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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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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1 11:14:4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浙江高师语文教学法的“领头羊”——王松泉(上)

王松泉,1941年生,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研究所长,任全国高校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高师语文教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师本科优秀教师奖,2001年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系浙江省同一学科首门“优秀省级重点学科”主持人,绍兴文理学院首门“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教学论系列教材”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语文教育理论素养丛书”主编。
著有《语文教学探步》《语文教育研究》《阅读教育学》《阅读教材论》《语文教育板书学》等专著10余种,主编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语文教学概论》《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学技能》《语文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程》等7种,主编全国高校协编教材《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语文教学心理学基础》和其他教学用书《语文基础教学论》《学科素质教育艺术论》《简明学习方法词典》等30余种,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人民教育》等国家级刊物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语文教育学学科大系构想》《语文素质教育基本规律探讨》《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语文教学原则新论》《新世纪语文教学新策略》《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的分期问题》等论文数百篇,编著总字数逾千万。有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等转载,有关论著被介绍到美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和港澳台等地区,并被数百种论著引用。主编全国通用系列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高校各科教学论教材首项一等奖),两次荣获中国教育学会学术成果最高奖(均系全国高校本学科系统惟一获奖专著),荣获“九五”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成果一等奖、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绍兴市政府社科一等奖,三次荣获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荣获省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荣获省级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多次荣获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师范教育优秀成果奖以及全国专业委员会学术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等50余次。专著《阅读教育学》、《阅读教材论》被全国中语会会刊列为100年来20部“影响中国20世纪的教育大著”之一。
受聘担任华中师大等校硕士研究生导师,杭州师院、扬州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和兼课教授,浙江师大、安徽师大、广西师大等校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访问学者导师。曾应邀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杭州、海口、大连、桂林等数十所高校或全国性报告会讲学,主持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担任全国性教学、科研成果评委会主任、评委和顾问20余次。被多家报刊作为“封面人物”等宣传。



我是“语文派”,主张“素养论”
——兼谈语文“姓”什么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内容提要]语文非姓“语”,非姓“文”,实乃复姓“语文”。语文教育界的所谓“语言派”和“文学派”应当互相兼容。语文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和言语,语文学科是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语文学科教育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语文素养过程。


[
关 键 词]语文
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教育
语言
言语
基础人文学科
语文素养




人各有姓,或赵钱孙李,或诸葛司马。语文亦有其“姓”,有人认为姓“语”,有人认为姓“文”。笔者却认为,语文非姓“语”,非姓“文”,实乃复姓“语文”。


近些年来,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强调语言的,主张语文姓“语”,因而被称为“语言派”;偏重文学的,主张语文姓“文”,因而被冠以“文学派”。据说,“语言派”的标志是“工具论”,“文学派”的旗帜是“人文论”。于是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派、什么论?


首先,我不赞成人为地分作语言派和文学派(自命的除外),因为据我所知,有些被称为“语言派”的,并非反对文学;有些被称为“文学派”的,也未必否定语言。但若依据“主要倾向”定要分为两派,那么,我既非“语言派”、“工具论”,因为语文中除了语言因素还有文学艺术,除了工具运用还有个性理念;也不是“文学派”、“人文论”,因为语文中除了文学形象还有逻辑思维,除了人文因素还有科学基础。


照我看来,语言与文学、工具与人文,在“语文”这一范畴中是可以互相弥补、辩证统一的。——从本义出发,从本质着眼,我主张“语言派”和“文学派”互相兼容,“工具论”和“人文论”辩证统一。究竟是什么派、什么论?一言以蔽之,我是“语文派”,主张“素养论”。


我的语文观——语文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和言语


什么是语文?迄今最有权威的,不能不说仍是叶圣陶先生的论述:“平时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一名称是从1949年下半年用起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①他还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②按照叶老的意见,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言之,语文就是语言。


然而,从叶老历来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指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都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知识系统和语言规则,又包含着按照本民族口头和书面的语言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言语作品。也即叶老所说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


——语言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完整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性的交际工具,例如汉语、英语、俄语、日语等等。它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构成,所有这些又都是由社会集体意志决定的,任何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运用现实生活中那套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符号系统,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毫无疑问,叶老主张“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其所指当然是这样的“语言”。


——言语则是人们对那套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掌握和运用的过程,及其所形成的结果,包括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和成果,例如讲话、议论、写作等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作品,是一种个人行为。试想,叶老强调“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要学生“尽量运用”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中,不更包含着这样的“言语”?


正如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指出的:语言行为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部分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共性,它指的是“语言”;对它的研究,属于社会心理方面。另一部分具有个别性,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它指的是“言语”;对它的研究,则属于物理、生理与个人心理方面。由此可见,语文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不但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更包含了言语。


语言和言语虽有质的区别,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互为前提,互为因果。首先,语言离不开言语,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通过人们的言语活动才能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都必须从言语中汲取新的营养和要素才能不断发展。同时,言语也离不开语言。任何个体只有借助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借此接受他人的言语活动的影响。

所以,要我说,语文,就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和“言语”,是语言规则及其运用这一规则进行口头和书面的言语活动并形成言语作品的过程的总和。它可以表述为以下的“公式”:


语文=(口头+书面)(语言+言语)

也可以表述为以下的图示:


┌口头──语言


语│
╲╱


文│
╱╲


└书面──言语



诚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习惯于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无法区分的。例如,说到“口语”或“语言”,往往是指口头的“语言”;提到“说话”或“论述”,指的就是口头的“言语”;讲到“词汇”或“语法”,多指书面的“语言”;至于“写话”或“作文”,当然就是书面的“言语”了。值得指出的是,与日常生活不同,在语文教育中区分语言与言语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区分和把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不同阶段学生学习语文的重点,从而有效地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那么,包含语言和言语的语文有些什么性质呢?理所当然,它的性质应是由语言的性质和言语的性质决定的。


关于语言的性质,我倾向于用符号性、工具性和社会性来描述。


顾黄初先生说:“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借以表情达意的符号。语言,是‘声之符号’;文字,是‘形之符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记录思维成果的工具,是使交流的思想得以传之久远的工具。”“语言和文字都是全社会共同使用的工具。”⑥



至于言语的性质,我认为主要在于它的技能性、人文性和个体性。若说语言作为符号是相对静止的,那么,言语作为对语言符号的动态运用则是一种技能。若说语言作为工具和规范是相对固定的,那么,言语作为运用工具所形成的活动及成品却注入了人的文化创造的灵性。若说语言因与社会共存而体现为共性,那么,言语则产生于个体而显现出个性。


当然,就主要倾向说,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工具性,言语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语文正是语言工具性与言语人文性的统一。因此,语文课程标准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具有客观依据的。


我的语文学科观——语文学科是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


语文与语文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朱绍禹、顾黄初等先生都有过精到的论述。


语文学科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首先,它是一门人文学科。


所谓人文,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显然,这是广义的人文,也即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无论粮食机械、思想艺术,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无论数理化、文史哲,以及一切“工具性”、“人文性”的事物都是人类文化现象,都属广义的人文。但就狭义言,它仅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人文因素与单纯的科学技术因素(尽管它也是广义人文的组成部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丰富学生的智慧,而且丰富他们的个性。由于本文是在广义的人文范畴中进一步研究狭义人文范畴的语文学科,因此,下面所论的人文则是指狭义的人文。


人文学科有哪些?它包括历史、哲学、语言修辞、音乐、美术等,它们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对象,关注的是促使个人成长,使其臻于完善和理想。


吕叔湘先生说过: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它跟别的人文学科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吕先生在这里说的是语言学,语言学尚且具有人文性,何况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反映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这是因为任何民族的母语都凝聚着该民族的思想、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民族价值,它对于发扬民族精神、培养高尚情操、提高文化修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学语文就是为了学做人、发展人。因此,语文当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学科当然是人文学科。



但与此同时,语文学科又是一门基础学科。


基础学科有哪些?应当说,文史哲、数理化都是基础学科。在这些基础学科中,有些还是工具性学科,例如语文(包括母语、外语)就是指导学生学习交流思想的方法和技能的工具性学科,数学就是指导学生学习计算方法和技能的工具性学科。


语文学科既是人文学科,又是基础学科、工具学科,所以,它是“基础人文学科”。正因为如此,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学大纲在强调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还指出:“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


然而,基础人文学科也不只有一门语文学科,还有历史和哲学等。语文学科与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应当说,语文学科的个性,就在于它是专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的。我们不会要求历史、哲学等学科着重于承担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任务。因此,培养语文素质,这是语文学科跟历史、哲学等其他基础人文学科的根本区别。


由此可见,
语文学科是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它既是基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又是学科共性和学科个性的统一。


我的语文学科教育观——语文学科教育是一种语文素养过程


如上所述,语文学科是专门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培养语文素质就是一种语文素养过程。因此,语文学科教育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语文素养过程由此可见,语文不但有其“姓”,更有其“名”,它的大名曰“素养”——语文不正是一种素养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进行语文学科教育,当然必须以“语文素养”正其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强调的“语文素养”,不能无限扩展为涵盖灏渺的“人文素养”,以致将所有人文学科的教育任务都拉到语文学科身上;当然,更不能忽视语文学科的人文属性,将语文学科教育视为单纯的语言知识教学和言语技能训练。



所幸者,现在公开主张将语文课上成单纯的语言知识课或言语技能课的人已为数不多,但有意无意地主张将语文课上成“大人文课”的却不在少数。所谓“大人文课”,就是一味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而忽视了全面的“语文素养”;也即单纯着眼于语文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共性,排斥了语文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区别的个性。


例如,近年有些文章竭力主张将语文课上成人文课,这从纠偏意义上说无可厚非,何况语文学科的确首先是一门人文学科。但是,当你将这些文章中所有的“语文”二字改成“政治”或“思想品德”、“历史”乃至“哲学”等人文学科时,你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文章不但仍能成立,而且同样不失为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章!这就说明,这些文章说的虽是语文学科,但言不及义,适用的却是所有人文学科,没有说到语文学科教育的点子上。可以说,它所主张的语文课,与政治、思想品德、历史、哲学课毫无二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课呢?无形之中,他们提倡的是将语文课上成与政治、思想品德、历史、哲学相似的课。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如果说,片面强调工具性会将语文课上成工具课、语言课,或者思维训练课;那么,单纯强调人文性,是否会将语文课上成人文课、政文课、政治课,或者道德修养课?这种课与政治、思想品德、历史、哲学课的区别在哪里?


原来,这些文章都只论及语文学科的“属概念”,而全然忽视了它的“种差”。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皆人文,只谈共性和“属概念”怎能说明全部问题!比如,我绝对承认语文教师是教育工作者,但他是怎样的教育工作者?我绝对承认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甚至认为,语文学科如果丧失人文性,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失误和悲哀,但它又是怎样的人文学科?如果说忽视人文会陷入纯工具的泥淖,那么仅谈人文是否又会失去语文学科设科的本意?语文复姓“语文”,语文学科就是语文学科,它应当有自己的个性。


为此,我不赞成偏执一端的“工具论”,也不赞成偏执一端的“人文论”,反对绝对化。我主张从语文和语文学科的本意出发,还语文和语文学科的本来面目,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说到底,所谓工具,不论说它是比喻也好,是实际也好,其实它也属于广义的人文,也是人类的文化现象之一,只不过它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这类狭义的人文。有人之所以强调“凡工具即非人文,凡人文即非工具”,只承认语文的人文性而否定工具性,或者相反,恐怕就在于忽视了人文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仅从广义着眼的缘故。但这也正好说明,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非截然对峙、势不两立,它们恰是广义人文范畴中对立统一的狭义两面。何况,平心而论,两者都是人的素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互相兼容,互相弥补,共同融入“语文素养”的过程之中。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辩证统一、实事求是。


所以,我主张“素养论”。这种素养,是一种“语文素养”,是语文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统一,它指的是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正确的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纯正的审美情趣、辩证的思想方法、健康的个性与人格,并有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正确的语文学习方法、相应的文化修养和文艺鉴赏能力等等。试想,在这种素养之中,语文及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工具性怎么能人为地分割呢?


当然,语文素养过程应当是有规律的。为此,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地处理语文学科教育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例如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关系,口头言语与书面言语的关系,思维与语感的关系,课堂言语学习与生活言语实践的关系,语文教法与语文学法的关系等等。不过,从这些关系中探求语文素养规律,已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
[注]

①②《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1980年版,第138、730页。

③叶圣陶《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第8期。

④叶圣陶《听、说、读、写都重要》,《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⑤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⑥顾黄初《语文教学导向》,王松泉等主编《语文教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详见王松泉《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新华文摘》1999年第7期。
(原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


语文素质教育基本规律探讨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提要本文重在探讨语文学科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规律。文章以学科教育的要素为切入点,以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为参照系,揭示了语文素质教育中必须遵循的七种主要规律,即兼容律、差异律、转化律、互补律、递进律、开放律和合作律。这些规律分别由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内部因素所构成,各种规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语文素质教育实施系统辩证统一的整体。语文教育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有可能真正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



语文学科的教育“是民族通用语、祖国语言的教育”
,它在学校教育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将语文教育纳入素质教育轨道,实施语文素质教育,这是当代社会向语文学科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所谓语文素质教育,就是凭借语文教材,通过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为目标的教育过程。它与单纯的应试教育相对,是一种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注重人的素质优化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怎样才能使语文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不言而喻,应当在转变教育观念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语文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规律。


探索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的基本规律,不妨从语文学科教育的要素入手。众所周知,构成语文学科教育的要素,主要包括从事语文教育的教师、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借以进行语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制约语文教育的目标、实施语文教育的方法(途径)和开展语文教育的环境等。显而易见,正是这些要素,决定着语文学科教育的性质和成败,它们是语文教育客观状态的全息反映。因此,如何把握这些要素,就成为形成不同性质的语文教育的关键。可见,要使语文教育真正成为素质教育,首先必须使每一要素素质教育化,这样才能从根本环节上揭示和遵循语文素质教育的规律。例如,就目标言,应当做到智中寓德、相互渗透,这就要遵循兼容律;同时做到博中求专、平中见长,这就要遵循差异律。就内容言,应当做到知识奠基、重在能力,这就要遵循迁移律;同时做到发展智力、优化心理,这就要遵循互补律。就方法言,应当做到模仿入手、鼓励创造,这就要遵循递进律。就环境言,应当做到促进接受、引导发现,这就要遵循开放律。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言,应当做到教师主导、学生主动,这就要遵循合作律,等等。它们的相互对应关系如下:



┌───┐┌───┐┌───┐┌───┐┌───┐┌───┐



(要素)│ 学生 ├┤ 目标 ├┤ 内容 ├┤ 方法 ├┤ 环境 ├┤ 教师 │


└─┬─┘└─┬─┘└─┬─┘└─┬─┘└─┬─┘└─┬─┘



┌┴┐
┌┴┐













(规律)





















└─────────
合 作 律
─────────┘



体现这些规律,并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现就这些规律依次论述如下。


一、兼容律


素质教育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促使学生基本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因而语文教育就不能单纯地偏向于学科智育,而应当在学科智育的过程中,兼容思想情感的陶冶。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语文教育必须一反应试教育的常态,遵循兼容律,以利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兼容律也是语文学科自身的双关性所决定的。一方面,语文学科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它们虽分属智育和美育,但同属广义的智育范畴;另一方面,语文学科又同时兼具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又“寓于人文性之中”,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
。上述两方面辩证地统一在语文学科之中,“科学性是思想性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性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它们彼此渗透,有机兼容,密不可分。


语文教育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要求教材内容必须是科学的、艺术的,施教的方法也应当是科学的、艺术的。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性,要求教师恰当地通过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品质。两者的兼容关系犹如一张纸或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这是兼容律最生动的写照。其图示为:


A/B


设A为智,则B为德,“/”表示两者互为依存。兼容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智德兼容,做到智中寓德、相互渗透,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但是,应当看到,语文学科的客观实际是一回事,语文教育的主观实施又是一回事。语文学科可借以进行素质教育,也可以用来进行应试教育,这完全取决于教育者的指导思想。尽管语文学科的双关性是不能分离的,然而在语文教育中,它们却是可以被人为地生硬分割的。例如,由于学生的思想表现和道德情操是一般的考试难以检测的,因此有的教师就常常为了应付考试,不顾语文这一人文学科的特点,撇开学科内容蕴含的思想性,就事论事地进行学科智育,把语文课上成单纯的“工具课”,实用主义地大搞“题海战术”,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致使学生身心的畸形发展。另一种极端则表现为脱离语文学科内容而外加思想教育的空洞说教,以及贴政治标签等形式主义偏颇。这些倾向都与语文素质教育智德兼美的目标格格不入。真正的语文素质教育一定要保证在语文智育的过程中,无形之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而不是相反。


二、差异律


语文素质教育要求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全面发展不等于一个模式、忽视特长,恰恰相反,素质教育不但承认差异,而且正需要培养具有不同特长的多种规格的人才。它既要求每个学生在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素质方面达到规定的标准;又力图促使每个学生在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最大限度地展示并发展自己的潜能和特殊才能。“合格加特长”,正是素质教育培养规格的简明写照;博专并重,承认差异,这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重要区别。


差异律是社会所需人才的双型性决定的。当代和未来社会需要的是兼具博才型和专门型特点的双型性人才,这种人才既是“博才”和“杂家”,又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因而被人们称为“T型人才”、“X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而绝不是没有个性、缺乏主见的“单一化”、“模式化”人才。语文素质教育要为此打好基础,就应在全面达标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生主体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特殊性,实现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的统一。其特点可以图示如下:




A┴


这里,A是一般能力,是全面发展;B是特殊能力,是专门才能;“┴”表示合格的基础上各有特长。差异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利用差异,做到博中求专、平中见长,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差异律反映了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学生身心发展与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基本因素密切相关。遗传因素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潜在的可能性;后天的环境,特别是学校教育和个人的努力程度乃是学生身心发展的主导因素。处于一定年龄段的学生,既有共同的身心特点,又有各自的身心差异。“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每一个学生又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在语文教育中因材施教,发展特长,正是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


遵循差异律,语文教师就要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情况,有的放矢地把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把大面积提高语文成绩与培养特长结合起来。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组织丰富多采的课内外语文活动,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培养的人才多样化,将来的人才结构才能够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三、转化律


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片面强调知识和分数,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尤其忽视难以通过考试检测,却为社会和学生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则要求在教给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基本能力,两者决不偏废。语文教育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就必须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既重视知识,又重视能力,更重视转化。


转化律是语文教育的知能双利性决定的。知识是基础,没有知识就不可能形成能力。离开了各种语文知识,就不可能形成听说读写的能力。能力则是对知识和技能的概括和总合。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既相互依属,又相互区别。说它们相互依属,是因为语文能力总是伴随着语文知识、技能的教学而发展的,而掌握语文知识、技能的程度和速度又有赖于语文能力的发展。说它们相互区别,是因为语文知识表现为理解,语文能力则表现为实际应用。可见,重知轻能,人无才干;重能轻知,能无根基。


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尽管无知即无能,但有知却未必有能。因为知识不可能自动生成能力,它必须经过综合、类推、练习和应用,才能成为能力。那种认为有了知识就等于有了能力,或者认为有了知识会自动生成能力的观点是幼稚的,应试教育造就的“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等就是明证。因此,语文教育中必须特别重视转化。这种转化可以图示如下:


A→B


A代表知识,B代表能力,“→”则代表转化。在语文教育中,不光应重视知识之间的迁移,更应重视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转化。转化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重视转化,做到知识奠基、重在能力,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遵循转化律,就要处理好知识教学与全面培养的关系,力求知行合一,手脑并用,做到知能兼优。毋庸否认,应试教育是不重视全面培养实际能力的。教学“口头为‘语’,书面为‘文’”
的语文,却一味偏重书面之“文”而忽视口头之“语”,也即重读写而轻听说;读写之中又往往重应考而轻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跛足的语文教育。教师把培养应考之外的能力统统看成是“白费力气”,怎么可能通过转化全面地形成听说读写能力?


