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名和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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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名和地域文化来源： 中国行政区划网  

“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L.R.Palmer, Mordern Linguistics,P.168）。 “地名的保存不仅是保持现状，而要作为一种文化财富来补充修整。”（[日]山口惠一郎 1982）。 “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文化，最初大都是互相隔离各具特色的，这些特色包括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体现在作为语言的的特殊成分的地名上。”（周振鹤、游汝杰 1986）。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牛汝辰 1993）。 地名的许多内容都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类思维方式、心态等等密切相关，可以说地名就是人类创造自己文明的历史过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足印，有的古老，有的新近。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流离迁徙。从辽、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当代的北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方言、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交融。到今天，能说明这一切的其中一个见证就是地名，北京的街巷地名留下了种种历史文化的丰富印记。“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 [日] 山口惠一郎 1982），以下从自然和人文的各方面逐一分析。 　　 　　北京地名与水文地形 　　自古以来，在北京湾小平原上，河道众多，湖沼广布。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河道变迁，河流掩埋，湖沼也日渐消失。但是地名生动地反映了历史上的水文特征。 　　这些通名反映的水文环境有天然形成的，也有人工造成的。沟、渠、洼、坑多是由于历代修建城墙、宫殿、官府、庙宇等掘地取土、烧窑制瓦，形成连绵洼坑。一些洼坑因雨季积水进而形成湖沼。如“陶然亭湖”是修建南城墙取土所致，“孙家坑”是修筑隆福寺取土的洼坑，“太平湖、泡子河”是积水洼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水质清洁的被保留，成为游览场所。排水不通，水有臭味的被掩埋或改为地下排水暗沟。这些河、湖、沟、坑改变或消失以后，它们的名称还留在地名里。 　　现代“海”作通名的几个湖仍然名副其实，如“北海、中海、南海、西海、什刹海、前海、后海”。但是，以“淀”为名的“海淀”，宣武白纸坊的“大小川淀”都干涸了。以“河”为名的“泡子河（建国门）、南河泡子（宣武广外）、南河沿（东城东直门）、河沿（现名东不压桥胡同在东城交道口）”等现在已没有河的一丝踪影了。以“水”命名的若干“水关胡同、水道子”也见不到水的影子了。“南北池子”也该是与“河”有关的地名，因为“北池子”有“骑河楼街”。地名里的“×滨河路、×滨海路、×河漕”也是有关水文环境的，如“滨河巷、滨河里、滨海胡同”。以“冰窖”命名的地名集中在东城、西城，是旧时储存冬季冰块的地方。“×斜街”地名都是河道经过之处。北京街巷的规划历代都是东西南北纵横方向，非常规整，斜街是因河道而成的。以“桥”命名的有一百四十多个，大多数是河道干涸后留下的桥梁名称，如“马市桥、象坊桥、虎坊桥、太平桥”现在都是宽广的大街。 　　下面以带“坑”和“洼”的地名作为典型例子，对这种地名的分布情况做详细分析。“坑”字地名主要分布在东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其具体分布情况见表4－2。宣武区出土过唐代、辽代宫殿建筑的文物，这一带曾经有过建筑工事，取土形成坑洼地形。东西城区“坑”字地名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明清建紫禁城，取土能堆起一座景山，就能形成若干大坑。 　　带“洼”的地名主要分布在朝阳区、海淀区，其中朝阳区12个，海淀区9个，丰台区7个，东城3个，西城5个。朝阳区整体地形低，所以，“洼” 和“坑”地名多，海淀区水源丰富，湖泊较多，洼地也比其他地方多见。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坑洼的迹象了。 　　 　　北京地名与民族接触 　　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有四个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带进内地。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北京在历史上受满族的统治达260年之久，因此有不少受满语影响的地名。例如：案板章胡同（昂帮章京胡同）、牛录坟，是满语中与官职有关的地名。“昂帮”是满语“大官”“大臣”之义，“章京”泛指都统、副都统和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例如：牛录章京、昂帮章京，都是一种官职。