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北大演讲内幕、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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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北大演讲内幕、演讲全文

龙应台赴北大演讲内幕（附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29日，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直到演讲结束后，她还在说“竟然演讲成功了？”。相关阅读：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见本文三页。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正在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台下1000多名观众不时传来阵阵掌声。这是龙应台在北京的首次公开演讲，直到登上讲台，她还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 　　直到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与互动在阵阵掌声中结束，龙应台依然有些不相信：“竟然演讲成功了？”陪同龙应台的一位相关人士在与其聊天中，清晰到感受到她的这种兴奋。 　　提前一年的沟通 　　龙应台的演讲，比南方周末预期的晚了一年。早在去年，南方周末首届“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便欲邀请龙应台，那一年，她那本讲国共内战离乱史的书出版。 　　相关人员告诉凤凰网，当时的龙应台有着诸多顾虑：首先，“中国梦”这样的主题不得不让她有所顾虑；第二，她从来不上电视，对电视有抵触情绪，但南方周末的活动现场有电视录像；第三，她从来不接受奖项，不接受致敬。因此，龙应台拒绝了南方周末“2009中国梦践行者”活动的邀请。 　　接下来的一年，南方周末仍在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与龙应台就“中国梦”进行频繁的沟通交流，也包括多次面对面的沟通。最终，龙应台答应了，但她的顾虑并未打消，“不接受电视，不接受奖项，怎么这次跑到北京全部‘破戒’了？而且还是中国梦践行者这样的主题？也许会被人认为是到北京输诚？”她曾私下向一位人士吐露了自己的顾虑，但最后她答应了，南方周末希望她做的事情也都一一做了下来，并对一位接待他的人开玩笑说，“来了就交给你们了”，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7月22日，南方周末网站主页上发出通告：2010年8月1日下午15：00-17：30，易中天、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围绕“激荡中国-梦的解析”发表主题演讲。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消息被广泛传播，不少人开始注册抢票。 　　26日-28日 婺源 探亲中惊喜连连 　　在龙应台此次演讲之前，有几天她的私人行程。7月26日，龙应台从台北直飞江西南昌，这条航线在去年9月3日正式开通，省去了在香港转机的麻烦。之所以选择飞到南昌，是因为要从这里去赶往位于江西上饶市的婺源县，而龙应台母亲家族的人在数十年的迁徙流转后，如今很多在这里扎根。 　　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老家在浙江淳安，现在的千岛湖。她母亲记忆中的故乡一直在千岛湖，走遍千山万水，任何地方的水都不及她故乡的水清澈。然而。后来由于修水库，应美君村子里的人几经辗转移民到附近的婺源县，婺源县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原属安徽省。就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迁移中，应美君家族的人们竟连省籍都换了几次。 　　1995年，龙应台带着母亲的记忆回到大陆寻找故乡和亲人，那一次他们去了浙江的千岛湖去寻亲人。如今，她的母亲已年过九旬，重度失忆，此次龙应台回大陆顺带替母亲看看亲人，帮着母亲还愿。 　　未到婺源时，龙应台说她到过这里，1995年她和母亲去婺源寻找过亲人。见到表弟（龙应台舅舅的儿子）时，才发现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原来她搞错了：那一次他们本该来这里，但去了千岛湖。表弟告诉她，“你本该来的是这里。”上一次的怅然这一次变成惊喜！ 　　表弟给她翻出两封保存完好的信：1977年从台湾寄往大陆的信。一封是龙应台母亲应美君的亲笔信，而龙应台的母亲本来是很少写信的；另一封是龙应台自己写的第一封寻亲信。30年前的信，保存完好，忽然呈现在龙应台面前，恍惚、惊喜、激动？ 　　还有惊喜！表弟拿出一个小木箱给龙应台，这是她母亲应美君10岁时放置私人物品的小木箱，上面还留着她母亲的笔迹：“不是本人忽（应为勿）开”，“勿”字还写成了“忽”。24岁时的应美君何曾想再也回不来？然半个世纪后，这样一个小木箱子竟然转到了女儿的手上。最初写着“应美君收”，再后来上面多了外婆的名字，再后来是舅舅的名字。几十年战争动乱、辗转流离，龙应台的外婆一直带着，临终前交给了她的舅舅，舅舅交给表弟。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轮回后，终于要回到原来的主人手中。 　　1977的两封信，半个多世纪前的小木箱……随行的人透露，在惊喜之余，龙应台哭了。她说将这些带回去给母亲，兴许她能忆起什么。 　　而2004年，当龙应台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看到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时，龙应台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29日-31日 北京 “闭关”备讲稿 　　结束婺源的探亲之行，龙应台在7月29日上午飞到北京，那几日的北京正闷热。下了飞机，龙应台直接被接到位于鼓楼外大街的歌华开元酒店。在与南方周末的人见面时，龙应台还不忘分享婺源之行的“大乌龙”和一连串美好的意外。 　　据说，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会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尽管没有成文的演讲稿，但此时，龙应台已经有了自己的构思。她让助理提前一天赶到北京，并去北京大学看音频、幻灯等设备。 　　