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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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9-07-14

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内在原因，在于其与中华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教育传统的内在契合。 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杜威（Jony Dewey,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也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外国教育家。 　　1919年4月30日，即五四运动前夕，杜威应蔡元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等人邀请，携夫人自日本抵达上海。杜威来华之初仅作短期旅行之想，很快他被自己在华弟子的热情所感动，被中国教育界对其思想的信奉乃至狂热所感染，被正在达到高潮的新文化运动盛况所吸引，一直在中国待到1921年7月，前后历时两年多。杜威的足迹遍布中国东部、中部的10余个省市，先后演讲200多场次，《杜威五大讲演》等印数超过10万册，各种演讲录单行本、转印转载、介绍文章等，更是难以详计。 　　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形成、教育学科建构的影响。1917年-1937年出版的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教育学著作（主要是教科书）达42种，其中“不少人是以杜威的教育理论或桑代克的教育原理为建构教育学的理论基石或参照对象的”。此后，虽然经历了三四十年代教育民族化和解放以后对杜威、胡适思想的大批判，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仍以观念潜流的形式不绝如缕。到20世纪70年代，国外关于杜威实用主义的研究出现复兴之势，杜威文集整理出版，研究论文明显增多。我国则从90年代重新评价杜威以来，研究开始复苏，2001年以后研究论文大增，其中有关杜威教育哲学、教育理论者最多，占论文总数的3/4以上。 　　二是对于中国现代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的影响。五四之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广泛传播与影响终酿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并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教育思潮的母潮之一，在其他各种教育思潮中几乎都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看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子，甚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就是其他教育思潮的直接理论基础。教育理论家自不待言，许多实际教育工作者也言必引杜威，实在中国教育界进行了一次现代教育学派的普及推广活动，在观念上开始动摇了原先甚少质疑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等的神圣地位，儿童中心主义、活动课程等为中国教师打开了一扇眺望教育教学新世界的窗口。 　　三是对于中国现代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影响。在学校课程与教学层面，就是为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实验大开方便之门；在学制层面，就是给予1922年“新学制”的制订、实施以及新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的出台以直接而密切的影响。 　　胡适作为杜威的嫡传弟子及其思想的服膺者、追奉者，是杜威来华讲学的最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运作者，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思想，多次担任杜威演讲的翻译，使杜威谨严枯燥的演讲变得通俗生动。甚至可以讲，没有胡适就没有杜威思想在中国如许广泛的传播，胡适与杜威、胡适思想与杜威思想已经成为一组孪生体。许多人与其说是去听杜威演讲，毋宁说是去一瞻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名人的风采；一般人士与其说了解的是杜威思想，毋宁说是胡适化了的杜威思想。 　　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内因，在于其与中华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教育传统的内在契合。蔡元培在祝贺杜威六十岁生日的晚宴上发表演说，将杜威与孔子并称，“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杜威是一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社会作为研究范畴，杜威反复强调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要求人类认识自己生活在“集体化时代”，“旧的个人主义已经破产了”，当前主要是“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他在杜威学校，按照自己“学校即社会”的理念，致力于把学校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方式，使“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协调或平衡，养成个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及合作共事的能力。杜威的这些思想，与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己群和谐、德政教化等，表面看来又何其相似乃尔，与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实践，又何其相似乃尔。杜威的女儿曾说：“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杜威的思想体系宏大、著述宏富，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69年-1990年历时20多年整理出版的杜威著作集竟达37卷，即使偏好杜威、治学扎实的教育学者，通常也仅研读过其《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代表作。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教授曾讲，中国真懂杜威者只有两个半人，一是胡适，一是吴俊升，另半个可能是孟宪承自谦。同时，杜威的一些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又以教育名言的形式为人耳熟能详——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改组”，教育无目的论，“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儿童中心主义，“由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等等。 　　杜威集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既能从哲学的高度、深度和社会大变革的广度来提出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又善于在课程、教学等方面实践自己的哲学和思想，体用兼备，细大不捐。他自己晚年在总结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最广泛、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引起课堂生活富有意义的变化，但还只是“气氛上的改变”，并没有真正深入和渗透到教育制度的基础里去，进步学校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知识性教材的选择和组织问题。诚然，杜威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无论多么理想，如要普遍地恰如其分地实施，就需要千千万万掌握了其哲学、理论的中小学教师，可又到哪里去找如许教师呢？这可能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其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实践之间，表面轰轰烈烈的教育试验与实质上新瓶装老酒的教育现实生态之间，永难填平的落差。（作者李剑萍系聊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旭系聊城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