“安达宫（谙达宫）”中的“安达”，在满语中有“伙伴”义，今黑龙江省还有安达县。“沙拉胡同”中的“沙拉（沙剌）”是满语的“珊瑚”。“二贝子坟”中的“贝子”是清代亲王子孙封爵制其中的一级，亲王的第五代孙子叫“贝子”。“噶哩胡同”，在宣武门内大街，因清代两江总督噶礼住在这条胡同而得名。“麻状元胡同”，清代科举分满汉两榜，顺治时麻勒吉为满榜首选，他住的胡同因此得名。“索家坟”，是清初四大辅丞之一索额图的家坟。 　　北京的“旗”作通名，都是清军八旗制度的遗迹。现在北京西郊有“旗”地名群：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厢白旗、厢黄旗、厢红旗、厢蓝旗，是当年旗人屯兵的地方。在东三省各有一个叫“红旗”的县市级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旗”地名简直比比皆是，不过与北京的“旗”不同，是一种行政单位。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反映了一些满式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锥子胡同追贼胡同、 锤子胡同垂则胡同、夹子胡同嘉则胡同，满语早期的汉语借词把“子”改造成为se（赵杰 1992），和“则”的读音相似。　　 　　北京地名与蒙古语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现代地名“褡裢坑”的“褡裢”，来自蒙语。它是一种装钱物的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有大口袋，可以搭在肩上或马背上。又如“孛罗营”，是因成吉思汗南下时大将军孛罗曾率部驻扎于此而得名。　　 　　北京城内有的湖称为“海”，这种称“湖”为“海”的地名主要见于元代。据张清常《胡同及其他》：“海”在蒙古语中是“湖泊”义，但有崇敬赞美的感情色彩，与“湖”一样通用。今北京地名以“海”命名的有“北海、中海、什刹海（前海、后海、西海的总称）”；郊区还有“南海子、西海子”等名称。　　 　　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始见于元代，盛于明清。从明代到现代，一直占很大比例。关于其语源问题有几种观点，张清常认为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北京地名里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少数民族称呼命名的地名。例如：四夷馆（清）、骚达子坟村（朝阳区）、回回营（西城区、东城区）、高丽营（明）、蛮子营（东城区）、畏吾村（海淀区）、安澜营（琉璃厂）、达理庄（朝阳区）、达智营（西城区）、苗子营。“四夷馆”是当时对外国使馆的一种称呼，“达子”是汉族对蒙古族不敬的称呼，以后多改为“达理”、“ 达智”，“回回”、“回子”都是指回族，“高丽”是朝鲜族，“蛮子”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畏吾”有的地名著作中写作“畏吾儿”，是维吾尔族，“苗子”是苗族。 　　 　　北京地名与移民历史 　　北京一部分街巷以外省县地名命名，如：苏州胡同（东城区）、苏州街（海淀区）、镇江胡同（东城区、崇文区）、陕西巷（宣武区）、山西街（宣武区）、山西营、四川营（崇文区、宣武区）、河南新营（海淀区）、安徽义园等。但是这些地名与天津、上海以全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街巷命名的情形不同。如天津的“河北路”、上海的“南京路”等大多数此类地名是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时期改的新名，而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一定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北京的外省地名与移民有关。明朝成祖迁都北京时，除官员、贵族、家属之外，还把大批外地人口迁入北京。因为当时的北京城屡经战乱几近荒芜，大规模的迁民有三次，“永乐二年秋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民实北京”、“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北京史苑》1985）。俗传“京师商贾皆晋人”，今大兴、顺义县有大量的山西地名，如：长子营、屯留营、蒲州营、大同营、忻州营等。　　 　　屯田和驻军是一种集中移民的方式，这些移民地名多以“营”、“屯”命名，多分布于人口稀少的郊区，例如昌平集中分布了一系列的“屯”地名。像“山西大木厂”、“扬州胡同”、“镇江胡同”等是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城区移民地名。　　 　　北京地名的“泡子”，是“小湖”义。泡，《集韵》去声效韵，水泉。今北京地名读阴平，受东北方言影响。辽宁有“泡子沿、干泡子”，吉林有“月亮泡”，黑龙江有“海兰泡”。　　 　　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叫“太埠”。“埠”，“码头”义，用于地名指有码头的城镇。它的分布范围不超过黄河，最北在河南、山东（游汝杰 1992），是一个南方地名通名。在北京出现这样的地名，可能与当年大运河漕运有关，南方人就把停泊地叫做“埠”了。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也反映了外地方言的语音特点。比如：安南营安澜营、牛血胡同留学胡同、牛蹄胡同留题胡同、驴肉胡同礼路胡同，、相混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湖南等方言中存在， 1/2、不分是江浙吴语的特点；王姑园皇姑园、闷葫芦罐蒙福禄馆，“王”和“皇”在吴语中是同音的，、在西南官话、湘语、赣语的一些方言点不加区分；驴肉胡同礼路胡同、驴市礼士胡同，“驴”改为“礼”，也不是北京人的语感；金城坊（元）锦什坊（明）， “金城”明代讹作“锦什”，很可能是受山西方言的影响，山西方言中“城”的白读音和“什”音近，很多山西地名现在把“城”读作　　 “各庄”在北京地名里很常见（27个）。