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我在汪丁丁教授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曾多次聆听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位教授的对谈，谈学术、谈思想、谈社会，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总是让人振奋。现在看着这多次谈话变成铅字，重温一遍，很多谈话情景就仿佛在眼前。同时引发出一些其他的感想，记录下来，算是一个在旁听讲的学生交上答卷。
什么是跨学科
汪丁丁倡导“跨学科”研究，在浙江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本《三人谈》的一大主题也是“跨学科”。汪、叶、罗三位老师的知识和兴趣都极广，大略地概括，叶航偏向科学技术，罗卫东偏向历史思想，汪丁丁则对人文与科学都有强烈的兴趣。但是，正如汪丁丁在封底提醒我们的背景，三位老师都是经济学家，出身于经济学，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做着经济学研究。
从《三人谈》中读出强烈的经济学倾向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往往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更新颖的演化博弈论或者“神经元经济学”。但对跨学科的倡导者而言，这种趋同的倾向是值得警惕的。
经济学内部有一个不怎么好听的词，“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有些人批评诺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方法，他把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套用到犯罪、家庭、婚姻、教育、上瘾行为、时间分配等诸多领域。贝克尔也被聘为社会学教授，但很难把他称作是“跨学科研究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确实跨越很多学科，可是研究方法和手段却完全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半步都没有跨出去。
所以，我们单纯看三位学者的讨论涉及哪些学科或者哪些工具，意义并不大。当然，讨论中确实涉及到经济学、演化理论、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思想史、认知科学以及古人类学等，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同样可以批评三位学者的诸多盲区，研究中国本土性质的社会科学时，完全没有涉及电影、建筑、历史、文学、美术、音乐或者广义上的文化研究，无疑也漏掉很多至关重要的思想。
其实涉及学科多少，跨度范围，对界定“跨学科”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如果作者或者对话者缺乏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那么对话就不可能是“跨学科”的，充其量“帝国主义”而已。
汪丁丁教授思考过跨学科中心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个人的理性的本质与中国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实践。前者由认知科学扩展到博弈论，给经济学奠定一个符合逻辑的微观基础；后者以制度经济学和它所蕴含的文化、社会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乃至世界给出一个符合历史经验的宏观描述。前者精细到极致，后者广大到无穷，中间再掺以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进行人文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补充，从而构成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框架。
经济学在这套框架里起着支柱的作用，其他学科只是补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怀疑这套框架的“跨学科性”。理性支撑的认识框架只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很多被认为有“碎片化倾向”的学科范式就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框架。
真正的跨学科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那至少是一件很可怕、很激烈的事情。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已经表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层次的高下，各自要为了这种结构展开殊死的拼搏，现代学科之间的关系不是互补，而是斗争。目前颇有些学者打着跨学科研究的旗帜，只是移用别人一些结论，或者一个基本模型框架，甚至只是撷取只言片语，完全不顾别他系统的基础和前提假设，这种研究只是“帝国主义”式的研究，也是“叶公好龙”式的研究。
有人爱引柏拉图，却不愿学习希腊文；有人竭力倡导儒学，却不愿读读四书五经；中国学术界或者思想界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卢曼指出，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整套自我封闭的子系统，互动作用起来，才构成一个大系统。我们在跨学科地引用一个学者思想或者利用一种学术思想时，手里要提起来的是这个学科整个的学术传统，分量极沉重，非大师不能为。
罗卫东教授做过最扎实的思想史研究，对此应该感触最深。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的，不是研究亚当.斯密，而只是他作品之一的《道德情操论》，更准确地说，是研究斯密这部书的伦理学之维。罗卫东把这个方向钻研得十分透彻，让人敬佩。但这项工作还不足以揭示斯密丰富的思想内涵，更不用说为我们深入挖掘古典经济学提供有效指引。
正如几位教授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很多缺陷，步入很多误区。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是向前看。一方面要向旁边看，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要向后看，重新认识古典经济学中被人忽视的价值。可是要“跨学科”地研究古典经济学，就不能完全采用现代分工细化的办法来做，否则穷尽一生也未必能把斯密钻研透彻。要知道，斯密也不是用我们现代学术方法来治其学问的。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不及探究斯密思想细节，无力全面细勘文本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斯密？
不同的解读方法产生了许多学术流派。有些人认为，我们就应该精读极少数经典，对这些大师的智慧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我们应有自信，对这些文本进行足够深入的挖掘，可以得到对世界近乎整全的认识框架。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经典依附于时代。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必须重视它的背景，作者的生平背景、学术经历、交游往来等等。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作者。
无论哪种解读，都必然牵扯出极大的阅读量。当我们介入一个新领域，谈论一个新思想时，要么对这种思想的内涵本身有极深刻研究，要么对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和边界有最全面的把握，这两种“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都对研究者构成重大考验。
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用来炫耀。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一旦引入新的理论，为了确保它在我们自我构建跨学科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有效作用，必须对整个系统的“兼容性”作一次全面检查。多一种理论，研究者就多好几倍的包袱。用不了很多包袱就能把人压垮，这是任何有志于做真正跨学科研究的人所早就设想到的。
跨学科的方法
于是，我们最后可以积极地讨论“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本书采用对话体所折射出的“对话伦理学”。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对话说给谁听，希望产生怎样的效果？
像我这样有幸直接聆听几位教授对话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印成铅字，读者读起来也能身临其境，受到感染，但毕竟脱自口语，缺少几分从容涵泳。对于几位教授来说，碰撞出大家所期待的火花，寻求到大家所期待的共识了吗？
对话是一项冒险的活动，危险在于，对话之后，个人有可能丧失原先所秉持的立场。但是我们也清楚，如果对话以后注定不会丧失什么东西，对话又有什么意义？跨学科研究亦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放弃自己所习惯或者所认同的一些前提，直面现实，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跨学科研究的危险亦在于无处可归，流离失所。
对话这种体例，古今中外都很常见。古希腊的对话体据说更接近戏剧，是几位演员的个人演出。他们所说非所想，更关注的是旁观者的反应。中国的对话则接近辩论，比如石渠阁之会、白虎观之会、鹅湖之会等等，最后都分出高下尊卑，不会以怎么和平的方式收场。
现代社会，对话形式失去原先有强力支持的基础，必须表现出新的形态。以宗教而论，许多年前，孔汉斯和杜维明等教授组织过多次“跨宗教对话”，把基督教、儒教、佛教、神道教等各个宗教的专家聚拢起来对话。他们自然清楚宗教调和或者压制是不可能的，只是试涂寻求不同宗教共同承认的基础，通俗地说，“不同宗教的最大公约数”。对话结果产生了一些共识，诸如“不得杀人”、“不得偷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但是这些共识实在薄弱，过于浅显，并不能为解决现实宗教冲突提供什么有益的借鉴。
几位教授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书里已经讨论得很透彻，既不想取消学科分工，也不想用某些学科压倒其他学科，只是为了探求包容性更好、解释力更强的学术范式。事实上，很多种学术思想都在不同维度上做着努力，但是它们往往互相冲突。
如果从这本书的结果来看，我不认为三位学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演化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思想史，再加上神经元经济学，每一种理论都不足以全面解释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显示，而几位学者也没有做到把它们有机地糅合起来，变成一套逻辑一致的新产品。但是从古希腊对话体的意义来看，我对几位学者的努力充满了敬意。我想象这本书会激起读者的思考，激起年轻学生对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我们不必从书里寻求什么跨学科研究的答案了，对话的意义，必定就在对话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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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9-19 10: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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