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社会前进不可或缺的推力

管季超0712

思想是社会前进不可或缺的推力作者：裴毅然
　　人类失去联想，生活将会怎样？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恰恰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努力方向。时至今日，知识是力量是财产也是权力，已经成为基本常识；但从更高层面来考察，思想才是人类真正的力量之源。
　　什么是思想？即发现事物身后逻辑与规律、提出社会发展宏观设计与修正的意见、反思人类自身诸多缺陷的探求……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有一名言：“保证我们营养的不是面包师的仁爱，而是他个人对利润的追求。”这一名言被认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真谛，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柱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双赢理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越为自己赢得利润，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凯恩斯在《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前言中也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再如中老年人一般较难与青年人在认识上取得一致，因为思想观念上存在诸多差距。但达到一定境界的中老年学者就能够较理性地看待青年人的愤世嫉俗，认识到这是他们处于青春反抗期的生理反应，而且还能看到青年人的这种叛逆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平衡与发展。虽然理想化使青年人容易感受到社会的阴暗面，耐受力较低使青年人容易发出反抗，青年人的思想行为总是带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你却难以否认那一“片面的深刻”。因为，就整体意义上，社会需要青年人的不断冲击与质疑，需要他们火热的青春与纯洁的理想。正是由于看到了青年人的这一社会贡献，中老年学者才能正确分析认识青年人的偏激，尽管中老年学者从青年人那里只能领到调侃与挖苦。
　　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人文成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终能传递后代的东西。如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庄子都是站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人物，虽然他们在世时未能得到尊敬，就像今天的人文学者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低层次的人。鲁迅、钱钟书等智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便是因为拥有巨大并成熟的思想，从而获得独特的精神自由，能超越尘世与时俗的价值评判。无疑，思想是人类智慧的光芒，思想能够使我们通过分析过去看到将来。厉以宁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强调：道德力量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调节，没有精神的起飞就没有经济的起飞。
　　2003年秋，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的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提出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目前大学校园已出现“传统文盲”——缺乏读写技能、不懂中外基本文史知识、缺乏人文素质。随着科技的发展普及，大学生中的现代文盲——打不开电脑、不会上网、不会英语——已越来越少，“传统文盲”却越来越多。上海交大举行的一次人文素质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同学不知道《蒙娜丽莎》的作者、不知道文艺复兴所处的时代。一位北美华文学者说：“传统文盲”还表现在阅读能力差，因为现在大学生的业余时间大都守着电脑，除了游戏就是看那些没完没了的节目，不看书、少写字，成为“无笔一族”。
　　西方学者说我们中国只有宗教，没有哲学，这是十分深刻的判认。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实况来看，我们确实只有信仰没有思考，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如此这般，当我们得鱼忘筌地只注重结果而不耐烦于考证过程，最终使我们不可能得到正确之结论。如我们没有深入分析国情就急急忙忙去找救治的药方，而且一路否定过去，总想直接摘取人家西方最新最美的人文成果，总想直接搬运人家最高级最前卫的社会改造设计，并未分析一下什么主义需要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我们是否已达到这一基础？仅仅凭着热情与信仰，不容置疑地将这样那样的主义一一接过来，照搬照抄，以为能够避免人家走过的弯路，省略人家付出的代价，跳过人家迈越的台阶，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从而违反了人类基本经验与社会常识。从根本上来说，这完全是缺乏基本思考能力与思想浮浅所致。
　　对个人来说，思想不仅是行动的灵魂，更是发愤图强的心理支撑。可以断定，缺乏文史基础，一生将生活在没有光明指引的黑暗之中。德意志民族的强大，就在于他们是一个崇仰思想的民族，出租车司机都能跟你谈哲学。而且德国人特爱读书，十四岁以上的德国人三分之一每天读书。每个德国家庭平均藏书三百册，人均藏书一百多本。一个普通德国家庭每月购书支出五十欧元，占业余爱好支出的百分之十。他们说：“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出版社、学校经常举行“读者俱乐部”、新书介绍、作家走进校园、诵读会、演讲会等活动。
　　在美国人麦克·哈特撰写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中，四十位自然科学家、三十一位政治人物、二十九位宗教领袖与人文知识分子，但前六位中有五名宗教精神领袖与人文学者：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孔子、保罗。弗兰西斯·培根也早在《学术进步》（1605）中说过：“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持久。”欧洲近代史证明：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值得后人一再提及，乃是因为这场改革使许多欧洲国家接受了宗教自由的思想，并由此出发去思考其他许多问题。在此后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思想自由，成为欧洲文化与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基础，则来源于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与分权制约。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也都是思想的胜利。革命思想将一代代青年凝聚在辛亥前的东京、1924—1927年的广州、1937年以后的延安。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国民党之所以输给共产党，是因为“无法获得普遍的支持”，“一个更基本的弱点”是“它没有一个睿智的思想纲领去战胜共产主义，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自1927年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之后不满国民党的，在这十年间仍然不满国民党。这批人后来造成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舆论，间接助长其发展，对共产党说来，真是功不可没”〔1〕。甚至可以说，恐怖主义也是靠思想将一部分阿拉伯青年塑造成一颗颗肉体炸弹。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明太祖制定八股，都是深知思想的力量，都知道防民之口首在防民之思。徐悲鸿画马从来没有缰辔，有人疑之，答曰：“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我画马，其实也牵着思想的马。只要出笔，便会情动于衷。”可见那些自由奔放扬尘万里的马也是出自思想的深处。光芒的放射需要充足的空间。
　　从宏观上，相对于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乃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自囚于狭窄的专业领域，他们是世界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他们因公共性而获得批判性。他们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执守人类精神与社会价值。他们不仅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物质成果逐步转化为最高领域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更高的价值观念，建塑更美的人文环境，同时他们的死较真，他们不识时务的迂直，他们不讲策略的刚傲，为观念而观念留下的形形色色的“文人悲剧”，也竖起一道道触目的形而上价值尺度，制约了全社会滑向无操守的庸俗化。他们将人生的欢娱放在一边，自觉地将社会责任担上肩头。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各种富有想象的设计，推动社会朝着理性与美好的方向前进。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思维本身的发展乃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基础，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社会的任何进步。至少，没有人文知识分子，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博爱、道德……这些最基本的社会人文理念，谁来提出？谁来捍卫？价值系统、话语系统谁来建立？谁来维护？谁来修订？尤其在以压制民权为统治基础的暴力政权下，更需要人文知识分子出面呼喊自由与人权，说出那些普通人不敢说或无力说出的真实。比如需要他们呼喊出：“要耶稣不要恺撒！”无论如何，“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生活在真实中总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目标。可见，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其效其用对人类社会整体不可或缺。更为重要的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操持的文化还是支撑整合人类社会结构的黏合剂，保持人类社会各方面平衡的关键力量。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在前体制下长期被认为是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典型”，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担任总统，又被怀疑具有左派倾向。哈维尔这种不同时期的左、右倾向，恰恰体现了文化的作用，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平衡之力。
　　

