常进去，平平常常开局，平平常常提问，但只有有了问题，学生有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课堂就会渐渐精彩起来。有时候，课堂上唇枪舌战，烽烟四起，那份精彩绝不是我在备课时能够考虑到的；有时候，课堂从容平常，只是彼此相安，即使是平常，一天中也盼望着师生能够在课堂上见个面，说几句话。
这种精彩是相对的精彩，是面对具体的学生，在讨论中发出思维的火花时的那种精彩。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发展的精彩，无论这个角色如何平常，但当他处于一出戏的中心，说出他最重要的台词，这就是属于他的真正的精彩。只是这种精彩相对于城市基础好的学生，相对于后来我在重点中学遇到的那些精英学生，如果写成课例，也许旁人会说，这根本没有什么，甚至会有人直言，这也配叫精彩？
那时候，我开始外出听课，每每在重点中学听到学生的提问与答问远远比任课教师深刻的情景。那时候，我虽然钟爱自己的学生，但确实也感到了失落。同时我也会那些精英学生感到遗憾，因为即便如此，他在这堂课上，也仍然可以说是几无所得，课堂前后没有形成情知上的落差，他只是把课外偶然所得的智慧，偶然地移用了课堂上，而其结果，往往是遭到老师的曲解及至否决。
在我憧憬“假如给我一群最优秀的学生”的时候，我却由于此届学生的成功，从此被“剥夺”了从初一带到初三的机会。也就是说，我将再也没有从容规划一个课程，让学生慢慢地在课程中成长的机会。我被动地担任了学校的中层，长期停留在初三的岗位上——更重要的是，初三换任课教师的班级，往往是在某些方面出了较大的问题的。然而我仍然不愿意放弃刚刚发现的创造教学的快乐，仍然带着初三即将面临中考的学生出作文集、进行论辩赛和歌咏会——这时候，我已经能够将我的影响从原先的一个班级扩大到一个年级，在某些时候，是一个学校。
有些事情，是语文以外的，但是，它们却比语文更重要，有时还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与语文的命运——譬如94年的那场病，譬如我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以及我的辞职。和我的一些只喜欢学术的朋友不同，我辞职并不是因为教导主任这个职务没有学术而心生厌倦。恰恰相反，我心底里一直有一个帕夫雷什中学之梦。在我担任学校行政的那两年里，我几乎是整个生命放在了那里，从种植每一棵花草，到处理每一件浮出水面的教育事故，我无不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只是，学校人员的风云变幻，让我明白在中国做这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而如果我坚守“不送礼”的原则，我的帕夫雷什之梦也就永远只能寄托在某个英明的校长上。
那么就下来吧，至少在我的班级里，还能寄存一点比较纯粹的梦想。
在此之前，我一直从心底里轻视公开课与论文这些为大家所热衷的东西，我视前者为排演与表演，后者为抄袭与杜撰。但是，发现管理改变教育之路行不通之后，我也必须现实地考虑一下自己的“下半生”的命运了。
想通之后，一切也就容易。后来我参加了上虞市的优质课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再参加绍兴市的同一赛事，又获得了一等奖。另外论文、设计、下水作文、论坛交锋也在县市频频获奖，且基本上都是一等奖。
说实在的，这些奖无非是一个迷茫中的人能够捞到的救命稻草，它并不管用，但至少能够安慰一下自己，让自己在茫然中一次次体会到“捞到稻草”的快乐。
上公开课对我的语文教育思想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我的公开课是不是我的教育思想的真实体现？我似乎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我的普通话很不好，字也写得潦草马虎，所以说一手好字一口标准音这些起码级的要求我都无法做到，我想要像人家那样表演，恐怕也只留个笑柄罢了。所以如我在《公开课的七种武器》中所写的那样，我的课正是充分地发挥了我个人的一些特长，譬如思辨，譬如开放课堂让它生成意外，譬如深度解读结合自由对话，等等。
在此之前，这些要素作为有机的碎片偶然性地出现在我的课堂上，而为了公开课，我有意识地将这些碎片结合在一起，直到它们的效果能够让人遗忘我的普通话与板书，遗忘没有设计过的讲话所必然带来的粗陋。
其实在那个时候，一切的雏形都已经存在了，只是后来有了许多新的名词与术语：解读与对话、预设与生成、平等中的首席。
一方面，应试的语文教育在继续进行，我无非是能够往这个僵死的教育中掺杂进一点点批判的东西与灵魂的东西；另一方面，新的梦想在心底悄悄成形，而且它个梦想渐渐地膨胀，我知道，它将出土，长成另一棵树，直到我无法将之砍刈。
我最初的打算是到春晖中学去，能够在白马湖畔，在朱自清们踩过的泥土上度过余生，也不失为一件诗意的事。虽然明知春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晖，但心里毕竟还留有一个微妙的情结。
但这时候我已经开始上网，网络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让我早已经熄灭的帕夫雷什之梦重新燃起。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我到了一个朋友主持管理的私立学校，品尝了一年有意思的私立学校的教师生涯。
精英荟萃的学校，却无法组建有深度的教研，因为大家都在奔，都在跑。而一切的中心，是管理，管理一群不想如此拘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一群疲惫不堪的教师，时时提防着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防他们作弊，防他们抄袭，防他们上课伏在桌上，防他们接吻与怀孕……
然而无论怎么说，这一年的收获仍然是无比巨大的，仅仅是这一份经历，也已经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何况能不时接触贺学根、姜广平、李尚飞、程东文、桂维诚、蒋保华、赵永红、刘德福等语文兄弟。至于在E家咖啡里大摆教育龙门阵，更是疲惫生活中最值得留恋与回忆的事了。
这是我教过的基础最好的学生，我开始带着在他们大量地阅读，大量地写作。然而这也是我教过的最厌倦最疲惫的学生，他们的优秀，是付出兴趣为代价的。我与学生们相处得还不错，只不过这种不错往往是要付出双重的代价的：在学生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学校管理层与家长却并不赞同这种近乎“纵容”的教育。以前在老家，每一年初一，我根本不考虑这些，因为我深知这样做的效果会在初二初三明显地体现出来，对所有怀疑我会一笑了之。但是在私立学校，你不能不做一些痛苦地妥协，干一些急功近利但遗毒无穷的事情。譬如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月考和排名，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时间的全天候时间表，对每一处错误的小小翼翼地防患而不是让学生从错误中学习……
