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的表达困惑[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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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表达困惑

通过电子邮件，与杨老师交流过几次关于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问题。近几日，我又读到了张楚廷教授的近作《教育研究中一个难以无视的问题——教育学最好少说“应当”、“应该”之类》（以下简称“张文”），引发了我对这一学术论题的进一步思考。“张文”的摘要如下： 条例化的行政式表达、杂烩般的市井式表达、引荐性的移植式表达等方式，构成了我国当下教育研究表达的主流形态，它们共同营造了一派类似岳敏君绘画中所呈现的相互嬉笑的场景。 教育学过多的“必须”、“应当”所反映的是一种过强的教育者心态或过强的教育者心理意识，它往往是与过度的简约与表面化相联系的，从事实和理论上说，都是降低学术含量的。因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思想、理论和原理，而“必须”、“应当”告诉人的是如何去做，而很难告诉人怎么去想。今天中国学术与世界相比，更值得注意的首先并非技术落后，而是理论落后，中国的教育科学若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出思想、出观念、出理论，只有当教育学承载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时，才是有生命力的、影响深远的。 我读博士，毕业于湖南师大。张楚廷教授算是我的老师（导师组成员之一），跟我们讲授过博士生的课程。张老师排除外界干扰、独立思考、笔耕不辍的研究精神，令人敬佩，也给我较深的印象与影响。 起初，对学院派的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发出责难的是来自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他们认为，一些博士教授关于教育研究的理论表达过于晦涩难懂，对实践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因此这种理论是无用的，只不过是研究者的顾影自怜，孤芳自赏。 我想，这种责难有其合理之处。但尚需澄清两个前提，即来自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好的理论表达的标准是什么？只有澄明这些前提，才能促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而不能以他们是否能看得懂，作为判断教育理论是否有价值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在对学院派的理论表达的责难声浪中，教育行政工作者也加入了进来。他们的逻辑大概是，体制内的博士教授们，养尊处优，“应该”多为政府破解教育改革中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否则那些书斋式的研究，是无用的。他们更期待学院派研究者最好使用行政御用式的表达方式，这样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举个例子。在一次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调研中，我遇到一位主管基础教育工作的教育局副局长。他对我说，“博士教授们总待在书房里写脱离实践的文章，时间浪费也是浪费，多到教育现场走一走不是很好嘛。”尽管他是出于善意的建议，“到教育现场走一走”也没有错，但他的言论，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至多认可他说对了一半。我开着玩笑回答他说，“博士教授们也关注实践问题，只不过关注实践的方式、角度，以及对实践问题的提炼与表达不一样，怎么能说我们的理论研究是浪费时间呢？”接着我跟他讲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他听不太懂，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教育研究的理论表达，有些让人看不懂，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一是理论界确实存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问题，尤其是搬用西方教育研究的一些概念、命题，甚至是语法规则与语用方式。通过翻新概念，致使教育实践与行政工作者本来掌握得很好的概念、原理，经过累赘的叙述以后，反而弄得稀里糊涂了。此类研究，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没有真实地提出一个学术问题，多大属于重复性研究。此类研究者只有通过转换概念，来遮掩研究的空洞。这是需要摈弃的。 二是表达很好的理论。理论研究者由于使用了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与学科概念，但教育行政与教育实践的工作者看不太懂，这不是研究本身的问题，而是话语方式与阅读习惯的隔离造成的。我坚持认为，教育学研究与教育研究是存在区别的。这就好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我们不能说应用研究的结论直接可以拿来用，而且表达通俗，就是好的；而基础性研究由于看似远离实践，且不易读懂，就是没有意义的、无用的。 “张文”中提到了，教育研究只有“出思想、出观念、出理论，只有当教育学承载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时，才是有生命力的、影响深远的。”我的理解是，教育学的基础研究的影响力是有生命力的、影响深远的。而关于它的表达，不是所有的教育行政与实践工作者都能读得懂，这属正常。 从另一方面说，教育研究的表达让人读得懂，其实也存在多种可能。这就好像让不同的读者去读一篇小说，有的读者可能读懂了故事的情节，有的读者可能读懂了小说所蕴涵的思想，而有的读者则读懂了作者。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谁真正读懂了这篇小说。大概这个比喻也可以说明当前教育研究中作者与读者、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艰深与通俗的关系。 黑格尔年轻时读康德的书，就发过感叹，说康德的书让人读起来，艰深晦涩，简直难以容忍。而后人去读黑格尔的书，不也是被他弄得头痛不已吗？这并不能否认他们的著述与表达，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至少可以说明，抽象还是通俗，并不是衡量理论表达的优劣的常用标准。关键还是，就像“张文”中所主张的那样：某种特定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让人看得懂的，还是让人看不懂的，它们是不是承载了“思想”、“观念”与“理论”。 我国当下的教育研究存在三类常见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条例性的行政性表达，另一种是杂烩式的市井式表达，三是引荐式的移植性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主流形态，并频繁使用“必须”、“应当”之类，缺乏“思想”、“观念”与“理论”的创新。我想“张文”提出这一问题，是很有道理的。 像丁钢、朱小曼、张楚廷等教育学者，近年来对教育研究表达方式转型的呼吁，也反映了当前我国主流的教育研究表达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亟待转型与创新。但具体如何转型与创新，有些研究者还在实验之中，应该给他们以时间与耐心。叙事研究的表达方式，似乎已广受青睐。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研究中，表达方式没有明显的学科体系与概念框架，而是有自己的独特话语方式，以及文脉传承的路径，其中不乏深刻的方法论思想，是可以与西方的理论相媲美，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学者们去挖掘、发现与弘扬。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科学精神的衡量标准，来判断我国传统的教育研究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必须”、“应当”之类的表达用语，大多存在于教育行政工作者、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以及刚涉猎教育理论研究的研究生们。学院派教育学研究者，很少使用“必须”、“应当”之类的话语。这不仅是表达习惯的问题，而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来自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习惯于得到“必须”、“应当”之类的理论指导，他们有一种让理论专家告诉自己该如何去做的依赖情结，否则，这类人群会轻率地认为抽象的教育理论是无用的，因为他们远离了教育实践。 在“张文”中，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即教育研究中的“必须”、“应该”之类的表达，不仅仅反映的是研究者只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反映了当前教育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即大家习惯于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框架中做演绎性、实证性的研究，而缺乏思考实践问题的独特视角。具体表现为，研究者提不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更提不出具有方法论价值的标志性问题。 在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的情况下，研究者运用国外理论做移植性研究，或跟着行政指向做验证性的研究，或仅仅基于实践经验做市井性研究，就比较普遍了。凡此种种，只关注到了问题的表面，正如“张文”所言，“它往往是与过度的简约与表面化相联系的，从事实和理论上说，都是降低学术含量的。”研究的背后缺乏“思想”、“观念”与“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玩味的是，在“张文”中，“难以无视”、“最好少说”实质上还是“必须正视”、“应该正视”或“应该少说”的同义表达。这也表现了张老师自己所说的——教育研究者的一种过强的心理（角色）意识，进而陷入了“语义的循环”。 澄清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实质，促成表达方式的创新，并非易事。对此，我还在守望耳目一新的“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