到了北京，当确认演讲将如期进行后，而此时易中天先生已经完成演讲稿。龙应台亦很重视此次演讲，她在演讲中也称“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因此，演讲开始前的三天，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酒店，写演讲稿、制作ppt。 　　据一位相关人士向凤凰网透露，这期间，在南方周末的邀请下，龙应台借两次就餐时间会见了几位朋友，而两次的时间加起来也就2个多小时。“见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如李胜平、雷颐、马立诚、章立凡、张抗抗等等”，以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 　　在北京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搜索图片还是让她费了一番功夫。在演讲中，龙应台还特别提到这个小插曲，“每次要找一个资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网页已经被（禁止）’”，台下聆听者心领神会，笑声一片。最后，一些资料和图片又通过台湾的朋友帮忙才最后完成。 　　演讲前的一个小插曲 　　在龙应台“闭关”备课的这段时间，也就是7月29日，忽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动：原定15：00-17：30之间、并有延展时间的演讲突然被告知需在16：30之前结束。南方周末在当晚紧急发出多条短信通知时间有变：原定8月1日下午15：00-17：30的演讲，改为14：00-16：30，地点不变。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者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据了解，南方周末按照流程，提前将此次演讲活动告知了相关部门，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而地点的选择，南方周末最早选择的是国家大剧院，后来由于国家大剧院档期与活动冲突，北大成为优先考虑。北大校方得知后，表示支持和欢迎。“北大是很支持的，有容乃大。包括省台办、国台办，都很宽容，很开明。”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告诉凤凰网。 　　至于演讲时间的临时更改，南方周末会务组的人了解到的消息是，当晚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临时加映两场《唐山大地震》的放映，时间有冲突，所以要求16：30结束，以调整舞台，方便后面的电影放映。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运营则由一家公司承包，外面单位申请在此举办活动，需有一定的流程。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行政部一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介绍：首先，外面单位需要提前两个月递交租借场地申请，需出示单位介绍信，并告知活动内容、嘉宾等信息；接到申请后，按照惯例需要经过审核，审核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是否与学校的氛围相违背，“比如你要请到的嘉宾在社会上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然后你们一宣传在北大做的什么什么，当然不可以了。”这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标准，而审核权在北京大学。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重大活动需要向北大宣传部提前打呈批，“像南方周末这次活动是比较大的，嘉宾也比较重要，就是专门打了呈批。” 　　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阻挡观众的热情，南方周末通知报名的观众要在当天12：00-13：30之间，持确认邮件复印件及7月29日发出的变更短信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领取门票。当天下午13：30左右，笔者赶到大讲堂时，见到有人还在设法求票，也有几位学生因没存短信而未能领到票。 　　百年纪念讲堂那位工作人员告诉凤凰网，大讲堂实际能容纳近2200人；而据南方周末称，当天到场聆听的观众约有1400人。演讲结束后，有些人感叹：好多同学因为没有票没能现场聆听。 　　8月1日 北大 龙应台的“中国梦” 　　易中天先生的演讲结束后，龙应台登上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一身简单洁净的白色衣裤，两手插在口袋，缓缓道出“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台下掌声想起，龙应台真的在北大演讲了！ 　…… 　　意犹未尽中，演讲如期结束！龙应台、易中天向到场的观众鞠躬，掌声再次响起…… 　　龙应台演讲之后 　　龙应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后台，还沉浸在刚才的演讲兴致中，满面笑容地提笔为追来的读者签名。据相关人士透露，演讲结束后，龙应台对此次演讲显得非常兴奋，“在大陆、在北京、在北大，又是那样一个主题，她觉得自己讲得很开，我口讲我心。她甚至有些不相信，演讲竟然成功了？她对大陆有自己的顾虑，虽然时间有调整，也不那么充分，但是完整地进行了，主要的意思也都讲了。她原先对大陆的某些顾虑，实际上她认为有些多余了。这也说明她心里有担忧，但并没有出现。” 　　据透露，尽管龙应台在开始的演讲中有一点煞有介事，包括她提到的希望下一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许是她表现的姿态，能看出她对大陆在表达尺度上有一些看法。但我想这种看法会有所调整，知道这边会有一定程度地、相当程度的言说空间，与她此前听到的，可能会有些差别。” 　　演讲中，龙应台开了一句玩笑：如果不按时结束演讲，北大将断水断电。事后龙应台就此事专门给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发了一条短信，向北大致歉，短信如下：“说北大‘断水断电’，虽意为笑谈，但对北大实有不公；若可能，盼代表达歉意。” 　　8月2日一早，龙应台匆匆告别北京，飞回台湾。至此，龙应台整整一周的大陆之行结束。而这次大陆演讲的影响还在延宕。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龙应台北大演讲的内容一点点被网友整理、发布、传阅；8月5日，南方周末以一个整版刊登演讲内容。 　　