遵循转化律,还必须处理好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文教育既要引导学生学语言,又要指导学生学言语。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性的交际工具,它由声音(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部分构成,更多地属于知识体系;言语则是指个体对那套约定俗成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的掌握和运用的过程,例如讲话、议论、写作等,更多地属于实际能力。语文素质教育应当两者兼顾,重视语言知识向言语能力的转化。


四、互补律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的心理过程是知情意统一的过程,认知过程不但与情意过程的产生与发展自始至终互相交织、相辅相成,而且与人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认知过程包括感知、想象、思维、记忆等,一般称作智力因素;情意过程包括需要、动机、兴趣、注意、情感、意志等,它们与性格、气质等一起通常被称作非智力因素。


互补律就是由上述的双因性决定的,它要求在注重智力培养的同时,重视非智力因素,全面优化人的心理品质,做到两者同步,有机结合,和谐共振,互补互强。这种互补互强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A×B


从数学的观点看,A和B是两个因数,“×”表示只有两者之积才是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互补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凡能双因互补,做到发展智力、优化心理,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首先,智力因素是重要的。语文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本来就是智力活动,其指导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是培养学生感知、想象、思维、记忆等能力的过程。很难设想,离开智力活动能够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尤其鉴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语文教育中更应注意将语言与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不仅与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而且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诸如将语感体验与思维活动结合起来,将记诵学习和思考学习结合起来等等,都不失为在语文能力培养中开发智力的好方法。一些优秀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一方面充分利用表象,强化学生感知,引导学生想象,发展学生联想,一方面又注意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逻辑性、独立性、敏捷性和灵活性,这样不但语言与思维活动融为一体,而且还能使学生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一起得以发展。


与此同时,非智力因素也不能忽视。语文教育成功与否,跟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情意状态和个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应试教育中,人们对素质的衡量偏重于智力,对于情意和个性的养成则显得严重不足。例如,按理教育必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但应试教育搞的却是冬青树式的教育、集团军式的训练,加上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超负荷运转、一试定终身,使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应当明确,在学科教育中,情意和个性的培育有两种功能,直接的当前功能是作为教育的催化剂,它能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而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间接的长远功能便是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这都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就当前目标说,教育要求再恰当,教育内容再完美,但若学生没有一定的动机、兴趣和意志等也是枉然;就长远目标说,一个人没有良好的情意状态和个性特征,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然而,最重要的却是两者的结合,其结合点就在语文能力的培养上。语文活动中融入智力的开发与情意个性的培育,正可以发挥双因的互补效应。它能使学生既聪明,又对学习有强烈的欲望、兴趣和意志;既能提高训练的效率,又有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优化。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已屡见不鲜。


不言而喻,我们在语文教育中强调双因互补,绝不是撇开语文活动单独地进行智力和情意个性的培育,恰恰相反,这种培育应紧紧围绕语文活动来进行。那种单独进行的思维训练课、“聪明课”,以及忽视语感培育和言语实践的做法,都不是真正的语文课。


五、递进律


学习语文自模仿始,但素质教育最终要培养的却是创造型人才,创造性是素质结构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劳动将是未来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规范加创造”正是当代人才培养的规格。因此,语文教育就不能只停留和满足于引导模仿这一步,而应当适时递进,使学生在创造性的语文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递进律是形成创造力的双步性决定的。一个人的创造力总是分两步形成的,第一步是模仿,第二步才是创造。它们是相互关联、对立统一的。模仿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模仿的飞跃;模仿是创造的起点,创造是模仿的归宿。创造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经由模仿而形成。由仿而创,先规矩而后巧,从合格到破格,这是形成创造力的基本规律。一味模仿,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光着眼于创造,由于缺乏基础,因而不易奏效。语文教育只有遵循递进律,体现由仿而创的双步性,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这一递进律可以图示如下:






A┘




A是模仿,B就是创造,“┘”表示递进。递进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逐步递

进,做到模仿入手、鼓励创造,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语文创造能力是在语文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的综合能力。语文教育在发展创造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语言优势。语言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一切创造都同语言有关,整个创造过程都需要语言的参与。二是思维优势。思维是创造能力的核心因素,而语言与思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既是进行思维的工具,也是表达思维成果的工具,学习语言与发展思维有很大的正相关,语言的发展对创造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语文教育培养创造能力需要遵循递进律,听说读写训练概莫能外。例如,由仿而创、仿创结合就是作文创造的基本道路。作文以模仿为起点,通过对范文的理解性、选择性和综合性模仿,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借鉴。但作文又不能长期停留在保守的模仿阶段上,还必须有再造和创造。作文如此,其他也同样。而应试教育却偏重模仿,往往“以不变应万变”,从而将学生引入书面考试的狭隘天地。尤其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大量的习题都是类型重复的模仿题,这对于学生创造力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是缺乏积极意义的。素质教育则不然,它既重视模仿,更重视创造。即使设计练习或试卷,也注意体现模仿与创造的结合。“631”、“721”结构,就是由60-70%模仿为主的基本题或过关题、20-30%由模仿向创造过渡的提高题或发展题、10%激励创造的拔尖题或兴趣题组成的。显而易见,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全面素质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


六、开放律


学科教育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形成的环境下进行的,教育场所的设备、布置等有形环境,师生间、学生间的关系和学习氛围等无形环境,都影响着教育的效果。语文素质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内和校内的狭隘空间,它尤其需要开放的良好环境,这就要求语文素质教育在优化接受学习环境的同时,尽可能扩大和开放学生的认知空间,营造发现学习的良好氛围。


语文学习有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之分。所谓接受学习,即是由教师把需要学习的前人经验,以口头言语为主要方式传授给学生,它不依靠学生自身的独立发现。发现学习则不直接提供学习的主要内容,而鼓励学习者在亲身参与中独立发现,并加以内化。显然,应试教育更多地侧重于接受,素质教育则要求将接受与发现结合起来,提倡开放式的学习。


开放律是素质教育的双轨性所决定的。素质的形成离不开上述两条途径,一是间接借鉴前人的经验,一是直接参与现实的尝试。因此,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都有其重要的地位。两者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A<B


A为接受,B为发现,“<”即开放。开放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注重开放,做到促进接受、引导发现,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接受学习是奥苏伯尔倡导的,其要求是与机械学习相区别,成为富有启迪因素的“有意义言语学习”。发现学习是布鲁纳针对传统的言语讲授法的不足提出的。传统的言语讲授法的滥用和误用,形成了教师“滔滔不绝”、学生“默默聆受”的教学模式,弊端很多。发现学习则有着多方面的优势,它有利于养成学习的独立性、探究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能力,启迪智慧;有利于激活和培养创造性思维。它与我国的启发式教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叶圣陶提倡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精髓。


语文教育中遵循开放律,就既要组织好接受学习,精心选择对学生具有潜在意义的学习材料,讲授得法,使学生随着教学的思路积极思考,将新知纳入到认知结构的适当部位。同时又要采取自学、导读和讨论等方式,扩大学习空间,优化智力活动的过程。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发现的自学材料,而不直接告知学习的结论;要围绕教材提示有关理论性、基础性及范例性的知识;要提供思考的问题,用疑问引导学生探索和发现,帮助学生寻找支持发现的根据。总之,要摒弃封闭式的教学,重视实际的应用,向课外开放,向社会开放,“由死的经验式的教学变为活的多种多样的语言生活的学习,为语文教学注入活力和生气”。


七、合作律


教师和学生是学科教育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两个因素。鉴于素质教育中的素质主体是学生,教育中就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但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又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合作律正是上述双主性所决定的。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凡是教育中不能调动师生两者积极性的,教育就会失败。赫尔巴特的“教师绝对权威论”、凯洛夫的“教师中心论”,曾导致“牵牛式”的教学;杜威的“儿童为中心”、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法”,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一旦忽视教师的作用,就会导致“放羊式”的教学。教学论上“外塑论”和“内生论”这两种极端,都曾造成学生素质水平令人失色的跌落。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和内因,教师则作为学生学习的主导和外因,充分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协调一致,合作共主。它所要求的师生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B


作为A的教师,与作为B的学生,贵在双向互动,对话合作(“→”)。合作律告诉我们,语文教育中凡能师生合作,做到教师主导、学生主动,就有利于向素质教育转轨。


说来不难理解,学习本是学生的事,教师的指点只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所以,语文教育中应当提倡教师认真引导与学生主动学习相结合。语文教师的主导,在准备教育时,体现为编导和引导;在实施教育时,体现为诱导和疏导。教师的这种点拨导向、因势利导又要体现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上。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


素质教育的又一“要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
。这就要使学生不但学会,而且会学、善学、乐学;不但重视知识的汲取,而且更重视实际能力的形成;不但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而且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然而,这种素质不可能自动生成。因此,语文教师必须尊重学生,把语文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这些规律各自的特点及其实施要领可列表如下:



┌───┬─────┬─────────┬─────┐


│ 规律 │
图示

实施要领
│依据和特点│


├───┼─────┼─────────┼─────┤


│兼容律│
A/B
│智中寓德,相互渗透│
双关性









│差异律│
A┴
│博中求专,平中见长│
双型性








│转化律│
A→B
│知识奠基,重在能力│
双利性








│互补律│
A×B
│发展智力,优化心理│
双因性









│递进律│

│模仿入手,鼓励创造│
双步性




A┘




│开放律│
A<B
│促进接受,引导发现│
双轨性








│合作律│ AB│教师主导,学生主动│
双主性


└───┴─────┴─────────┴─────┘



显然,上述规律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语文学科教育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就要素的机制剖析,学科素质教育是一种师生双边活动,因而合作律制约着其他所有规律,同时又受其他规律的影响;兼容律和差异律既受合作律的制约,又主要制约着转化律和互补律;转化律和互补律主要受兼容律和差异律的制约,又主要制约着递进律;递进律主要受迁移律和互补律的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其他规律;开放律主要受合作律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其他所有规律。简而言之,兼容律和差异律是前提,转化律和互补律是基础,递进律是手段,开放律是条件,合作律则是保证,它们形成了一个相互沟通的环状链式结构,在语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着整体作用(如图):



┌───────────────────────┐



↑↓



(方法)



┌───┐
┌───┐
┌───┐



┌┤兼容律├┐→│递进律│→┌┤转化律├┐


│→│└───┘│←└───┘←│└───┘│→│




(目标)

↑↓

(内容)



│←│┌───┐│→┌───┐→│┌───┐│←│



└┤差异律├┘←│开放律│←└┤互补律├┘



└───┘
└───┘
└───┘




(环境)



↑↓



(教师)┌───┐(学生)


└─────────┤合作律├─────────┘


└───┘



总之,本文证明,第一,上述规律都是分别由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内部因素构成的,可见语文素质教育是一种辩证的教育;第二,上述规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语文素质教育实施系统辩证统一的整体。因此,本文认为,语文教育只有辩证而完整地遵循这些规律,才有可能真正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


────────

【注】


①⑧阎立钦:《素质教育与语文教改》,《上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②王尚文:《语文教育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③李秉德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④“T型人才”指知识广博而又有深度、全面发展而又有特色的人才;“X型人才”指系统掌握两门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之间又具有明显交叉点和结合部的人才;“复合型人才”指掌握各种必要的专业知识、计算机知识和管理知识,有市场意识,能够结合不同专业特点不断开发的高级人才。


⑤张希林:《语文教育与人格发展》,《学科教育探索》1996年第4期。


⑥⑩柳斌:《关于素质教育的再思考》,《人民教育》1996年第6期。


⑦《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页。

⑨《语文教育书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717-725页。

(原载《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



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当前正在开展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我认为首先应当解决语文教育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具体地说,语文教师必须正确处理好语文教育中的以下四个重要关系。