根据张清常（1992）、张光宇（1993），“各庄”即“家庄”。《京师坊巷志稿》中没有出现“各庄”。“各庄”出现的时候，北京音系已完成腭化音变。“家”读作、与“各”同音可能是移民方言现象，按照北京音系“家”就转写为“各”了。而且“姓氏＋家＋通名”结构多用于移民聚居点。 　　 　　北京地名与世俗文化 　　北京的通衢大道、城门命名要经官方和文人之手。但是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下里巴人，叫什么名儿或不叫什么名儿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臭胡同、巴巴胡同、蝇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恶名：蝎虎胡同、后白虎胡同、棺材尚家胡同；俗名：裤子胡同、裤裆胡同；贱名：巴巴胡同、粪厂大院、臭皮胡同、王寡妇胡同、闷葫芦罐儿、小羊圈等，以及若干以“坟、墓”作通名的地名。　　 　　这些地名所反映的内容，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街巷居民身份：何纸马胡同、棺材尚家胡同、姚铸锅胡同、锔张（驹章）胡同、唐洗泊街； 　　（2）街巷的形状：核桃穰（巷）、狗尾巴胡同、大小拐棒胡同、烟筒胡同、烟袋斜街、花枝胡同、花梗胡同、罐儿胡同、一溜儿（义留）胡同、口袋胡同、裤子胡同、棋盘街、丁字街、褡裢坑、如意胡同；　　 　　（3）街巷的环境：牛巴巴胡同、粪厂大院、臭水河、屎壳郎胡同、蝇子胡同。　　 　　这种取名特点一方面与客观环境条件有关，旧北京小街窄巷的居住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像“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种关于北京环境的谚语很多；另一方面与平常老百姓那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心态也有关系。明朝从全国各地移民充实京师，清代的圈地运动及满清贵族和一般平民内外城分居的格局，说明几百年来，平民百姓在流徙他乡（北京）、生活无定、个人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别无他求，唯求一时之安稳。例如把地名取为“暂安处”，不像一国之君取名时要想到“长安”、“永定”、“长图治”；也不像有钱人开钱庄、商号、饭馆，要叫“瑞福祥”、“东来顺”。这种地名是老百姓生存境况的反映，是一种市民心态，是北京文化中的俗文化。北京地名中这部分独具北京乡土风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不过在地名雅化的大趋势下，这种地名不断被修改，原来地名中的那种韵味也随之消失。许多地名弄得不知何义，只剩下一个代号，例如：筹胡同、库司胡同、朋奖胡同，对一个不了解北京地名变化的人来说，这样的地名确实是莫名其妙。诗人朱湘在散文《胡同》中写道：“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表达了作者对地名更改而失去的乡土味儿的惋惜。 　　 　　北京姓氏地名与宗族观念 　　所谓姓氏地名，是指构成地名的专名部分因姓而命名的地名，如“石各庄、罗家井、李村、侯庄、何家屯”之类。有些地名中虽然含有姓氏用字，但不是姓氏地名，如王府井、白广路、钱局胡同、石景山等。姓氏地名分布于城内和郊区，涉及的姓氏多达230余个（尹钧科 1989），《百家姓》中记录的姓氏大多能在北京地名中找到。《百家姓》中未著录的姓氏也能在此找到，例如：豆各庄（朝阳区），汉代有校尉豆如意；皋村（朝阳区），春秋越国有大夫名叫皋如；良家园（海淀），“良”是春秋郑穆公之子子良后代的姓；苑家村（海淀），殷代武丁的儿子先，受封于苑，因此得名；麦公庄（朝阳区），《隋书》有“麦铁仗传”，麦贤德是著名的英雄；怪村（丰台），相传炎帝时有大臣名叫怪义；等等。这些带姓氏的地名绝大多数是明朝开始出现的，这可能与明朝大规模移民有关系。移民新到一个地方，聚族而居，同姓必同宗，同宗必同族，以姓氏为一种纽带，把一部分家庭、人群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在异地他乡谋生的凝聚力，这是小农经济生产阶段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姓氏地名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中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个人以家族作为立身安命的后盾，走向社会。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姓氏地名，但北京数量多，非常引人注目。根据《北京市街巷名称录》（1986）统计，北京带“家”的地名有352个，这里面包括一部分数量结构，像“八家”等，但绝大部分是姓氏地名。　　 　　从现在北京姓氏地名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1）姓氏直接加通名；（2）姓氏加“各”再加通名；（3）姓氏加“家”再加通名。前两种形式通名多为“庄”、“村”、“屯”等。第三种多为“胡同”、“大院”、“街”、“巷”、“楼”、“营”、“坟”、“庄”、“村”、“屯”、“园”、“店”、“府”等，“坟”是富家大户的坟地，“大院”、“府”、“园”、“楼”也是因某些较显赫的家族聚居而得名。 　　 　　北京庙宇地名与宗教信仰 　　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它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北京地名也同样受到宗教的一定影响。