文明的力量 　　——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  《********去》： 　　反攻　反攻　********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 “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200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 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200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12月1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13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 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1985年我写《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8月，我迁居欧洲。 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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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作者: 口述：龙应台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夏辰 2010-06-02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今天，我在倾盆大雨中过珠江的时候才想到，其实广州黄埔码头，就是父亲母亲1949年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瞥。” 相关新闻 非常熟悉非常陌生 龙应台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龙应台 一、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写这本书，做这个题目，当然，总是从个人开始——我自己的父亲是2004年过世的。怀念他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车钥匙没收了。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我当时的逻辑是：我们付钱让你叫出租车，任何时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车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来，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也是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二、你父母的来龙去脉 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引起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到了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失忆，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我的父执辈这一代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说再等就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三、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谁打电话来的，他说：“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对方想讲什么。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我们作为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5月30日，龙应台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父亲有十三个结拜兄弟，一 起学开飞机，参加抗战，其中有好几个人在空战中牺牲了，他们的墓就在黄花岗陵园，她是来找这个墓的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四、采访自己的长辈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 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因为，从个人的小历史中你可以看见真实的大历史，年轻人认真倾听身边的人说，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没有“立场”吗？ 你可以说我没有价值观的“表达”，比如说，我不想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做任何评断，甚至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做价值裁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说，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一万个故事可以说，我挑选什么故事进来，放弃什么故事，我从哪个角度去叙述一个故事，那不可能没有观点，对吧？再比如说，一般人对1949的认知里，立即的联想会是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物，而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差别只在于，我的观点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罢了。至少我这么想，有没有做到，做得够不够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台湾史和台湾现况的人，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写1949的书，会有那么重的1945的着墨。