一、语言与言语

语文的本意是什么?有人说是语言文字,有人说是语言文学,有人说是语言文章,有人说是语言文化,其实都带有片面性。叶圣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按照叶老的意见,语文就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言之,语文就是语言。然而,这里的语言,不论口头的和书面的,实际上都既包含着语言知识和规律,又包含着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就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和“言语”。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还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言语作品。这样看来,区别语文当中的语言和言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完整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性的交际工具,例如汉语、英语、俄语、日语等等。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构成的,构成语言的那套词汇和语法是由社会集体意志决定的,任何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运用现实生活中那套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符号系统,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什么是言语?言语是人们对那套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掌握和运用的过程,及其所形成的结果,包括听说读写的活动和成果,例如讲话、议论、写作等等,是一种个人行为。例如我现在在讲话,这就是我运用母语的语言符号系统、凭借母语的语言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动,我讲出来的一席话就是我的口头言语作品。
  语言和言语虽有质的区别,但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互为前提,互为因果。首先,语言离不开言语,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通过人们的言语活动才能发挥它的交际工具的作用,都必须从言语中汲取新的要素才能不断发展。同时,言语也离不开语言。任何个体只有借助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借此接受别人言语活动的影响。不言而喻,如果我在讲话中离开了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等,我就无法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感。
  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行为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部分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共性,它指的是“语言”;对它的研究,属于社会心理方面。另一部分具有个别性,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它指的是“言语”;对它的研究,则属于物理、生理与个人心理方面。由此可见,语文,不但包含了语言,更包含了言语。
语文教育的本意是什么?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本民族的母语课程,究其本意,都是为了让下一代热爱并掌握祖国语文,即热爱并掌握母语,包括母语的知识系统──语言,和母语的实际运用──言语,这一阶段的教育重点则是提高下一代的言语能力。显而易见,语文教育,说到底,就是要让学生在言语训练中把握语言规律,从而发展他们做人所必需的言语能力。其过程应当是:
言语-语言-言语
这就是说,语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从他人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中把握语言规则,进而形成学生自己做人须臾不能离开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这是母语学习的基本模式。
那么,在语文教育中,语言和言语哪个重要?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言语更重要。
首先,我们说,两者都重要。语言是规则,言语是行为,行为离不开规则,规则又是为行为服务的;语言侧重于知识,言语侧重于能力,能力离不开知识作基础,知识又要以能力为目标。
  一个人要提高言语能力,就需要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等语言知识。逻辑解决言语对不对的问题,语法解决言语通不通的问题,修辞解决言语好不好的问题。有人以为自己有了点小小的言语能力,言语上就可以不出问题了,但如果语言知识不扎实,还是会出问题、闹笑话。有位外国教练率队与中国队赛球,结果是“中国队胜美国队”。这位教练有一点找汉语反义词的能力,他因为不服气,说要将“胜”改为它的反义词“败”,把“中国队胜美国队”变为“中国队败美国队”。当人们说“中国队败美国队”还是中国队胜时,这位教练大惑不解,说:“你们中国真奇妙,尤其是你们的语言。‘中国队胜美国队’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败美国队’还是中国队胜了,胜利永远是属于你们中国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教练缺乏古汉语知识,“胜”是及物动词,主语是谁就是谁胜;而“败”却是不及物动词,当它后边带有对象时,则作使动用法。“中国队败美国队”就是中国队使美国队失败,这位教练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用上“胜”或用上“败”意思会是一样的。这仅仅是小小的一例,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没有语言知识打基础,就谈不上什么言语能力。
同时,我们强调,言语能力更重要。一个人学了许多语言知识,却不会听说读写,岂不成为笑话!在语文教育中,应当说,言语训练是中心任务,语言知识的教学必须为言语训练服务。这里,作为桥梁和纽带的“语言”,起着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它理所当然地应当为言语训练服务。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专门或主要地教学生学习语言知识体系,而不以言语训练为己任。任何国家的语文教育都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学习母语的,而不是先抽象地学习母语的语言系统及其语法规则,然后再进行言语活动。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必须牢牢把握言语训练这个中心,绝不能一味地教给学生语言知识而忽视了言语训练,也不应让语言知识教学代替了言语训练。有人发出“淡化语法”之类的呼吁,还有人提出“会考全面考核,高考作文为主”的建议,其用意恐怕都在于强调言语能力的训练,都在于要求我们认清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本意,把母语的言语训练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事实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中的母语教学,与高等教育中的母语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一种以必要而实用的语言知识为基础的言语能力训练过程,它并不要求系统掌握母语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教学是为言语训练服务的,最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言语能力。后者则是以言语为基础的语言研究过程,这一过程以语言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语言规律的深入探讨为重点,最终是让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和掌握母语的语言系统。不难看出,在前者,语言教学应为言语训练服务;在后者,言语材料应为语言研究服务。不言而喻,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教学,应当服从和服务于言语训练,它不求系统和完整,因而决不能本末倒置地忽视言语训练而将语言知识教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点。
由此可见,应试教育、标准化考试把重心放在语言知识上,这正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语文考试应当以言语能力的形成为标尺,重在考查学生运用语言知识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不但要考查学生言语活动中必备的语言知识,更要考查学生的言语水平,而不能单纯地、孤立地考查语言知识。那种烦琐地考问学生某字第几划是点还是折、这一字共有多少义项,以及按“思想一致,共同努力”的意思写出的成语必须是“同心协力”而不能是“齐心协力”等等做法,就是只考死知识,不考实际言语能力的表现,可以说,它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了。语文考试只有真正考查学生理解和运用母语的言语能力,即在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母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言语水平。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言语有科学(逻辑)的言语和艺术(文学)的言语之分。科学的言语讲究概念、判断和推理,用来下定义、定理和定律,它较多地涉及逻辑的领域。而艺术(文学)的言语把典型性、形象性、生动性作为最基本的特征,以美感作为价值判断。艺术言语有一定的客观模糊性和主观意会性,不少文学作品中的言语所表示的概念内涵不确切,外延不明显,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对同一语句作出不同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它给读者留下较大的主观情感运动的余地,有利于提高审美价值。但是,这种言语对于从事现代社会的具体工作却并不是处处有利的。现代科技需要真实而准确的信息,言语如果不能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和表达信息,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中非艺术类的言语要有准确性,所代表的概念要确切,所表达的意义要精当,要有严格的客观规定性,不能有模糊不清的主观意会性。试想,用概念模糊的艺术言语怎么能写出规范的现代科技论文?用意义不明的文字怎么能制订严密周详的法律条文?用可以随意解释的语句怎么订立合同,从事国内国际的商贸活动?怎么办?这就要教给学生不同言语、不同语体、不同文体的语言知识,掌握不同的言语表达方式。不但科学和艺术的言语特点是不同的,而且各种表达方式的言语特点也是不同的:叙述要朴实具体,描写要形象生动,说明要清楚准确,议论要科学通俗,抒情要真切感人。所有这些不同言语、不同语体、不同文体以及不同表达方式的知识都应为言语训练服务,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于不同言语、不同语体、不同文体的区别能力和应用操作能力。这样,不但能提高学生的言语水平,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个语文素质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结论是:在语文教育中,语言和言语都重要,但重点却在于言语训练,语言教学要为言语训练服务;科学的言语和艺术的言语应当两者兼顾。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你就应当以言语训练为重点。作为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语文素质的教育中,你是否真正懂得了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本意,自觉地、有意识地处理了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

二、内容与形式

有人批评语文教育过多地服从于思想政治教育,我说,这要看具体情况。我们的语文教育是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育人的重要环节,当然不能离开思想教育。但是语文教育毕竟是语文教育,而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因此我们赞成语文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的说法,既反对在语文教育中不顾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同时也反对贴空洞的政治标签。我们主张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有机统一,并以言语形式的训练为重点。
若问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内容的把握和言语形式的把握哪个重要?也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形式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这是因为任何言语活动或言语作品,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人们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言语也同样,言语内容决定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言语内容离不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也离不开言语内容。这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文道统一”:言语内容就是道,言语形式就是文,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因此,古人说:“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可见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两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
  大家知道,所有的言语作品都是文道统一体,不说一篇篇的文章,一席席的讲话,就连一个人的名字也不例外。鲁迅笔名有156个,但其中有个“晏敖”的笔名,
一段时间许多人都不明白其含义。后来对照鲁迅的经历,才知道里面蕴含着特定的意思。19228月,
鲁迅被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家里赶了出来,他十分气愤,为隐射此事,就特地用含有“日、宀(家字头)、女”的“晏”和《说文解字》中释为“出放”的“敖”作为笔名,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那个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可见这“晏敖”也是一个文道统一体。

  我曾想,名字无非是个符号,何必文道统一?因此,在为女儿起名时我就想光用“文”而避免“道”。我采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起名方法,纯粹用我和爱人名字的汉语拼音组成女儿的名字。我的名字的拼音是“SongQuan”,我爱人名字的拼音是“DaYing”。我先拿我的名字的声母与她的名字的韵母相拼,结果拼成了“SaQing”,一听这个声音,我就感到很难听,一个女孩子,名字叫“SaQing”,成什么话?其实,就在我感到难听的同时,无形之中就已经承认了“文道统一”,要不有什么好听难听之分呢?后来我马上转向,拿我的名字的韵母与她名字的声母相拼,结果成了“DongYuan”,我觉得很好听,就去报户口。但是这个“DongYuan”怎么写?不要其中的“道”吗?那么写成什么都可以。写成“洞猿”吗?不行;写成“冻猿”吗?也不行。最后,不得不屈服于“文道统一”,写成了“东媛”,无形之中就寄托着对女儿的期望,期望她成为东方的一个品德高尚的美好的姑娘!可见,任何言语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的思想性是无法回避的。
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说到底,是人的社会活动方式和情感品行的表现形式,它直接反映人的素质。“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其意义无不昭示着言语对于人的素质的价值。
在体现人的素质的言语活动或言语作品中,言语的形式和内容指的是什么?言语的形式,就是人的言语的声音系统和形态结构;言语的内容,简言之,就是言语的人文内涵,即言语所包含的德育、智育、美育内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品质、文化修养。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文,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祖国的语文去认识和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正因为语文是表情、达意、载道的工具,所以,在语文教育中,形式与内容,即文与道,总是相互交织,有机统一在一起的。
因此,言语训练的过程,必须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而语文素质教育追求的正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统一。语文教育是母语、民族通用语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的统一正是语文素质教育规律的反映。素质教育追求全面发展,语文教育就不应割裂了内容和形式的联系。其实,一切言语形式都离不开德育、智育、美育的言语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一切言语的音和形的外在形式与德、智、美育的人文内容都应当紧密相联,避免人为的割裂。为此,大纲强调,“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可见言语训练的过程不光是言语形式的学习过程,而且还应当是语文智育、语文德育、语文美育的过程,是教书育人的过程,是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统一的过程。
然而,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却是可以被人为地生硬分割的。例如,有的教师认为,凡文章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学习言语形式,自然也就进行了言语内容的教育,因而常常有意无意地撇开言语作品蕴含的丰富内容,就事论事地进行言语形式的训练,实用主义地大搞“题海战术”,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致使学生身心畸形发展;有的教师则片面强调言语内容的教育,因而常常撇开言语形式的学习而进行牵强附会的空洞说教,或不厌其烦地阐述微言大义。这些倾向都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规律格格不入。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语文教育中自觉地把言语形式的训练与言语内容的教育,包括语文德育、语文智育和语文美育结合在一起;在言语形式训练的过程中,通过对言语内容的领悟,无形之中形成学生正确的世界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这是指导思想,也是一种艺术。
那么,内容和形式哪个更重要?我们说,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形式更重要。我们要求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并不是两者等量齐观的结合,并非平分秋色,而应有主从之别。在言语训练中,必须坚持以言语形式为重点。这是因为,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从形式理解内容,进而把握形式的过程:
形式-内容-形式
这其实就是大纲所说的“因文解道,因道悟文”的过程,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正确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又在领会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收到语文教学应有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将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统一起来,通过言语形式理解言语内容,进而凭借对言语内容的把握,品味言语形式的妙处,从而提高运用言语形式表达言语内容的能力,也就是让学生学会按照人生的需要自如地运用言语形式的本领。它的过程可如下图:
    
  
  a
b
c


S
────────→

      ←────────R

      
 A  B  C


这就是说,我们在言语训练中,不但要引导学生从形式(S)到内容(R)“因文解道”,还要引导学生从内容(R)到形式(S)“因道悟文”。具体地说,就要看这篇作品用什么样的语句(a)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A);用什么样的结构(b)体现了什么样的思路(B);用什么样的材料(c)证明了什么样的观点(C)。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篇作品为了反映这样的事实(A),用了怎样的语句(a),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语句,我们怎样学习;为了体现这样的思路(B),用了怎样的结构(b),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结构,我们怎样学习;为了证明这样的观点(C),用了怎样的材料(c),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材料,我们怎样学习。

这就是从形式到内容,再从内容到形式的领悟过程。这样做,把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言语形式始,又落实到言语形式,就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言语,提高言语水平。
不错,在社会交际活动中,无论口头言语或书面言语,其价值主要是由内容决定的。在学校教育中,许多学科的教学任务就在于内容本身,掌握了内容也就掌握了这门学科。学代数,就是学习代数这门学科的内容本身;学物理,就是学习物理这门学科的内容本身。但就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言,进行言语训练,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运用一定的言语形式去表达一定的言语内容,因而言语形式的价值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语文教育中,掌握内容是为学习如何运用言语形式服务的,因此它需要立足于言语形式,按言语形式的学习来排列学习进程。让学生在领会一篇篇课文内容的同时,把握这些课文的形式。学习苏轼的《教战守策》,当然要了解内容,但主要目的不在于掌握如何教战守,而在于学习论证的形式和方法。学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导言》,目的不在于掌握物种起源的理论,而在于掌握导言说明主要观点的形式和方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材无非是例子”,以形式为主,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这里,我们绝无排斥内容的意思,因为言语形式的学习不可能是纯形式的学习,它必须与言语内容相结合才能成功。但在语文教育中,言语形式的学习,或者说,如何自如地运用言语形式表达具有创造性的言语内容,无疑是言语训练的主要任务。
我们的结论是: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都重要,但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掌握读写听说的言语形式,理解内容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形式,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想教育。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就应当在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统一的过程中,以言语形式的训练为重点。

三、思维与语感

有人批评语文教育忽视语感训练,还有人批评语文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聪明才智。如果是这样,那倒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既要重视语感训练,又要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在提高学生言语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越来越聪明。
那么,在语文教育中,思维与语感哪个重要?也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语感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因为语感与思维训练具有客观同步性。这种同步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与思维的互相依存性。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与思维不能分离。一个正常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其思维活动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人类思维的成果也得依靠语言的帮助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的发展也离不开思维。语言要通过与思维的联系才能表示客观事物,从而成为交际的工具。语言如果不与思维相联系,就谈不上交流思想,也就无法担负起交际的任务。尽管语言与思维两者不能等同,但它们之间却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概念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词和词组;判断的语言形式总是单句或复句,例如理解和运用假设关系的复句往往涉及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理解和运用条件关系的复句往往涉及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推理则与复句和句群相对应。而语法则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语言和思维这种统一的、彼此不能分离的事实要求我们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
语感与思维具有同步性,这是客观存在;其实在主观上,为了更好地进行语感训练,也需要思维活动的主动参与。诚然,读写听说等言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语感训练,缺乏语感训练就很难形成言语能力;但同时,言语能力的形成又离不开思维活动的参与,思维迟钝、智力低下是很难提高言语能力的。语感能力的强弱,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高低不同的层次,分水岭就在于思维。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异常纷繁复杂,而人的感知觉却只能反映表面现象,单纯的一般的语感毕竟是肤浅的。要具有准确而高级的语感,就必须同时运用思维。儿童入学之前,由于思维能力较低,他们在日常的口头言语交际中自然形成的语感,只是一些言语的感性经验,属于较低层次。入学以后,他们除继续学习口头言语外,开始学习书面言语,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语法规则及其他知识,并用之于听说读写实践,这
样就逐渐获得了言语的理性经验,语感也就进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可见思维的参与对语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192010月,美国的传教士辛格夫妇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200 公里的深山老岭发现了两个狼孩,大的约六七岁,小的只有一二岁。他们把这两个狼孩送到了米德拉波孤儿院。可是这两个狼孩带着狼的生活习性,智力低下,大的狼孩四年才学会了六个单词,因此有人说她们还不如鹦鹉和猎犬。
  相反,197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深山老岭里发现了一个叫横井庄一的日本兵,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逃进山岭的,28年过去了,人们猜测他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不料仅仅81天,他就完全适应了当代人的生活,因为第81天,他结婚了。谁愿意跟一个白痴结婚呢?可见他在不到80天的时间里就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为什么狼孩四年只能学会六个单词,而横井庄一81天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科学家们经过研究认为,这里面语言在智力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狼孩在离开人类社会时,还没有掌握人类的语言,可以说已经错过了人类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因此她们无法进行人类的思维;而横井庄一在进入深山老岭前就已经掌握了当时的民族语言,这就使他能够在28年中依靠语言进行思维,依靠语言保持记忆,依靠语言过精神生活。回到人类社会以后,只要补上当代社会的一些新鲜信息,包括一些新鲜的词汇,马上就能适应。可见语言对思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般的语言如此,特殊的语言材料同样能说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据说泰山极顶的一块碑上镌刻有两个奇字:“ 二”,被人破译为“风月无边”。1985年夏,钟灵、谢逢松、祖绍先诗书画联展于广东惠阳,身在海滨风月无边的境界,钟灵引“ 二”(风月无边)征对,谢逢松则对以“年华”(年华有限),一时被传为美谈。现在广东大亚湾巽寮海湾、河南、云南等地碑林都有这一对联的石刻。在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中,显然,思维与语言同样是密不可分的。
进行语文教育要重视开发智力,训练思维;进行思维训练也要充分利用语文。不说别的,光汉字就是一个智慧的宝库。美国流行两句话,一句是“钞票装在犹太人口袋里”,另一句是“智慧装在华人脑袋里”。他们说华人之所聪明,尽管有多种原因,诸如勤奋、想象力丰富(“千里眼”、“顺风耳”)、具有群体合作意识(“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华人从小学的是汉字。
而这一点又被日本的科学家所证明。1973年日本有人左脑中风,右脑还没有坏,结果此人对日文中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全部忘却,而对日文中夹杂着的汉字却仍能辨认。原来人的左脑以抽象思维为主,右脑则以形象思维为主,而许多汉字十分形象,是表意文字,它不但跟左脑相联系,更同右脑密切相关,是一种“复脑文字”,不像拼音文字这类偏向左脑的“单脑文字”,所以在右脑尚未丧失功能时,形象的汉字还可以被辨认出来。据说为此美国开展了一个“右脑运动”,大搞形象思维训练,大练左手,因为左手与右脑相连,右手与左脑相连。他们认为多数人85%的右脑功能未被开发。而右脑的记忆容量相当于左脑的100 万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右利手却占总人数的92%以上,左脑则相对发达,成为“优势半脑”。华人由于从小学汉字,右脑相对开发较好,使左右脑得以平衡发展,所以格外聪明。汉字信息量大,许多汉字本身简直就是一幅图画,内含许多意思,因此联合国的六种文本(中文、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中,中文本子最薄,只相当于俄文的五分之一。而且中文输入电脑,每个字只需按键四次,而外文许多单词都由很多字母组成,有的更不知要按多少次。我们应当为汉字而自豪。
正是由于汉字在利用形象思维上具有极大的优越性,1989年开始,四川万县以及上海、杭州、金华以及海南等地一些学校都在利用汉字形象化的特点,搞“汉字注音,及早读写”的实验。四川万县一个学校第一学期教学生学321个汉字,第二学期学到1193个,
孩子入学一年,即能写200-300字的作文;第三学期开始,才用两周时间学拼音,增加识字量,
效果很好。另如四川井研县依靠“字族文”识字法进行识字教学,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个县的3000多名小学生,学到二年级时就能掌握2498个常用汉字,提前四年完成了小学六年的识字量。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汉字的构字规律,采用字形类联、字音类聚、字义类推的手法,将识字与思维训练密切结合起来,因而取得了成功。可见包括汉字在内的言语学习离不开思维活动。语文教育在强调语感训练的同时,必须重视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的有机结合。

