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的英译方法———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管季超0712

文言文的英译方法———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作者：英语论文大百科


摘要:从分析林译《浮生六记》与马丁·路德的翻译细则的碰撞入手,指出了新世纪的中国译学应是求同性与存异性的统一,既要广泛地批判吸收世界各国的译学传统,同时又要积极保持并展示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与深度。
关键词:文言文;翻译;文化;趋势
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在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这种趋势必然会逐步影响到文化的独立性。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在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要使自己的文化保持长久的开放性和交汇性。在全球跨文化对话中,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译学,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该在对中国及世界各国译学传统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探求如何发展中国译学,在新的世纪里为世界译学作出贡献。而译学的研究和发展又离不开对文化的深刻了解。谈到中国文化,就不能忽视中西差异,不能忽视那些积淀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特点,以及中国五千年来作为这些文化传统和特点的见证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著名当代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说过,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杨宪益先生认为,古文英译,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继承和传播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与喜怒哀乐问题。这一点在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最见功力的译作———《浮生六记》的英译本Six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浮生六记》是清朝文人沈复的一部自传,作者以简洁朴实的笔调追忆了作者夫妇曾经有过的恬淡自适的生活,塑造了一位贤达可爱的女性———芸的形象。该书于1936年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后,颇有使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之概,可见其深入人心之深。林氏以其非凡的文化修养为文言文的英译树立了楷模。文言文素以言简意赅、寓意丰富著称,因此文言文的英译比现代汉语的英译难度要大得多。与现代汉语相比,古文言文在语言上有如下特点:第一,在助词的使用上,频繁地出现“之乎者也”等助词,而现代汉语已基本上摒弃这些词,改用“的地得”“,着了过”以及一系列叹词了。第二,文言文字词简炼,却含意丰富。许多现代汉语里的双音节词在古汉语中都是单音节词,再加上文言多省略,使文言文显示出世界语言中罕见的简练含蓄。第三,同现代汉语相比,文言文中有不少词类活用现象。此外,还有很多典故的使用。这些都为文言文的汉英翻译设置了障碍。500年前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及翻译家马丁·路德(1483-1536)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其翻译的《圣经》被誉为德语译作的典范,还译过《伊索寓言》等作品,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他提出了七条翻译细则1)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4)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6)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正确性。这些细则对于今天的翻译理论及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笔者结合上述文言文的特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总结为以下三点:一、合理处理语气助词很显然,英语和汉语在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各有其规律与特点。与汉语相比,英语是一种更为形式化的语言。主要表现之一是,句中的语气大多是通过词汇标志和特定句型显示出来的。与之相反,在通常情况下,古汉语的语气则主要是通过语气助词表现出来,符合其含蓄内敛的特点。一些语气助词如“否”、“乎”、“欤”、“耶”等可英译成问句“;哉”“、矣”、“也”等表示强调的助词英译时应溶合进原句“,噫”、“呜呼”等传达强烈的感情,对等语可考虑用“alas”。现举例说明如下1)今我光鲜无恙,姊从此可开戒否?《(浮生六记》)Now t hat my face is clean and smoot h wit houtpockmarks,my dear sister,will you break yourfast?(2)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黍离》)Those who know me say t hat my heart is sad;Those who do not know t he ask for what I amsearching.Oh,grey heaven st retching endlesslyaway,who has done t his to me?(杨宪益,戴乃迭译)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在表达非常强烈的语气时,不一定要拘泥于上述规律,而应根据上下文抓住内容,采取灵活形式,传译出原文的“精神”。如3)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浮生六记》)Some people say“,If t hey were not enemies,t 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live toget her untill oldage.”Well,I wonder!该文极尽笔墨描写作者夫妇恩爱甚笃,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对那种“不相视如仇就不能白头偕老”的观点,一个“欤”(吗)字,显示了极大的怀疑与不屑。译文中仅用了三个字就传神地表达出这种坚决不为所动的信念。如果译成疑问句的形式,效果反而不佳。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4)呜呼!吾父一生辛苦…不孝之罪何可绾哉!《(浮生六记》)Alas!My fat her had a hard time all his life…Great,indeed,is my sin!作者早年因误会而遭父母放逐,直至父亲去世,也不曾见上最后一面。此处描写作者在父亲灵前那种悲痛欲绝,悔恨交加的心情。译者把原文的反问句(何…哉)改为感叹句,符合英文直白的表现形式,更容易为英文读者所接受。因此,语气助词的翻译,必须把对助词本身的理解与对上下文的理解结合起来,悉心揣摩,才能“以形写神”“,形神皆似”。二、增补必要的词马丁·路德提出的翻译细则为“增补必要的连词”,由于古文的简练、含蓄,指东言西的特殊表现形式,英译实践中被增补的往往不仅限于连词,当源语中的语义深层信息量大于语符表层时,译者若不努力探清语义深层的逻辑关系,而是亦步亦趋地进行简单的表层语符的转换,就不可能把作者的全部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只有根据语境所提供的线索,推导出寓意于语境的词语的全部内容并形之于笔墨,译文才不至于隐晦难懂。(5)其形削长项,瘦不露骨。《(浮生六记》)Of a slender figure,she had drooping shoul2ders and a rat her long neck,slim but not to t hepoint of being skinny.由于译文中增添了“to the point of”,作者对芸外表的赞赏就显而易见了,使一个身段苗条,但并不瘦骨嶙峋,健康美丽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此外,在双语交际过程中,两种语言的逻辑表现形式往往存在着繁-简、曲-直、虚-实的差异。英语句子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比较严谨,而汉语特别是文言文,句中的结构比较自由。这种差异如果不经过变通处理,就会使源语中被省略的成分成为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或至少会防碍目的语读者得到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应把语义深层上的逻辑因素上推到语符表层,使目的语的行文合乎逻辑。