我自己起初也以为书的范畴会是1949这一年，但是，当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海南岛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时，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岛上原有600万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足足半个世纪，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们突然看见两百万中国大陆的军队和难民一夕之间涌入，心中的撞击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这600万人的历史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这两百万大陆人面对了什么呢？这么一想，慢慢就发现，1949和1945有那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 七、把集体的机器拆开来 流离迁徙是战争造成的结果，它里头还有国家或集体这个机器，战争是国家或集体机器决定的，大部分的人热血奔腾投入其中，是不会去冷静地思索、追问“何以致之”这个根底问题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权力主导历史诠释，人们也往往没有机会去追究，战争为个人真正带来了什么，为民族又真正创造了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反战”的书。我只想把各种集体的机器拆解开来──不管是什么机器、不管是谁的机器、甚至不管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机器，我只想把它打开来，让读者看见里头孤伶伶的个人。读者看见了个人在集体中的处境，对战争与和平要下什么样的结论，那是读者的事。 书中有个日本兵的日记。他在白天是那个侵略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晚上在热带丛林的帐篷里，他写诗──他怀疑战争、他思念情人、他痛苦、他想回家。 我不想在这本书里讨论价值，那样的讨论在我从前的著作里不少，但是“大江大海”只想呈现，不想讨论。柏林围墙崩塌之前，守墙的东德士兵对逃亡的人民射杀，后来这些士兵都面临法庭审判──是国家集体的罪，还是士兵个人的罪？ 死在战场、只留下一本日记的年轻日本兵，他应该为那个侵略机器负多大的责任？在日本殖民的台湾长大，被皇民思想灌输，光荣入伍的台湾兵，战争一结束就成为国际战犯判了绞刑──他的个人意志的自由有多少？他的绞刑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书里头有两个台湾原住民，他们被国军“骗”上战场打解放军，一被俘虏，换个帽子就变成解放军，回头打国军。五十年之后才回到家乡。请问，谁又欠了他们的人生呢？ 如果暂时抛开意识型态、政治角力、权力斗争的种种制约，如果我们能够把历史落在最根本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本质上去看，很多解释，会不会很不一样？ 我其实真不想裁判是非，我只想让读者看见生存本质的意义，看见结构的荒谬。裁判，读者自己会做。 “大江大海”的写作有很多难处，因为华人世界不同的读者群就有不同的历史认知、不同的历史情感，也就是说，每个地区的读者，他都“痛”在不同的点，而且往往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痛在哪里。拿一个很微小的例子，比如说，全书我用“解放军”这个词，台湾帮我校对的朋友们校对时就提出疑问：“你为什么称他们为‘解放军’？不是‘共军’吗？”更直率的，就说，“你用解放军这个词来称对岸，难道你认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台湾的读者并不知道，“解放军”和“国军”这些词，在大陆都是包裹着“历史情结”的词。 八、难民的女儿 身为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农村渔村长大，被排除在当地的绵密的传统关系网络之外，疏离是我的生存位置，跟所有热闹的核心的疏离。但是，我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在闽南人的农村跟渔村中长大，我最熟悉的人，反而不是那些大陆外省的伯伯、妈妈们，我没有住过眷村。最熟悉的人们，是渔村里面、农村里面的那些人。你自然的对他们关怀，因为理解而关怀。我看到他们三更半夜的时候赤脚出海，我跟朋友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会有海难尸体漂上来，也看到朋友的家人去招魂。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到谁是外来的、什么我是边缘的、疏离的，这就是情感的自然渗透。 看事情的位置疏离，不代表我的感情不投入。 九、战士授田证 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基本上，可以称他们是时代的受虐儿吧，青春整个都过去了。有那么多人当初是被抓兵抓来的，等于是说绑架来的。他被迫做了这么多年的兵，然后到最后得到一个没有田的“战士授田证”，一个以国家之名所给出的空头支票，这就是他的一辈子。 而在台湾的十七八岁、十九岁的青年人，当日本人开始要在台湾征兵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是给一千个名额，结果有六十万青年要报名。报名不上还有要自杀的，很多人咬破指头写血书。 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种忠跟奸的立场去分的话，那没完没了，是不是？一整代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少数，这个时候，可能某个程度可以抛开忠奸跟立场之分。战争时，台湾的年轻人，被日本的国家机器给包装、诱骗、绑票，然后送到南洋去为天皇牺牲。大陆当时的年轻人，被当时的国家机器所绑架，诱骗，送到国共的战场去。现在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谦卑，以人的价值作为核心来看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十、简直就是亡国奴 帮我校对的一个台湾年轻人边校对边流眼泪，对我说，他看了书想起自己的爷爷。小时候看见爷爷和一群老友，常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一唱就是日本军歌，而且还互相抄着歌词，极为认真陶醉地唱。