语感与思维活动的客观同步性还表现在语感不光是对于语音和文字符号的感觉,也不光是对言语(包括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领悟能力,而且又是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过程。就组成要素说,语感由语音感、语义感、语法感等构成。语音感是对口头言语的语音、语调和语气等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能力,语义感是对词语的思想意义和情感色彩的敏感,语法感是对语法现象的敏感。一个人在听话时,如能通过快速的感知、理解和情感体验,比较准确地把握对方言语的要点,体会到言语中蕴含的感情,甚至能听出言下之意、弦外之音、话中之话即和“潜台词”,这就说明他有较强的语感。阅读一篇文章,如能灵敏地捕捉到文章的中心意思和感情基调,抓住其中的关键词句,进而领会文章的意境,这也说明具有很强的语感。同样,说话与写作也有语感强弱之别。可见,从客观上说,语感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感受过程,而是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的过程。
为此,必须在语感训练中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尤其不能忽视了思维训练。一味的读写和听说,如果缺乏思维的参与,语感训练将事倍功半;相反,在语感训练中加大思维训练的渗透力,语感训练将事半功倍,学生的语感过程就能摆脱纯感性的模糊状态和狭隘经验的低级水平,语感能力将因理性经验和认识的参与而越来越强。
但是,在语文教育中,必须强调,语感训练更重要。如果说思维训练是各科教学的共同任务的话,那么,语感训练则是语文教育的特殊任务。
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语感正是语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事实证明,只有在言语实践中获得了言语感受经验,才能很好地理解言语和运用言语;没有生动、具体的语感,是很难发展语文能力的。培养和追求语感是一切母语学习的基本途径,也是我国语文学习的传统经验,它关系着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而不是专门的思维训练课。因而,在语文教育中,必须以语感训练为出发点,通过与思维训练的结合,培养起学生优良的语感。它的机制应是:
语感-思维-语感
以语感训练为重点,就要坚持思维训练为语感训练服务。语感训练应当以语感实践、语感分析为基础,以提高学生对言语的感受、领悟和实际运用的能力。这中间势必有思维活动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不能喧宾夺主,思维训练应当服从语感训练,积极为语感训练服务,而不能冲击了语感训练。这样,语感训练才能既培养学生的语感,又能在思维训练为语感训练服务的过程中,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具体地说,语感训练要与形象思维训练相结合,并以语感训练为重点。李吉林老师实施的“情境教学法”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实,中小学教师中的许多有心人也都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创造。我小时读书,语文老师给我们听写就是将语感训练与形象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听写时不是念词,而是创设有关的情境,或是做相关的动作。诸如“风吹草动”、“垂头丧气”、“昂首挺胸”等形象化词语,都是在师生表演中听写的。可想而知,训练效果喜人。
  语感训练还要与逻辑思维训练相结合,并以语感训练为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逻辑性、敏捷性、灵活性,进而提高言语水平。例如,语感训练中培养思维的广阔性,就包括引导学生通过多面立论、一材多用等途径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位老师让学生写作《智愚辩》,如果学生只写到正面一层:智者慧,愚者鲁,就不能算及格;如果进而写到侧面一层:智和愚因人而异,就有可能及格;如果进而写到反面一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就有可能达到良好;如果能进而再深入引申一层:智和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就有可能达到优秀的水平。另一位老师要学生就同一材料提炼观点,拟题作文,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家商店进了300只铁锅,
好久卖不出去,后来一个营业员做了一则广告:“新到Fe300只,欲购从速”,结果不到半天工夫,抢购一空。面对这一材料,有的学生说这说明广告作用之大;有的学生说这说明营业员头脑开窍;有的学生说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连Fe是铁的元素符号都不知道;
有的学生说
这是利用了群众的崇洋心理;更有学生说这是有文化的人骗了没有文化的人,等等。这样引导学生训练,就有可能培养起学生在言语活动中的思维广阔性。

我们的结论是:在言语训练中,思维和语感都重要,但重点在于语感训练,思维训练要为语感训练服务。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就应当坚持语感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并以语感为重点。

四、教法与学法

有人批评语文教师的教学不得法,而且缺乏对学生的学法指导;语文教育中学生老是被动应付,任教师摆布,没有学习的自主权。是的,教师教学方法落后,学生老是被动,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和好的学习习惯,要提高语文教育质量是不可能的。这就要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规律,努力改进教法,更好地指导学法。
要问教法与学法哪个重要?仍是两句话,一是两者都重要,二是学法更重要。
首先,两者都重要。大家知道,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因此教法和学法就成为教学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教法是学法的导向,学法则是教法的目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要努力追求“学法教法化,教法学法化”。
为此,教师必须努力改进教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这就要学习教学理论,掌握教学规律。只有掌握了教学的规律,才能有好的教法。教师的教法有两重要的基础,一是较强的一般能力,一是较强的特殊能力。有了这两方面的能力,才能从教法上给学生的学法作示范。
一个人的一般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良好方法的重要条件。这种一般能力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和联想能力等。一般能力强,工作中就可能有成功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和法军的有一次战役是在一片坟地上展开的。在战前的几天里,两边的指挥员都密切关注着对方的动静。德军的一个参谋每天用望远镜在观察法军的阵地,他发现有一只猫每天都到一个坟堆上晒太阳。按照他的判断,这不像一只野猫,而是一只家猫。但家猫不可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说明附近有人。人在什么地方?他推测人就在地下。地下会是什么人?他分析,打仗的时候,班长、排长是不可能带猫的,那带猫来的一定是个高级的指挥官。他将自己的推测报告给了他的上司,上司则肯定了他的判断,于是集中了五个炮兵营的兵力轰炸了这片坟地。事后一查看,原来这里是法军的一个旅的指挥所,所有的指挥人员全部丧命,这一仗就不用再打了,德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当然是不希望德军取得胜利的,但是这个德军的参谋了不起,他没有用他的特殊能力,光用一般能力就解决了战斗。他的特殊能力应当是使用作战地图的能力、调兵遣将的能力、利用地形地物的能力、使用武器的能力等等,可是在这里这些特殊能力都没有用上,他光用他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等一般能力就取得了胜利。可见做任何工作,一般能力总是成功的重要基础。
同样,一个人的特殊能力也是十分宝贵的,它也是良好方法的重要基础。各种不同的行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能力,特殊能力强,方法才能优化,成功当然就有保证。同志们可能并不清楚,我们现在听到的舒伯特的小夜曲,却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潦潦草草”创作出来的。当时,舒伯特的一个好友因为要给女朋友举办生日晚会,需要曲子,就请舒伯特来作曲。舒伯特当时十分忙,可是挡不住那位朋友的迫切要求,只好当场随手涂了一个曲子交给他。不料因为曲子写得潦草,人家看不懂,不得不请舒伯特自己来演奏。舒伯特忘了这是自己所作的曲子,他一演奏,就惊呆了:世界上竟有如此好的曲子!当朋友告诉他这是他自己写的曲子时,他欣喜若狂!这就是舒伯特的那首小夜曲的创作经过,它说明,一个人的基本功强,他的水平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基本功不强,那么,就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一个教师,要使自己有较高的教学水平,有一套好的教法,不但要有较强的一般能力,还必须有较强的特殊能力。
可是,我们有些语文老师却是“说话多语病,朗读无表情,常写错别字,作文不通顺,训练无章法,上课无人听”!这样的教师,即使把所有的本事都给了学生,教出来的学生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所以,要有好的教法,必须从提高自身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入手。
语文教师的这种能力,有人说,集中体现在“三出”:出面亮相(教态),出口说话,出手写字、写文章。有人说,集中体现于“三功”:口功,手功,背功。有人说,集中体现于“三个一”:一张铁嘴,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有人补充说,应当再加上一肚子名篇诗文、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套好的教法、一个现代化的头脑等,成为“七个一”。要我说,不管三个一、七个一,不管三七二十一,五个字即够,那就是听、说、读、写、教:“听能得要领,说能得人心,读能得真谛,写能得佳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教能得好评”。这里不说别的,光是“说能得人心”就有很高的要求。一个语文教师的“说”,应做到三个“人心”:抓住人心,打动人心,深入人心。抓住人心是有吸引力,打动人心是有感染力,深入人心是有说服力。抓住人心是以声引人,打动人心是以情感人,深入人心是以理服人。这样的讲话,才能声情并茂、情理双至。“得人心”的讲话还要做到五个“言之有”:言桩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昨,言之有文,阳之有情。言之有理,要求坎堪是正确的,否则就是谬论;言之仔物К要求讲话是实在的,否则就是空谈;言之有序,要求讲话是清晰的,否则就是乱语;自之有文,要求讲堪是生动的,否则就酷单调Щ言之有情,要求讲话是感人的,否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死话。
所以我们说,形成教法的基础很重要。至于具体的教法,广大教师有丰富的创造,这里就不再展开来谈了。人们常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法应当根据一定的条件加以创造,做到法随旨定,法随文移,法随情变,法随人异。
教法重要,但如果不注重学法的指导,那么,再好的教法也将枉然。因此,我们强调,学法更重要。在处理教法与学法的关系时,必须以学法指导为重点。
把学法指导作为重点,就要以研究学法即学习规律为突破口,按学法要求改进教法,最终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法。它的机制应是:
学法-教法-学法
学法指导的根本宗旨是教给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的能力,它的根基则在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多学校只有教师的积极性,而缺乏学生的主动精神。更有教师以自己的积极性压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加上缺乏学习方法的指导,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成为学法指导的关键一环。江苏常州师范特级教师邱学华一次到一个学校讲学,一位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女教师却对他说:“你的办法虽然好,但在我们这里却行不通,我们班的学生笨得像石头,一问三不知。”邱老师猜测可能是这位老师的威严压制了学生的积极性,于是就让她挑来一个“最笨的学生”,他请这个学生到学校的小卖部去买最便宜的两个本子和两支铅笔,然后故意说钱找少了。这个学生急忙口算给邱老师听,算得又快又准确,邱老师表扬他计算中还带着小括号,已经超过了大纲的要求!这个学生在自己班的老师面前“笨”得像石头,而在邱老师面前却算得头头是道,使那位女教师尴尬得无地自容。邱老师对她说:“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恐怕……(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使那位女教师受到很大震动。其实,学生并不想“笨”,有时正是老师缺乏学法上的指点,加上老是说他笨,他才笨给你看的。这使我想起了“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相传古代塞浦路斯岛上有一位年轻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有一具非常精美的象牙少女的雕像,由于欣赏“她”的精美,不禁每天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迷恋着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象牙少女竟然活了。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画中人》、《田螺姑娘》之类的故事。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也许是受了《象牙少女》这个神话传说的启发,于1986年做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他带领一些研究人员到一所学校,谎称对该校学生进行所谓“有优异发展可能”的预测。但实际上,他们既未作什么预测,也不了解任何一个学生,而是随机地将一批学生名单交给校长及有关教师,并强调保密。可想而知,名单中的学生,有好多是“草包”、“石头”,令校长和教师费解,但对于罗森塔尔这一权威,他们却坚信不疑。八个月后,罗森塔尔又来到这所学校进行测试,结果,凡是名单中的学生,无论其原有基础乡何,成绩肯其消学生都提高访快,同老师的感情也斤其他学销项厚К而且显风求知欲旺盛,性格活泼开朗。这就是轰动全球的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期待效应,实渴娠就淑爱的效应。他所提供的名伐,并不是真正调查研究的结果,完全是借“权威的谎言”以诱导学校及有关教师对这些学生引起爱的注意。他巧妙地让校长和老师们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而让名单中的学生扮演了象牙少女的角色,结果就因为爱的力量,促进了这些学生的健康发展。你要知道,这些教师由于罗森塔尔谎言的影响,平时是怎样以钟爱的心理与慈爱目光关注着名单中的学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学生获得了积极的暗示,当然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在其他措施的配合下,自然就产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师生之间教法与学法的关系问题上,历史上曾产生过一些偏颇。赫尔巴特提倡“教师绝对权威论”,凯洛夫提倡“教师中心论”,这就形成了“牵牛式”的教学,教学论上叫做“外塑论”;后来,杜威提倡“儿童为中心”,这是一大进步,布鲁纳提倡“发现学习法”,也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一度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又形成了“放羊式”的教学,教学论上叫做“内生论”。“外塑论”和“内生论”是两个极端,都没有摆正师生之间教法与学法的位置。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视学生为学习的内因,教师则作为学生学习的外因。通俗的提法就是大家常讲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
因此,要加强学法的指导,首先必须从指导思想上端正对于师生关系的认识,明确“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既要使学生“学会”,更要使学生“会学”。要问什么样的方法是好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那就是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法才是好方法!
  当前教师满堂灌剥夺学生活动的现象已经渐渐减少,但学生在活动中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不强则是事实。这里,两种极端都要不得:一种是教师主宰课堂,一种是学生盲目多练。学生被动地练,仍不是学习的主人,一味的“大运动量训练”和“题海战术”,不是学生所期待和欢迎的。把学生当作训练的机器,本身就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权、自主权。把学生整天封闭在学校里、教室里,压在作业山下,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失去生存意识和提高素质的机会,培养出来的将是些什么人?
  世纪之交对新一代青少年提出了新要求,“学会如何学习”已经成为世界流行的口号。从强调“学会”到更重视“会学”,则反映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教学思想的转变。面对信息社会,许多人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现代文盲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学习方法更显示出它不可忽视的价值,令人刮目相看。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日本教育家田畸仁也说:“一个没有接受过科学学习方法训练的人,他的读书方法就一定有问题。”难怪国内外许多教育家强调:一个蹩脚的教师只奉送真理,一个优秀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可见,获得方法比获得结论和成果更重要!
  为此,教师必须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母语,提高言语能力。
至于具体的学习方法,可以有很多。这也要从实际出发加以指导。不说别的,光《简明学习方法词典》里列出的具体学习方法就有近两千种,包括常规学习法和各种各样的读书法、作文法、听说法、记忆法、思维法、积累法、审美法等等。指导学生掌握学法,就是交给学生“点石成金的指头”,就是“授人以渔”。
以语文学习中的记忆为例,方法的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两位老师教学生学习朱自清的《春》,有几处学生一时背不出来。一处是“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还有一处是“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一位老师见学生背不出,只是让学生再读;另一位老师则授之以法。针对第一处,他让学生通过思考明确了三个句子间的关系:纵向的,是“树-花-果”,有树才会有花,有花才会结果,很好记;横向的,每一句的次序无一例外都是“桃-杏-梨”,也很好记。针对第二处,他让学生按照作者的写作的思路思考鸟儿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心情干什么;思考干什么时的目的、行为和效
果。学生不但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上理解了作者的思路,马上背了出来,而且还获得了作文构思,尤其是写作句群的方法,一举而多得,比死记硬背高明得多。

  当然,学法指导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学生的年龄不同,其心理特点也不尽相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认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02岁,是感知运算阶段; 27岁,是前运算阶段;712岁,是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可以在具体情境中进行逻辑运算,开始出现依靠具体事物或形象进行逻辑分类和认识逻辑关系的思维能力;1215岁,是形式运算阶段,儿童可以进行形式运算命题的运算,根据假设,对各种命题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不断发展,能掌握各种科学概念和基本规律。因此,中学的学法指导与小学应有所不同。中学的低年级与高年级,即使采用同一类型的学法指导,其具体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总之,学法指导既要合乎学生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也要合乎学生学习活动的基本规律。
  首先,学法指导要合乎学生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这就要引导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习规律:“感知-理解-应用”。“感知”属于感性认识阶段;“理解”属于理性认识阶段,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应用”属于实践验证的阶段,是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是又一个重要的飞跃。为此,在学法指导过程中尤其要让学生自己看、自己读、自己动口说、自己动手写。不通过自身一系列的积极劳动,认识不会提高,语言也难以被理解和吸收。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认识过程的规律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具有指导意义。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提高-再学习-再提高的过程。现代学习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由感觉到知觉,再形成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从简到繁,由点及面,从局部到整体等,既是学生认识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的渐进、深化过程。
  同时,学法指导要合乎学习语言的基本规律。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感知、理解、评赏、借鉴各种言语材料和言语作品的过程。要提高言语水平,只有遵循客观规律,严格训练,苦下功夫,才能成功。语文学习首先要接触言语材料,认识言语现象;其次,要通过对这种言语现象的分析、比较,得出其中的规律,使之形成比较系统的语言知识,以便应用这些知识来进行言语活动、学习言语作品;再次,就是反复练习,使语言知识得以巩固,并转化为熟练的言语技能和言语技巧。
我们的结论是:教法和学法都重要,但重点更在于学法指导;改革教法要为学法指导服务,考试也应以检测学法为重点。你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吗?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将学法指导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使命。

以上四个关系,关系到语文教育的性质、目标、内容和方法诸方面。要说什么是语文教育的主旋律,语文素质的教育就是语文教育的主旋律;要说什么是语文素质教育永恒的主题,关系到语文教育性质、目标、内容、方法的这些重大课题就是永恒的主题。
当然,语文教育中还有其他种种重要关系。但是,面对当前语文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面对许多人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我们有必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通过认真反思,重点处理好上述各种关系。在批评面前,我们没有理由消沉,更不应该垂头丧气,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在语文教育改革中积极地改进我们的工作。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未来的岁月里,在21世纪到来之际,我国的语文教育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7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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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6-21 11:16:29 | 只看该作者
浙江高师语文教学法的“领头羊”——王松泉(下)