管季超0712

2003年9月24日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终身教授、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在他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中说：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公共性，即不能仅仅关心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他说一个理想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终身具有批判精神，自外于权力体制，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不是一个寄生者与骑墙者，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应是世界主义者，他因公共性而获得批判性。他不应接受简单的处方与现成的结论，他永远是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即他永远应该是一个思想者。
　　哈佛大学每年都会发生将“高考状元”拒之门外的“不幸”，理由是对这些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满意。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级学校，都公开声明学术水平测验、平时成绩都非常重要，但还得看申请者的综合素质。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是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普林斯顿录取了一推销大量童子军饼干的女生，因她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首席执行官，拿出饼干向不苟言笑的首席执行官兜售饼干，从美味讲到利润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做了这件善事该公司将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影响。首席执行官大笔一挥，订购了一个令这位女孩目瞪口呆的数量的饼干。普林斯顿看中的是这位女孩敢想敢做的胆略与智慧，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潜在的领导素质。“有领导素质的学生”容易让名校动心。“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所倡导与追求的。换言之，美国顶级大学的选材标准也体现了“思想就是力量”。当然，思想是一种探索，是需要支付代价的。因为思想的力量在于质疑与解惑，在于求异，不在于认同，所以思想探索者往往是社会的前行者，也往往是牺牲者。如包产到户的提出者、张志新、遇罗克、伽利略、布鲁诺。思想者需要人格的力量，不会同意“先下水后上岸”、“先做小人后做君子”的市侩哲学。
　　所以说，思想即人生。能够对社会、世界、生命、历史展开思想，人生就有了厚度，生命也由此获得高度，所谓的气质与风度也由此而出。而且，人本来就有追求形而上的天性（康德）。能够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不容易，也可以说很难。在学界，最高成就是出宏观思想，次之为出微观方面的思想，再次为归纳整理别人的思想，最次为掌握史料。但掌握史料又是一切的基础。思想必须以知识为底座，但又必须超越既有知识。一个思想者，肯定是一个智者，不会汲汲于功利，有较高的分辨能力，能够对现实既有发出种种质疑。
　　思想的局限也是最深刻最本质最难发现与纠正的局限。如“胡风分子”何满子先生，长期受左倾迫害，按说应该对左倾那一套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八十五岁高龄的何先生至今仍在用左倾思维看待张爱玲，认为对汉奸之妻不该给予那么高的文学评价，还说金庸的《天龙八部》不值得重复拍摄，因为它们属于“摇头丸文化”。何先生还对居然没有人提出重拍这些影片“值不值”而愤愤不平。不难看出，何满子先生的文艺批评标准与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左倾方式，即用一元化的强调作品思想性的意识形态标准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尚未学会使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看待已经多元的当今社会。再如深受左倾之害的知青一代，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停留在知青思想模式上，永远用知青眼光去看待那一段“知青运动”（上山下乡），还陶醉在“理想万岁”“青春无悔”的自我欺骗中。再如祥林嫂、阿Ｑ，其人物形象的深刻性都在于其思想的局限性，无法挣脱头脑中那一大坨落后、迷信的东西。
　　目前众多青年人轻视人文、蔑视思想，那是因为他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思想带给他的一切，如平等、自由、博爱、人性等现代人文价值观念。如果缺乏这些东西，让他回到思想禁锢的欧洲中世纪与文革时代，那他就会立马感受到思想的重要。因此，思想价值观念就像空气一样，有人轻视它是因为已经拥有它，使人们无法感受它存在的重要性，但是一旦失去它，即等到缺少时才会感到它的重要与珍贵。
　　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思想均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思想所在即价值所在、规范所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
　　〔1〕转引自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