他在国民党的教育下长大，看见自己的爷爷唱日本军歌，那是多么让人瞧不起的事情，简直就是亡国奴。校对时，读了书中关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才知道爷爷那一辈台湾青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读书涕泣，是感受到，“爷爷一辈子太寂寞了”。 很多口述史都提及，台湾兵比日本兵还要残暴，那也很自然。比如说日本人1941年打进香港，他们会把殖民地的台湾兵放在前面，当炮灰。占领了之后，最低下肮脏的工作，比如必须暴虐打人的工作，让台湾兵去做。台湾兵作为被殖民者，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可能就会有一种扭曲的心理，想特别向你的长官证明你很忠诚。怎么证明呢？就是打得比日本人还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十一、文明史的长镜头 为什么用“失败者”这个词？内战，国军明明白白是失败的一方；而台籍日本兵，二十万人去为天皇效忠，死的死，伤的伤，零落的零落，还有很多人，上了绞架，当作战犯处理，一辈子都不算数地回到台湾。你用军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失败者。 可是，你如果以人的价值和文明的长镜头去看的话，失败有它正面的意义，过了六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跳脱用战争史跟军事史的单一眼光来看过去，可以用文明史的长镜头来看看。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从各个路线逃亡到台湾来的两百万人，加上台湾经过五十年殖民历史的这六百万人，这两股在军事、战争中失败的人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在转化价值观。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也许这种转换会更迟缓。 十二、集体这个大怪兽 不管是解放军、日军，或者是德军、苏军，我都看到那个机器里面人的原型。 就是说，人跟人加起来变成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会如何走样，回过头来异变成一个大怪兽，把你给吃掉。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 变不变怪兽，要看人跟人的汇集，里头的那个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觉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轻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去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里，你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个人，必须要有多高的警觉性才能避免你的那个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书里头的所有十八九岁的人，不管是在山东、十九岁时被抓兵的诗人管管，还是十七岁开始流亡的痖弦，还是台湾日月潭旁边的蔡新宗，或者是台东卑南乡的原住民吴阿吉，他们全部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国家那个大机器吸进去，一辈子就被“做”掉了。这，难道是无可避免吗？ 我想这不是无可避免的，不是惟一的选项。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轰炸机，从法兰克福的机场，起飞去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我印象深刻的是，2月，半夜里我会听到轰炸机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越过我家天空，往那边去。但同时发生的是，德国不少职业军人，带着枪和头盔，走到军营门口，把枪插在地上，头盔挂上去，然后就走了。就是说，他这个十九岁的人，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不同意集体在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苏联红军的一员、纳粹德军的一员、国军的一员、或者是日军的一员，那其实在测试，一个社会里十九岁的人，如果对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跟警觉，很可能那个集体走的方向是可以不一样的。 但是跟“集体”的关系很复杂，不是只有“对抗”而已，也有“合作”和“支持”的时候。 这包括我跟飞力普之间的讨论，他要去服兵役了──德国还有义务兵役。他说他绝对不愿意去服这个兵役，还把他们国家的基本法拿出来，说，第四条写的，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飞力普坚决不肯去服兵役，他其实也有健康的合理理由，但是一切都得依法行事。后来的演变是，飞力普跟德国军部打官司，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他已经去上大学了。 十三、谢谢 书出版之后，那个打开记忆抽屉的能量就一直在滚动中，引出很多后续。其中之一，是柯景星的故事。他是个台湾籍监视员，奉命看守婆罗洲的战俘营。战后成为战犯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十年徒刑。 战俘营中关押着一个卓姓中国领事、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幼儿，柯看领事夫人两个孩子快饿死了，领事夫人请求他的帮助，他就设法偷偷地弄了一些鸡蛋，送给她养孩子。坚毅不屈的卓领事在日本战败前被日军杀害。书出来之后，有一天我从美国得到一个电邮，是一位卓女士的来信，就是这位卓领事的侄女，她说幸存的卓领事夫人曾经告诉家族这段战俘营的历史，交代家族将来若有机会要找到这位台籍监视员去谢恩。 事过六十年之后，这位有心的卓家后人，真的从美国飞到台湾彰化乡下去见已经九十岁的柯老先生，当面谢恩。柯景星的家人说，卓家人来谢恩之后，柯景星高兴到话盒子打开了，话很多。 柯景星在那个历史的会面后大概一个月，就过世了。 过了一辈子“错误”的人生，到最后竟然还听到一声“谢谢”，柯景星是少有的了。 十四、你所不知道的 我们太缺理解了，不只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不理解，还有两个方面，非常严重的欠缺理解。一个方面是在台湾内部，外省人、本省人彼此的不理解。