(6)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诗经·将仲子》)I beg you,Zhongzi,don’t climb into our yard,don’t break our willows!Not t hat I mind aboutt he willows,but I am af raid of my fat her and mot h2er.(杨宪益,戴乃迭译)原文中明显的果—因关系不言而喻。但由于汉英语言及思维习惯的差异,在译文中需要用“not that…but”等形式把这一逻辑关系上升到语符表层,把上下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在意境上浑然一体,顺理成章。三、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及解释的正确性这是马丁·路德的“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和“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正确性”两条细则的综合。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但又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它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牵涉到种种文化因素,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18世纪封建闭塞的中国与发达的西欧,文化差异何其之大!新的世纪,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上异化译法将取代归化译法而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然而,当遭遇到完全没有对等语的“空缺矛盾”时,是不是可以略去原文词语呢?根据语言的可译性,可以采取意译、音译、解释、加注等方法译出,而大可不必任意删除。(7)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乐府·上邪》)Till mountains crumble,st reams run dry,t hunders rumbles in winter,snow falls in summer,and t he eart h mingles wit h t he sky……Not tillt hen will i cease to love you!(杨宪益,戴乃迭译)在中国人眼里,没有比这更震撼人心的山盟海誓了。作者把爱情与“石烂,海枯,冬雷,夏雪”等自然万物作比,突出了爱情的至深至久。然而,这些中国人常用的自然现象在英语里却是极少跟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才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呢?杨宪益夫妇大胆地采用了原文的意象,把一种鲜活的,近乎原汁原味的古中国情调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英语语言注入了一种清新的气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同时,把“山无陵”(山没有了顶峰)作了文字的处理,改用crumble(粉碎,崩溃),不仅更有利于理解,而且保留了原文的文风———简洁。(8)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　,三苏取其辩…”《(浮生六记》))One day Yun asked me“,Of all t he ancient au2t hors,which one should we regard as t he master?”And I replied:“Chankuot s’eh and Chuangtzu arenoted for t heir agility of t hought and expressivenessof style,K’uang Heng and Liu Hsiang are knownfor t heir classical severity,Ssuma Ch’ien and Yanku are known for t heir breadt h of knowledge,HanYu is known for his mellow qualities,LiuTsungyuan for his rugged beauty,Ouyang Hsiu forhis romantic abandon and t he Su’s,fat her andsons,are known for t heir sustained eloquence…”这一段堪称译中极品,林语堂把一段连中国人也未必人人都懂的古代文学,以其“三十年著作全用英文,应是文字精华所在”的文字功底及其深厚的文学修养,翻译得流畅简约,通篇若浑然天成。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昌黎”“、柳州”“、庐陵”、“三苏”等转换成外国人比较熟悉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氏父子”,既保持了原作品的“神味”,又不至于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外,本段文字在“灵快”“、雅健”“、浑”“、峭”等词的翻译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高度凝炼而又极其准确的遣词用句。此类例子林语堂译文中还有不少,如“走月亮”被译为pacing the moon2light,断肠被译为broke my heart,活花屏被译为movable flower screens,落花被译为petal drop,这些都通过准确的用词,体现了原著朴实、优雅的风格,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管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再如:浙妓被译为Chekiang sing-song girl,而不是译作prostit ute,courtesan等词,是因为书中纯真可爱的女主人公芸兰心惠质,却又能摈弃世俗与这位浙妓才貌双全的女儿做了盟友,如果因选词不慎而误用一些粗俗的字眼,那岂不是玷污了此文的清新淡雅的风格?由此看来,体现了中国几千来文化积淀的文言文的英译,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种意境,神韵、美感、音韵,在英译中是无法完完全全表达出来的。要找到一个较为适宜的切入点,需要有多少的匠心、细心与耐心。翻译时译者须记住两点:首先是必须深刻理解原作,其次是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源语的文化养分。不过,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说过,翻译是永无止境的。也就是说,天下绝不存在完美的译作,即使再好的译文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林译《浮生六记》作为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也难免有其暇疵。比如说“: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为助”中的“十金”竟然成了“10 dollars”(10美元),引起了意义上的失真。然而,暇不掩瑜,该书所运用和表现出来的文言文英译技巧,确实值得我们欣赏和借鉴。近年来,在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出现了一股弘扬民族文化的潮流,古代文言文的翻译与研究的地位也渐趋提高。这非同于复古主义,而恰恰是有益于解构当今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者试图借“全球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有益于真正实现多元共存互补的文化全球化目标。当强势文化在世界流通时,怎样保留文化的深度,为这世界多保留一份精彩,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可否认,西方翻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相对先进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翻译学应同时广泛吸取西方古今翻译学的智慧,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本文借浅析林译《浮生六记》与马丁·路德的翻译细则的碰撞,旨在指出译学中求同性与存异性的共存,从另外一个层面探讨新世纪译学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沈　复.浮生六记[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
[4]　李国林.汉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J].中国翻译,1997,(2):35236.
[5]　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58259.
[6]　杨自俭.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J].中国翻译,2002,(1):9210
.[7]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242.(责任编辑　韩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