王松泉,1941年生,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研究所长,任全国高校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高师语文教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师本科优秀教师奖,2001年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系浙江省同一学科首门“优秀省级重点学科”主持人,绍兴文理学院首门“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教学论系列教材”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语文教育理论素养丛书”主编。
著有《语文教学探步》《语文教育研究》《阅读教育学》《阅读教材论》《语文教育板书学》等专著10余种,主编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语文教学概论》《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学技能》《语文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程》等7种,主编全国高校协编教材《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语文教学心理学基础》和其他教学用书《语文基础教学论》《学科素质教育艺术论》《简明学习方法词典》等30余种,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人民教育》等国家级刊物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语文教育学学科大系构想》《语文素质教育基本规律探讨》《论语文教育中的四大关系》《语文教学原则新论》《新世纪语文教学新策略》《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的分期问题》等论文数百篇,编著总字数逾千万。有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等转载,有关论著被介绍到美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和港澳台等地区,并被数百种论著引用。主编全国通用系列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高校各科教学论教材首项一等奖),两次荣获中国教育学会学术成果最高奖(均系全国高校本学科系统惟一获奖专著),荣获“九五”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成果一等奖、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绍兴市政府社科一等奖,三次荣获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荣获省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荣获省级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多次荣获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师范教育优秀成果奖以及全国专业委员会学术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等50余次。专著《阅读教育学》、《阅读教材论》被全国中语会会刊列为100年来20部“影响中国20世纪的教育大著”之一。
受聘担任华中师大等校硕士研究生导师,杭州师院、扬州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和兼课教授,浙江师大、安徽师大、广西师大等校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访问学者导师。曾应邀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杭州、海口、大连、桂林等数十所高校或全国性报告会讲学,主持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担任全国性教学、科研成果评委会主任、评委和顾问20余次。被多家报刊作为“封面人物”等宣传。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史的分期问题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语文教育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成果迭出,形势令人振奋。但是,对于语文教育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成果极少,可谓凤毛麟角。80年代以前,除了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其他突出成果则鲜有所闻。
鉴于这种情形,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对语文教育史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朱绍禹先生一再呼吁:研究语文教育,还必须研究历史,“通过对变化历程的了解,认清现状和把握未来趋势”。顾黄初先生也主张,革新的同时,“对传统,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许多研究工作者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开始有了深入,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陈必祥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纲》(张隆华主编)、《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顾黄初著)、《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顾黄初、李杏保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顾黄初、李杏保编)、《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李杏保、顾黄初著)、《语文教学法漫论·历史借鉴篇》(曹洪顺著)等。
近十多年来我国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不断深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许多成果在分期问题上有着不小的分歧,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迄今为止,在语文教育史的分期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先后就有六种——
第一种以叶苍岑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为代表,将中学语文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五四”以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期为第一时期,“五四”以后建国以前为第二时期,建国以来的语文教改期为第三时期。
第二种以陈必祥主编的《语文教育发展史》为代表,将清末语文单独设科前定为古代语文教育期,之后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语文教育期,“五四”运动后为现代语文教育期。
第三种以陈学法主编的《语文教育学》为代表,将语文教育史分为四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为近代语文教育期,“五四”运动至建国前为现代语文教育期,建国以后为当代语文教育期。
第四种以顾黄初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为代表,以清末语文独立设科为界线,将语文教育史分为传统语文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两大时期,现代语文教育期又以新中国诞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其中建国前发展期又以辛亥革命和1932年课程标准颁布为界分为三个时期。
第五种以张隆华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为代表,以鸦片战争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前为近代语文教育期,解放后为现代语文教育期。
第六种以曹洪顺、冯守仲主编的《语文教育学》为代表,将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前定为传统语文教育期,之后至新中国诞生前为现代语文教育期,建国以来为当代语文教育期。
上述分期法各不相同,六家中,将古代(传统)语文教育期的迄止界线定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有二家,定在清末语文独立设科时的有三家,定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有一家;将现代语文教育期的起始界线定在清末语文独立设科时的有一家,定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有二家,定在新中国诞生的有四家;近代语文教育的分期则六家皆不相同。所有这些分期法中,以通史分期为主要依据的有三家;某段分期按通史,某段分期按语文教育自身发展轨迹的有一家;分期中较多考虑到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特点的有二家。可见在分期问题上各家意见并不一致,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
然而,研究历史,必先涉及分期问题。分期问题乃是概括和揭示事物发展历史基本规律的重要课题,分期正确与否是对历史的研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分期更是深入研究历史的基础。分期不正确,或者不统一,就不易把握整个历史过程的走向和轨迹,既影响研究的深入,又会引起教学上的混乱。因此,在研究伊始,很有必要对分期原则进行一番讨论。
首先,我们认为,分期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忽视这种自身规律,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有人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无不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进行,语文教育也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发展的,因此可以一律按照通史分期。然而,这样的分期除了成为通史的注解和演绎,更因缺乏语文教育本身的个性,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很难为人们所接受。语文教育史隶属于社会发展史而不等于社会发展史,它既不是通史、革命斗争史,也不同于科技发展史或文学史。语文教育史之所以是语文教育史,就因为它是反映语文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历史。因此在分期时,必须充分考察语文教育自身的个性。以清末语文独立设科为例,这一事实的产生虽非社会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但它对于语文教育的发展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无疑应确认为语文教育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开端。
同时,分期应符合“社会关联”原则。我们强调自身规律性,与强调语文教育与社会的关联性是并不矛盾的。社会上任何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都是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之中形成的,离开社会发展单纯寻求某一事物的自身规律,既不全面,也不可能。因此,确定语文教育的历史分期,应当在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史中寻找自身的特殊规律,做到既维护学科尊严及自身个性,又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应当说,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它对于语文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可以而且应当作为语文教育史上的分界线之一;又如1949年新中国诞生,从此国语和国文合称为语文,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再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也带来了语文教改的新气象,因此它也应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第三,分期应掌握“注重特征”原则。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时期还应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分期就毫无意义。这就要求作为发展阶段上的每一时期,都应有其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真正个性,是之所以成为某一时期的根本原因。例如,语文独立设科前后两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情况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此前是古文教育期,那么此后则应是文学设科期;“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期语文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就有着重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是文学设科期,那么此后则成为国语国文期;新中国诞生前后两个时期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有着质的差异,如果说此前是国语国文期,那么此后则应是语文定名期。
此外,分期还应遵从“远粗近细”原则。我国的语文教育历史悠久,要对远古漫长的语文教育历史进行细致分期,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在划分时期时不能要求每一时期的时间跨度绝对相等或勉强近似。而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远粗近细的办法。例如,古代的经验是需要借鉴的,但就我们的现有认识而言,对于古代漫长岁月的语文教育,诸如言文教育和古文教育的情形掌握不多,也未发现更多实质性的变化,尤其因为语文独立设科乃是近代的事,所以对于古代语文教育的分期,至少今天应允许稍粗;相对而言,产生在现代和近代的历史经验则正是我们需要借鉴的最切近的教材,加上我们对于近现代的语文教育占有材料较多,分期就不妨稍细。当然,为了有利于清醒地把握历史的脉搏与走向,不致于陷入纠缠细枝末节的迷途,产生烦琐哲学的倾向,分期也不是越细越好。研究历史是为了指导今天,不论如何分期,都应更好地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借鉴。从现有条件看,如果将古代和近代语文教育史各分为两个时期,将现代语文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每一时期再理出若干阶段,似较适当。假如分得过粗,则过于笼统,不得要领;若分得过细,则内容繁杂,头绪紊乱,也不利于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远粗近细”原则,也可以说是“便利教学”原则。
本着上述原则,本书试对语文教育史分期如下。
第一步,可把整个语文教育史划分为古代语文教育期、近代语文教育期、现代语文教育期三大时期:
——从文字产生至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前为古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既没有独立的语文教育,也没有语文这一学科的名称,渗透在文化教育活动中的古代“语文”教育只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前语文教育。
——从语文独立设科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近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语文学科的前身文学科开始设立,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近代语文教育从此开始。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为现代语文教育期。这一时期把过去的国语国文合称为语文,语文科的教育任务逐渐明确,通过不断改革,现代语文教育出现了空前的新气象。
第二步,可将各大时期再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古代语文教育期包括言文教育期和古文教育期。其中从文字产生至奴隶社会中期为言文教育期,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结合劳动和生活所进行的言语和文字的教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从奴隶社会中期至语文独立设科前为古文教育期,这一时期进行的内容广泛的古文教育是语文独立设科的酝酿和准备。
——近代语文教育期包括文学设科期和国语国文期。其中从语文独立设科开始至“五四”运动前为文学设科期,这一时期开设了文学科,但学的仍多是文言。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诞生为国语国文期,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受新思潮的影响 ,有了很大的改进,国语国文课中的白话文大量增加。
——现代语文教育期包括语文定名期、语文波折期和语文革新期。其中从新中国诞生至1958年“大跃进”前为语文定名期,这一时期语文学科开始定名,教学目标明确,语文教育质量逐步提高。从“大跃进”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语文波折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语文教育泛化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受到很大的破坏。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语文革新期,这一时期通过拨乱反正,深化改革,语文教育从社会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出发,在培养学生语文素质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形成了大语文教育的良好趋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以上分期可列表说明如下:

          ┌言文教育期:文


®
奴隶社会中期
   古代语文教育期
          └古文教育期:奴隶社会中期®
语文独立设科

          ┌文学设科期:语文独立设科®“五


动”
   近代语文教育期
          └国语国文期:“五四”运动®






          ┌语文定名期:新



®“大

进”
          ∣
   现代语文教育期语文波折期:“大

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
          ∣
          └语文革新期: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样分期,与上述六种代表性的分期法均有不同,相比之下,与顾黄初、曹洪顺等先生的分法较为接近。各种分期之间的异同则可从下列附表中看出(附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分期比较》见下页)。
当然,历史研究中的分期不应该是绝对的,各个历史阶段间的动态演进和各个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必然的。认真地划分语文教育的历史时期,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把握语文教育的历史面貌,从发展规律的本质上了解和借鉴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天和今后的语文教育。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统一分期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推动语文教育改革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语文教育史分期比较

──────────────┬───────────┬───────────┬───────────────────


古代语文教育期

近代语文教育期

现代语文教育期



(前语文教育期)

(始语文教育期)

(今语文教育期)


├───────────┼───────────┼───────────────────


本文分期
言文 ┆
古文

文学

国语

语文 ┆
语文

语文


│教育期┆
教育期

设科期

国文期

定名期

波折期
┆ 革新期


│(潜语文
(准语文
│ (初语文
┆ (续语文
│ (新语文
┆(泛语文
┆(大语文


│教育期)
教育期)

教育期) ┆
教育期) │教育期) ┆ 教育期)┆ 教育期)

──────────────┼┼──┼────┼──┼──┼──┼──┼──┼──┼──┼──┼──┼──┼────

│文

1840
1904
1911
1919
1932
1949
1956
1958
1961
1966
1978


│字








 ┐





│产
















历史时期
│生














││















││














││














││














──────────────┼┴──┴────┴──┴──┴──┼──┴──┼──┴──┴──┴──┴──┴────
叶苍岑主编

│“五四”以│

《中学语文教学通论》分期

传统语文教学期
│来语文教学│
   建国以来语文教改期

 (1984)


│期


──────────────┼───────────┬─────┼─────┴───────────────────
陈必祥主编




《语文教育发展史》分期

古代语文教育期
│ 近代语文 │
现代语文教育期

 (1984)

│ 教 育 期 │

──────────────┼────────┬──┴─────┼─────┬───────────────────
陈学法主编





《语文教育学》分期
│ 古代语文教育期 │ 近代语文教育期 │ 现代语文 │
当代语文教育期

 (1989)


│ 教 育 期 │

──────────────┼────────┴──┬─────┴─────┴───────────────────
顾黄初







《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分期

传统语文教育期



现代语文教育期


(1990)


(建国前发展期)

(建国后新发展期)

──────────────┼────────┬──┴───────────┬───────────────────
张隆华主编










《中国语文教育史纲》分期
│ 古代语文教育期 │
近代语文教育期


┆现代语文教育期


 (1991)











──────────────┼────────┴──┬───────────┼───────────────────
曹洪顺 冯守仲主编



《语文教育学》分期*

传统语文教育期

现代语文教育期

当代语文教育期

 (1993)



──────────────┴───────────┴───────────┴───────────────────
* 分期与此相仿的还有:赵北柯主编《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实用教程》;黄振中、王世堪主编《中学语文教学法》;万恒德主编《中学语文教学概论》;杨德如、沈长春主编《实用语文教育学》;王华敏主编《中学语文教学法》;陶本一、王光龙主编《语文学科教育学》等,但具体分期则各不相同。

(原载《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


深化课程改革,造就未来高素质师资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高师院校学生是我国未来基础教育的师资,要造就未来高素质的师资,就必须深化高师课程改革。为此,应当明确未来师资的素质结构,处理课程改革中的各种关系,实施课程改革的优化战略,包括开放战略、纵横战略、求实战略、强心战略,开设延展课程、兼容课程、探究课程、涵养课程。


关键词素质教育;师资;素质结构;课程改革;优化战略





今天高师院校的学生,将是我国未来基础教育的师资。基础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对未来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改革高师课程,正是造就未来高素质师资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明确素质教育的师资需求,并按这种需求深入进行课程改革,包括正确处理课程改革中各种因素的关系,努力优化课程结构体系,这是摆在高师院校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明确未来师资的素质结构

  要使基础教育成为一种素质教育,就必须有高素质的师资。要培养高素质的师资,胸中应有一幅未来师资素质结构的蓝图。
  我们认为,作为未来教师,为着从事21世纪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的需要,当然必须具有愿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具有较为完善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理论知识和实际本领,具有热爱科学的精神和适应未来工作的动手能力、研究水平、创新精神、创造才能和开发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体魄。
  这些要求,就基本素质说,理所当然地涉及德、智、体、美诸方面。事实证明,一个人要做好工作,必须有动力、能力、精力和眼力。没有动力不愿干,没有能力不会干,没有精力干不了,没有眼力干不好。动力、能力、精力、眼力正好分属于德、智、体、美四方面。
  应当看到,以往有关方面对教师德、智、体、美诸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多有不尽一致的地方,然而分歧最多的似乎更在“智”的方面。例如,对于未来教师的能力结构,有提出“自学能力、设计能力、交际能力、公关能力、创造能力、经营能力、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七种能力的;有提出“生存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五大能力的;有提出“体育、电脑、音乐、书法、外语”新五艺的;有提出“表达细致的语言能力、想象丰富的创造能力、崇尚真美的审美能力、勇于实践的科研能力、不断进取的开拓能力和应付自如的社交能力”等六种能力的;有的还具体地提出了四大方面二十余种技能:语言文字基本技能(阅读及网络阅读技能、写作及计算机写作技能、听话评话技能、言语表达技能、书法技能等),教学计划技能(教材处理技能、教法选择技能、教案编写技能、板书图示设计技能、教具制作技能等),教学实施技能(课堂教学技能、学法指导技能、复习指导技能、信息应用技能、电化教学技能、课外辅导技能等),教学评价技能(作业批改技能、考试考查技能、听课评课技能、教学调查技能、教学实验技能、教学总结技能、教学科研技能等)。对于未来教师的知识结构,有提出“复合性结构”和“创造性输出结构”的等等。至于未来教师的整体素质结构,有的则全面地提出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高尚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掌握科学的认识工具、掌握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掌握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的教学方法、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初步能力、有健全的体魄等要求。

从所有这些意见中,我们可以推出如下的初步结论:


第一,未来教师的素质结构必须包括德、智、体、美诸方面的要素;

  第二,“德”不仅应包含思想品德,同时应包含政治观念;“智”不仅应包含专业理论知识,更应包含教师职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体”不仅应包含身体素质,也应包含心理素质;“美”不仅包括审美鉴赏,更包含审美情趣。

第三,素质结构是一个有序组合的整体,组成素质结构的各个子结构及其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第四,素质结构受着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社会的进步,素质结构需要不断更新。

  为此,我们将未来教师的整体素质结构描述为由德、智、体、美四大部分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序系统:“德”就是思想道德素质;“智”又分为知识和能力两部分,即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其中文化素质主要指科学文化和专业理论基础,业务素质包括特殊能力和一般能力,即教师职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体”就是身体和心理素质;“美”则是审美情趣与鉴赏水平。
  以此为前提,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形成这些素质结构的要素。
  我们认为,未来教师的思想政治品质结构应由四大要素组成:政治信念、思想方法、专业思想、师德修养。其中政治信念是前提,思想方法是基础,专业思想是核心,师德修养是重点。
  知识结构应由三大要素组成:专业水平、教育理论和相关知识。其中专业水平是基础,教育理论是重点,相关知识是补充。
  特殊能力结构应由三大要素组成:语文能力、教学技能和科研能力。其中语文能力是基础,教学技能是重点,科研能力是发展。
  一般能力结构应由四大要素组成: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能力。其中生活能力是基础,工作能力是重点,社交能力是延伸,创造能力是发展。
  身心素质结构应由两大要素组成:外现的身体素质和内在的心理素质。

审美素质结构由两大要素组成:纯正的审美情趣、较高的鉴赏水平。其中审美情趣是导向,鉴赏水平是重点。

  以上素质结构可图示如下:

                          ┌(前提)坚定的政治信念
                          │
                          │(基础)科学的思想方法
    ┌……………………………优良的思想政治品质┤
    │                     │(核心)稳固的专业思想