在台湾内部，两边的人，1949年，流到这个小岛汇聚，从此组成了命运共同体，但是其实不知道对方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这么将就着，凑合着，六十年来，自己心里的那个创伤，还是没有处理过。 另一方面，是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不理解。这本书若在大陆出版真的可以有一个副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的人如果真心关怀台湾，先得了解台湾人。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倒过来，也是一样，你说，有多少台湾人真正了解大陆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了解了，你也才知道有些创伤，即使过了六十年，还是需要诚实的面对、温柔的治疗。 十五、看见对方的伤口 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你只能看见他，看不见他四周的墙或门或窗或镜，你看着他露出愤怒，沮丧，幸福或怀疑的各种表情，但你无法真正确定那愤怒是否真的愤怒，沮丧是否真的沮丧，幸福或怀疑是否真的幸福或怀疑，因为你看不见他面对面的墙上或镜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他所面对而做出的那些反应，究竟该怎么解释。你看见他，但是你不懂他。 我到广州寻抗战时的天河机场，到南京看大屠杀的现场遗址，到衡山追当年祖母扛着锄头牵着父亲听毛泽东演讲的地点。我发现，对大陆，我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在我的对大陆的认知图谱上，有古代和当代的交错，有想象和现实的悖论，有文化和政治的价值困惑。我常常迟疑着不愿意立下定论，是因为我总想先看清那交错和悖论之间有多大的与真相的落差。我不那么急于审判或拥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看不清那个密闭房间里墙上镜里藏着些什么。 对或不对，我发现我是用长镜头在看大陆的。 长镜头看出去，面目也许清晰，但是，究竟怎么解释你所看见的呢？ 一个德国汉学家和我聊中国。他说，从启蒙时代一脉相传至今的很多基本价值和规律，好像都被眼前的中国“崛起”给推翻了——这究竟怎么说？ 我说，“原来你也觉得难办。” 既是故乡，又是异乡，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正是一个最特殊的无可取代的视角。是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很愿意在大陆的某一个城市一角住下来，生活一段时候，也许要那样，才能有一点点在泥土上赤脚行走的酝酿。 也许要有个小小的房子在闹市里——一定要有厨房的人间烟火——才可能让我慢慢看见墙上和镜里的东西，才可能看出愤怒真不真，幸福假不假，悲伤有多深，希望有多远。 不，我们不能把和平的寄望全部投掷在政治人物的握手和政治协商的签订上，因为政治人物和政治协商都很容易因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权力争夺而变动。如果两岸的人民本身对彼此没有足够的理解，同情，尊重，和平是没有真实基础的。 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 我发现美国诗人朗费罗说过一样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读懂敌人深藏的历史，在他的生命里看见他的悲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都会被卸下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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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

作者: 南方周末报记者 鞠靖 实习生 胡涵 王凡 2010-08-11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美君的木箱——龙应台婺源行记 【列传】最初梦想：可以跟别人一样 龙应台：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其实年纪越大，梦想越小。如果我今年是22岁，刚刚大学毕业，你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大概会说，我有个非常大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梦。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梦越来越小。这并不是因为对人生越来越悲观，而是，我所亲历的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一段人类的大历史，有一些比较大的梦，你看着它一个一个被实现。 二十多岁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闭塞、非常贫困，思想上非常苍白，个人的思想自由非常被压抑的台湾社会中，那时最大的梦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西方的自由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巨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过去这五十年，可以看到，那些大的梦，有些是局部的实现了。当然，实现的同时，另外一套难题又衍生出来，那是另话。 你问我现在最大的梦是什么？我会说我的梦很小。我会说再过两天是月圆，我特别想到花园去看最圆最黄最漂亮的月亮。接下来，下一本书写完了，会有两个月的空档，我梦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两三个最喜欢的朋友，到最特别的地方去旅行。或者是说，我知道明年暑假孩子会到台大来当交换生，我现在就开始想那个学期我要怎么样享受他在我身边的时间。你看都是小小的个人的梦。可是老实说，这是因为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你空间，让你有那种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您后来去美国，可以说是想去找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路径，可是真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台湾的现实跟那里完全不一样，您想要的不一定能要得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没有一点迷茫？ 