这一切，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整个中国教育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必然要走过的历史。
从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陆续遇到了范美忠、郭初阳和阿啃，还有梁卫星、苏祖祥、泥土、王雷等兄弟，看到了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读到了《后现代课程观》等教育著作，他们带着强烈的倾向，动摇了我的一些旧观念。我开始认识到，我十多年前偶然阅读的诸子百家和西方哲学，不仅与教育直接有关，而且它还可以以某种变通的方式，直接地引入到语文教育。
于是有了《丑小鸭》这一课的后现代式的尝试，有了《斑羚飞渡》的道德思辨与互文性阅读，有了《成为课程开发者》的雄心。
我知道，为了理想，我需要更长的等待与忍耐，需要更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再加上生活中其他的原因，就促成了我离开教学第一线，远渡成都，进了《教师之友》。
《死亡诗社》有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文学教师基丁要求学生们站到讲台桌上，用另一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虽然《教师之友》不久后便迫转刊，但是这一段编辑生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相当于站在讲台桌上看教育的经历。
教育文章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课堂实录里，有着怎样的秘密？编辑的目的是让一篇文章更漂亮，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的教师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他们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
另一个重要的经历，是我认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德福人，并且后来还将家搬离城中心，几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正是华德福，让我开始思考如下问题：
全国人类学背景下的教育是否可能？教育是不是可能再回到一个完整的人？分科教育是不是将一个教育分家，各守住自己的疆域？后现代背景下的教育和人智学理念下的华德福教育是否存在着哪些差异？
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加上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阅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不敢说已经领悟了教育的真谛，但是，我确实明白自己的这一番经历，已经赋予我对教育的特别的理解，即便这种理解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诉诸文字和语言。
《教师之友》在2005年来临之前，被转到了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我随刊号过去做“走进课堂”“德育平台”两个栏目的编辑。虽然编辑的页码比较多，但有一定的空间，后来又争取到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也就在那种并不适合我的体制内生存了下来。但是，作为一个暧昧的附属单位，我总不明白它到底想做什么，我又在其中能够做些什么。似乎谁都有雄心，但就是找不到理想；似乎谁都很负责，但就是没有人对教育负责。所以，我确实是在这个体制外，与许多朋友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譬如我在“中国教师用书网”（http://www.teacherbooks.cn）开辟“海拔五千语文论坛”（就是后来的“深度语文”（[url]http://www.teacherbooks.cn/bbs/list.asp?boardid=19）），而却一直没有真正打理教科所希望我打理的那个论坛——因为最初领导同志找我谈关于论坛的事让我非常恐慌，在那样的红色背景下，我认为是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论坛的。这种“错位”让单位很恼火，而我又向单位提出需要更大的自由与空间。结果是只能再次分道扬镳，大家各自打着“为教育”的旗号，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它。至于每个官方单位都会有的官僚与不公正，我想与此无关，那属于整个中国体制的事。[/url]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与语文的关联，只是因为“海拔五千”（“深度语文”论坛）的存在。直到“深度语文”在徐中华与铁皮鼓等兄弟的支持下，渐渐地扎下根来，从论坛战国的烽烟中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我才开始尝试着重新走进课堂，这一次，不再仅仅是初中课堂，我走进了小学课堂，上《龟兔赛跑》《和氏献璧》《鹬蚌相争》，走进高中课堂，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然后，在一些对话与争论中，我渐渐地明确了自己此后的行动方向：带着摄像机走进课堂，从小学到高中，将镜头对准学生。用镜头记下场景，用笔记下感受。
再然后呢？身边的书店里拥有着海量的国内外教育著作，自己的藏书柜里，列着海量的哲学、心理学、美学著作，这些是我要阅读的。我仍然不会像个研究者一样只读那一类书籍，全面人类学是我永远的梦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企及。
同时，我会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进行“理解－透视课堂”的研究，运用那个全面人类学的雏形，透视课堂这一空间，理解课堂上师生的行为与心理。在理解的同时，我会自己试着去上课，研究性的课，也许不好看，但每一次，都会试图有一个小点的突破。
如果灵感还会回来，也许，接下来的生活中我还会拥有一些文字，它们会成为我的第三本书，第四本书，直到灵感不再光顾，我将顺从地静坐在昔日的沧桑与荣光里，等待命运的下一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