    │                     └(重点)高尚的师德修养



│                     ┌(基础)较高的专业水平




    │  ┌知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重点)扎实的理论基础




   
│  │                  └(补充)丰富的相关知识





 │  │                  ┌(基础)完善的语文能力






─┤   ┌特殊能力…全面的教师职业技能┤(重点)全面的教学技能
 
│  │   │



│  │   │              └(发展)初步的科研能力





   
│  └能力─┤              ┌(基础)基本的生活能力




    │      │              │(重点)较强的工作能力
   │      └一般能力…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                     │(延伸)一定的社交能力



    │                     └(发展)初步的创造能力


    │                     ┌(外现)健全的身体素质
    │……………………………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
    │                     └(内在)良好的心理素质


    │                     ┌(导向)纯正的审美情趣
    └……………………………基本的审美素质修养┤
                          └(重点)较高的鉴赏水平

  当然,教师的素质结构决不是静止不变的。高师学生即使离开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也需要继续努力完善自己的素质结构,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但是,毫无疑问,在高师学习期间,学校应当为他们打好扎实的基础。

处理课程改革的各种关系


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一切素质都应有课程作保证。要使未来师资具有良好的素质结构,关键则在于课程改革。从各地高师院校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认为,只有认真处理好以下关系,才能克服种种阻力,保证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

一、课程改革中学科地位与时代需要的关系


课程改革中有一个矛盾,即素质教育作为时代需要,呼唤我们改革传统的学科和课程的内容,增加综合性、拓展性课程,同时合并有关课程并缩减课时;而一般教师则由于思维定势和狭隘事业心的驱使,往往认为自己学科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面对这一矛盾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学科本位论”,单纯从学科角度出发,把调整误解为对某些学科的贬低。国外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对贬低本阶层权威的所有变革均持反对态度。”尽管教学改革不会贬低教师和学科的权威,但由于学科本位论的影响,学科调整和课程改革往往不易形成共识。另一种是“主动适应观”,服从全局,服从素质教育的时代需要,高屋建瓴地审视自己的学科,一方面改革传统课程,更新教学内容;同时积极开出综合性、拓展性的新课程,实施素质教育。显然,我们应取后一种态度,努力实现学科地位与时代需要的统一。


二、时代需要中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社会发展需要现实的“做事”的人,而人的发展观却注重长远地“做人”的人。


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狭隘功利主义”,一味从当前某一专业的需要出发,忽视人的发展。另一种是“长远发展观念”,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既努力培养学生做事的能力,积极适应社会的需要;又认真面对未来社会,教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做人。显然,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避免“过强的功利主义、过窄的专业设置、过弱的文化底蕴”,努力提倡合格加特长、规范加创造、全面发展兼顾个性培养,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三、人的发展中专业素质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的关系


未来社会分外青睐人的优良的综合素质,但从专业的惯性出发,我们实施的往往至多是专业素质教育。


怎么办?一种是坚持“专业对口”,但这无异于捆住自己的手脚。世界上的行业远不止360行,想让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去寻找完全对口的工作,困难的程度可以想见。另一种是实行“通才教育”,培养通用型人才、“T型人才”和“X型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开设相当数量的综合性课程,包括文理渗透的课程。例如在文科开设自然科学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文科数学、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课程;在文理各科同时开设人文类课程,包括文史哲艺类课程,以加强文化素养。总之,要通过努力,使专业素质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四、专业素质教育中师范与非师范类课程设置的关系


近些年来国家十分强调师范类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而按照当前教学改革的要求,却强调淡化专业。是否师范类的专业素养也要淡化?


对此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坚持单纯的师范教育,要么取消师范专业。另一种是主张两者兼顾,一方面,通过淡化专业,增强师范类学生在教育岗位上的广泛适应性,例如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应局限于只能当中学语文教师,还应争取能兼教政治或历史、外语甚至美术等其他学科;同时,还要通过淡化专业,增强学生在社会上的广泛适应性,不应局限于只能当教师,还可以搞管理,或搞文博,或搞创作,或搞新闻、宣传,或搞文书、秘书、档案等。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已有一些高师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语文素质教育的特点出发,按照新时期中学语文教师的培养规格进行了课程改革,既强调师范性,又扩大适应面,努力拓宽综合课程,更新专业课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五、课程设置中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关系


传统教育偏重必修课,素质教育则要求我们增加选修课,不少学校甚至提出选修课在门类上应多于必修课。


当前的态度也有两种:一种是固守必修课阵地,所谓“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天地必然狭窄。另一种是扩展选修课领域,逐步建立起全新的课程体系。不言而喻,后一种态度才是正确的。例如,有些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法定的必修课程有20多门,选修课程则达50门以上,包括美学概论、艺术概论、系统科学概论、现代科学技术、教育行政管理、当代文艺思潮、地方文化研究等等。这50多门选修课程可以分成五大类:基础类,语言类,文学类,教育类,综合类。学生在各类课程中均可选修若干门,总共选修20多门,这样就使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能学到50门课程。必修与选修兼顾,既全面,又保证了重点。加上学分制、辅修制的实行,就更有利于学生扩大知识面,提高全面素质。


实施课程改革的优化战略


要使高师学生——未来师资形成完善的素质结构,以适应未来素质教育的需要,就需要在妥善处理上述关系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培养方案,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实施必要的优化战略,在继续淘汰、调整和改进有关陈旧课程的同时,开设一批有利于提高全面素质的新颖课程。
  一、实施开放战略,开设延展课程
  优化课程结构,封闭是没有出路的。知识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功能系统,其稳定和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和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永久的。知识结构的老化,根源主要就在于封闭,在于对外界信息的开放吸收能力的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地因材施教,实行分层次教学、分流培养和主辅修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实施特长教育,培养创新能力,发展个性,不拘一格地造就人才也显得更为迫切。

开放战略有利于未来教师尽情吸收各种有用的信息。面对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信息的激增,实施“通才教育”,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才培养的新趋势。“通才”,或“一专多能”、“一主多副”的人才,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反观我国,通才教育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传统教育向来只注重“专”,而不注重“博”。在一般教师中,认为教学就是“精通和讲解清楚所教的学科”,这种狭隘的意识今天仍根深蒂固。目前中学教育为升学而教,导致文理过早分家,更助长了这种狭隘意识。教师拘于一隅,单科独进,不顾整体,不谈交融竟成天经地义,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当然,我们强调“博”,与要求“专”是并不矛盾的。它们应当相辅相成:专而不博,视野狭窄,眼光短浅,很难突破和创造;博而不专,则粗疏简陋,势单力薄,很难深入,同样会无所成就。


开放战略要求我们开设“延展课程”。所谓延展课程,就是用来综合文史哲艺或理工科技这两大知识体系的规律性知识,以及获取和研习这两类知识的一般性方法的课程。它可以是大文科课程,也可以是大理科课程,也可以是两类课程中覆盖面较广且联系较为密切的诸课程的综合。一些高师院校目前已经开设或正在考虑开设的这类课程有:社会科学导论、自然科学基础、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文化学引论、艺术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人文素质教育等。设置这类课程,以传授一般性规律和方法为主,它的最高的境界则是从课程中抽取综合程度较高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完整而不是零碎地、深刻而不是肤浅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感同身受,并内化于灵魂,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

  二、实施纵横战略,开设兼容课程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人的智能结构体系也同样。就知识结构言,不但同类知识之间有着纵向的联系,而且不同类知识之间也有着横向的照应。各类知识纵横交错和沟通便形成了知识的整体。因此,优化课程结构,还必须实行纵横战略。

纵横战略可以使高师课程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实现全方位优化。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以便高屋建瓴,综合治理,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各种素质全面协调地得到发展,真正做到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强化基础、拓宽专业、突出师能、整体优化,实现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协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学术性与师范性的协调,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共性与个性的协调。


纵横战略要求我们开设“兼容课程”。所谓兼容课程,就是通过课程重组、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改变原有教学内容划分过细、各门课程过分强调各自系统性、完整性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新开设的与学生专业兴趣相关并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相融合的课程。也即文理兼容,或文史哲艺兼容、理工科技兼容的课程。为了拓宽专业口径、扩大专业基础,主干学科或主要学科基础相同的专业应尽可能合并,以增强学生的适应性。例如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和非师范类的基础课程可以全部沟通,物理、化学和生物等专业也可共学相同的基础课程。目前有些院校已经开设的这类兼容课程有:文科数学、社会中的数学、社会中的物理、社会中的化学、自然界中的人类生命、环境生态学、哲学与数学、音乐与数学、计量社会学,以及兼容语言、文学、文章、文化的文章选读课程等。设置这类课程,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尤其有利于拓宽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从而在提高素质的同时,实现专才教育的通才化。

  三、实施求实战略,开设探究课程

掌握未来社会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固然需要博览群书,然而,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更是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获得知识、应用知识、增长才干的广阔天地。这是因为,比较而言,书本知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它一般要比现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滞后五年左右。如果我们只学习书本知识,就只能获得比较陈旧的知识。在完善未来教师素质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两者不能偏废的同时,特别强调实践对于优化素质结构的重要意义。尤其是21世纪将是“创造教育的世纪”,创造教育需要知识和理论,更需要思考和实践。未来教师的职责是“越来越多地激发思考,越来越强地鼓励创造”。因此,优化课程结构,还必须实行求实战略。


求实战略要求我们开设“探究课程”。所谓探究课程,就是打破学科界限并以实际问题的探究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也即问题课程,或综合探讨课程。目前一些院校已经开设或正在考虑开设的这类课程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解困对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农业问题、知识高度分化和高度融合之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向、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失业问题、洪涝灾害的成因及治理、区域经济与文化动因、现代经济条件下地方传统产业的振兴等。这类课程不同于一般的讲座,内容较系统,课时有保证。设置这类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才干、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充分地激活他们的思维,激发他们的灵感,从而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素质教育的能力。

  四、实施强心战略,开设涵养课程
  要优化课程结构,还必须实行强心战略,以培养学生优良的心理品质。强心战略旨在以优良的心理品质作为实现优良的素质结构的保证。要通过一定的课程,并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促进学生动机、理想、意志、兴趣、情感、性格等心理品质的优化。例如,未来教师应当强化实现成功目标的需要,以激发优化素质结构的动机。要使未来教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不仅影响着自己的成才,也影响着今后学生的成才。要有坚强的意志,培养自己始终不渝的目的性、当机立断的果断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性和能够调节情感与举止的自制性。在形成优良的素质结构的过程中,还应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和中心兴趣。至于教师的情感,诸如强烈的事业感、高度的责任感、浓厚的爱生感、紧迫的进取感,也都是形成优良的素质结构所必需的。而健全的性格特点,更是良好的素质结构不可缺少的个性品质。教师要克服自身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培养热情、豁达、乐观、沉着、冷静、顽强、自信、坚韧等个性品质。

强心战略可以调动学生的“次认知能力”,发展他们的自测能力、计划能力、选择能力和监控能力。大凡自己认识到不足,其作用往往大于他人所见;凡能正确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的,他便是一位清醒的教师。要使未来教师在自测的基础上,具有计划、选择和监控的能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形成优良素质结构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为我国未来的素质教育作出应有的贡献。


强心战略要求我们开设“涵养课程”。涵养课程是全校学生共修的心理优化课程。目前一些院校已经开设和准备开设的这类课程有:品格养成、师德修养、教师心理、心理调适、心理咨询、心理自测、大学生活导论、道德社会与人生、教师性格的形成等。设置这类课程,旨在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以适应未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的环境和教书育人的需要。


总之,实施四大优化战略而形成的四类新课程,将以其延展性、兼容性、探究性和涵养性等特点,使高师课程得以全面优化。而课程结构的优化,正可以保证未来教师素质的优化,从而为未来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打下坚实的师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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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⑴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秘书处.21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改革发展[J].课程·教材·教法,2000,6.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北京.2001,5.29.国务院文件,国发[2001]21号。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北京.2001,6.国家教育部文件。
⑸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⑹林崇德.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1.
(原载《上海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旗帜
──试论朱绍禹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作为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作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前辈和导师,朱绍禹先生是当代语文教育理论战线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育界的一面鲜艳的旗帜。近半个世纪以来,朱先生对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除了教学实践上的贡献,更有学术理论上的贡献;除了学术组织上的贡献,更有人才培养上的贡献;除了教材研究上的贡献,更有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其中尤以对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为最。
朱绍禹先生在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他高屋建瓴绘蓝图,悉心扶植垒大厦,在学科建设史上树起了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20年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朱先生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按照学科建设的进程,大致体现于70年代末的学科教材重建阶段、80年代的学科理论普及阶段和90年代的学科建设发展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朱先生都以其特殊的身分,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学科教材重建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7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开始重视高校文科教材的建设。“由于中学语文教学法一科建国以来变动很大,既无新教材,也无旧教材,必须重新编写。”⑴当时,全国十二所师范院校参加了《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编写工作,朱先生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本学科教材的主要执笔者和统稿者,在学科教材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教材作为新时期学科建设的开端,填补了新时期本学科领域的空白,为后来的教材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先例,因而被称为继往开来的教材。


这部教材不但在教材重建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为全国性学科研究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我国高师院校的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正是在这部教材的编委会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朱先生作为研究会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第一期会刊编辑组组长,曾领衔率队“到教育部拜望苏灵扬同志,向她汇报教材编写情况及研究会筹备经过。”⑵之后,他们又到中央教科所、中国教育学会等处,聘请了叶圣陶、辛安定、刘佛年、叶苍岑、郭林、张志公、刘国正等同志为名誉会长或顾问。在筹建初期,朱先生就清楚地意识到:“研究会的产生,是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研究会的成长和发展仍然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⑶这说明,研究会的筹建,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事实正是如此,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的成立,为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使学科建设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以这一阶段为起点,朱先生个人编著的教材也陆续问世,无论是《中学语文教育概说》、《语文教育学》、《中学语文教学法》,都成为我国不同时期语文教育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指导性著作。他主编的我国第一部《语文教育辞典》,以及《美日苏语文教学》等编著也频频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理论,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界研究国内外语文教育的重要凭借。⑷


2、学科理论普及阶段


为了普及学科理论,提高学科队伍的学术水平,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80年代初,朱先生开始大力倡导普及学科理论的讲习班,曾一度全力以赴,给语文教学法教师以理论上的指导。早在19818月, 他就在大连举办的首次讲习班上主讲了十二院校本教材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此后,连续在烟台讲习班、桂林讲习班、泰安讲习班等处宣讲了学科理论。这对于全国高师院校语文教学法学科教学和理论研究队伍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讲习班对于学科队伍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那么,朱先生在培养本学科研究生的同时,致力于举办学科研讨班,这对于学科队伍的成熟,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朱先生先后招收过五届研究生,培养了20多名语文学科教学论硕士,其中有些已成为博士。他还举办了多期学科研讨班,培养了近百名学科骨干。⑸19963月, 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东北师大由朱先生领衔举办了国内第一期语文教学法研讨班,参加研讨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的27名语文教学法教师,其中除1名副教授和个别讲师外, 其余都是助教或无职称的教师。朱先生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使参加研讨的学员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现在,这27名学员都已成为各地高校的学术带头人,其中1/3是教授,其余2/3也都成了副教授,1/3成了研究生导师,近1/4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全班至今已有个人专著20多种,主编教材和论著60余种,合编达百余种。最多的一人出版专著10种,主编论著和教材20余种,合编30余种。有些著作还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奖励,在中国教育学会建会15周年和20周年两次大奖评选中,就是朱先生这个班上的学员两次荣获中国教育学会的最高学术成果奖,两次成为全国本学科研究组织中荣获这一最高奖的唯一得主。至于论文,则更难统计。有不少在国家级刊物和核心期刊上发表,有的论文还在全国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并获得全国性奖励。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成果中,都渗透着朱先生的心血。


此后,朱先生又连续举办了几期研讨班,进一步普及了学科理论,培养了更多的学科骨干。参加各期研讨班的学员现在都成了本地本单位乃至全国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中坚,不少已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成为本学科全国研究会的核心领导。这是朱先生对我国本学科建设不可磨灭的一大贡献。


3、学科建设发展阶段


到了90年代,朱先生以其70多岁的高龄,仍不遗余力地为学科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他的《语文教育序文集》和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15周年纪念集《进取的十五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先生90年代前期在学科建设上的业绩。这些文集,加上他的多部语文教育学专著和教材、学科教育工具书和关于外国语文教育研究的编著,以及他在荣任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以后形成的关于语文学科教材研究的著作,加上他历年来源源不断发表的不同凡响、极具创新意识的一篇篇论文,高高地垒起了一座学科建设的丰碑。


正是在以朱先生为理事长的研究会的带领下,我们的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朱先生对他所涉及和应邀过问的数以百计的学科教材和学术专著,都给予悉心的关怀,倾注大量的心血。即使为之作序,也从来一丝不苟。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学科教材和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地涌现,成为本世纪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研究界的一大景观。《语文教育序文集》收录了朱先生1993年前为后辈学者近百部论著所写的序言,其中语文教育学科建设、语文教材编写、语文教学课题研究、比较语文教育等占了绝大部分,这正是他为学科繁荣而倾注心血的真实写照。