龙应台：不太有迷茫，因为天真。 我跟我台北的精英朋友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我在南部的渔村长大，当我同龄的台北少年们已经在偷偷地读鲁迅、读禁书的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鲁迅这个人。在南部乡下长大的意思就是，我比台北的朋友们懂得少、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意味着，198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写《野火集》，大声地抗议这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前面有很多呐喊的人都碰到如何悲惨的命运。因为我是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所以写《野火集》的那个时候，我比一般我的同侪们要来得更天真。所以反而觉得，这些梦全部都是可以成真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样想就没有那种迷茫，也没有那种愤世疾俗，就是天真地觉得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周末：您寻访过很多老兵，我想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梦。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些他们的梦吗？ 龙应台：我为了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访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种，跟我父亲一样的1949年的这些老兵们，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诉说如何艰苦、贫穷的时候都可以讲得很清楚，在诉说如何打仗、战败、被围困、忍受饥饿的时候都可以很坚强，但是在讲到离家之前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的时候，每个人都崩溃了。这给我的印象当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有一个老人家的梦，我觉得最特别。他是台东的原住民，17岁的时候糊里糊涂以为要去读书，结果发现变成国军了，糊里糊涂到了高雄港，一看一条大船在那，就被押着上了船。这艘船就直接被送到山东的战场去打共产党。打了没多久，他被俘虏，又变成解放军了，一直到1990年代，才获准回家。60年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像磁带倒带，你希望倒到哪一点？他说希望时光一直倒回到17岁那年，“他们跟我说行军半天就回家，结果走着走着到了海港，看到一艘大船”，他希望时光倒退到他走在上船的绳梯上的那一刻，不是让他上船，而是让他倒退走下船回家。这是他的梦，也是一个破碎的梦。这让人很伤感，当一个国之大梦破碎的时候，有太多太多人民自己的小梦也是被肢解破碎的。 在致敬现场，龙应台说：“那个很大的梦（的实现）给了你空间，让你有奢侈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的小小的梦。”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南方周末：和文化界的前辈们，比如沈君山他们，你们在梦想上有没有交集？ 龙应台：有。你譬如说，在台湾很受尊敬的余纪忠先生，他是一个典范，他有过一个“中国梦”，而这个“中国梦”，不应该被简化地理解为“让中国崛起、让中国强大”。他们那一代人的“中国梦”，其实是文化的和思想的。他曾经打过赵家楼，参加过抗战，后来在台湾办了一份有启蒙意义的报纸《中国时报》，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这辈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是承袭着自龚自珍以降中国文人的传统。到台湾后，办报是他实践自己的梦的具体做法。我对他这样的文化前辈当然有着很高的尊敬。但如果你问的是，我是不是跟他们所有的见解都一样？那就不一定了。他们那一代人，跟我对于“中国”这个概念可能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情感深度以及价值观。“民族主义”可能在他们的价值图谱里会稍微强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比如我自己，可能“民族主义”就不那么重要了，起码不如“民主”这种价值。但是在基本的文化风范、思想，以及最核心的社会责任方面，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周末：大家各有各的办法，在实现自己的梦。有人把您比成“女鲁迅”，您认同这种比喻吗？鲁迅对于国民性有很多批判，您也曾经说过，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个人，人民的素质是所有梦想的基础。为了提高这种所谓的人民的素质，您能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药方？ 龙应台：我比鲁迅要温柔点吧？性格也不一样。他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那样忧患的时代给他很大的压迫感，所以他也比较急切。我对于冷静观察、理解本质的兴趣更高一点。我不太愿意说我能开什么药方，如果一定要说文人对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师开药方，我倒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自己在不断的学习中，因此不太敢说自己开药方。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台湾社会来说，有一点像剥洋葱一样：开始的时候会以为集权体制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想到你把外面那一层政治体制的问题剥掉了以后，赫然一看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很可能就是行政体系本身的颟顸、贪腐、无效；你把这一层再剥掉以后，又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控制之后，它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以后，你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词严的反对党、从前抗议的英雄们，本身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压迫你的东西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需要抵抗的对象。