谚曰“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可以看出历史上北京和宗教的渊源关系之深。　　 　　北京地名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庙宇命名的，例如：白云观街、白塔寺（东、西）夹道、法源寺（前、后）街、法源里、雍和宫大街。根据《北京市街巷名称录》（1986）的统计，使用宗教建筑物通名的地名数目如下：庙40、寺83、堂29、宫22、阁13、庵8、观6。　　 　　这种以庙宇为名的地名反映了过去的宗教信仰，其中有传统的儒释道三教，还有外来的伊斯兰教。儒教庙宇地名不很多，有文昌宫、三义庙、三义庵。儒家讲究文治、教化作用，重视“仁、义、礼、智、信”，从这几条地名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些观念的推崇。佛教庙宇地名比较常见，佛教多称寺、庵、堂、庙，像弥勒庵、观音寺、观音寺街、观音阁、观音庵、观音堂、地藏庵、地藏寺街、法源里、正觉寺、弘善寺胡同、大乘（寺）胡同、法华寺村、法华寺街、净土寺胡同、净土寺夹道等，其中观音在民间极受敬仰。因道教庙宇而得名的街巷地名也非常丰富，道教的建筑一般称观、庙、宫、堂、阁。例如：白云观、药王庙、灵境宫、老君堂、玉皇阁、清化寺街、清虚观、玉清观东街、妙清观胡同、清虚观等。这些地名表现的是“玄、妙、清、虚、真”之类的道教教义，它同时也是人们推崇的一种生活境界。伊斯兰教的庙宇地名有礼拜寺、礼拜寺胡同、礼拜寺夹道、礼拜寺街。　　 　　从庙宇地名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平民百姓信仰的内容很杂，不限于某一种具体的宗教。仙道神佛，帝王将相，名人大家，甚至动物，只要有值得尊崇、令人信服之处就可以作为信奉的对象。常见的庙宇地名有财神庙、皂君（灶王爷）庙、真武（北方之神）庙、城隍庙街、城隍庙后身、阎王庙（前、后）街、北极（北极星）阁胡同、龙王庙、娘娘庙夹道等。可见，人们供奉各种神仙，有的甚至是凶神，信仰成为人与周围环境求得和谐的精神途径。还有帝王庙夹道、关帝庙街、关王庙街、红（宏）庙胡同、白庙村、白庙胡同、武圣庵，红（宏）庙胡同是供关羽，白庙与红庙相对，供岳飞，历史人物“关羽、岳飞”在民间倍受景仰，进而神化。另外有关动物的庙宇地名是老虎庙、蝎子庙（已改为协资庙）、马神庙、铁老鹳庙，马神庙据说是为明成祖朱棣的战马立的庙，这些庙宇供奉的动物可能是与某种传说相关的。 　　 　　北京地名与思想观念 　　地名语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一定的地名语词和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北京地名的命名，可以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愿望和他们的道德观念、审美意趣。　　 　　统治者的政治理想 　　北京作为一个将近千年的古都，其地名常常能看到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理想。北京的通衢大道、北京的城门最能体现这个特点了。元代十一座城门的名称分别是：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健德门、安贞门、肃清门、光熙门、和义门、崇仁门、平则门、齐化门。明代减去光熙门、肃清门成为九门，两个北门分别改为安定门和德胜门，嘉靖时建外城，新增城门：东、西便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广宁门、广渠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1926年，开通和平门，1946年，把日伪开通的启明门（东）和长安门（西）分别改为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定、左安、右安；或表达封建正统观念：丽正、正阳、顺承；或表达政治教化：文明、建德、和义、崇仁、齐化、崇文；或表达武功政绩：肃清、光熙、平则（贼）、宣武。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愿望的地名和人民求安祁福的心理并不矛盾，所以，此类性质的很多地名历代传承。另一方面，受官方的教化作用的影响，民间命名的地名也有这种色彩。表现在地名用字上，不论官方或民间地名，表达长治久安等意愿的字眼儿都是常用的。地名雅化也表现了这种思想观念，例如：张秃子胡同长图治胡同、大脚胡同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晓教胡同、蝎虎胡同协和胡同、羊尾胡同扬威胡同。　　 　　老百姓的生活愿望 　　统治阶级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寻常老百姓也有自己的生活愿望，比如祈求幸福平安、 　　盼望吉祥如意、希望福寿通达、期待富贵荣华等等，在地名中都有所反映。雅化改名，例如：豆腐巷多福巷、打劫巷大吉巷、棺材胡同光彩胡同。平常地名中表达上述意义的字眼也是高频用字。　　 　　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趣 　　地名用字中常见的还有表示德行、操守意义的语词，这类地名表达了人们对某些传统 　　道德和品行的肯定和认同。表达这种观念的常用字有：德、礼、勤、慈、善、贤、智、忠等，例如：聚贤里、义善里、德兴街、信善里、信义大院、恩济庄、明德巷等等。另一方面，在地名用字中还有一些被人们偏爱的字眼，并不表示特定的寓意，有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常用词语：花、玉、宝、香、月、梅、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