1995年,为了纪念我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15周年,在朱先生主持下,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一部纪念集《进取的十五年》。可以说,我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的15年,就是在朱先生带领下由诞生、成长走向比较成熟的15年。这15年中,我国在本学科的建设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朱先生说:建设学科、发展学术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开会、出书、办刊、办班、讲学、评奖等等,都是为了建设学科、发展学术。⑹正是在朱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我国语文教育学科建设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其前进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看,都是本学科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⑺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对本学科理论的深掘,是本学科再度崛起的主要实绩。从林立的各种语文教学法教材,从丰厚的各类语文教学法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往那种自我封闭的体系正在突破;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也在改变;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宏观审视的理论框架已见雏形。对于世界教学论和各国语文教育的成果,已从一般接受转为积极消融,并成为宏观审视的一个视角、一种参照。而发展着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人才学和社会学等,都开始作为我们重新审视的丰厚的宽阔的基础。目前这种宏观把握又吸收了微观研究的成果。于是对本学科自身规律的认识得以拓展与深化,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科就这样历史地跨入世界‘学科教育学’的行列。”⑻




朱绍禹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不光是在学科学术活动的组织上,更重要的是在学科理论的突出建树上。这些建树,按照学科建设的内容,大致反映在学科建设理论的基础观、结构观和发展观等方面。


朱先生曾经指出:“我们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前进的,是在同现时的相邻学科的相互依赖中发展的,是在同自身的陈旧观念和外人偏见的斗争中迈步的。今后自然也就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在进一步同相邻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相互依赖中,以及更彻底地破除陈旧观念中开拓、发展。”在纪念语文教学法研究会成立15周年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未来主要应该做的,当是一方面继续提高研究水平,使这一学科成为内容充实而深刻的科学;一方面当是扩大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内容广阔而齐备的科学网络。”⑼其实,这正是朱先生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毕生追求。在这一追求中,朱先生强调的是与相邻学科的“相互依赖”、前人积累和现在已有的“基础”,强调的是“扩大研究领域”,形成内容广阔而齐备的“科学网络”,强调的是“继续提高”,“开拓、发展”,使我们的学科成为“内容充实而深刻的科学”。这就是朱先生在学科建设理论上的基础观、结构观和发展观。这些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众多学科研究工作者的座右铭。


1、学科基础观


朱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的基础,他认为,这种基础有实践的方面,有理论的方面。实践的基础,首先是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他说:“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可能从个别中发现一般,才可能根据结果找到原因,进而把握教学规律,经过感性认识到达理性认识。”至于科学的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一门多科性的综合学科,它自然要奠基在多种学科的基础之上。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要建立科学的语文教育观,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察和解释语文教学,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要正确地阐述语文教学的本质、语文教学的过程和原则,就要以教育学为基础,用教学论的观点予以说明;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言语力和学习毅力,就要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为基础,进行语文学习心理的观察和实验;要正确地解释语文教学的内容和语言学习过程,就要以语言学和语言心理学为基础;要正确地确立文学教学的地位,对文学作品作出科学分析,就要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为基础。”⑽


应当说,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关于学科基础的如此系统而全面的论述。朱先生为学科建设指出的这条最基本的思路,就是兼顾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基础,这就是“依据它们(多门相关学科)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吸收它们的适宜于语文科的研究成果,依据对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独立解决那些只在语文教学中发生的一切问题,从而使它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⑾


朱先生的学科基础观,源于他的学科性质观。他认为,“中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教学论和语言学联结的应用理论学科,就它所涉及范围的广度看,它是许多社会学科的复合体。”“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将进一步突破两门学科衔接的领域,更加具备诸种学科相互沟通的性质。”⑿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朱先生还特意具体指出了同本学科紧密相关的学科:


哲学领域──哲学、教育哲学、语言哲学、文艺哲学(美学)等;


思维领域──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逻辑学、运筹学等;


语言领域──语言学、汉语学、应用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语音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文体论等;


文学领域──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接受美学等;


教育领域──教育学、教学论、教材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工艺学、教育实验学等;


心理领域──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智能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课堂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文章心理学等;


社会领域──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


方法领域──方法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符号学、辞书学、史料学、文献学、传播学等;


生理领域──大脑神经生理学等。⒀


朱先生列出这些学科的名称,有力地说明了我们这门学科有着许多相关学科,这些学科都是它的研究基础。说明这门学科“是需要用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本学科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其内容和方法的研究,可以从相关学科中找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当然,这些学科的应用,“有的直接而明显,有的间接不甚明显。我们语文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学法教师,要看出它们同自己专业的关系,以便从它们那里吸取营养,得到滋润。”⒁


这就是朱先生的学科基础观,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门学科是“从实践中和既有学科中产生的,产生之后,也不是孤立发展的。它虽自成学科,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仍和上述学科息息相关,更离不开新的实践,它需要经常从实践中吸收营养,经常关心基础学科的发展变化,随时摄取,不断创新。”⒂


2、学科结构观


朱先生在学科建设中还十分注重建立学科的结构。他强调指出:“中学语文教育学是自成体系的学科,它依据自身的内在规律按一定的联结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结构。”⒃可见,朱先生在指出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特别是与相关学科的联结的同时,更重视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自身的结构。


朱先生的学科结构观,源于他的学科体系观。他既号召“突破”“自我封闭的体系”,又强调形成“自成体系的学科”。这种体系,体现在学科的结构上,又有总体结构和本体结构之分。

就学科的总体结构言,朱先生曾经展示过这样的图示⒄:(略)

这一图示,既形象地揭示了语文教育学学科的基础,又科学地描绘了学科建设的宏观蓝图,因而具有重大的先导意义。


至于学科建设的本体结构,也正是在朱先生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诞生的。1988年末,朱先生南下扬州主持我国第一部《语文教育辞典》编审会议,期间,曾与有关学者谈及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⒅


在朱先生学科结构观的指导下,语文教育学学科专著和教材的体系不断出新,学科结构正在逐步完善。朱先生的构想曾被具体化为十多个系统百余门分支学科。⒆


朱先生的学科结构观将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从而使广大学科研究工作者找到了学科建设的坐标和方向。


3、学科发展观


无论学科基础观,抑或学科结构观,就其机制和功能言,都是为了学科的发展。基础观是发展的前提,结构观是发展的导向。因此,朱先生在学科理论的研究上,更重视指出发展的途径。


作为途径之一,朱先生十分重视在开放中求发展。朱先生说:“我们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不要再限于对语文教学本身的研究,也不要再停留在教材的研究上,而要跨出自身以外,开展对相关学科同本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使本学科成为‘多种知识的叠合地带’,发挥其综合性学科的优势。”⒇他指出,在把握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第一,对任何学科的内容和方法的吸收,都应是积极地移植、改组、整合,而不是被动地模仿,更不是照搬。把相关学科的成果不加消化地抄袭到语文教学法中,其结果会导致语文教学法研究的简单化,而无益于它的真正发展。吸收的工作一般可分为三步:第一步,研究相关学科,熟悉相关学科;第二步,寻求其中适于本学科的东西;第三步,使之融入自己的学科。第二,应把语文教学法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理解为双向关系。语文教学法有它独立的、超出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它自己的学科面貌和贡献,它和其他学科间有一部分共同的或接近的领域,可以互相得益。因此,一方面,应从其他学科输入信息,另一方面,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应作用于相关学科,向它们输出信息,给它们以影响。”(21)他呼吁“运用有关新兴科学的理论知识,凭借多维思维审视来研究语文教育”,争取获得可观的成果。(22)


如此具体的指导,给了学科研究工作者以极大的启迪。正是在朱先生满怀热情的关怀和指导下,语文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对于学科建设中每一部稍具特色的新著的诞生,朱先生总是满腔热忱地予以鼓励与讴歌,他说:“凡是从事有价值的新学科的研究,不管其达到的水平如何,其劳动总是可贵的。”(23)对于学科建设中取得的每一步小小的进展,他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鼓舞。在为《语文教育板书学》所作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说:“凡是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无不知道语文教育学是从属于普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而现在,语文教育学自身也陆续派生出许多分支学科来。语文教育板书学正是这分支中的一支,而且是产生较早又较完备的一支。此前,语文教育心理学、语文教育考试学、语文教师学、语文阅读教学心理学、语文写作教学心理学等已经诞生,语文教育哲学、语文教材学、语文教育技术学等也已在孕育之中。我们期待着语文教育社会学、语文教育科学学、语文教育艺术学、语文教育实验学等等也能随之问世。看来,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繁荣期行将到来,我们为此而感到鼓舞!”(24)


但开放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朱先生更强调在深化中求发展。所谓深化,就是科学化。他说:“中学语文教学法作为一门学科,它早已存在,但作为一种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一方面,它已积累了最低数量的概念、范畴,具有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形成了一个存在认识体系。另一方面,由于语文教学是个多因素多层次的系统,它的有些特征和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我们对它的研究,有的还停留在表面上,未能给予理论的说明,有的属于一般化的探讨,缺少足够的根据。事实可能是,中学语文科的科学化过程是长期的,对它的跟踪研究也将是长期的。”(25)


这里,朱先生清醒而深刻地剖析了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状态,言辞恳切地向我们提出了学科建设“科学化”的艰巨任务,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后深化学科理论的指南。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科学化,“一般要经历主观经验型──客观描述型──科学解释型三个阶段,这种发展反映了学科水平的提高,使它越来越体现出‘科学化’的趋势。”(26)学科建设理论上的这种发展,越到后来,理论体系就越严密,科学化程度也就越高。然而,正如朱先生所说,到目前为止,语文教育学这门学科,除了已有不少科学解释型的因素之外,它还同时留有前两个阶段的明显痕迹。尽管语文教育学学科的产生赫然昭示着学科建设在理论层次上的飞跃,但学科理论深化为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仍然期待着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


朱先生的学科发展观,源于他的学科革新观。他说:“凡是优秀的教师,是必定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前进步伐的先进思想的。他们是现实和未来的挑战者。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历史。相反的,他们几乎都兼有正确的传统思想和时代革新思想,几乎都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革家。自然,他们也同时都勇于摆脱陈旧的习俗观念,努力追求富有创新意识的新见解,并以之指导自己的教学行为。其先进思想一般表现为,适应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发展独立思考、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最少保守性和封闭性,而多进取性和开放性。他们的语文教育观是发展观,因而他们能够怀着强烈的创新意识,有效地进行发展性教育。”(27)


是的,要发展,就得改革;要发展,就得创新。朱先生这种强烈而卓特的改革精神和一以贯之的创新意识,正是他建立丰碑的原动。可以说,朱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一切贡献,都是革新实践和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从他的所有成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与众不同的创见。他的成果以及形成这些成果所运用的思想方法,正是我们学科建设的宝贵财富,它将永载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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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⑵阎立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的筹备经过》,《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⑶朱绍禹:《回顾历史,希冀未来》,《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⑷⑸参见曹洪顺等:《心血浇开花满园》,《语文教育序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⑹⑺朱绍禹:《回顾历史,希冀未来》,《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⑻郑蓉芳:《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再度崛起》,《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⑼《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⑽《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⑾⑿⒀⒁《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6-7页,5-7页。


⒂《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⒃⒄《语文教育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第8页。


⒅王松泉:《阅读教育学》后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⒆参见王松泉:《语文教育学学科大系构想》,《浙江教育科学》1989年第12期。


⒇(21)《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第7页。


(22)
为王松泉《语文教育研究》所作序言,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23)
为王光龙主编《语文学习方法学》所写序言,《语文教育序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4)
为王松泉《语文教育板书学》所作序言,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


(25)
《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6)
王松泉:《语文教学探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7)
为黄麟生、倪文锦主编《先进教育思想,高超教学艺术》所写序言,《语文语文序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原载《中学语文》1999年第9期)


朱绍禹学术理念探析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朱绍禹先生是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之后的又一著名语文教育家,是我国高师语文教育学科领域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战线的一面鲜艳旗帜。朱先生年届八旬,历任我国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国家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从教五十五年来,不但以其教学实践培养了大量人才,更以其学术成果为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诚然,我们在仰慕朱先生教学与科研的巨大成就时,不难看到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他的科学研究的水平。朱先生在学科建设史上树起了一座高大的里程碑。然而,在朱先生辉煌成果的宝库中,我们更应当发掘和学习他与众不同的学术理念。他那强烈的创造意识、辩证的哲学思维、开放的学术观点、严谨的结构思路、练达的语言风格、谦和的治学态度,正是当代科学研究所崇尚的风格,皆可成为当代学人研究学术的楷模。
一、强烈的创造意识
在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朱先生十分重视破除陈旧观念,努力开拓创新。他明确指出:“我们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前进的,是在同现时的相邻学科的相互依赖中发展的,是在同自身的陈旧观念和外人偏见的斗争中迈步的。今后自然也就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在进一步同相邻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相互依赖中,以及更彻底地破除陈旧观念中开拓、发展。”并且强调:“我们未来主要应该做的,当是一方面继续提高研究水平,使这一学科成为内容充实而深刻的科学;一方面当是扩大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内容广阔而齐备的科学网络。”[1]这里,朱先生特别注重“扩大研究领域”,形成内容广阔而齐备的“科学网络”,强调的是“继续提高”,“开拓、发展”,使我们的学科成为“内容充实而深刻的科学”。
是的,每当看到朱先生的新著,迎面而来的总有一股新意。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就不同于此前流行的语文教学法专著和教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其书名新、观念新、视野新、思路新、结构新、内容新、材料新等特点,被誉为新时期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奠基之作、一座创新的里程碑,赢得了如潮好评。此后,朱先生无论是语文教育学新著还是外国语文教育研究论集,无论是语文教育辞典还是语文教材研究论著,无论是语文科研指导书还是语文学科研究动向的编著,都有着浓厚的创新的意味。就以他的语文教育序文集而言,其中收录了他为93部语文教育论著所写的序言。林林总总的序言,虽然都属于语文教育,但均是针对各书不同的特点来写,发掘精深,切中要害,因而篇篇出新,字字生动。读着丰富多彩、充满创意的清新序文,你一定会仿佛进入一个语文教育的百花园!
当然,朱先生强烈的创造意识更体现于他对语文教育规律的剖析和揭示。他的学科基础观、学科结构观和学科发展观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朱先生的这种理念,源于他的学科革新观。他说:“凡是优秀的教师,是必定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前进步伐的先进思想的。他们是现实和未来的挑战者。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历史。相反的,他们几乎都兼有正确的传统思想和时代革新思想,几乎都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革家。自然,他们也同时都勇于摆脱陈旧的习俗观念,努力追求富有创新意识的新见解,并以之指导自己的教学行为。其先进思想一般表现为,适应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发展独立思考、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最少保守性和封闭性,而多进取性和开放性。他们的语文教育观是发展观,因而他们能够怀着强烈的创新意识,有效地进行发展性教育。”[2]朱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要发展,就得改革;要发展,就得创新。朱先生这种强烈而卓特的改革精神和一以贯之的创新意识,正是他建立丰碑的原动。可以说,朱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一切贡献,都是革新实践和创造性思维的结果。从他的所有成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与众不同的创见。他的成果以及形成这些成果所运用的思想方法,正是我们学科建设的宝贵财富,它将永载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史册![3]
二、辩证的哲学思维
先生学术理念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的哲学思维。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它要受哲学方法的指导。”[4]他的《中学语文教育概说》一出版,就被一些学者誉为“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语文教学法专著”,评价这部论著体现了系统方法的整体性原则,体现了发展的观点,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体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5]
先生辩证的哲学思维渗透在语文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他对于语文与语文学科相区别的论述,对于语文学科性质与语文教学质量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于语文学科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的论述,对于语言教学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论述,对于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于语文教材与语文教育目标相互影响的论述,对于语文教师素质与语文素质教育的关系的论述,对于社会生活与课堂学习的关系的论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辩证的观点。
在朱先生关注的语文教育众多的辩证关系中,他尤其重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与语文教学实践的关系,并将此作为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他辩证地认为,这种基础有实践的方面,有理论的方面。实践的基础,首先是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他说:“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可能从个别中发现一般,才可能根据结果找到原因,进而把握教学规律,经过感性认识到达理性认识。”至于科学的基础,他认为,既然是一门多科性的综合学科,它自然要奠基在多种学科的基础之上。他指出:“要建立科学的语文教育观,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察和解释语文教学,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要正确地阐述语文教学的本质、语文教学的过程和原则,就要以教育学为基础,用教学论的观点予以说明;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言语力和学习毅力,就要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为基础,进行语文学习心理的观察和实验;要正确地解释语文教学的内容和语言学习过程,就要以语言学和语言心理学为基础;要正确地确立文学教学的地位,对文学作品作出科学分析,就要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为基础。”[6]应当说,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关于学科基础的如此系统而辩证的论述。朱先生为学科建设指出的这条最基本的思路,就是兼顾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辩证统一的基础,这就是“依据它们(多门相关学科)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吸收它们的适宜于语文科的研究成果,依据对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独立解决那些只在语文教学中发生的一切问题,从而使它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7]朱先生辩证的学科基础观,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门学科是“从实践中和既有学科中产生的,产生之后,也不是孤立发展的。它虽自成学科,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仍和上述学科息息相关,更离不开新的实践,它需要经常从实践中吸收营养,经常关心基础学科的发展变化,随时摄取,不断创新。”[8]
三、开放的学术观点
在朱先生年届八旬、从教五十五周年之际,笔者曾撰贺联呈赠朱先生,其中有“学贯中外”、“
识通古今”等语[9],其意就在有感于朱先生开放的学术观点。