到最后，如果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洋葱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很不敢说下什么处方，因为往往那个开处方的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社会氛围非常奇怪，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传统的文化存在着断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 “前所未有的现实、难以捉摸的未来”。这会不会困扰很多人，包括您自己的梦？ 龙应台：有困惑。对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社会的兴盛和衰微，我们有一套粗略的价值评判，中国现在崛起的姿态和速度，确实是让全球的人都懵了，怎么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式，而且带着这么多的悖论？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困惑：你什么时候该对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时候其实应该保留、继续观察？这种拿捏我觉得其实在考验着所有关心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的人。 南方周末：其实我也注意到您的这种变化，似乎不是在直接地批判了。您也说到，如果对于事实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这是不是也是这些悖论对您产生冲击之后的选择呢？ 龙应台：对，因为我发现这个悖论非常非常巨大。这个悖论的落差，可能还大于我所认识的譬如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代，或者说康梁的时代，因为它跟科技的发展、跟全球化急速的变化有关。在台湾成长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其实不太容易说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在“万恶的共匪”这个环境里长大。到了“万恶的共匪”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又出现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峙，有民进党关于“独立”的一套叙述。两者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却又有重叠的部分。不管你是哪一边，你总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的，又带着和中国文化、文字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要客观不是那么容易。对我自己比较大的挑战，是想要看清楚。 龙应台列传 最初梦想:可以跟别人一样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祖籍湖南衡山,父亲姓龙,母亲姓应,生于台湾,因此得名。 由于在台湾地区的穷苦渔村长大,龙应台称自己为“一个难民的女儿,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人”。 她记得,小时候自己家一无所有,她总问自己:为什么贫穷。她当时的梦想是:什么时候可以跟别人一样。 1974年龙应台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龙回到台湾,先后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教学。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尤为人称道的是她1986年1月出版《野火集》,以辛辣的文字抨击时政。该书甫一上市,洛阳纸贵,一个月内再版二十四次,风靡全岛,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1988年龙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每年导演学生戏剧,并为《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 1999年夏,应专程飞往法兰克福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龙回台担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任上为文化繁荣鼓与呼。2003年2月,辞去文化局长职务。舆论将其出仕后退隐的经历评论为: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 自1995年起,龙应台先后在上海《文汇报》、广州《南方周末》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从此她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可以说,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都是一个罕见的标本。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54

拈花不笑

"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在北京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搜索图片还是让她费了一番功夫。在演讲中，龙应台还特别提到这个小插曲，“每次要找一个资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网页已经被（禁止）’”，台下聆听者心领神会，笑声一片。最后，一些资料和图片又通过台湾的朋友帮忙才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