先生的学科研究领域极其宽广,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因而他的学术观点是开放而从来不是封闭的,这种开放不光面向中外,而且不限古今。
阅读和研究过朱先生语文教育论著的学者都了解,朱先生在强调语文教育民族性的同时,十分关注国外母语教育的状况,并长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语文教育学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像朱先生那样对数十个国家的母语教育进行不懈探究。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先生有着精通外语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朱先生在学术理念上对于国际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的重视。因此他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外国语文教育的论著,包括《国外语文教育资料》(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九国语文教育资料》(东北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美日苏语文教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语文教育文存·外国语文教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加上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外国语文教育理论和经验的评介文章,简直蔚为大观!而每当评介外国的理论和经验时,朱先生总是将之与我国的语文教育实情紧密联系,提出值得借鉴的宝贵认识,从而对我国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在借鉴国外母语教育理论和经验的进程中,朱先生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先生在借鉴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语文教育理论的创新和改革。他较早地提出:“中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教学论和语言学联结的应用理论学科,就它所涉及范围的广度看,它是许多社会学科的复合体。”“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将进一步突破两门学科衔接的领域,更加具备诸种学科相互沟通的性质。”[10]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朱先生还特意具体指出了同本学科紧密相关的大量学科。[11]这都有力地说明,我们这门学科有着许多相关学科,而这些学科都是它的研究基础。说明这门学科“是需要用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本学科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其内容和方法的研究,可以从相关学科中找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当然,这些学科的应用,“有的直接而明显,有的间接不甚明显。我们语文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学法教师,要看出它们同自己专业的关系,以便从它们那里吸取营养,得到滋润。”[12]
先生在学科建设中还特别注重建立开放的学科结构。他强调指出:“中学语文教育学是自成体系的学科,它依据自身的内在规律按一定的联结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结构。”[13]可见,朱先生在指出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特别是与相关学科的联结的同时,更重视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自身的结构。他既号召“突破”“自我封闭的体系”,又强调形成“自成体系的学科”。这种体系,体现在学科的结构上,又有总体结构和本体结构之分。就总体结构言,朱先生就曾形象地描绘过学科建设的宏观蓝图,使这种开放的结构显示出重大的先导意义。

四、严谨的结构思路

大凡著名学者,往往有着严密的科学思维。
且看朱先生的《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理论研究》[14],不说朱先生在这里率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教材文化”的新概念,仅就论文的逻辑结构言,就已经可以窥见朱先生的又一学术理念:严谨治学。
该文由论题所规定,就分为“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语文教材的理论研究”两大方面,可谓题文相照。“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方面,分为“语文教材文化的特质”、“语文教材文化的内容”、“语文教材文化的历史”和“语文教材文化的发展”四部分。这四部分针对人们对新概念的认识规律和认识需求,在横向上从性质到内涵,在纵向上从历史到往后,进行了客观介绍和科学解释,层层剖析,可谓天衣无缝。“语文教材的理论研究”方面,分为“语文教材研究的观点”、“语文教材研究的范围”、“语文教材研究的状况”、“语文教材研究的课题”、“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语文教材研究的材料”六部分。这六部分针对人们对这一理论研究的陌生程度和畏难情绪,从研究方向到研究途径,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客体,从研究背景到研究现状,从本国研究到对外研究,从研究步骤到研究资料,具体而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论述,层层深化,可谓体系严整。朱先生这样论述,是出于科学解释的需要,也是逻辑思考的必然,他是有意而为之的。例如在第一方面四部分的论述展开之前,他说道:“研究语文教材文化,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语文教材文化的继承和语文教材文化的特质及内容,然后回顾它的历史,再进一步研究发展它的途径。”[15]可见,朱先生的论述正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其实,朱先生的每一论证,都是极其严密的。哪怕年届八旬,朱先生的报告也是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推理严密,环环紧扣,无不扣人心弦,获得强烈共鸣和热烈掌声!

五、练达的语言风格

前文说到,朱先生曾应邀为93部语文教育论著撰写了序言(10年以后的今天当然已经更多),而每篇都写得十分精练。这些序言,没有一篇是洋洋万言的长文,但往往一语切中论著的要害,在以睿智和犀利的目光探视论著特点的同时,恰到好处地揭示出论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往往入墨三分,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启发。这种评点需要坚实的理论,需要深厚的学养,也需要高超的语言功夫。因此,从这些序言看,即便在文字功底上,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语言大师的练达风格。
阅读朱先生的文章,你一定会发现,平时我们纠缠不清的有些问题,朱先生往往廖廖数语就概括得明明白白,甚至十分“经典”。这种练达的语言,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现代的教育理念,也充分展示了他堪为楷模的语言风范。他在为一些论著撰写序言时就较早地提出:“语文科的科学化有别于理科的科学化”;“语文教学是科学和艺术的双重研究领域”;“语文科中思维培育的研究将产生思维和语言的聚合效应”;“凡是以教会学生学习为宗旨的教学模式都是一种教学策略”;“任何有效的学习都主要是依靠学习者自学”;“作文教学首先要激励学生产生写作意欲”;“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应该是研究工作者”;“教学是研究的开始,研究是教学的继续”;“了解优秀教师的经验和见解形成的过程往往比知道其结果还重要”;等等[16]。他在其他场合还一针见血地说过:“说语文科是基础学科,这定义太宽泛,没有表达出它的特定性质;说语文科是工具学科,这定义又太单纯,没有表达出它的复杂性质”;“语文形式的学习必须同语文内容的学习结合起来,工具的掌握必须同思想的提高一致起来。它的一切过程,都既是语文教育,又是人文教育”;语文学科“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方面,并不是两者择一的单纯学科”;“语文科,从贯串始终的基本因素说来,它是语言学科,但又几乎处处蕴含着文学学科的因素”;“真正既富有效果又有效率的教学,可能从来就不是很多,至少对多数人来说,语文教学还是一个在科学上多半未能控制,在艺术上多半未能把握的过程” ;“教学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而被肯定下来,其历史远比作为科学对象为早”;语文教学“一向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语文教师的个人特点,在实际上比教学大大纲、教科书更起作用”;等等。[17]这些话说得何等发人深省,何等精当而简练!

六、谦和的治学态度

学术理念离不开对人的态度。朱先生治学严谨,德高望重,正气凛然,在一般人心目中,也许因其学高和身正望而生畏。其实不然,凡是了解朱先生为人的,都深感在他身上找不出有些学者的那种故弄玄虚、高深莫测,也从未见到他像某些专家那样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正有人所说,“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朱绍禹了。”是的,恰恰相反,朱先生是一位谦逊平实、和蔼可亲的师长。
他曾一度拒绝举办“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理由是:“虽然论年头,我从事语文教育确已有50个春秋,然而成绩平平,而在科研方面,发表过的一些书、文,几乎没有够水准的。”[18]直到许多人说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应当允许人们对此研究和探讨,才勉强参与。但仍说:“在我内心,深知此举并不表明我有什么成熟的语文教育思想,它只表明诸多好友对我的厚爱和对我国语文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别关注。”几年之后,当不少人将他列入语文教育研究界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之后的“三公”之一时,他又竭力反对,同时举出许多学者的名字,历历陈述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力图证明这些学者和特级教师为自己所不及。这其实正是朱先生一贯的态度。对于自己的教学,朱先生也一直十分谦虚。他说:“‘教然后知困’,大概没有几个教师例外。我则是教然后知大困者。”“踏上(语文教学法学科教学)这条船,竟然航行了五六十年,至今也还没有靠到岸边。”“写然后会更知不足”,“像我这样以研究语文教育为己任,又有着优越的研究条件者,却很少建树,就不能不感到不安了。”[19]这样一位语文教育界的泰斗,却这样自以为不足,这是何等谦逊的态度!
先生对广大教师和后学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他满腔热情地扶植和提携年轻一代,为培养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界的学术骨干和教学专家倾注了毕生精力。仅16年前国家教委委托东北师大举办的第一期语文教学论学科研讨班,担任导师的朱先生所培养的来自16个省市区27所高校的27名学者,现在人人成果迭出,有的简直“著作等身”,许多人已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极有影响的学术骨干,绝大部分已是副教授,不少成了教授、硕导和博导,有些还担任了全国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务理事、全国研究中心主任、省级学会理事长等等,更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荣获曾宪梓教师一等奖、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等等许多科研奖的。这批语文教育研究界的“栋梁之材”把朱先生认作永生的导师,他们在深情回忆这个研讨班时,都说:“长春那个永难忘怀的春天,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总是那般四季如春。当我们回味长春那个花园式城市春天般温馨的时刻,我们同时也就忆念起我们敬爱的导师朱先生——那百花园中的育花人。”[20]
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朱先生还进行着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应一些作者的请求,为他们的著述作序,既热情洋溢地肯定他们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努力的方向。这对于莘莘后学当是一种最好的嘉勉。字里行间流溢出长者的慈爱,倾注了师友的深情。难怪连中学的老师都说:朱先生“对众多教研编者的评点,或褒扬、或策励、或扶揄、或抉正、或生发,苦心孤诣,匠心独运,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倾注和切中肯綮。”[21]

总之,朱先生的学问,是基于他与从不同的学术理念。归纳朱先生的上述理念,至少具有突出的六种特质,这六种特质可用以下六个字来概括:
他的强烈的创造意识体现为一个“新”;
他的辩证的哲学思维体现为一个“深”;
他的开放的学术观点体现为一个“明”;
他的严谨的结构思路体现为一个“清”;
他的练达的语言风格体现为一个“精”;
他的谦和的治学态度体现为一个“逊”。
但朱先生是说不尽的,他的学术理念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不是这六字所能概括的。对于语文教育宝库中的这一重大财富,我们应当深入探究,认真学习,进而发扬光大。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将以下联语赠给敬爱的朱先生:
人生八旬未一憩读书教书著书评书学贯中外立德立言声望煌煌若泰斗永耀
杏坛半纪逾五载重才育才惜才举才识通古今求实求真英豪莘莘乃黄埔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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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进取的十五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
为黄麟生、倪文锦主编《先进教育思想,高超教学艺术》所写序言,《语文语文序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3]详见王松泉《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旗帜——试论朱绍禹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6][8]《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见冯力行《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语文教学法专著——<中学语文教育概说>简评》,《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贺联为:“人生八旬未一憩读书教书著书评书学贯中外立德立言声望煌煌若泰斗永耀;杏坛半纪逾五载重才育才惜才举才识通古今求实求真英豪莘莘乃黄埔何堪”。“黄埔”,圈内人士以“黄埔一期”比喻朱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举办第一期语文教学论硕士课程高级研修班,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语文教育界学术骨干。

[10][11][12]
《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6-7页,5-7页。

[13]《语文教育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第8页。
[14]《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6期。
[15]《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理论研究》,《课程·教材·教法》1995年第6期。
[16]见《语文教育序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17] [18][19]《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论集》,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20]曹洪顺、周庆元、王松泉《心血浇开花满园》,《语文教育序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21]葛海有《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审美》,《语文教育序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3年第2期)


语文教育导向研究的三大要素
——顾黄初语文教育性质观述评
绍兴文理学院
王松泉

理论探索、历史研究、教材建设,这是顾黄初先生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他的语文教育性质观,又是理论探索的核心。
从顾先生的众多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看来,语文教育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决定导向的则是性质观。他研究性质观,又牢牢抓住了三大要素:从语文的性质揭示语文教育的本义,由学科的定位匡正语文教育的导向,以改革的思路昭示语文教育的前景。
在近年开展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顾先生针对讨论所围绕的本质问题,即语文教育的性质观,发表了《中国语文教育的讨论与改革思路》等许多真知灼见[1]。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人们对语文教学有着不同的意见,主要“在于对语文学科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的理解,对解决语文教育存在问题的途径有不同的看法。”[2]为此,他认为由《北京文学》杂志引发的“语文教育的讨论,无论如何是必要的,积极的”[3]。同时满怀热情,又沉着冷静地对语文教育的特点和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从语文的性质揭示语文教育的本义

首先,他认为,我国的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规律性、时代性等特点。关于民族性,他强调了“汉语汉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用汉语汉文表达的典范作品,其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感理念,乃至其表达的方式方法,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格”[4]。这就一语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从根本上揭示了汉语汉文与其他民族母语的不同特点。关于规律性,他指出,“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固然有许多与时代背离的积弊,但同时也蓄积着精深的理论财富和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而凡属成功的经验,细究起来,大都符合,或大体符合汉语汉文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5]这就是说,除了理论能揭示客观的规律,成熟的经验当然也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这就为继承和发扬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关于时代性,他强调,既然“语文教育是培养新一代公民素质的奠基工程”,那么“它又必须带有鲜明的时代性”[6]。这又揭示了语文教育的革新之路必须以充分了解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为前提。

这些都说明,顾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特点的分析完全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的,他所揭示的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独具的特点,因而是十分中肯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语文、语文学科、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和性质,他还应约为我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师通用教材《语文教学概论》撰写了《语文教学导向》,高屋建瓴地论述了语文教育的这些根本问题。
他在论述语文的特点和性质时,直面语文本义,指出:“书面语和口头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符号’,因此,研究语文就不能不首先研究语文的符号特征和功能特征。”[7]他认为,人类表情达意总需要借助于符号,语音是“声之符号”,文字是“形之符号”。“语言的产生完全是为了社会交际的需要,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声之符号’顺利实现社会成员间的情意交流。”“文字的产生,突破了语言的时空限制,使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得以扩大。”由此,顾先生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语文的性质,他说:语言和文字,它们的性质主要体现为互相有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符号性,一是工具性,一是社会性[8]。这些论述,都是就语文最本质的倾向而言的,言简意赅,精当练达,使人们从本义本源上廓清了对于语文的基本认识。尤其对于工具与人文的关系,顾先生有着十分客观而实在的表述,他说:“语文这个工具,作为信息的载体,它在实际运用中总是承载着人们所要表达的情、意、理、趣的。因此,在语文学科中,学习语文同时也学到了人们通过语文工具所表现出的情、意、理、趣,这是语文的重要特点。说‘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9]顾先生的这一观点表明,他所说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这与后来教育部颁行的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由学科的定位匡正语文教育的导向
与语文的性质相应,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顾先生将之界定为基础性、人文性和技能性。这也是持之有故、实事求是的。他认为,在中小学设置的众多学科中,语文学科首先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人文学科,同时又是一门重在应用的技能性学科[10]。这样的分析和论述,从实际出发,跟一般较为主观的论断都不相同,具有极其充分的说服力。
由此可见,顾先生的语文教育性质观,是实事求是的语文教育性质观。他对于语文教育性质特点的这种真知灼见,来自他对于语文本体理论的锐意研究,来自他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改实验的亲身实践,来自他对于语文教育历史经验的深刻洞察,也来自他对于语文教育现状的宏观把握。顾先生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深刻揭示并牢牢把握了语文教育的导向。
他的语文教育性质观,又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语文教育性质观。他不仅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坐标上,而且站在现代众多新兴学科的交汇点上,加上他身处我国教材审查和理论探索的制高点,因而往往能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以改革的思路昭示语文教育的前景
实事求是地揭示语文、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性质极为不易,要依据正确的性质观提出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路也就更为困难。但正是在探究语文教育特点和性质的基础上,顾先生提出了被人们认为同样具有导向价值的三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把汉语汉文的特点和运用规律真正研究清楚;二是把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利弊得失真正研究清楚;三是把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真正研究清楚。[11]这三个“真正研究清楚”,把我国语文教育性质研究的根本性内容和操作化要求包揽无余。诚然,做好这三项工作,无疑能使我国的语文教育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正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早在10年前,顾先生就强调:对于语文教学的研究要进行多向的探索,探索“语文教学任务的多元结构及其核心”,探索“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化选择和合理序列”,探索“语文教学过程的本质及其有效性”,探索“语文教材的更新”[12]。这些探索,后来成为许多人共同研究的课题,它为我国语文教学任务的研讨、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语文教学过程的优化、语文教材的更新,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路。
与此同时,顾先生提出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改革思路,主张“走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语文教育新体系”[13]。对此,他有十项设想:一是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二是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突破汉字教学的“三关”:认读关、书写关、积累关;三是重视诵读训练;四是用活的、动态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语言的实际应用;五是教给学生三“动”(动口、动手、动脑)的方法,留给学生三“动”的时间;六是精读与博览相结合,课内与课外沟通;七是在培养各种良好的语文行为习惯上下功夫;八是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联系起来通盘规划,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语文学科教育新格局,把学校语文教育、社会语文教育、家庭语文教育沟通起来,形成“大语文教育”的合理网络;九是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十是以有效的激励机制使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可靠的保证。这十个方面的设想,囊括了语文教育的所有重要方面,是顾先生积数十年的学养和经验认真总结冶炼的结果,不但全面,而且深刻;不但中肯,而且可行。它很好地揭示和体现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母语教育新体系,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的积弊甚多,顾先生的十项设想可谓疗救的良方。语文学科作为一门培养语文素质的基础人文学科,确是一门育人学科,它除了能使学生认读、书写、朗诵和积累,学会精读与博览,还要指导学生沟通课内外,实际应用活的、动态的语言知识,教给学生动口、动手、动脑的方法,培养良好的语文行为习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要通盘规划,形成“大语文教育”的新格局,并不断提高语文教师本身的素质。其实,这就是语文素养的基本内涵,是语文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14]由此可见,顾先生基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十项改革设想,正可以作为当代语文教育新格局建设的蓝图。
—————————
[注]

[1][2][3][4][5][6][11][13]
《中国语文教育的讨论与改革思路》,见江明编《问题与对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7][8][9][10]
《语文教学导向》,见王松泉主编《语文教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页。


[14]
《语文教学研究的多向探索》,《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5]参见王松泉《语文课程革新的前提》,香港《当代教育》2002年第6期。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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